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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马承源


--作者:马今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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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承源(1927~2004),浙江宁波人。考古学家。1951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社会系。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以及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等。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文字学等学科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器型、纹饰、铭文、分期断代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史实,以及青铜器鉴定、铸造、修复等,都曾提出许多科学的推断和新颖的见解,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并为学术界所公认的研究体系。主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整理和研究,对中国古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术领域具有重要价值。管理上海文博工作期间,主持上海博物馆新馆建设等一系列开拓性工作,使上海的文博事业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并积极推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现代化的步伐。马承源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美国亚洲文化委员会授予的洛克菲勒奖,1998年获法国总统希拉克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国家荣誉军团勋章。


一、成长经历


1927113日马承源出生于浙江宁波市镇海县甸山乡方马村。父亲原为家庭教师,后在上海某工厂任高级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儿童时期的马承源在邻村的养正小学读书,简单而平淡的渡过了童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家乡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和军舰的炮击,战乱之中,马承源匆匆告别了小学。1941年家乡沦陷,14岁的马承源冒着路途中可能遭遇战争的危险到上海父亲处求学,先是在光实中学一个学期,后又去师承中学三个学期,随后又转入复旦实验中学学习直到高中一年级。


在上海学习期间,父亲管教比较严厉,要求他在寒暑假期间,写汉碑和复习功课。但马承源却有自己的兴趣,喜好篆刻和绘画,以后又扩展到诗词方面,父子之间时有矛盾。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汪伪政权的黑暗统治,使得处在少年时期的马承源感到异常苦闷,觉得没有前途与希望。


1944年盟军飞机开始轰炸上海,为了安全,马承源回到宁波,并且顺利的考进鄞县县立中学。由于没有了父亲的管束,又能和母亲、弟妹们在一起,心情变得舒畅。课余时间都用在了兴趣爱好上,经常去古玩店购买碑帖临字,同时继续刻苦学习绘画和篆刻,因此在同学中有老古董的雅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马承源将仿倪云林画作十幅装订成册送给同窗好友,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


1945年底马承源第二次到上海,不久考入了建承中学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在校期间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立志投身革命,并在1946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建承中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47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社会系继续参与地下斗争。19489月,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大逮捕,撤至苏北解放区,在华中党校学习和工作。1949年一身军装的马承源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先是在教育系统任职,1954年又担任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公方代表。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马承源没有放弃对文物的爱好。老领导陈向平也是位文物爱好者,两人平时多有交流,陈向平认为马承源是个人才,向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推荐。于是,195412月,27岁的马承源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调入上海博物馆,担任保管部副主任,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文物博物馆工作。多年以后,马承源还常常说,陈向平是改变他一生工作和生活方向的人。


马承源在保管部主管文物征集工作,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博物馆有许多文物门类缺失而尚待充实,马承源制订文物征集规划,带领征集组的同事赴西北等地进行征集,为上海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又加强各类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征集编目工作的实践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员。在文物研究方面,马承源刻苦钻研业务,主要对彩陶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又着手系统的青铜器研究,在以后的数十年里逐渐形成了自己青铜器研究的学术体系。


青铜器藏品的征集,一直是马承源关注的重点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博物馆不仅在古玩市场上征集到大量的青铜器,还在冶炼厂待回炉的废铜烂铁中抢救出大量的青铜器。马承源参加了大量的征集、拣选和甄别工作。此外,上海博物馆青铜器藏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上海知名收藏家手中征集来的,马承源以渊博的青铜器专业知识和坦诚的人格,与收藏家交朋友,使一大批著名的青铜器转到了上海博物馆。1990年以后,马承源在各方的支持下,从海外征集了许多重要的青铜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藏品形成了体系完整、种类齐全、精品良多的收藏特点,为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展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3年在马承源的主持下,上海博物馆中国青铜器陈列对外开放,陈列分中国青铜器工艺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中国青铜器工艺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青铜工艺四大部分,奠定了以后历次中国青铜器陈列的基本框架,体现了陈列体系中的学术性。1985年,马承源提出改建青铜器陈列的课题和青铜器馆改建的具体要求,指出陈列体系要体现科学性、展品内容要具有观赏性、陈列设计要突出先进性。青铜器陈列馆在1986年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化改建,在当时中国的博物馆中是最先进、最现代、最具国际水准的陈列。


