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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820年代至1950年代, 传教士, 医院

谁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医院


--作者:闻韶


在新冠肺炎的当下,各类医院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


除了千万网友云监工的临时医院雷神山、火神山,武汉盼到的「援兵」多少都是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医院名字,比如「四大天团」的协和、齐鲁、湘雅和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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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老牌医院均有百年历史,见证了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后的坎坷历程,而它们的发展背景,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基本上都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


医院从哪来?


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一部分中国人就能接受近代西医治疗了。


最早把近代医学引入大清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于1820年在澳门开办了一个诊所。在这个诊所中,有毕业于伦敦医学院的医生,也有中医医师,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中西医结合医院。此医院施医赠药、加惠贫苦,因而求医者众,医疗资源日渐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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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译经图,左起依次为梁发、梁滔和马礼逊


道光七年(1827年),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哥利支医生(Dr.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澳门设立了眼科医馆,为贫苦病人服务。求诊病人除澳门土生人之外,还有内地病人闻风而来,渡海求医。为了服务这部分人,1833年,马礼逊还将诊所开设到了广州。


1834年,美国传教士伯驾(Rev. Peter Parker M.D.)也来到了广州行医。第二年,他在广州租的新豆栏街铺位,开设了眼科医局,即后来的仁济医院,后改名为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这所医院通过治疗青光眼、沙眼、白内障等传统医学有心无力的疾病,让失明和视力不佳的广东患者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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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医疗传教多以眼科医院为开端,也使得「传教士挖眼珠做药引」的谣言不绝。图为《胡适治学演讲集》中提到传教士和眼珠子的谣言


1885年,在博济医院50周年纪念活动之时,退休的伯驾从美国写来了祝信:「1835114日是我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的日子。千千万万人将称颂和感谢值得崇拜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医药传教士为工具,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使他们都认识无法形容的神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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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驾医生和博济医院。伯驾医生原名彼得·帕克,美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和神学院,他进行了中国第一例截肢手术、第一例扁桃体割除手术,后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博济医院即今天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或中山大学附属博济医院


这一年冬天,在澳门开设医馆的哥利支医生写了一份《任用医师在华传教商榷书》,呼吁基督教会「派出医务界的善士们,进行有益的工作以获取人们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纯洁美妙的基督教信仰开辟道路。」


这份商榷书在欧美引起热议,于是,大量医生或自愿、或被派遣来到了中国。


183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医生们在广州中国成立了中华医学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哥利支和伯驾分别任正副会长。但这个组织人员稀少、财力不足,和官方也没甚关系。1845年,因为英美不和与资金不足,中华医学传道会分成了广州传教士医学会和香港传教士医学协会,从此籍籍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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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仁济医院创办于1844年,为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鸦片战争后,随着更多港口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医生怀着传道的使命来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还成立了广州博济医院、上海仁济医院、上海同仁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前身,以及福州、宁波、汉口、汕头等地的西医院。


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时,共计有医院16处,诊所24处。


中国人自己的医生


比起中国全境不下数千万的病人,进口的医生自然是不够用的。


事实上,疾病的流行一直是传统中国的常态。甚至到了1937年,红军医生傅连璋在一次会议中还说到:


在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在我们的北上抗日长征中,我们遇到而且遭受了疟疾、痢疾和肠热病。在云南、贵州和四川,我们经过许多县,那里的居民几乎全体都染了甲状腺肿和突眼症。……在四川、甘肃和陕北,居民大部遭受长久的花柳病。在陕北、山西和内蒙古,很多的社会病,严重地影响了种族的生殖,有时广大区域的人民竟因之死亡殆尽。


19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有12位医学传教士来华,到1887年中国的医学传教士累计有150人。这百余名医生,即便心怀热忱、日夜不停,也医不了四万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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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画家关乔昌为伯驾病人所画的术前术后图片,此系列图片现藏于耶鲁大学


医生伯驾曾写道:「多年来,我祈祷、斋戒、努力,试图成为一名优秀的传教士,谁知我依然准备不足」,「每周都有成百上千的病人投医,我急于医好他们的病体,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我不得不拿出全部精力应付病人,根本无暇向他们布道。」


当时,除了传教士之外,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已经长大了。毕业于马礼逊学校的黄宽于1857年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个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黄宽在1858年回到了广州从事医疗工作。


然而,即便加上回国的华人医生,相较于病人的数目,医生还是太少。因此,建立医学院,培养本土华人医生成了当务之急。


1866年,广州博济医院创办了博济医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黄宽也在该院担任教职。第一批学生于1866年入学,十三年后,两名女生入学博济医学堂,成了中国最早的女医生。1886年,孙中山入学博济医学堂。


也正是在1866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在汉口建立了仁济医院。后来,这所医院同另外一所基督教医院合并,成为了汉口协和医院(HanKou Union Hospital),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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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济医学堂之外,杭州广济医校、苏州医学校、圣约翰大学医科相继开办,教会西医事业逐步扩展,特别是1900年以后形成了一个发展高潮。


选传教还是选治病?


