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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 


--作者:万静波 吴晨光 谢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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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典先生。图自中国政法大学官微


写在前面:

20191026日凌晨541分,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病逝,享年98周岁。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这就是一条简单的讣闻。然则,熟悉中国法律史的人会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潘汉典,194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该校被誉为中国近代英美法系教育的摇篮。二战胜利后, 负责东京审判的远东军事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当时中国派出的法官、检察官、顾问几乎全部来自东吴大学。


岁月悠悠,历史无情。

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从此湮没于荒烟蔓草中。而从东吴大学走出来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菁英们更是坎坷至极,在近30年时间里,不得不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门卫乃至劳改犯。就此,一所大学和一群人在法律史上失踪了。


1990年代,当中国外交进入新阶段后,蓦地发现,根本找不到熟谙国际公法的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以至于1993年,把88岁高龄的李浩培派赴海牙国际法院。


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对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全部由平均年逾80岁的东吴大学遗老们完成。相较于制度变迁的冰冷,这些含泪的法律故事见证了法治中国的百年历程。


法学家的失踪只是一个隐喻。

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感叹: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


所谓思想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


比历史的苦难更可怕的是对历史的失忆。


2003年,《南方周末》刊发文章《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字字泣血。一群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老人,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默默无闻,花费近十年光阴编纂出了一本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英美法词典。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出自东吴大学。

在词典的开篇有一串致谢名单,缘起总审定皆为潘汉典。身体欠恙的他,在手术前的48小时,还挂着尿袋工作。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说,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

20129月,在一次恳谈会上,他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仅仅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域外更多的知识和制度为我们所用,最终建立一个法治的中国。

7年后,先生驾鹤西去。

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枏,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频繁封号,防失联看更多请加微信bca8118注明读者。


1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枏,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枏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枏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枏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枏,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枏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枏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枏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枏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2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中篇: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00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1


1993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00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1985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2


5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频繁封号,防失联看更多请加微信bca8118注明读者。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2000多字、长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枏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80多岁的夫人--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8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3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5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10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600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4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


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频繁封号,防失联看更多请加微信bca8118注明读者。


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受牵连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蔡晋先生的四个子女,除了一个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贵州等地,具体情况薛波没有问过,可以想象的是,作为旧法统人员子女,他们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孙女正好在场,她很不高兴,你们来找我爷爷,要是他累病了,谁来照顾?”“是啊!薛波也这么想,来寻求老先生帮助,又没钱给,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们能干嘛?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薛波委屈地说。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5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而随着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


让人痛惜的是图书馆,早在1935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但在1952年后,该图书馆遭到了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


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他们平均年龄已逾80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后继乏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燠,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79岁,1993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88岁高龄,离任时已届91岁。


下篇:我们在传承 


作为《英美法词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国政法大学3号楼323房内度过了近10个年头,这个十余平方米的房间,既是编辑部、办公室,又是会议厅和接待间,很多时候还是薛波的卧房。人说十年磨一剑,但十年都快过去了,词典还没有出版。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薛波经历了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以及想象不到的困难。


没有钱,且不谈稿费,仅是买必需的国外原版书就用了几十万。最缺钱时,电话都打不起了。他曾满世界地寻找援助,从国内的若干科研机构、律师楼、大小公司,到国外的基金会、富商,为了省下邮资费,连寄往国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带出国后再寄。


这是项艰辛而琐碎的事业。他一人几乎身兼了所有必须的职务,如果那也是职务的话,从策划,主编,到总联络人、债务人、办公室秘书、会计、资料复印员、电话接线生、值班人、运输司机--仅为了把初稿带到上海给东吴老人们审校,薛波数十次往返于京沪之间。5年来,光装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坏了好几个。


最让参与者们感慨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浮躁,以及对基础研究的漠视。现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的车雷讲师参与此工作6年,他认为:这样一项耗时多年的工程,付出与回报是严重失调的。而当今有些领导更喜欢短、平、快地出政绩。同样,时下也没有一位当红学者愿花如此精力去当词典的主编。工作太基础了,评定职称没用,甚至不算学术著作。 


与此相应的是奇低的稿费标准。现在连普通的汉译英稿费,都已达到了千字200300元,法律类理应更高,而这本词典仍只有千字20元。全书460万字,数百名一流法学者的8年心血,只抵得上22万元稿费。频繁封号,防失联看更多请加微信bca8118注明读者。


同样还有某些官方机构和官员对文化事业的冷漠。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个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础文化建设项目,没有得到任何官方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曾多次亲笔写信请求有关部门支持,但结果往往是这样:我们的经费有限,如果给了钱,很多关系不好协调。 


由于严谨的审订工作的需要,词典的出版周期一次次往后拖,然而,一位大学副校长居然说:什么书要编7年?这位副校长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词典》外,美国由梅隆基金会赞助,密歇根大学组织编撰的《中古英语词典》,用了70年时间,耗资2200万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后,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古时代语境中的法学者们,几乎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


关山重重。要换了一个人,也许早就放弃了。但在薛波看来,这些困难都算不了什么,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和东吴老人相比,我已经很好了,我还有精神享受。 


这些年下来,薛波39岁了,仍孑然一身,个人已负债40万元。


支撑他这么做的到底是什么?


他自己的说法是:这是命运,一个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 


当年一起共事的伙伴们早已星流云散,各奔东西,只有他还在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抉择。当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国了,根本没想在走前请大家聚一下,当着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声,他觉得:友谊、理想仿佛一下被背叛了! 


薛波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难度,尽管有些悲观,有些灰调,但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决不放弃。他曾想编完词典后,就出国去,但后来他想,干嘛要出去? 


薛波是幸运的,他不仅找到了东吴老人,还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师友,他们是:黄风、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军……这样的名字同样有长长一串。


要是有了钱,一定要替老人们在上海买个好点的房子。这是薛波的愿望,但直到现在,老人们的审稿费用都还欠着。


参考资料:


1. 《失踪其实是一个隐喻,更寄寓着使其变为常识的期待》,肖金,新文化周刊


2. 《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陈新宇,广西师大出版社



转自《风清影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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