1985年马承源担任了上海博物馆馆长,其管理才能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86~1991年,在文博事业亟待发展的情况下,他多方筹集资金,对上海博物馆原有的陈列室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开创了新时代文博工作的崭新局面,在中国文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91年上海博物馆新馆建设启动,马承源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1996年一个崭新的上海博物馆建成开放。新馆的建成,使上海博物馆跻身全国乃至于世界先进的博物馆之列,并积极推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现代化的进程。


晚年的马承源除青铜器研究之外,主要从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整理和研究,对中国古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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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承源主要论著


上海博物馆(马承源主编).1964.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马承源.1976.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64-65,93.


马承源.1981.商周青铜双音钟.考古学报,(1):131-146.


马承源.1981.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承源.1982.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集刊(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6-61.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马承源主编).1984.商周青铜器纹饰.北京:文物出版社.


马承源编. 1986198719881990.商周青铜器铭文选(1-4.北京:文物出版社.


马承源. 1986 .西周金文中一月四分月相再证//上海博物馆集刊(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0-20.


马承源.1987.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2.


马承源.1987.关于商周贵族使用日干称谓问题的探讨//吴泽,袁英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41.


马承源(编).1988.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马承源.1992.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集刊(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74-183.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马承源主编).19931998.中国青铜器全集(1-16.北京:文物出版社.


马承源.1995.爵和斝的口沿为什么要设一对柱.鉴赏家(1.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社:44-49


马承源.1996.中国青铜艺术总论//《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北京:文物出版社.


马承源.1996.青铜礼器.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马承源主编.2001201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马承源.2002.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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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领域和成就


1.关于青铜器发展史的分期


对于中国长达将近两千年的青铜器时代,马承源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把整个青铜器时代分为五个阶段。1964年马承源提出第一个五阶段说: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衰退期。随着二里头文化等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加之马承源认为汉代不应属于青铜时代,故在育成期前加上了萌生期,又把原来汉代的衰退期去掉,建立了新的五期说,从而把青铜器自身的发展历史分解得更加科学。


萌生期。马承源把萌生期定为夏代。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出土了一些被称为二里头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这一批青铜器是早于二里冈期的,但要确定是属于哪一个历史时期,一直有着非常尖锐的争论。一种观点是以马承源为代表的,坚持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四期都在夏代的历史纪年内,所以这些青铜器应该属于夏代晚期。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殷墟文化属于商代的晚期,二里冈文化属于商代的中期,那么比二里冈文化早的二里头文化只能属于商代早期。在这个争论过程中,马承源坚持二里头文化的夏代说,并不断地用器型、器类和纹饰的特点来加强自己观点的学术基石。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二里头文化的面貌越来越清楚,学术界逐渐地趋向于一致的看法,即夏和商的分界在二里头文化的四期。这是马承源对学界的一个贡献。


育成期。马承源与众不同的是在青铜发展史中专门划出了一个育成期,这是青铜器学界的一个真知灼见。所谓育成期的历史年代主要指商代的早期和中期。在这里马承源又在学术界第一个提出了商代中期的概念。以前的青铜器学界跟其他的学者,一般都把商代的历史分为两段:从商汤灭夏到盘庚迁殷被作为商代的前期;盘庚迁殷到武王灭商,被认为是商代的后期。这样的两分法,统治着关于商代历史的研究很长时间,直到马承源提出商代中期的概念,才把青铜器学的这个阶段和整个商代历史的研究更加充实化和科学化。商代中期的提出是源于马承源对青铜器的精细研究。以前的青铜器学界都认为二里冈的上层青铜器和殷墟的早期是相连的,中间没有缺环。而马承源却认为这之间有缺环,而且有一个比较长的缺环。如果把二里冈文化的下层和上层的一部分作为商代早期、殷墟文化作为商代晚期的话,那么这之间的缺环就是商代中期。这个想法后来也不断地被考古出土的器物所证实,像郑州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湖北黄陂县盘龙城、河北藁城县的台西村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另外还有殷墟早期的一部分青铜器都填补了这一缺环。近十多年在殷墟之北花园庄一带发现了早于商代晚期的城址和宫殿,进一步证实了商代中期的存在。


