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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90年代至2000年代, 北京, 文人

劳先生、赵丽雅和我


--作者: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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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最早读到谷林的文章,是在《读书》杂志上,具体哪一篇不记得了。认识劳祖德先生,是扬之水介绍的。那时扬之水这个名字还没通行,熟悉的朋友都直呼其名赵丽雅,劳先生给她的信称远兄,我写信也这么称,她来信则自称如一。第一次晋谒劳先生,赵丽雅没有陪同,因她正好去上海出差。劳先生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廿五日给她的信中说:安迪兄曾经迂驾枉顾,……面订令写郑孝胥二千字,不敢抗命,兹亦以芜稿奉请代转,意其尚滞都下,而阁下恰已旋京,当能晤会。外并以小书一册请教,烦劳为代致。几天后(三十日)给赵的信中提及我写过的一篇记徐梵澄先生的文章,在信的末尾又说:安迪兄已返沪否?不知前奉一笺能赶上旌辕否。


当时我在《文汇读书周报》当编辑,与劳先生见面,谈起他已经完成的《郑孝胥日记》的标点工作,就约他为《周报》写篇文章。劳先生很快就写好,请赵丽雅转交。这篇《郑孝胥》发表在次年二月六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信中所谓小书,即《情趣·知识·襟怀》,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版,我早已购读了。劳先生请赵转送给我的这册,在题词签名的边上钤了一方闲章:相见恨晚。这也是我当时想说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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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秋天拜识劳先生,到他二○○九年一月去世,见面的次数也就十多次。除了第一次,后来多半是和赵丽雅同去。先生住在朝内大街二三号,那是文化部宿舍大院,劳先生从干校回来后就住在其中一个筒子楼底层的两间,坐东朝西。赵丽雅写过一篇《绿窗下的旧风景》,说到劳先生的房间:大院深处的一幢旧楼,树荫挂满了窗子,窗前的写字台上,泻下丝丝缕缕的青翠,愈见得纤尘不染的一派清静。然后笔锋一转:但绿窗对坐晤谈的时候,并不多。先生虽寓居京城四十余年,却乡音不改,一口宁波话,听起来着实吃力,而偏又是魏晋风度式的吉人之辞寡,总是浅浅笑着,并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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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先生(1919.12-2009.1)在家中绿窗下,与友人晤谈


我可以为这段话做一点笺注。张中行先生曾说赵丽雅去他那里,照例不坐,劳先生九二年九月八日给赵的信中也说:近日大约要送《读书》十月号的清样给我吧,所以此笺拟来时面交--为什么不面谈而费此纸笔呢?因为仲尼栖栖,墨子遑遑,古语云坐席未温,阁下则立谈便动步,坐亦不暇一坐也。那些年我去北京,初秋时节为多,三人绿窗围坐,午后斑驳的阳光正洒在书桌上。劳先生一口宁波音的普通话,在我听来毫无障碍。先生话不多,而且说得很慢,但看得出还是很乐意交谈的。劳先生曾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我不善言谈,原因其实不是口钝而在于腹俭,无可说于是只能伊呀啊的了。虽则无言相对,亦是佳境,但终不若絮絮不绝也。


每次,坐没多久,栖栖遑遑的赵丽雅就在一边催了:走吧走吧!而劳先生总是笑眯眯地说:再坐一会儿。我也想多聊一会儿,劳先生零一年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前次偕丽雅见过,于丽雅促行时,您看看表,说:再坐一会儿吧!我忘不掉这句话……”我们每次告辞,劳先生总要坚持送到大门口,我们怎么拦都拦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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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十月我和赵丽雅一起去拜访劳先生。劳先生送给我两本旧书,于是谈起买旧书的事,谈起先生和知堂老人的交往,就约劳先生为《周报》写一篇文章。劳先生十一月九日来信说:你留下要我交待的题目,刚刚写出,我想给它一个题目买旧书,未免含混,因之略施狡狯,改做曾在我家。这是习用的收藏印章,马夷初先生就有一枚,记得五十年代初有过一次义卖筹捐活动,马先生参加了,拿出一批书画来,都盖上这样一枚图章。此文略长些,颇有骗取稿费之嫌,但一提起收买旧书的事来,真有那么一点缠绵之意,实在可笑。


同月廿二日劳先生给赵丽雅的信中说:安迪要我交待与苦雨老人的关系,我奉命惟谨,接着便得回信,说起买旧书的事,说是受你教唆,前年在琉璃厂以二十五元买了一本《三秋草》,着实吓了我一跳。我以前在摊子上买旧书,是当荒货去检的……”


