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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840年代至1990年代, 科学家, 留学


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张克澄


父母像一本书,不到一定的年纪读不懂;当能读懂时,他们已远在天国。如有来生,我还愿做张维、陆士嘉的儿子。


说说母亲和父亲


母亲脾气极好,对人永远客客气气,说话轻声细语,在我的印象中,她几乎没有发过脾气。即使要求我们或保姆帮她倒杯茶水,从提要求到欠身接过杯子,一连串几个”“谢谢。小时候我想,犯得着对保姆和子女这么客气吗,这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母亲知道我的想法,总说:要谢,只要帮助过你的人就应该谢,无分长幼尊卑。


父亲的得意弟子黄克智的夫人陈佩英与母亲来往密切,陈阿姨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某天她来找母亲,老保姆杨奶奶告诉她,母亲出去了,很快就会回来,请稍坐会儿。她听了杨奶奶的话,一边和杨奶奶聊天,一边等候母亲。杨奶奶说,张同志和陆同志是她这辈子遇见的最好的人,每次发了奖金或拿了稿费,总要按比例分一部分给她。这件事给陈阿姨很大震撼,她说对保姆好她能做到,但从自己的奖金和稿费中拿出一部分来奖励保姆她想都想不到。末了,陈阿姨感慨地说: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就是张先生、陆先生了,尤其是陆先生,作为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一步,心胸真的很宽广,不简单。


母亲师从世界流体力学鼻祖路德维希·普朗特教授,是普朗特唯一的女博士生,也是其唯一的亚裔学生、关门弟子,她的师兄中有赫赫有名的冯·卡门、铁木辛柯等。如此说来,母亲在力学界的学术地位确实很高。当她来到清华时,清华园里的一些大教授,如周培源、钱伟长以及后来回国的钱学森、郭永怀、杜庆华等,不是冯·卡门的学生就是铁木辛柯的学生,从学术辈分上来说,母亲是他们嫡亲的师姑。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问我:张伯母怎么那么厉害?我从小到大只见过她一个人敢对我父亲那样说话。没有第二人!


他说,有一次他陪父亲钱学森来我家串门,在聊天的过程中母亲向钱推荐了一个人。母亲说了好一段那人的优点,钱学森听着,笑眯眯的,不作声。母亲独自滔滔不绝,见钱没反应,很不高兴,站起来,几步走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说:钱学森,人家都说你骄傲,我原来还不信,现在看来你真的是骄傲!永刚被这前所未见的场面惊呆了,却只见钱学森不急不恼,笑眯眯地轻声说:那个人是不错,但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回家的路上,永刚不解地问他父亲:张伯母跟你急成那样,怎么不见你生气?


老相识了,我还不知道她的脾气?我才不生气呢。


母亲跟生人不苟言笑,于熟人却是很诙谐的。


有一次季羡林来我家,送了父母一本他写的书,好像是关于梵文的。母亲翻看着,跟他开起了玩笑:季羡林,这梵文你到底学得怎么样?你可是号称中国懂梵文的第一人啊,你说它是一,大家就跟着说是一,你说它是二,没人敢说是三,你可不能误人子弟呀!


季羡林乐呵呵地表示,谨记、谨记!


父母均从小就失去父亲,也因此尝遍人间冷暖。他们对处于困境的人,常常感同身受,愿意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出手帮助。


文革中某日,父亲去王府井外文书店找书,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与一面熟之人擦肩而过。父亲转身跟了几步观察,确认那人是汪道涵后,父亲从后轻拉衣袖,将他引入旁边小巷,低声问他近况。汪告知因自己被认有叛徒嫌疑,停发了工资,目前靠每月20元艰难度日。在问明他目前的居处后,父亲与汪分手。几日后,曾担任父亲在清华的助教的黄仕琦敲开汪的门,与他用英语聊了起来。不久后,父亲安排汪道涵去机械工业出版社当了外文翻译(父亲当时是《机械工程手册》副主编),每月可赚150元,生活可小有改善。当时,父亲有心对汪道涵施以援手,却又担心汪的英文多年不用捡不起来,特地交代黄仕琦前去考察,在得知汪的英文没问题后,才出面推荐的。


文革后,父亲有一次在上海出差,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打了个电话,汪立即安排在锦江饭店与父亲饭聊。饭间,汪的兴致很高,谈古论今,其间汪的秘书进来好几回,不是有要件要他签字,就是有要事要他接听电话。父亲觉得自己闲人一个,以私犯公,十分不应该。自此之后,再去上海,他再也没有联络过汪。


对子女的教育,父母似乎有分工:母亲负责人格培养,父亲则管智力开发和纪律养成。


姐姐和我算是伶牙俐齿,这要归功于父亲的调教。父亲认为学好中文和外语的先决条件是舌头,因此把舌头练溜了十分重要。他教我们的那些顺口溜,我至今没有忘记。


姐姐受的训练比我多,又传给了她的儿子,结果她的儿子高晓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加伶牙俐齿。


