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2000年代, SARS

17年前那场看不见的战役,我们打得真惨烈


--作者:关军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我基本快把SARS忘了,郭玉芹医生也不会和我聊起这段往事。在她讲述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其实那道巨大的伤痕一直都在,现在,它像是又被猛地撕开了。


2003420日,捂着的盖子被掀开了,北京公开的SARS病例数一下从37蹿到339,两高官被撤,原本说是没多大威胁的神秘肺炎,一下就狮子大开口了,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恐慌?


SARS的病死率挺吓人,约10%,还有大批医护人员倒下。危机感瞬间波及全国,包括那些地图上易被忽视的地区。


辽宁阜新,偏居一隅,煤矿业的凋敝让它更加落寞。从那一年4月下旬开始,它也被恐慌紧紧攥住了。因为远离事件中心,信息不畅,不确定性造成的不安越发凸显。


从某个局部看,这种波动造成的创伤,未必比当时的北京更小,当最重的负荷落在一个幼童的妈妈肩上,几乎是毁灭性的。


17年前,郭玉芹是阜新中心医院(原第二人民医院)内科门诊主任、急诊科主任。当年医院成立的发热门诊,正是由她监管。

文章是郭玉芹的口述。


前线就是一个还没倒的废墟


一天上午11点左右,我正在发热门诊抢救病人,接到了组织的电话,让我去卫生局集合,要带好个人换洗的东西。我没回家,安排了一下工作,就拿着一个纸口袋,装了一点洗漱用品出发了。


那时候还不时兴转账、微信什么的,我兜里只有1500块现金,在路上花500块买了一些药,寻思着万一在里边感染了呢。剩下的1000块都交了手机话费,从来没交过那么多,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我想的是,万一危及生命了,得先保证能跟家人通上话。


下午到卫生局集合--根本不算什么集合,我以为派出多少人呢——除了我,就有一个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长。不大一会儿,卫生局关副局长和医务科刘科长来了,说上车吧,我还发懵呢,问,其他人呢?其实哪有其他人。


我拎着那个纸袋子就上车了,现在回头看,哪像上战场的样子。车开出去四五分钟,一直没人说话。我就想,这是去哪儿呢?你要是去北京,也没有告诉家里呀。心里就打鼓,挺紧张。


我记得特别清楚,还是倪萍主持的节目,每天早上就像现在咱中央电视台那样式地公布疫情:今天又发了多少(病例),死亡了多少。大家都特别关注那个数字,每天都很恐惧。


在这种恐惧下接到了任务,还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信息,心情可想而知。不像现在我们派人出去,告诉你上武汉一线,然后医院就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那时,医护感染的消息已经公开了,我满脑子都在想,如果要上上海是啥样,上北京是啥样……就这么想着,车也开出去挺远了。


局长终于说话了,叫我和护士长的名字,说,从现在开始你俩去执行任务--阜新市临时成立了一个留观宾馆,从疫区回来的疑似患者要在那儿隔离14天。局长对我说,你负责全面工作,代表全市多少位医务工作者,小陆(护士长)配合你……说了一大堆。


车开了1个多小时,到地方了,下车一看,我的天呐,就是一个还没倒的废墟,建在一个山上,大概4层,楼前后长满了杂草,据说最早是一个结核医院,废弃多少年了,北边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小平房--之前我在车上还搁那儿想宾馆条件怎么样呢!


之后我才知道,当时阜新把防线推进到了车站出站口、高速路口,把北京、广东、上海都列为疫区,但凡从那边来的旅客都视为高危人群,全部筛查一遍,认为疑似的,直接装进120救护车,拉到市区50公里外的北山--就是这里了。


谁看谁都像SARS


很快,我就开始接收第一批高危


3个月,根本就没人替班,就我自己负责,战斗的艰辛就不用说了,我带了那么大的团队,40多号人,是从各处临时拼凑的;那么大的楼,一批批往里进人,这个14天,那个14天,病志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北山这里原属于东梁矿,东梁矿黄了,职工下岗了,成立隔离点,又临时把医院的原职工召回了。他们已经不归卫生局管了,可能也不归矿务局管了,有的人连局长都指挥不动。局长说要给他们开会,有几个人站起来就走了。