医治的病人越来越多,各类西式医院在中国名声鹊起。


如林则徐曾在伯驾的医院治疗疝气;医生马根济治好了李鸿章夫人由中风导致的半身不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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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最早前往武汉主理汉口仁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前身),后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创办了伦敦会施医院,这所医院被时人称总督医院,在马根济去世后改名为马大夫纪念医院,即后来的天津人民医院


甚至连深宫中人都听说了西医院的名声,李莲英曾经数次前往北京伦敦会医院,向科克伦医生(Thomas Cockrane)问诊。后宫的德贵人为了不失礼节地接受科克伦医生的手术治疗,还和科克伦医生结拜为兄妹。


科克伦在北京行医时正值庚子年,城内城外混乱不堪。


为了治病救人和联合力量,英国伦敦会联合美国长老会、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筹建了一所医学院,由科克伦主持。这家医学院依托于原来的伦敦会医院,因为是几家联合,也叫做协和医学堂。医学院第一笔捐款来自慈禧太后,共计一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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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留着辫子的学生在打网球


在华名声越来越多,医院背后的金主--各类教会--反而越来越不满意了。早在1843年,伯驾在广州开设医院8年后,公理会就撕毁了和伯驾的协议,两年后又撤销了对伯驾的支持。因此,伯驾后期往返美国数次以寻求资金支持。在窘迫之时,还曾经卖过病人画像,以求更多资金。


金主们的不满在于:在华医生教士们医疗工作做得好,但传教工作就不怎么样了。


伯驾治疗过的病人梁发,成了中国第一个华人传教士。他从1839年起,陆续在伯驾的医局传教三年半。参加他讲道的达一万五千人次,「真诚研究真理的只有三个,而受洗归主的人竟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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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和他编著的《劝世良言》,此书曾经成为洪秀全太平天国的灵感来源


1874年,一位考察了汉口教会医院十多年的传教士塞勒鲍夫(Rve.W.Scarobroguh)发表了他的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在华教会医院没能排除华人对外国人的偏见、也没能获得中国人的信任,还不被中国人感激。


据他考察,在医院中怀有感激之情的人不到十分之一。而根据医学传道会的报告,在1861-1872年的12年中,教会医学收治的409000位病人中,只有12位皈依基督。医疗传教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


这一报告引发了医疗传教士的反击。他们承认传教效果不佳,反过来诘问传教团是否有效利用了病人住院的时间进行传教?医疗传教士还质问道,如果仅仅关注医院能招致多少皈依者,而不关心病人的身体状况,岂不是和基督治愈疾病的训谕相违背了么?


在这场大规模相互指责和推诿中,传教团和传教士医生终于认识到:传教和治疗并不那么兼容,是时候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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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博医会的刊物《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除杂志外,博医会还翻译了一批英文医学字典,为汉语医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1886年,在上海成立了以英美传教士为主的中国博医会(Chinese Medici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替代早前的中华医学传道会。中国博医会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仅允许有文凭的医生加入,其宗旨为促进西医科学在华发展。


无宗教的医疗


以医疗来传教的理念过时了。但在中国建医院和医学院这件事情却持续了下来。


1892年,加拿大英美会派了传教士启尔德医生(O. L. Kilborn)前往成都,刚到成都,启尔德的妻子就因为霍乱去世。但启尔德还是创办了仁济医院和仁济女子医院。随后,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甘德莱在成都开办了存仁医院。


这几所医院在稍后合并,成为华西医院。1914年,华西协和大学医科专业在华西医院的基础上创办。现在,这所学校叫做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之所以叫做华西,是因为这所医院建立在华西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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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协和大学旧照


1890年由美国传教士聂会东建立的济南华美医院,也在1917年变成了济南齐鲁医院。


1906年,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派遣胡美博士在长沙创建了雅礼医院和雅礼医学院,在创建协议中,没有任何字眼将这所医院和上帝联系起来。随后,这所医院产生了雅礼中学,雅礼大学(后迁到武汉,和其他学校合并后成为华中大学)。雅礼医院后改名为湘雅医院。


至于北京协和医院,更是脱离了传教组织。1915年,为此事特别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 [CMB]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收购北京协和医学院房产。房产、地皮、建筑、薪资,共花费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数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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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学院,此校区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购买


1915年,在华传教士医生有430人。1920年,总计西医院有326所,药房244处。


在近八十年的西医东渐之后,非基督徒的华人医生终于可以独当一面了。1910年,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提倡建立中华医学会,以和基督徒医生为主的中华博医会相区别。


1915年,前来参加上海中华博医会年会的几名医生,联合其他几位华人医生,共21人,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名为独立,但中华医学会从规章制度、年会、会刊、总办公地和分会的设置,都是模仿中华博医会。


华人彻底掌握西式医院,则要等到1949年之后了。


19507月,中国基督教界人士联名发表「三自宣言」,要「自治、自养、自传」。如此一来,还在洋人控制下的医院,地位就多少显得有点不够自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回国度假的美籍协和医生被隔离在外,无法回到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中国的拨款也被美国政府冻结。就在基金会积极活动,游说美国政府之际,1951123日,他们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120日本院收归国有」。


此后,传教士建立的医学院们,陆续经历院系调整。如湘雅医学院,在1951年变成湖南医学院,1988年变成了湖南医科大学,最终在2000年变成了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而由他们创建的医院,部分在名称上还保留着昔日的色彩,剩下的则完全看不出历史的痕迹,比如今天的武汉第三医院、武汉第四医院、武汉第五医院……


参考文献:


[1]陶飞亚、王皓:《近代医学共同体的嬗变: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


[2]谭树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医疗事业影响论述》,《历史教学》2005年第9期。


[3]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4]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5]慕景强:《民国西医高等教育1912-1949》,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高晞:《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



转自《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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