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买卞之琳《三秋草》的事,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那天在书架上翻到此书,颇为喜欢,只是价格二十五元,书拿在手里,踌躇再三,还是放回去了。回到住处与赵丽雅通电话说到此书,赵说旧书可遇不可求,这次若错过,可能以后再也碰不到了。结果我一夜未睡踏实,第二天一早就赶去琉璃厂,把这本《三秋草》买下。两天后捧着书到干面胡同拜访卞之琳先生,请他在书上写了一段话。劳先生听我谈了买此书的过程,来信说:


阁下买三秋草一事,可称豪举。丽雅也曾跟我说及琉璃厂的书价,我常劝她不买。我到北京的时候的确碰上好时光,但那时两个小兄弟还没在小学毕业,所以每个月得汇八十元回宁波作事亲畜弟之资,所余生活费已无多,故每月买书严格控制在十元之内,一般买的只是四五角一本的。有一次碰到戴望舒译的爱经,书末有王辛笛的印章,面目如新,要价二元,踌躇再三,咬咬牙买了。前几年曾见漓江重印此书,因旧的一本已失去,曾想重买,但一较前书的品位,总觉新印的太差劲,乃望望然去之。


那天见面时,劳先生送了两本旧书给我。赵丽雅在场,又一同出来,她没有问我是什么书,却写信去问劳先生。劳先生十月廿三日给她的信里说:那天给安迪的两本小书是《汉园集》和《猛虎集》。《汉园集》收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三人新诗,书的扉页左上角有其芳自存四个小字,先生告诉赵:买此书情景历历在目。那时我的工作场所在前门外,晚回东城宿舍,过南河沿东口,在盐业银行的门廊下有人用报纸铺地,燃一电石灯,平放着几十本书出售,我大约以四角钱得之。后来在《答客问》一书中又写道:


有一次在西河沿,在一家银行门口,我下班稍晚,已经上灯了,瞥见一个地摊上有一本布面小书,走过去拿起书,就着灯光打开一看,扉页左上角写着四个字:其芳自存!--这真是奇遇了。


《猛虎集》为徐志摩诗集,扉页有诗人亲笔题赠签署:上款魏智先生,下签名。钢笔字写得挺拔有姿致,因谓海藏日记中有徐志摩与郑孝胥约定往观其临池的记载,有一次是与胡适两人同去观看。


《曾在我家》是劳先生的散文名篇,首发在《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和一月八日。赵丽雅写《绿窗下的旧风景》中提到此文详细讲述了搜集知堂著译的经过,及与作者的一面之缘,琐琐往事。风淡云轻,先生说,然则我所絮叨的,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我却不免心头略为之回环片刻--果然烟消云散了么,那风淡云轻的什么,或已氤氲作一团,一片;其实,犹在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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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次绿窗围坐,谈的无非书人书事,具体内容大都已烟消云散了。好在劳先生在信中留下一些片段细节。九五年一月劳先生给我的信中说:昨天接到丽雅寄示的关于黄秋岳一份复印件,并嘱看后寄给你,兹特随函转上。丽雅说,封锁敌舰一事,先曾听徐梵澄先生说起过;与敌特换帽子递情报一事,先曾听王勉先生说起过。还说,都曾向我转述。可是我却一点不记得丽雅向我讲过这些的情形来,只记得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说过独柳那个典故。不知丽雅和我究竟谁健忘。


我比他们更健忘,究竟说没说过,完全不记得。这里说到独柳这个典故,是指瞿兑之给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写的序言中有哲维骤被独柳之祸一句。


九六年十二月四日先生来信说:


十一月五日,在三联书店门市部揭幕式上,见到丽雅和她的外子,她从书包中授我《红毹记梦诗注》,说明是您带给我的。感激非凡,却没有及时奉函道谢,昨日丽雅来舍,问我是否久不与您通问,我说并非如此,我总是得信即复。她又说,您在电话中曾问她书已转我否,足见我收到书后没有写过信;我竟分辩说:此事还不久……


自然,丽雅又反驳了。我一扳指头,也吃惊,竟已一个整月了!


去日渐多来日少,偏在这个档口,光阴像又过得特别快,这是老天爷对白头人的残忍。


劳先生和我的通信中,赵丽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九四年一月六日劳先生来信说:


远棔柿楼读书记一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印数三百册!从前读纪德,可记不准是卞之琳或刘盛亚说的,谓《地粮》初版只有几册(不足十册或只有十几册),再版又只印几册,觉得稀奇,也觉得有趣。如今临到我们自己头上,这就不复是文坛轶话,却颇有伤怀抱了。


不知您已得远公赠书否。如尚未收到,望火速催讨,以免向隅,但幸勿泄露通风报信人姓名!