鼎盛期。一般的内涵是指商代的晚期和西周的早期。马承源认为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文化上的变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虽然武王灭商一日之间可以在政治上改朝换代,但是旧文化的消失和新文化的建立,却不会因为政权的改变而突然改变。从青铜器本身的发展规律上讲,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是有一些差别的,但这些差别不足以构成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两个不同的质点,所以就把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同时定为青铜器发展史上的鼎盛期。


关于商代晚期即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分期,学术界有五期说、四期说、三期说,马承源力主殷墟时期的青铜器应该分为三期。1985年提出了殷墟晚期三阶段说的各种具体内涵,从而也把三阶段说着实在一个学术性的基础之上。


转变期。这也是马承源研究的一个重点时期,马承源认为这个时代主要包括西周的中期、晚期和春秋早期。这一时期一般被认为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相对没落的时候。因为器型比较单一,纹饰也没有鼎盛期那么精致,出现了很多素面器物,铸造技术也没什么新的发展。另外,到了春秋早期的时候,天子式微,诸侯崛起,而这一时期的诸侯器粗制滥造。马承源从辩证的观点认为,上述特点都确实存在,但它不是走向衰亡的标识,而是为下一个阶段,青铜器的更新和复兴做准备的一个时代,而且也正是周人自己的文化正式走出殷文化、创立自己的主体文化的时期,它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上都是周人的理念,所以对一个民族所确立的东西是不能以好坏高低来区别的。


更新期。这个阶段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另一个高峰。马承源特别注重青铜器表面的装饰问题,比如错金银、比如镶嵌绿松石、菱形纹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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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方青铜器的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长江中游的江西新干、长江上游三星堆等处,先后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着明显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具有非常强烈的当地文化的风格。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时代和内涵,学术界分成两大学派:一种认为长江下游的青铜器遗存大致属于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和上游的青铜器遗存主要属于商代晚期,其下限不超过西周早期。对于这样一个占有主导性质的学术观点,马承源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他细致分析了宁镇地区所出土的青铜器类型、纹饰、组合以及埋藏方式,认为土墩墓与土坑墓的葬式和遗存性质均有不同,前者属于土著部族上层,后者是吴王族所用。那些器类、器型和纹饰带有西周特点但地方风格明显的青铜器,应为春秋时期的吴地土著所铸,是对西周文化的追慕之举。对于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时代,认为确有一些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存在,但其中有被后代改造者,也有相当部分是比较晚的,因而大洋洲青铜器的埋藏时间要晚于商代晚期。对三星堆的看法也大致如此。这些观点大大拓展了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思路。


另外在湖南等地曾陆续地出土一些孤立的青铜器,它们出土的地方既不是墓葬,也不是祭坑或遗址区,马承源认为是当时人们望祭的结果。对于这些精美的商代青铜器,马承源认为不是当时铸造的,而是北方早先铸造的,在商周之变的时候,随着商人被排斥迁徙而到了今天的湖南地区,所以这些青铜器的埋藏时代也不会是这些青铜器本身的时代。


