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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60年代, 北京, 北京戏曲专科学校, 文革

江枫死于红八月


--任均口述 王克明撰写


文革前,我从沈阳调回北京,被安排到北京戏曲学校(那时候叫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工作。到那儿没多久,还没干什么,文革就开始了。所以,对北京戏校,我只记得文革时候的事儿。


文革初期,因为运动迫害,北京戏校死了四个人,按时间顺序,他们是江枫、叶盛章、马连良、王少楼。


马连良当时是北京戏校的校长,文革一开始,学生就去他家闹,红卫兵还占领了他的房子,好像是当司令部用。他被折磨得厉害,1966年底犯了心脏病,死了。


叶盛章是个老艺人,在戏校当老师。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批斗抄家。19668月底的一天听说,学校里正开着批判会,他从学校的一间屋子里跳窗户跑出去,直接跳进龙潭湖自杀了。这是传说。其实,他怎么死的,至今没人知道。


王少楼也是老艺人,是位兢兢业业的好老师,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又是首席老生教师,我跟他有些接触来往。他是个老老实实、和和气气的人,对谁都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他年轻时也曾是名角,但40年代嗓子就坏了,因此曾经生计困难。建国后进入这所学校工作,待遇很好,他心存感激,于是非常敬业,教戏认真得很。文革开始后,大家都投身革命,学校里的课都停了,只有他还坚持给学生上课,认认真真地讲戏。文革开始时候,他并没有什么罪名,只是三名三高--名人、名专家、名教授,和他们享受到的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那时候说,凡三名三高的人,都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都滑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所以也都成为革命对象、牛鬼蛇神。开始没设立关押这些牛鬼蛇神的牛棚时,他们白天到单位上班,脖子上被挂个大牌子,垂在胸前,挨批斗。牌子上面写着诸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身份说明,再写上他们的名字,画个叉,说明此人被打倒了。下班时,他们可以把这牌子摘掉,自己回家。可王少楼是老实人,红卫兵给他挂的牌子,他不敢摘,就自己一个人,挂着牌子坐公共汽车回家。那时候,我在街上也见过别的挂着牌子自己走路的人,心想,这也是老实人。王少楼当时血压高已经好几年了,高压能到二百多。可他怕误了教学,没跟学校说过,所以从没误过一节课。文革起来后,他老挨批斗,精神上非常紧张。1967年初,学生们再到他家一闹,他一下子又血压升高,就死了。当时学校里人都说他是被吓死的。说实在,他纯粹是被文革迫害死的。


我们学校最早死于文革迫害的,是江枫。江枫是延安来的老干部,那时候担任北京戏校副校长。在延安时,我跟她就认识,只是接触不太多。那时候,我知道她喜欢戏曲,虽然不在延安的文艺单位工作,但她曾业余上台演出。她的丈夫叫吴子牧,也是延安老同志,年轻时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有学问,曾陪同杨虎城去西班牙,访问二战中保卫马德里的战场和国际纵队。文革前,吴子牧是北京市大学工作部部长。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被调到外交部,准备派出国去当大使了。


还有一个月,江枫就该离开北京戏校,出国去当大使夫人了,已经置装做衣服了。但没等上,文革就忽然开始了。江枫在我们学校挨斗挨得非常厉害,校长的尊严一点儿都没了,屈辱得很。她丈夫吴子牧比她还惨,被揪到各个大学,轮着批斗,根本不拿他当人对待。对这样一个有很高学问的人,批斗者可以随便打,任意往他身上踩,说是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真可怜啊!我并不认识吴子牧,但知道了批斗吴子牧的这种情况,心里非常难过,忍不住哭了。现在想起,仍难过得落泪。


吴子牧被人从家里揪走前,嘱咐江枫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咱们都要挺住。但是江枫没挺住。我们学校收发室有一位须发花白、人略胖的老头儿告诉我,那天中午,来了一群孩子,附近其他小学的小学生,要批斗江枫。那时候,谁想批斗人,都能找个学校,找一个听说是有问题的老师,拿来就斗,想斗谁斗谁。这位传达室的老头儿看不惯,想护着江枫,就冲孩子们吼:这儿睡午觉呐!小兔崽子们,要干什么?都滚!出去!轰孩子们走。因为老头儿算工人阶级,孩子们不能把他怎么样。那时候,真难得能有像这位传达室老头儿这么好的人呀!我曾想,我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以后告诉别人,便努力地记。但时间久了,还是给忘了。他轰孩子们走,但孩子们不理会他,没被他轰走。就这样,骄阳烈日底下,一群小学生、小孩子,命令江枫跪在地上,围起来斗争她,侮辱她。