九七年十月五日来信云:


扬之水君,久不晤见。忆白傅尝私怀与元九结邻而未得,尝有句云:绿树覆作两家荫,此情真可念也。梦想安能于棔柿楼边结一茆庵以为栖迟之所乎?


○○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信云:扬公之水,经年仅获一面,大约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故卒卒少暇。


三年七月十一日信云:丽雅亦久不把晤,亦不稔其治经研史又在搞何等高深焉。


五年九月八日来信说:丽雅亦久不晤面,止庵告:她似方动身去敦煌,自得其乐,但我以为总比不上到咖啡馆喝一杯也。信里提到人书俱老四字,乃系陈语,惜腹俭不知出处,丽雅远去敦煌,无从请教,遂想到奉托老弟可否打个电话叩问金圣(性)尧先生试为查询。自属不急之务,其实说穿了是借此名堂写信与吾弟当做握手良晤耳。


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信云:日前曾得倪子明兄寄我假日文汇刊出丽雅在香港新加坡的讲演,旁有她显得稍见发胖的像片。读来信遂疑即是来信所说的出诸你的画笔,我也没有找出报纸来重看。丽雅亦多年未曾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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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致扬之水信札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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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先生留下的著述,除了标点《郑孝胥日记》皇皇五大册,自己仅几本薄薄的随笔集,他写给新老朋友的书札,字数肯定远远超过著述。写《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刘易斯·卡罗尔也是个热衷写信的人,有人统计过,他从二十九岁到六十六岁去世,写的信札超过十万通,他曾这样说:人的正确定义,应该是写信的动物。劳先生大概没写那么多,但却是他一生创作的主体。他在《答客问》一书中曾说自己三九年入川开始职业生活,那时刚满二十岁,正是多情年华,思乡怀故,有三五个师长和同学,又有在宣传队里结交的两三位同志,都在东南,于是鱼雁不绝,每月都要发出几封信。十数年的写作,就是书信和日记。偶尔抒情,写一首诗或一则散文小品,自知浅薄,只是抄给几位熟朋友附在信札中传看一下,不敢投寄报刊。


在《晚岁上娱》一文中,劳先生说到一位年长他几岁的老朋友戴子钦先生(我后来也有幸拜识)时有这么一段话:追随戴先生六十年,两地阔别之时多,立雪侍座的机缘少,眷念深长,惟有纸笔可寄。年岁渐增,步履也日益迟重,即使同住一城,不免一样要用笔谈以代面对,此所以圣陶老人有晚岁上娱之作也。我与劳先生也是如此。相识近二十年,晤面仅十来次,留存劳先生的来信有近八十通,应该不止这个数,几次搬迁遗失了一些。


或许如以赛亚·伯林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给好朋友的信中说的:写信是一种平和的快乐,适合内心平静、没有情感波澜的老年人。劳先生到了老年,写信更为勤快。读劳先生的信,几乎能够看得出,他的写信就像有些作家的创作,又像是和旧雨新知的聊天絮谈,是一种享受。


劳先生也确是书信写作难得的高手,既能没话找话,又坦诚相待,文字蕴藉,兼具学识。从已经出版的两种书信集《书简三叠》和《谷林书简》看,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相识,劳先生的信都写得真诚,不说套话,不是那种应酬式的八行书。但给赵丽雅的信,就不止是真诚,更有真情在:


跟你,则相交之日浅,不敢贸然地说视君如弟兄托子以为命,却又的确不同寻常。一则是合志同方,喜好相近,观点相近,水平也相近;二则因为你略似憨湘云,朴厚而豪爽,无机心,所以可谈愿谈,不管是面谈或笔谈。我们的谈是交谈,我说你听,你说我听,是相互授受;又是闲谈,与听雨赏月喝茶看花属于一类,所以游目骋怀……(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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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引信两个月后的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劳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跟《读书》关系似乎很深,结识宋远却只是近几年的事。宋远每次见访,总是坐席未温,匆匆便行。因之我们实在没有通过多少款曲。可是她为人坦率真诚,我是感觉到的,欣幸斜阳晚照之中,获此契友。也因此,当她向我介绍一位她的最好朋友的时候,我自然深有期待。一见之后,果真不负所望。


赵丽雅要把劳先生给她的信全部出版,命我这个最好朋友写几句话。这当然情之所在,义不容辞。找出劳先生的旧信,拉拉杂杂抄录几段与赵丽雅相关的内容,既是纪念劳先生百岁诞辰,也是纪念我们三个人的情谊,即使劳先生离去已十年,这份情谊仍绵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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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来:扬之水存谷林信札》,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1月出版



转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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