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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30年代至1980年代, 两岸

70年前,父母把2岁的我留在了大陆


--吴小伟讲述  团团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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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伟,1947年生于徐州,浙江东阳人。2岁时,爸妈去台湾,他被留在老家,由姑妈抚养长大。


01 与妈妈分别39年,她还认得我吗?


198886日,酷热。


我和太太、儿子、女儿,四人一起在笕桥机场候机厅等待。


就要见到妈妈了,每一日,我都想着团聚的这一刻。


我两岁时,爸爸妈妈去了台湾,他们说很快回来接我。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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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离开时,我(左)刚2


爸爸很早去世了,我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妈妈一个人经历了很多,最苦最难的时候,我却不在她身边。弟弟和两个妹妹,已成家生子,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都错过了。


这些年,我只在信中看见过妈妈的样子,熟悉,又陌生。两岁后,我没再感受过妈妈的拥抱,没有牵过她的手,甚至连当面喊她一声妈妈的机会也没有。


42岁了,不再是那个哭喊着要妈妈的孩子。我很少流泪,想念都埋在心底。


妈妈在信中说,她日日夜夜都想着我这个儿子。这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回大陆和儿子团聚。


我从没怨过父母,让我们一家人分离的,是时代,是战争。


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爸妈会回来的,在那之前,我要好好活着。


为了我,妈妈提前办完退休手续,定下1988年夏天带小妹一起回来。


得知这个消息,我太高兴了,高兴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不再是那个东阳乡下的穷小子了,我有幸福的家庭,在杭州有自己的事业。我想让妈妈看到我的成长,她的儿子在大陆生活得很好,有出息了。


为了迎接妈妈的到来,1987年初,我在老家盖了四层小楼,这是东阳第一栋公寓式楼房。


我的车坏了,我特意找同事借了一辆小轿车去机场接妈妈。


我想让妈妈坐我开的车,载着她看杭州的美丽风景。这是我生活打拼的地方。


86日早上,我穿着纯白色的短袖衬衫,前后都熨烫得没有一道褶子,搭配浅灰色长裤,棕色皮凉鞋,腰间系着黑色皮带,左手带着上海牌手表,短发梳得一丝不苟。


我想把自己最精神的样子,给妈妈看。


我开车载着太太、儿子女儿一起去笕桥机场。这里的每条路,每个大厅我都太熟悉了。


1971年为迎接尼克松访华,周总理于1118日亲自签署命令,在笕桥机场新建设一个候机楼,项目名为“1118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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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参与建造的笕桥机场候机楼


政府部门调动了整个浙江省建筑业的优秀人才,我也在其中。24小时不停作业,换人不换机。我们12个人一个班,同住一个帐篷,每天加班到凌晨。候机楼如期完成。


等待了两个多小时,飞机迟迟未来。我不时看看手表上的指针,频频抬头向出口张望。


喜悦、兴奋、期盼、焦急,各种情绪混作一团。心跳很快,掌心都是汗,我搓了搓手,来回走着,一刻也坐不下来。


等会见到妈妈,我应该做什么呢?我该拥抱她,还是握握她的手呢?


脑子里的念头一个个蹦出来,我盯着候机厅的天花板,想让自己平静下来。


突然,出口处的门打开了,我伸长了脖子朝里面探望。一个红衣服的年轻女孩儿挽着一位老人,徐徐走来,我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妈妈和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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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和小妹在杭州


妈妈留着一头乌黑的中长卷发,带着黑框眼镜,身型偏瘦,但步子很稳,眼神坚定。


我迎上前去,妈妈和小妹也朝着我快步走来。妈妈张开了双臂,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这个拥抱,我盼了三十九年。


我们都没有哭,此刻的妈妈,眼里满是笑意。思念、痛苦、期盼,这一刻的喜悦与幸福,全都融化在了这个温暖的拥抱里。


妈妈,你知道吗,这个候机楼是我参与建设的。妈妈看着我,露出惊讶的表情。


我带着妈妈和小妹入住望湖宾馆,又陪她们逛西湖,去灵隐寺拜佛。


我搂着妈妈的肩膀,拍下三十九年来的第一张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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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后母子才相聚