那天是1966817日。晚上,江枫回到家里,把自己拴在卫生间里的水管子上,上吊自杀了。她应该还不到五十岁。第二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江枫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皮肤略黑,但挺漂亮的。她和吴子牧是1938年春天一起去延安的。她死后没几年,吴子牧就发现了癌症,1970年也死了,五十多岁。


我们学校还有位来自晋察冀的老革命袁声,当时也是副校长。他很了解政治运动,坚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而且他清醒地知道群众暴力的可怕。因此,每当群众斗他审他时,他就什么都承认。说他反对毛主席,他就说:我反对毛主席,我罪该万死……”说他是走资派,他就说:我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结果,群众没激怒起来,他便没太多挨打。但是,一转身,到了工宣队、军宣队那儿,他就什么罪名都不承认了。他知道工宣队、军宣队是不会打他的。没完没了地批斗袁声、还让他站到桌子上挨斗时,我也曾难过得流泪:那么大年纪的人了,他怎么能经受得住?幸亏他对政治运动的认识比较清醒,得以活下来了。


我记得,文革时,彭真和曹禺曾一起被揪到我们学校来挨斗。彭真是主角,曹禺是陪斗。彭真喜欢戏曲,重视这方面的教育培养,那时候便说北京戏校是他的黑据点。在批斗台上,彭真两只胳膊被人撅在身后,弯腰站着,地下滴了一片他自己的汗水,但他还强硬。斗争的人问他:彭真!你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有百年之后?他大声说:我说过,谁都有百年之后!又问:你是不是说江青同志怎么怎么着?是不是攻击江青同志?他说:我说过!我是攻击江青同志!他态度非常强硬。斗争会上,说起曹禺不去下乡体验生活时,曹禺说是上面没安排。彭真扭头冲曹禺说:怎么没安排?我叫你去你不去!那时候,我们学校的人都觉得彭真挺厉害的。


学校有位黄玉华老师,以前也是名角,因此文革中受屈辱,大字报把她说得特别坏。她的口语习惯,总是把表达成咱们。批斗她时,说五十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时送她条围巾。其实围巾没什么,主要是中印打完仗没几年,到文革时,尼赫鲁还算是坏人,所以围巾就有问题了。黄玉华说:他送给咱们,咱们也不能不接受呀。斗她的人说:送给你就是送给你,谁送给咱们了!她说:咱们不是那样想的……”人家就说:谁跟你咱们咱们的!说你自己!


文革中有段时间老开宽严大会。这种大会的准确全称是什么,我始终不知道。但知道意思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总是在会上当场宣布对谁从宽发落、对谁从严处理。那时候的宽严大会,常爱揪阶级异己分子。这是没什么标准的,什么出身、经历的人,都可能成为这种分子。只要觉得你跟党不一心,或者说你跟党不一心,你就能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清理出阶级队伍。于是,造反夺权的人,想揪谁就揪谁,很可怕。参加这样的会,常让人有生死置之度外、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感觉。


一天,学校里开揪斗反革命的大会,主持会的造反派喊:把历史反革命×××押上来!历史反革命是一位在学校里当戏曲老师的老艺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两个学生把他押上台后,主持人喊:“×××!你老实交待你的历史问题!