为了推进南方青铜器研究,马承源专门组建的中国青铜器研究编撰会,便选定先着手南方开展活动,这大大推动了此项课题的研究。


3.青铜器铭文的研究


青铜器铭文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马承源的的铭文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上,一共收集了1985年之前出土和传世的重要青铜器铭文925件,基本上囊括了此前所有青铜器铭文的重器,为专家学者继续研究、学子们进行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基本参考书,对铭文的考释则博采众长,同时也不乏自己的真知灼见。


青铜器铭文中周历问题是马承源研究的重点。马承源对周历的研究大致有这么几项:第一,他坚守王国维的观点,以一月四分说,反对定点说。首先检验了定点月相的不准确,认为所谓周代的定点月相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检验了52件器铭,能够相合的只有4件或5件;接着对四分月相的相对辐度进行了推算,认为在众多的月相辐度数值中,最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是四分月相说。第二,作为基准器和其他器的推算,不能仅是一次性地筛选,而要经过五六次的筛选排比,要从年月日及月相辐度和器铭中人名之间的联系来统筹安排,这样的排列组合才可能是正确的。在前面两者基础之上,对西周金文进行了合历,首先采用张培瑜的《合朔表》作为检验合历的标准,然后对月建和冬至、金文中月相或干支记载的粗疏、对当时的置闰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形成了金文合历和王世的推断,并对西周各个王世的年位进行了推测,且对未能合历器的进行了分析。这一工作已成为整个西周、周历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后人的研究都无法绕过这一研究。


马承源对周历的研究有几点重要的的认识:第一,在《合朔表》上有相应位置的青铜器不仅月相和干支合历适当,同时这件青铜器的同群器,姓名有关联的同组器,都要有适当的位置,不能够顾此失彼,有一方面的不合,都不能确认它的合历上的合理性。第二,自从恭王到宣王的金文测算材料与合历证明,这一时期的历法并不都是建子。如果当年设置闰月的话,这个闰月在正朔后的三十日之前,这一年是建子的,如果闰月在三十一号或三十二号,这一年则不建子。第三,所有金文合历的纪年都可以证明金文组合的可靠性,但其干支的日序未必每一个都是绝对数字。我们至少现在实质上还并不知道西周究竟是如何置大小月的。所以还不能在绝对意义上复原周历,因为周人自己当时的记载也有误差,铭文的书写者可能也会有失误,因此并不是所有四项因素俱全的青铜器都能够完全地合历。第四,西周王世的拟定,其根据除了金文组合测算及这种测算的闰年数值和组合内最后一件器的年代估算之外,还必须重视文献史料的根据,并且要达到两者尽可能的吻合。


马承源对商周贵族使用日干称谓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第一,商周贵族日干之称是生称,即每一个人生前都有其日干,日干不是死后选择的,死后则在干名上加上大祖、祖、妣、大父、中父、大兄、兄等称谓而成为庙祖或庙号。第二,商周贵族男子所称的日干,实为冠礼中所授之字,而女子日干而是许嫁之字,冠礼在前,婚礼在后,所以男女一般不同字。第三,商人或商亡的日干之称是社会生活中冠礼或婚礼的正常现象,而不是政治或政治集团的现象。第四,商贵族宗庙中,有如三句兵那样的祖谱,谱的名单中表明同辈人的日干之称可多次重复,这再次表明日干的择定与生死的次序无关。