求学


19377月,在卢沟桥的炮声中,父母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


父母到巴黎后分道。父亲是中英庚款留学生,去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母亲则去了德国(这是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圣地)。


到德国后,母亲发现德国的航空工业非常发达,认为中国要想不挨打,必须发展航空事业。她打听到哥廷根大学的普朗特教授是现代流体力学之父,空气动力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心想要学就学最好的,要拜就拜名师。


她先是给哥廷根大学发去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师从普朗特的意愿。没想到,信倒是很快就回了,却告诉她普朗特教授因为年事已高不再收学生,信中还委婉地说普朗特教授的门槛很高,从来就没有收过亚洲学生,更别说女生了。


母亲一看,气就冒起来了,什么叫门槛很高?不就是怀疑我的水平吗?我偏要让他们看看中国女学生行不行!


带着这种心情,母亲来到哥廷根求见普朗特。


普朗特听说有个中国女学生坚持要见他,便请她进办公室谈谈。


当母亲说明来意后,普朗特笑了:他们没告诉你我两年前就不收学生了吗?况且,这行对数学要求很高,东方人数学不行,女孩子就更不懂逻辑了。母亲一听就急了:您没考过我,怎么知道我不行?普朗特一愣,认真地看了看母亲:好,你过来!他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说:这几本书,你去找来看,两个月后来考试吧。母亲忙不迭地把书名抄下来,认真开始备考。


两个月后,母亲如约来到普朗特的办公室。普朗特一脸困惑:你是谁呀?我能帮你做什么?母亲急了:您不是让我读您指定的书,两个月后来考试吗?我现在准备好了,今天就是来考试的。老先生这才想起两个月前的事,随即拿了几张纸,写了几道题递给母亲:你去隔壁做吧,两个小时后交卷。两个小时后,老先生准时推门进来,拿过考卷认真看起来。老先生面无表情,母亲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等看完了,老先生抬起头轻轻一拍桌子:祝贺你,我收你了!这是改变母亲一生的决定,也是母亲极大的荣耀。一向以严厉挑剔而著称的普朗特教授在关山门两年后重新收徒,收了他学生中唯一的外国人,唯一的女学生。


归还白金


二战接近尾声,盟军从德国西面迫近柏林。父亲离开柏林,到哥廷根和妻子及女儿团聚,租住在母亲师兄玻尔教授家。父亲联络到了在瑞士的短期工作,也拿到了签证。


玻尔夫妇设宴为父母饯行。席间,玻尔教授提起时局不胜悲观:战争即将结束,德国也许将不复存在……少顷,玻尔太太捧出一个绒布包放在桌上,忽然掩面啜泣。玻尔揽住太太的肩膀说,盟军有令,德国人不许持有贵金属,我们可能被抄家……这是我们多年积攒的白金,原想供儿子长大读书用的,现在恳请你们把这些白金带出德国。如果德国能平安度过这场劫难,大家都平安,那么你们再设法还给我们,要是德国亡了,要这白金也没用,就算送给你们了吧!


母亲素具侠肝义胆,心想,既然赶上了,人家有难,这个忙必须要帮。那白金共1.75千克,沉甸甸的。


父母带着这白金出了德国。途经瑞士、法国、越南,漂洋过海出关进关若干次,竟一路畅通无阻地回到了中国。


战后的德国虽没有灭亡,却分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父母和玻尔教授彼此不通音信,无法物归原主。东西倒是带出来了,却成了父母的心病。


转眼10年过去,到了1956年。这年,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霍夫曼教授访华,照例由父亲接待。借此便利,在聊天时,父亲询问霍夫曼教授,是否认识玻尔教授。不承想这位教授竟告知玻尔教授现在是联邦德国科协主席,他们彼此不但相识,而且不时见面!父亲大喜:我这里有些玻尔教授的旧物,请你带回去转交给他,可以吗?对方答复得出奇地痛快:没问题!他竟连带什么东西都没问起。


父母赶紧分别向自己所属的党组织汇报此事,清华接谈的是何东昌,北航是武光。双方答复完全一致:好事,这展现了中国人做事有始有终的诚信,应该物归原主。


不过数月,父亲便收到了玻尔辗转寄来的信,信中不仅感谢父母送还白金,还承诺如果父母将来送女儿(姐姐在德国出生,他们不知后来有了我)去德国留学,他们愿意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


压在父母心上的大石终于落地。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父亲担任了首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中国委员,常去巴黎开会。有此便利,父亲萌生了重访德国(联邦德国)建立中德文化交流的想法,经汇报争取,终于成行。


父亲到访,玻尔教授在家中宴请父亲,并把自己的弟子全部叫到家中作陪。劫后多年重逢,见面时两个人百感交集,紧紧拥抱,老泪纵横。玻尔教授郑重地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说到的诚实的中国人,张!今后不管他有什么要求,你们都要尽力帮助!今天,让我们为张干杯!为德中友谊干杯!