妈妈转过头对我说:你那么小,把你一个人留在东阳,是我最内疚的事。


妈妈,这是历史造成的,不是我们自愿的,是无可奈何。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


我还有一个心愿,这也是你爸爸的遗愿。去东阳老家看看你的姑妈,我要当面感谢她。


驱车五个多小时,从杭州回到东阳老家。看见老家新建的房子,妈妈对我说:这儿比我在台湾的别墅更大,更漂亮。你过得好,我也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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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8月,妈妈和妹妹第一次回大陆,我们一家带她们游杭州


姑妈年纪大了,得了癌症,躺在床上不能起身。妈妈在病床前握着姑妈的手,在她耳边说了很多话。我坐在床边陪着两位老人。


妈妈是生我的母亲,姑妈是将我养大成人的母亲,她们都是我最爱的人。


两个月后,姑妈去世。我捧着姑妈的遗像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前面。我人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多为姑妈尽孝,她1988年就走了。


姑妈是个很善良的人,她经常关心帮助贫困的邻居,家里有好吃的都要送给别人。她对长辈很孝顺,言传不如身教,她的为人处事,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姑妈将我养大成人,将她的爱毫无保留的给了我,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还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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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姑妈将我养大成人


02 他们怎么买得起摩托车,我连自行车也没有


我姓,姑父和四个姐姐都姓


我问姑妈,爸爸妈妈呢?她总说,他们很快就回来接你了,你要听话。


后来妈妈告诉我,在她与爸爸结婚前,有个算命的追着爸爸要给他看相。他说爸爸未来会娶到一个很贤惠的太太,但头胎不能生男孩,而且孩子不能跟在身边,否则养不大。如果在别处长大,将来会有很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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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妈妈在台湾


没想到,这些话,竟真的应验了我的一生。


我从小体弱,瘦小,肺炎留下的病根一直没好。崔先生是姑妈的租客,他在印刷厂当技术员,还懂一些中医。


崔先生为我把脉,开了七贴方子,让姑妈为我抓药。我喝了以后,竟再没生过病。


七岁时,我还没读小学。姑妈姑父刚出门,去田里劳作,我和小姐姐在家里玩耍,床前面是一张方桌。我们从床跳到桌子上,再从桌子跳回床上,来来回回。


我一脚踩空,后脑勺重重磕在桌子的棱角上。血瞬间喷涌而出,姐姐吓得大哭,边跑边喊,将出门的姑妈姑父叫了回来。


姑妈一看,我的脑壳裂开了一条缝,便用一把面粉糊在后脑勺上,再用纱布缠上。她用菜油煎了两个鸡蛋,跟我说,吃下去就好了。


没过多久,裂开的脑壳真的自己长好了,一点儿事没有。现在我的后脑勺还有道凹凸不平的疤。


姑父姑妈待我就像亲儿子一般,姐姐们也很疼我。


最小的姐姐比我大两岁,小时候穿的布鞋,用桐油刷过。每逢雨天,小姐姐都会背着我去上学。下课后,等在我教室门口,我们一起回家。


每天放学后,我背个草篮子去地里拔草,喂兔子。去汽车修理厂捡垃圾,从一堆废弃物里捡些铜丝、铅丝、螺丝帽,拿到供销社去卖,能赚几毛钱。


我从小就很懂事,从不跟人争辩,不计较。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总想为家里多分担一点事情。


我爱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同龄人中我个子最小,坐在教室第一排。上政治课,老师喊了十几个同学背提纲,没有一个人背得出,都被罚站。老师火了,说从最前排的人开始背,一个个往下轮,背出来才能坐下。我记性很好,长长的提纲,背得一字不差。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玉米糊、番薯成了主要口粮,我还上山挖一些葛根、金刚刺充饥。缺乏油水,几天无法排便,有时不得不用铁丝勾。