工作量太大了。光是我写的病志,到抗非典结束之后,那仓库半扇子全是。我还要负责安排住宿,安排吃,安排大小便--我们的大小便都要特殊处理的。因为我学过心理学嘛,还要安慰这些人。


我儿子那时还很小,他当然需要我,但是我在那里,也得有300多个孩子吧--大部分是学生、务工返城的,他们天天哭啊、要跳楼、要跑,这些孩子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他们更需要我。


我每天都是第一个起来的,要去看床位,还围着那个楼转一圈,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吊下来--真有人就搁那个床单系上,要顺下去,那床单能吊住孩子吗?摔死怎么办啊。


有一天我正在干活,就听说有人跑出去了。我最怕听到这话。我们后边有一个大墙,挺高,深宅大院那种。我站楼上往下看得很清楚,有一个小伙子攀着墙,几下子就跳出去了。


楼旁边有一条路,路的那边有几个小平房--我们叫北京平的那种。几间北京平都是破烂不堪的,稀稀拉拉住了几个人,有一家开了一个小卖店,当我们这里成为隔离点之后,小卖店就关了--怕传染。


农村的小卖店,用木夹板作防护,那天没关严,小伙子估计事先观察到里面有人,就拿了一些钱,把手伸进去了。我站在楼上,眼瞅着钞票一下被撇了出来,又撇出来两盒白色的包,然后嘁里咵啦就把那个板合上了。


这小伙子捡起钱和两包东西越墙又跑了回来。


对于我们前线来说,这就是事故。我把小伙子叫到一边,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跟他说着呢,市长就来电话了,说有群众反映你那人跑出来了


小伙子当然也很委屈,他说,我也不发烧,憋得太那啥了,就想买两盒烟抽。我看他手里掐的,是钱和白包的红梅。


我们楼旁边有个小耳房,空着,我跟他说,你在那屋住两天吧,我就怕有问题再传到外头,外头再传到医院里头,观察了潜伏期,再放出来。后来我也说,这问题有多严重?老百姓吓得那样,钱都不要了,怕有病毒,白给你两条烟,意思下次别来买了。


当时从疫区回到我们这儿发烧的人还挺多的,发烧的互相闹,他怕他是,他怕他是,所以都要往外跑,哭着喊着往外跑。年轻的还有从楼上跳的。我就跟市长汇报说,一楼的往外跑了,我们能截回来,那三四楼往外跳,摔死咋整啊?一定要给我们派点警察。


后来就每10天换一茬警察,每次两个人,安全多了。


上面要是派个人给我们送饮用水,就得天亮前派来,熬到天黑才能回去;我们派人出去买药、买生活必需品也一样,就怕老百姓看到。


现在回忆起来,就是一场战斗。


高浓度过氧乙酸


那时候医务人员都害怕,我也怕,因为大家都知道非典这东西有多厉害。北上广天天发病数都在涨,我们这儿是开放式的、专门处置从疫区回来的--要不为啥那么害怕呢。


我要给疫区的孩子们开各种单子,做血常规、筛查,要做胸片、筛查。然后发烧的要亲自带到隔离区,我是第一屏障--我都在那儿学会采血了。


那时候哪有试纸啊,发烧就算疑似,发烧的在我们这里隔离之后,就到省里去确诊。最终结果也不知道,后来我们都回避不问了。


我每天穿着三层隔离服进去,不像现在还买点尿不湿啥的,那个时候就用卫生纸,垫那么厚的卫生纸,出来之后还不好意思,找个旮旯犄角的地方--觉得挺大个主任,往裤兜里尿尿,你好意思啊。

筛查完,发烧的4楼,全是我负责,别的楼层我才让其他医护进去。每天要进去好几次,防护服消毒这个活儿只能是我干,处理大便这活儿,只要是发烧的这些人的,也都是我来处理。就这样,还有的护士紧张得直哭。