4.青铜器纹饰的研究


纹饰是青铜器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宋代以来的金石学和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和青铜器学,对青铜器的纹饰的研究相对疏漏,或者忽略不计,或者仅作为陪衬。马承源的青铜器研究把青铜器上的各种要素作为一个整合来看待,在对青铜器的器型、器类、铭文及其组合研究的同时,也对青铜器上纹饰作了具有开创之功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一直把纹饰作为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不同纹饰的分析、对同一纹饰在不同时代的分析都对青铜器学成为科学奠定了一个广泛的基础。在马承源的主持下,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有史以来第一本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和著录书籍《商周青铜器纹饰》。在长篇综述中,对青铜器纹饰的起源、纹饰与神话的关系、纹饰与人们的审美观念,都做了详尽的分析。特别重要的是把青铜器的纹饰分为十个大类,每一大类中又因它的结构差异和时代演变,分为若干个样式。特别重要的是:第一,将以前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饕餮纹命名为兽面纹,目前绝大多数的学者的论著都采取了兽面纹这样的提法。第二,将以前人们一般认为的窃曲纹改为变形兽面纹。第三,在纹饰研究的分类学上,以动物的角作为分类的主要标准,这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创新。第四,对于后兽面纹时代的纹样给予的高度的评价。马承源的纹饰研究从构图、线条的本体化研究上升到对历史、对人生、对美学的理性化认识。第五,提出了纹饰上的配置概念,特别研究了以兽面纹为主纹、凤鸟纹为铺纹的组合,认为这种兽面纹和凤鸟纹的配置本质上是神与鸟的配置,来源于玉器上的纹饰,反映的是人们对上天的一种景仰,而边上配置的能远走高飞的凤鸟纹则是沟通上天和人间的使者,把使者的概念运用到了青铜器学上,马承源是开创者之一。第六,对兽面纹的来源,马承源从良渚文化开始,追根溯源,将兽面纹的来龙去脉梳理得非常清楚。第七,对于同一花纹在不同时代的变化,马承源观察到了极致;对花纹的制作方法,马承源也进行了研究,比较早的提出了春秋中晚期后,花纹的制作使用的模块印制法。另外,马承源对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发现战国青铜器上这些画像乃是汉代画像的真正先驱,并且这种文化的绘画艺术特点一直沿伸到南北朝时的敦煌壁画,可见这一传统青铜艺术影响之深远。


5.青铜器实验考古的探索


1)关于青铜双音钟的研究


钟是中国古代青铜乐器中最重要的器类,中国青铜钟的形状都是合瓦型的,与其他东西方国家的圆口钟不同,这两种钟在声学上有什么不同之处,以前没有人从声学角度进行研究,马承源是这类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经过声学实验,马承源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合瓦型的青铜钟能够在钟的鼓部和侧鼓部各敲出一个音,即每个钟都是双音的,两个音之间的音程相差三度,换言之一组编钟如果是8件的话则可敲出16个音。马承源又进一步发现,钟的侧鼓音部分有的铸有鸟纹,有的没有鸟纹,经过细致的分析和科学的测试后揭开了其中的奥秘,没有鸟形的钟往往是一组编钟的第12件,而有鸟形标志往往是一套编钟的第3至第8件,这些钟都是双音钟,研究表明第1和第2个钟的侧鼓音往往和下一个钟的正鼓音的音程和音阶相一致,在整个演奏过程中是不需要敲击第1、第2钟的侧鼓音,所以不铸鸟形纹饰说明它可不使用这个侧鼓音,而后面6件钟都铸有鸟形纹饰说明在整个青铜钟的演奏过程中是需要而且可以敲击使用的。马承源的这项研究,不仅回答了双音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回答了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和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


2)关于汉代蒸馏器的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西方比较盛行的用蒸馏方式制酒,在中国是宋代才出现的。对于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饮用酿造酒而蒸馏酒迟迟不出现,学者颇多疑问,因为蒸馏技术并不是一个非常尖端的技术,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酿造酒更方便,但是苦于缺乏证据,一直没有办法将中国制造蒸馏酒的时代往前推。1981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马承源介绍了一件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汉代青铜蒸馏器,但是一直没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之后,马承源专门对这件青铜器进行了考古学的考察并对之进行了实验,因为蒸馏器究竟能否定名关键在于有无实际作用。为了既保护文物又能做好实验,马承源在用原器进行初步实验成功的基础上,又用复制的蒸馏器进行了多次实验。第一次用烧酒作为蒸馏原料直接加热蒸馏,烧酒原液酒精浓度是51.5度,蒸馏出的酒为79.4度。第二次是用绍兴黄酒进行蒸馏,黄酒原液的浓度是15.5度,蒸馏出来达到42.5度。以上两项实践证明,直接用高度或低度酒液蒸馏的效果都是令人满意的。另外,这件器有一个特殊的储料器,马承源做试验时在这个储料室分别放了纱布、丝瓜筋、桂皮都分别达到了事先预定的效果,说明这些蒸馏器既可蒸馏酒又可以提取花露,或蒸取某些药物的有效成分。这样就充分证明在公元1世纪的汉代中国就有了青铜蒸馏器,把时代至少提早900年。这项研究成果在1993年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上发表,引起了科技史界的极大关注。