姑父很孝顺,用粮票买的米,都留给奶奶吃,自己吃豆腐渣。肚子越胀越大,没多久,姑父去世了。


姐姐们去外地工作读书,三姐姐从卫校毕业,分配到杭州当护士,每个月会寄二十块钱回来,这是我和姑妈的全部生活费。


每月一到日子,邮差就在门口喊姑妈:卢秀翠,快拿印章来,我拿着印章高兴地飞跑出去。


姑父走了,家里没有男人,只有我一个小孩,还是异姓的,许多人欺负、嘲笑我。


很想念爸爸妈妈。五十年代,他们曾信回来,但姑父不敢回信。初中后,我懂事了,自己给爸妈写信,在信里写了很多思念的话,但寄出去前,每一个字都要被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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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的全家福


爸妈也给我寄照片,他们,还有我没有见过面的弟弟妹妹们。弟弟妹妹穿得整整齐齐,很洋气,屋前停着一辆摩托车。


我连自行车都没有,好羡慕他们啊……


03 爸爸娶了一位大家闺秀


妈妈叫闵光慧,1927年出生在武昌,是独生女,也是家族中的大小姐。她有一个美丽的小名:芙蓉。


外公名前栋,经营一个钱庄,兼在外地买货回武昌做生意,家境小康。闵家在武昌是出名的旺族,族内四十余人,二嫂当家,如王熙凤般精明能干。


妈妈从小娇生惯养,六岁入私塾,上课书包要丫鬟背着。书背不熟被先生打手心,她哭闹不肯上学,非要外婆将束脩要回,此后便改上公立小学。


有次生眼疾,郎中嘱咐需日日以盐水淸洗,外公便亲自照顾,直到妈妈痊愈。


十岁时,外公去世了,妈妈快乐的童年从此结束。


不久后,妈妈的姑丈强占了外公的钱庄,吸鸭片的三叔败尽家产,外婆为维持家计发愁,妈妈都看在眼里。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对整个武汉推行奴化教育。妈妈跟着沦陷区一百多名孩子一起去了香港。外婆收拾了妈妈的衣物,舍不得独生女离家,却终究奈何不了,只能让妈妈独自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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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武汉沦陷


在香港读书三年,妈妈的英文和广东话都是在这期间学会的。


战事吃紧后,妈妈与同学们也去过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念中学。虽然长期物资缺乏,但妈妈依然坚持读书学习。


妈妈的五叔曾寄过一本《范氏大代数》给她,老师拿去刻钢板给全体同学练习,妈妈的堂兄闵汉英也常寄钱接济。


1945年抗战胜利,妈妈在离家八年后回到老家武昌,堂兄闵汉英介绍妈妈与爸爸相识了。


爸爸名叫卢海澄,又名卢松竹,1917年出生在东阳卢宅。


爸爸从小聪明好学,努力上进,但家里穷,16岁便和亲戚一同离家从军。后来他经过自己努力考上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学习无线电专业。


毕业后,爸爸负责美国援华无线电器材的押运,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昆明到的空中运输。蒋介石只有两个团是负责无线电通讯,这是一个特殊兵种,爸爸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中校。


1946年,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爸爸刚2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和一帮同学在公园玩耍,黄埔军校教官闵汉英向爸爸介绍了一位姑娘,他的堂妹,闵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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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是个大家闺秀


两人第一次见面,爸爸想在妈妈面前想卖弄一下自己的英文,便问妈妈有没有读过《新世界》,哪知妈妈随即便背了一段给爸爸听,自此,爸爸就败倒在妈妈的石榴裙下。很快坠入爱河,第二年便成婚了。


1947年,爸爸带着妈妈第一次回东阳老家省亲,很风光。妈妈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十分时髦。


乡亲们得知爸爸娶了一位大城市来的大家闺秀做太太,都出来看热闹。


04 妈妈花两百个银元买了青霉素


农历十月,淮海战役前夕,我在徐州基督教会医院出生了,是美国传教士医生接生的。


1948年年初,爸爸接到调令,到南京任职。他开着吉普车,载着我和妈妈,从徐州来到南京,花了20个金条,在南京中央路大街333号建了一幢三开间的二层小楼。


爸爸爱打麻将,我很不喜欢他总是出门打麻将。为了表示生气,我就躲起来,不让爸妈找到。有一回,妈妈找了半天,才在沙发背后找到我。


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我得百日咳时,咳嗽咳得嘴里吐出了蛔虫。我拿着咳出的小白条说:妈妈,妈妈,小豆芽,小豆芽。