那时候我想,我是总指挥,又是党员,又是医生,前线必须我去。对不听指挥的,当时我挺生气的,现在就特别理解了。大家都有孩子,有家人。面对这种恐惧心理,谁也不要喊口号,都是很正常的。


虽然不像解放军那样真刀实枪,但我们这样的医疗战士关键时候真是奋不顾身。就是觉得,这人发烧了,他是不是啊?如果他是,就一定要给他住,不能让他传染别人--用我的身躯挡住后边的这些人--就是这种想法。


那时候,我们只有那个大白布的隔离服40多个人,就给了25套,而且我们一天要进3疫区,每次回来必须及时用过氧乙酸(消毒)。


过氧乙酸运进来的时候,用一个一个桶装着,每个有20斤吧。密封未必那么好,桶的表面就会有残留。平时在医院,我是不需要接触过氧乙酸消毒工作的,但特殊时期,连搬运的活儿也得去干。我戴了橡胶的防护手套,但是接触桶的一瞬间,就发现手套化了,不一会儿,满手的大泡。


再后来,我就病了。


(编者注:过氧乙酸,常用于工业漂白剂、杀毒剂。对人体眼睛、皮肤、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后可引起喉、支气管的炎症、水肿、痉挛,化学性肺炎、肺水肿。接触后可引起烧灼感、咳嗽、喘息、喉炎、气短、头痛、恶心和呕吐。)


正常的过氧乙酸消毒是不会得病的,因为它是5‰的汁儿,不会对身体这么大损伤。可我们那时只有过氧乙酸的原汁,用电炉子烧成烟,拿烟熏我们的隔离服,而且隔10多分钟要进去翻一次,隔10多分钟再去翻一次。这活儿还是只有我去干,没有任何人能代替。


就算12层的(纱布)口罩都戴了好几个,但是咋防护啊?每次从那里出来,我都蹲地上咳十多分钟,上不来气,咳血。


当时,我们那里的人就说了,郭主任得非典了,然后都离我远远的。我立刻跟市长报告了情况,院长就把我接回来了,查了一下说不是,又给我放回去了,还得接着战斗。


一直战斗到最后,好像都快到年底了--当时我病得那么重,领导也挺为难的,但实在没啥人可换,派不出去。只好安抚我,我去开任何药,先取药,后补手续,全院唯一一个有这个特权的人。


回来后,局长说,你抗非典这么长时间有功啊,给你放一个月假吧。放假第二天,我就去医大(编者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了,到那儿就给扣(留院)了。


当时我说话是说不来的,就只有气没有声。一检查,整个呼吸道的茸毛被烧没了,就像人的皮肤,都给揭下去了。我现在一到冬天就上南方,北方的气候,就像人没了皮,在风里站得了吗?


治疗肺的过程中,因为使用大量的激素、抗生素,后期就是肝衰、肾衰、股骨头的问题,肺子现在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所以说,我对现在一线的这些战友,又担心、又同情、又敬佩。这种复杂的心情,五味杂陈,因为我经历过。一旦这些人下来了,丢胳膊掉腿的,又怎么去面对呢?


它会给社会、给家庭带来什么,都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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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芹每年都要到南方,以求缓解肺部的症状。(作者供图)


想做个有用的废人


非典之后,生活所迫,我还得上班,坚持了十几年,然后身体就每况愈下,经常是一边打滴溜(输液),一边值夜班,结果这个病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恶化。


像去年冬天,我就犯病了,喘上不来气。医院告诉我,准备切气管,去ICU,下了病危通知书,让家里准备钱,10多万。


当时我已经啥也不知道了。我姐一直陪着我,大夫就跟她说,很危险,你知道邓丽君不,就像她一样,说憋过去就憋过去


我姐说吓得都不会说话了,就紧急找钱。她翻我的手机,翻到我们人事科长。人事科长说,得请示院长。过一会儿答复,院长都出门了,而且礼拜六,都不上班--咱现在想,院长出门,你手机还出门了?是不是,你指示还出门了?我姐一看,那就是院里不管呗,就开始从我手机里扒拉几个她认识的同学。