3)关于青铜器爵的研究


马承源对于青铜器的研究有些很宏观,有些就很微观。比如爵和斝的口沿为什么要设一对柱,自从宋以来就众说纷纭。马承源独辟蹊径,因唐兰说过曾经看到过一件爵上有一块纱布似的覆盖物,但这件器没有保留下来,后来再也没人看见过。马承源就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推测那一块纱布可能是用作过滤酒渣的,在一个小棍上面缀着纱布,然后把棍子夹在两个柱子当中,并进行过滤实验,果然获得成功,至少证明在相当的时间内是具有过滤功能的,当然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后的酒是过滤好后直接倒入爵里的,可能这时候的柱子就逐渐增高,过滤的功能逐渐消亡,两根柱子成为纯装饰性和艺术性了。


4)青铜器铸造


青铜器的研究是一个全面的研究,不但要重视器型、铭文、纹饰的研究,而且要结合铸造技术。马承源特别重视对青铜器铸造过程的研究,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博物馆研制成中国第一套青铜器浇涛过程模型。另外,对青铜器铸造过程中垫片的使用,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青铜器的浑铸法和分铸法,南方青铜兵器上亮斑、菱形纹饰、虎皮纹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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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铜器鉴定


马承源主要是在工作实践中练就自身的学识和眼力。青铜器鉴定是青铜器研究中的一项基础工作,马承源在这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为了掌握青铜器辨伪的技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利用每星期四干部参加劳动的机会,马承源主动要求到文物修复部门参加青铜器修复工作,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他的青铜器鉴定能力,特别是假锈的识别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长期的实践中,马承源练就一双青铜器鉴定的火眼金睛。正因为如此,1961年马承源就被聘为上海市文物图书鉴定委员会委员,此后还陆续担任了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职。马承源勤于实践、善于思考,在参与征集、鉴定无数青铜器后,从中摸索、总结出一套鉴定、辨伪的方法和经验。20世纪80年代,在为复旦大学文博专业研究生上课时,比较完整地讲授了青铜器辨伪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内容成为日后他主编的国家文物局教材《中国青铜器》中《辨伪》一章的基本内容。


青铜器鉴定不单是真伪的辨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别人未发现的重要之处。1975年马承源在北京负责筹备赴日本举办的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时,有一件陕西送展的西周兽面纹尊,此尊1963年就已出土,但一直被为是无铭文。马承源经过仔细的观察,认为内底的层层锈蚀下一定铸有铭文。后经去锈,果然在内底发现了一篇多达122字的长篇铭文,这就是被学术界视为重要再发现的西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这篇铭文记述了周武王灭商后筹迁洛邑以为东都和成王继续营建成周的史实,是研究西周历史最珍贵的文字资料之一。


7.战国楚竹书的整理研究


1994年上海博物馆征集和接受捐赠共获1200余支战国楚竹书,在马承源的主持下,迅即对这批楚竹书进行了脱水保护处理。1997年脱水完毕,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时他从北京大学请来专家,对保存杂乱的竹简进行初步的分类、缀合、分篇、排简、释文。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后,马承源领导并参加了整理小组的释文、注释和再排序的工作,于2001年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第一册,到2012年共出版了九册。每一册的出版都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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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马承源.2002.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博物馆编.2005.马承源纪念集.上海:上海博物馆.



转自《上海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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