学生们这才知道父亲就是那个玻尔教授口中常常念叨的、多年后归还白金的中国人,其夫人还是大名鼎鼎的普朗特教授的学生。诚实、大义从此成为父母身上的标记,在德国学术界迅速传开。


20世纪80年代,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率团访问联邦德国。父亲知道后,请他到家里来一趟。何行前事多,一时抽不出时间,他心想回来后再见面也不迟。


待何访问归来,到了家放下行李便急匆匆赶来我家。进门就连说:张先生,我真后悔走前没来,差点儿误了大事。原来,何一行在联邦德国参观访问时,多次遇到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敏感单位,但它们都不对中国代表团开放。闲聊时,德方领导问起既然是教育界人士,张为什么没来?机灵的何东昌立即意识到父亲在德国的影响力,马上说:张维先生原是要来的,因为事情多脱不开身。我是他早年的助教,他嘱咐我向德国的老朋友问好。您认识张教授?那位一听,态度大变,马上说:我是玻尔教授的学生,是联邦德国现任的科协主席。老人家交代我们,张的要求,我们都要尽力帮助。既然您是张的朋友,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吧!此后,何一行打着父亲的招牌,畅通无阻地完成了访问。


父亲听了,笑眯眯地从屋里拿出一个信封说:我本来写了这份名单要交给你的,可惜你走前太忙,没能带上。


何东昌打开一看,正是他们要参观单位的负责人名单。


20世纪90年代,父亲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半年,考察研究工程教育。其间抽空去麻省理工学院闲转,在图书馆见到几本好书,爱不释手。情急之下,他向馆员索查教员名录,希望能找到熟人施以援手。突见一玻尔教授的名字,即致电询问对方与哥廷根之玻尔教授可有关系,对方告之是其儿子。父亲大喜,亮明身份。小玻尔闻之,立即奔来相见,不但帮忙借了书,还和父亲一起吃了顿饭,他告诉父亲,自己来美留学的费用正是用的那些白金。


本分


从小父母就对姐姐和我耳提面命:做人要本分。至于什么是本分,怎么做才是本分,却从未具体解释过。


有几个典型事例可以见证父母做人的本分。


钱学森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申请把母亲陆士嘉调去当副院长,授少将军衔,此事已获批准,只待履行手续。钱与母亲当时工作的北京航空学院商调,时任院长兼书记的武光坚决不放。母亲对老革命武院长极为尊重,又对这少将军衔愧不敢当,也无法开口向组织上请调。钱学森不死心,几年间几乎每周六都和蒋英来家里和父母聊天,坚持做说服工作。直到1962年母亲突发心肌梗死,经北京医院抢救成功,人保住了,却不得不离职休养一年多。病愈后的母亲再不能像以前一样拼命工作了,钱学森的说服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北航领导为了照顾母亲的身体和安全,决定配专车接送她上下班。母亲认为学院车辆紧张,自己坐公交车、走走路,既节约资源又锻炼身体,推辞不受,北航却坚持要派。于是,每日早晨,北航的车准时到清华西南门等母亲。母亲则视而不见,过车不入,一路低头疾走,直奔蓝旗营31路公共汽车站。等母亲上了车,轿车一路尾随到北航站等她下车。双方僵持了几个月,北航只好放弃了。


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共172人,20多年后,很多人已过世,需要增选。第二批学部委员推选的名单出炉,母亲在列。这个名单产生的条件是要有3位学部委员推荐,母亲则由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等7位推荐而获选,父亲为避嫌没有参加推荐。得知这个结果,母亲没有与任何人(包括父亲)商量,给当时主持科学院工作的李昌写了封信,说自己年龄偏大(68岁),身体不好,能为祖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时间不多了,要求将自己的名额让给年轻人。李昌很快回信赞扬了母亲的高风亮节,接受了母亲的请求。严老得知母亲此举,大为不快,把母亲狠狠说了一顿,他说:多少人想让我推荐我都没答应,你怎么可以推掉呢,这是关系到中国科学水平的大事呀。多年后,母亲谈起此事,并不后悔,但承认自己考虑不周,算是小小的遗憾吧。


母亲这样做,其实早有先例。1956年知识分子定级时,父母均被定为高教一级。母亲认为自己的学识和资历均在北航教授沈元、王德荣之下,不宜与他们同级。她申诉未果,便自降一级,坚持领二级教授的薪金,填表也只填二级。久而久之,大家也只好随她了。只有原始档案无法更改,还是高教一级。


这些故事,今天的年轻人听到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样对待荣誉和地位的。



转自《读者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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