那几个同学就咵咵咵往来转钱,很快就转够了。抢救了大概24小时吧,我就活过来了。


我姐一边用婴儿米粉一点一点喂我,一边和我讲同学凑钱救我的事。你想我刚刚脱离危险,听说医院当时都没救急,一下就上了一股火,病情来个反复,又抢救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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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芹由医生成了病人,时时要直面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作者供图)


我后来想,哪怕我不是抗非典受伤,就是单位的一个普通职工,在生命仅存一线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管管啊?


其实,市里领导专门为我的事开过会,有两三次吧,但还是会遇到各种现实问题。比如领导发话了,谁谁谁的药费给予报销,就完事了,等找到报销部门的时候,发现人家没说乙类、丙类都给你报销,所以乙类、丙类就要扣掉,一下就花去好几万,整个这一年工资就没了,怎么办?要是不去维权,你说你拿啥活着?要是维权,你没有这个力量去维权,你自己保命还保不过来呢。


所以每次维权之后,我都要住好长时间的院。


我还会想,比如咱俩打架,我要是身体情况好,你欺负我,我可能还能忍。就身体正气不足了那个时候,基本总是在医院住院的状态,今天抢救、明天抢救的。越是在医院,越是问题多,发生的问题多,费用也越多,内心的矛盾就越激烈,一下子就给我搞抑郁了。

我们天天抢救患者,抑郁的多吗?不多。为什么小汤山那些人(指救治过程中感染SARS、后来在小汤山疗养的医护人员),很大一部分都抑郁了,比例比普通非典患者高,为什么?这么特殊的群体,不但自己身体受伤了,脑袋还受伤了,脑袋受伤不就抑郁了嘛。


抑郁的时候太痛苦了。比如一个熟人向我走来,我第一时间必须要躲开,向你看不到的方向跑去,或者是向你相反的方向跑去。那时候害怕,谁都怕,包括家人,一个动静也怕,大白天的窗帘必须拉上。就觉得窗户那儿总有人要抓我、砍我,真的好痛苦。


家人还得看着我,晚上睡觉把我腿绑在床上。我当时就想解脱,只要我一解脱,离开这个世界,前边一片光明,你们都光明了,我也光明了。


所以说,过去谁一提非典,我都接受不了,伤害太大。这两年好像还好一些了,组织上确实也给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要说的话太多了,这时候说好像也不好。


当时我上前线的时候,我们家人就跟我急了,要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的,我就拦着,没让他们去。我说我在学校就入党了,绝对不能当逃兵。如果我染了病,就不回来了,死在前线上。


这次,派我们医院第一批出征武汉的时候,那些小孩30多岁,我这心呐,难受,就想拥抱他们,就好像这个孩子撒出去就不能回来了似的--其实不一定不能回来,但是,想想,从战场上回来,可能满目疮痍的……


当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虽然自己现在丢盔卸甲,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冲动,如果医院要召回我,我宁可死在战场上。


我现在是在南方猫冬呢,但是一看前线这样,心里头还是有那想法,我就想,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死了就死了吧,还不一定死呢,可你说这些年轻人,年轻的妈妈,年轻的妻子……我能替替她们多好。


有种愧疚的感觉,你怎么就上不去了呢,有时候也挺恨自己的。


后记


郭玉芹称自己现在是一个废人了,她显然不甘心这样,总觉得生命还是需要意义去支撑的,就像17年前她可以成为百万阜新人与SARS之间的第一道屏障那样。据她了解,全省因抗击非典致残的,她是唯一一个。


北山上的40多医护人员和至少300例观察对象,也付出了各自的代价。辽宁省的SARS资料显示,阜新当年的病例数是:零。即便这样,谁又可以去评判,所有惨烈的付出值得还是不值得?



转自《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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