百日咳引起肺炎,我高烧不退。妈妈急得去找西医买青霉素。这种药刚上市不久,很稀有,两百个银元才买回几支。我退烧了,但身子仍旧病弱。


1949年初,南京解放前,爸爸接到通知立即撤防去广州。妈妈把家门一锁,只拎了一只皮箱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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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撤离南京


没多久,广州也解放了,只好撤到重庆,最后实在没地方去了,决定一起回东阳老家。此时,弟弟已经出生,还不到一周岁。


三月,爸爸带妈妈和我回东阳,这次是落难回去的,往日的风光不再。


妈妈不会说东阳话,语言不通,和当地人说不上几句话。她生长在都市,五谷不分,在卢宅居住时想去后园割韭菜炒鸡蛋,结果割了一把长相差不多的麦子回来。邻居发现后,把这事当笑话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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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东阳卢宅


我们一家生活在乡下卢宅,姑妈家在县城开店,店里黄酒、年糕,物资充裕。隔三差五,妈妈就带着我到姑妈家打打牙祭。姑父很喜欢我,抱着我到处玩。


姑妈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姑妈和姑父对我非常疼爱。


半年不到,妈妈受不了这里的生活,喊着要回武汉。爸爸和姑妈说,他们先回武汉,安顿好之后就来接我。


姑妈抱着我,站在门口。看着爸妈离去的背影,我大哭不止。姑妈说:听话,你爸妈很快就回来接你了。


这一场看似普通的离别,让我和家人至此分隔两地,一别三十九年。


妈妈离开东阳老家后,回了武汉,但那儿也局势紧张。爸爸是黄埔军校14期的学生,托关系随战友一起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爸爸和战友们合计着怎么生活,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去工地上背黄沙水泥,当小工。终于安顿下来,爸爸写信让妈妈带着弟弟过来,但形势更加严峻了,没有介绍信和印章,无法去香港。


妈妈找人写了一封假的介绍信,她的小叔子用肥皂刻了块假印章,印在信上。


妈妈带着弟弟赶到广州,住进一家小饭店里,老板娘看妈妈抱着孩子,很同情她,便问她去哪里,妈妈说去香港。老板娘说,这里每天晚上要查夜的,如果被查到,你们就走不了了,她安排妈妈和弟弟住到自己的房间里。


第二天一早,妈妈带着弟弟乘上广州到罗湖的火车,顺利过关进入香港。这也是罗湖口岸最后一趟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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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架深圳河两岸的罗湖桥


爸爸在工厂做工,收入低微,妈妈到香港后,刚巧一个小学校长要找会广东话、国语,又会注音符号的老师,妈妈毛遂自荐拿到教职。这年,妈妈22岁。


好景不常,先是工厂裁员,接着妈妈因怀孕,学校不再续聘,生活陷入困境。爸爸去修过马路,妈妈替工人洗过衣服,也推着车卖过面条。


在香港熬了三年,经由爸爸昔日长官做保,1953年爸妈去了台湾。爸爸降级为少校入军职,妈妈自修教育概论,教材教法,以第三名的成绩考进空军子弟小学当教师。此后两人双薪,生活不再拮据。


两个妹妹陆续在眷村出生,大妹生于1953年,小妹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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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妹妹都在眷村出生


05 我自己做主,改


1960年,我14岁,在东阳二中念初中。我是班里读书最好的,年年是三好学生,每门功课都是优秀。17岁初中毕业,我因父母在台湾,无法继续念书。


家里隔三差五有人上门来查,爸爸的证件和照片原本藏在小姑妈家,他们害怕,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扔进了池塘。


1963年,三个姐姐陆续嫁人,四姐姐高中毕业,升不了大学,只得回家修地球


没有书读了,我白天在生产队干农活,晚上躺在床上暗暗流泪。难道我这一生就只能当农民吗?