那老艺人弯着腰低着头,诚恳地说:是。是。停了停,见他没下文儿,主持人又冲他喊:说呀!他不敢抬头,战战兢兢地问:是,是……您听哪段儿呀?大家听见这说相声的词儿,都忍不住想笑。我看见那主持会的扭过脸去,也一阵子没说话,估计也是在使劲儿忍住笑。过了会儿才回过头来,但厉害不起来了:什么哪段儿?让你交待历史问题。


斗争会,宽严会,批判会,誓师会,各种各样的会,一般都是在练功棚里开。一通知要开大会,就每人都自己搬个小板凳,去参加会,要不然没地方坐。在学校操场也开过,把各种分子们揪出来,跪一院子。我因为到戏校时间短,不言不语,不当领导,没有揪斗的由头,就没被揪出来。曾有人说我社会关系复杂,说我是谁谁派来的特务,贴出大字报,但没人响应,也没揪成。不过在宽严大会上,被揪的可能随时存在,我便总嘱咐同事小朱:万一我被揪了,你帮我把小板凳收起来。


小朱叫朱慧媛,当时是我们学校的年轻教师。一般造反派那种人,说话都厉害,小朱不是,她不去跟着造反。她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对我很好。她的丈夫是个医生,出身不好。两派斗争期间,他给一个工人阶级患者做手术时,医疗事故,失败了。另一派就抓住不放,说他是阶级报复。结果,居然给他判了两年刑,蹲了两年监狱。


那时候小朱想,虽然自己丈夫是个好人,但她是党培养长大的,怎么能跟一个专政对象、判刑坐牢的人在一块儿生活呢?她就想离婚,找我谈这件事。我悄悄劝她说,小朱你要想清楚,你爱人不是坏人的话,你就别走那条道。现在冤案多得很,时间长了,什么都会弄清楚的。一定的,你得想开点儿。小朱又找袁声谈。袁声说他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医,懂医,让小朱讲医疗事故的过程。听完了,袁声说,你这事,问题不大。右派就右派,反革命就反革命,平反是早晚的事儿。再说,关起门来,还不是两口子过日子?小朱听我们的话,没离婚,后来很幸福。她丈夫坐牢两年,出来后,平反了,也什么都补发了,连工业券都没少给。工业券是那时候政府为了限制老百姓购买轻工业产品,而配发的购物凭证,很珍贵的。


那时候过年放假三天。一次年前,军宣队通知,让我初四一上班,就发言检查,说:你好好想想你的问题!认真斗私批修!我知道那不是批斗,但三言两语肯定也过不了关。于是,过年三天没干别的,就写这检查。我让大儿子延风帮我写,帮我琢磨有什么可检查的,尽量往上多写。每天弄到半夜。延风熬不住,一下儿睡着了,我就喊他。那时候,好多人都找人帮助写检查,有找儿子的,有找侄子的。因为年轻人比我们懂得怎么说文革。虽然建国以来,一直挖思想根源,一直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写检查,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检查什么,该斗什么批什么。只好让延风帮着编。


我们学校青年教师马尚瑞也帮我编过检查,我拿着他给写的稿子在会上念,有时一次就能通过。他是学校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和我不在一个办公室,本来并不认识,开大会时遇到,一来二去熟悉起来,成了忘年朋友,处处维护我。听说要开会批判我的历史问题,他就提前来告诉我,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的历史问题是在国民革命军130师教唱过抗日歌曲,但这种经历不能理解为参加抗日,而得说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马尚瑞帮我写好检查交代,嘱咐我说,会上别急着说话,先听听别人怎么批判,然后根据情况念检讨,有的地方多说几句,有的就不用说了。别人批得再过分,也千万得听着,别解释。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谁巴结工宣队、军宣队了,他和我们一样,很看不惯。


文革中一段时间,曾要求加强敌情观念,打一场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人民战争,不让敌人利用存款破坏革命。这也属于严肃尖锐的阶级斗争。这种动荡环境里,好人也不敢去银行储蓄了。马尚瑞住学校集体宿舍,不方便放钱,便每个月领到工资后,都让我帮他收着。他需要用钱了,就去我家里取,自己记个账,很信任我。文革那种环境里,和我们这样交往的年轻人不多。那难熬的十年,我们学校给过我最多帮助的人,就是马尚瑞,我永远感激他。我印象中军宣队的人比较厉害。一次一个军宣队找我谈话,说到什么事儿时,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儿,就说周总理是怎么怎么说的。他一下儿就跟我拍起桌子来,说:周恩来算老几!我很惊讶地看着他,心想:这人是江青的爪牙呀!


选自《我这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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