干农活太苦太累了,我暗自立下志向,绝不能当一辈子农民,一定要走出东阳这个小地方。


经朋友介绍,我花了15块钱跟一个上海师傅学裁缝。家里有台上海牌缝纫机,是用爸爸寄回来的华侨票买的。


半个多月,所有服装设计我都学会了,开始帮亲戚朋友做衣服。裁缝是吃百家饭的,得挨家挨户上门给人量身做衣服,我不喜欢。


1967年,我从市场买了木料回到东阳。姑妈家的老房子五十多年了,一直没有铺楼板。


我问邻居木匠师傅借来工具,在他的指导下,我边学边做,居然铺得一点不差。从此我有了学木匠的想法。


刚学半年,一天,生产队长问我:你会不会造房子?我们需要造三间牛棚。我想都没想就答:会啊。


我从来没造过房子,凭着自己在初中学习的平面几何知识画建筑图纸。三间牛棚很快造完,扎实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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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的结构我现在还能画出


不久后,工程队承接了南乡铜矿铺木楼板的活,我比做了十多年的老师傅们铺得还快。后来在杭州被评为四级技工。


也许命运早就注定了我要学一门和建筑相关的手艺。当初人人都觉得做家具的才叫木工,但在我眼里,做建筑也需要木工,建筑做好了,是能走遍四海的。


1970年,我23岁,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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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太太1973年结婚


然而我姑父家姓,我姓,这样谈婚论嫁,名不正言不顺。于是我自己做主,将姓改为,叫吴小伟,正式向大家宣告,我是过继到姑妈家的儿子。


1973年爸爸去世后,妈妈通过香港寄信回来。我回信告诉妈妈,我未经父母同意,就改姓吴了。


妈妈回信说:儿子你做得很对,你了却了你爸爸未了的心愿。你爸爸临终前,一直说起,要把你正式过继给姑妈家。他们把你养大成人,很不容易,你要好好孝顺姑妈。


吴小伟这个名字,跟随我至今。


06 一生只做一件事


1970年我跟着一批老乡来到杭州,应该算最早的农民工了。一干就是五十年,我亲眼见证了杭州的发展,自己半辈子的汗水都在这儿了。


在浙建二处(现省建工总公司的前身)干了六年,我学会了很多建筑技术。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任何事我都抢着去做,老工人们很愿意和我搭活。


生产队长照顾我们,介绍大家去工地附近做过煤工赚零花钱。两百斤一筐的媒,我们搬起倒出过称,一天过上百次,能拿三块工钱。


四姐姐比我晚一年结婚,姐夫入赘。我1973年结婚,1976年分家。姑妈家的产业,我让姐姐先挑。


大年初一,我自己亲自督建新房,初三破土,正月十一上梁,正月十五打灶头。半个月时间,工程如期完成,我将老屋拆迁后新建了四间房,正月十六,就回杭州上班了。


在杭州搞工程,我是两个工地的承包负责人。


1977年的一天,我骑着借来的新自行车从工厂回家,路过杭州缝纫机厂,一辆大卡车开过来。我靠边躲在工厂大门后,卡车撞到了大门,两吨重的铁门直直倒下来。我拖着自行车拼命往后撤,还是被铁门砸到了脚背,顿时血流如注。


缝纫机厂的工人把我送到文二路的新华医院,脚部缝了36针,第一个大拇指粉碎性骨折,打上石膏,我住了六个月的院。


太太和三岁的儿子在东阳老家,她想来看我,我写信回去,说自己没事,很快就好了,有同事在医院照顾我。其实我心里挺后怕的,差一点,就没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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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四兄妹聚会


还有一次,在生产队干活,一不下心划破了脚踝,缝了三针。拆线后,我就回去干活了,没想到伤口又崩开,往外滋滋冒血,我也没管它。


8路公交车时,我头刚上车司机就关了门,头被重重一撞,眉骨裂开了,又缝三针。同事们都笑我,说你脚还没好,头又伤了,真是运气背。


1981年,公司派我去富阳施工队负责施工管理,工资加奖金每月212元,是全公司工资最高。1984年公司领导班子组阁,我被任命为公司副总兼杭州办事处主任,负责杭州建筑业务的拓展。


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杭州市场份额已经占到公司规模的百分之六十。这一年,东阳市建管局举行管理者技能比赛,总共三项,我参与了两项,都获得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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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杭州红楼饭店封顶仪式,我讲话


1986年,我们将同在东阳的卢宅工程队、城北工程队并入三建。广厦集团1992年成立后,在全国攻城略地,先后收购了北京二建、湖北六建、陕西路桥、杭州建工等老牌国有建筑企业。19974月,浙江广厦上市,我出任集团副总裁,董事局副主席。


我们这辈人,不是为了钱去干活的,而是理想。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搞建筑,一生也只待了一个单位,就是广厦。


感谢过去的苦日子磨练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体魄,时代给了我机遇和平台,让我有机会去追逐自己的理想。


人要懂得感恩与宽容,不计较,少猜疑,放得下。我一直用感恩的心态,看待生活工作中的所有事,胸怀大了,人生便充满阳光。


现在我退休了,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妈妈,听妈妈说说曾经的往事,将错过的岁月,一点点找回来。


分别39年,妈妈所承受的苦难与折磨,是我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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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妈妈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7 每次分别时,妈妈都会给我一个拥抱


爸爸早在1973年就因肝腹水去世了,享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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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右一)和战友在台湾宜兰


妈妈才46岁,很多人说媒,她都不肯。爸爸走后,妈妈搬去新店住,把家安在爸爸的墓附近。妈妈边照顾三个孩子边当小学老师,直到1981年,妹妹们去美国留学。


小妹是台大的校花,秀外慧中,善解人意。她在信中跟我说,妈妈从小对他们三个孩子很严厉,她还挺怕妈妈的。妈妈常跟他们说,你们在大陆还有个大哥。


妈妈这一生,吃了很多凡人难以想像的苦。少年失父,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青年失母,中年丧夫,我们母子分离三十九年。


很感恩,我得以和妈妈团聚。家族的兴衰,个人的命运,都和时代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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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8日,南京中央路大街333号早已变了样(卢婧 摄)


妈妈第一次回大陆时,和我提起了南京中央路大街333号的二层小楼,我通过各种渠道查询,后得知它们已属于无主房由政府托管


1989年,妈妈第二次回大陆,我和她两个人去了南京中央路大街。走到老房子门前,那儿已经改成了一家早餐店,一家牙医诊所。我和妈妈悄悄在店里坐下,吃了个早餐,什么也没提起。


比起亲情团聚,所有的金钱财物都是身外之物。


团聚之后,我和妈妈每年都会见面。有时妈妈来大陆住上十天半月,有时我跑去台湾陪她。我带着她去了很多地方,北京、西安、武汉……城市发展得太快了,时过境迁,再不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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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第一次去台湾,妈妈陪我去了日月潭、花莲,坐火车游历了台湾西海岸,其他的时间,每天陪着妈妈,聊不完的话题。39年的分别,错过了太多的时光,有太多的话想说。


每次分别时,妈妈都会送我到楼下,给我一个拥抱,年纪再大,她也坚持这样做。


如今,我72岁,妈妈92岁,我们都老了。


只要妈妈还在,家里的就在。妈妈已走不动路,需要两个保姆照料,最近记性也不好了,白天迷迷糊糊,晚上倒是很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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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和我们四兄妹


每年春节后我会第一时间去台湾看妈妈和家人,太太、儿子、女儿和孙女们也多次去台湾探望妈妈。现在弟弟和妈妈一起住在台湾,妹妹们也常常回去。


我们一大家子人,我是共产党,妈妈、弟弟、妹妹们都是国民党,我们家里已经实现国共大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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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我们就聚在妈妈身边


有时,妈妈又拉着我说起往事,一遍又一遍,妹妹都听烦了,让她不要再讲。可每次听妈妈说起两百个银元咳出小豆芽,我心里都很温暖。


妈妈一直教育我们要诚实做人,认真做事,服务社会,报效祖国。她坚信台湾大陆一家亲,也昐望祖国能早日统一。



转自《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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