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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70年代, 恢复高考


1978,一个士兵的转折点


--作者:乔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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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同每个中国人息息相关的春天。与我本人,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是国家落实政策,母亲带着弟弟妹妹离开插队落户十年的偏僻山村,举家返城;一件是还在空军工程兵某总队警卫排当班长的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赴兰州参加全军新闻训练班招生考试。


部队政治机关之所以能把这个名额给我,与冬眠了10年的大专院校恢复高考招生有关。197711月,兰空分配给我们部队两个参加地方高考的名额,经层层选拔,我和另一名战士一道走进了设在驻地铁路一中的考场。这之前,我也不用参加连队每天的工作和训练,连岗也不用站,紧紧张张复习了一个多月。记得我俩走出考场时,有位监考老师当着面说:这个考场,就你们两个当兵的答题答得最好。令人焦灼的是,我始终没有等到我的具体考分,等到的结果是那个战士高高兴兴离开施工大队,去了陕西省公路学院洞库专业上学。


说实话,我心里只不舒服了那么一下下,并没有多么失落。我从小就对数理化望而生畏,也不是那么愿意成为一名在山沟里为飞机设计藏身之洞的工程技术人员。


父亲来信说,你服役期已满4年(那时陆军3年,空军4年,海军5年),还没有提干,申请复员吧,工作已经给你找好了。我自己的打算是,退伍后再好好复习一段时间,来年考个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读读。也不知什么原因、从什么时候起,我对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情有独钟。


1978年的春天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就在我准备熬到年底向后转时,上面又来了通知:总政治部委托解放军报社办一期新闻训练班,在全军连、排干部和预提干部苗子中招考一批学员。因为我们部队新闻报道工作非常落后,兰空分给了一个参加考试的名额。经部队政治部研究,确定让我去应试,而且认准我能考上。


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举办的全军新闻训练班。总政首长和机关业务部门都十分重视,在各大军区设置了考场。


兰空部队的十几个考生参加了兰州军区片的考试。考场设在军区第一招待所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头一天是政治理论及历史,第二天是语文常识及命题作文,第三天是口试。监考官是解放军报社通联处派来的两位老编辑--高建新和唐建亮。


那几天,正好总政军乐团来兰州演出,也住在军区招待所。我们在考卷上答作文题的时候,不时听到女演员(后来我多方打听求证才知是韩芝萍在练声)圆润浑厚清亮的歌声从长长的走廊通道上传来,


那么悠扬,那么悦耳动听,那么令人感到世界的美好,春天的美好。顿时,我文思如泉涌,作文一气呵成。30年后见到韩芝萍,我当面告诉她:你的歌声改变了我的命运。她听后倍感意外,这是后话。


口试时,面对两位考官连珠炮似的提问,我紧张得语无伦次,脑子里常常一片空白,差不多有一半题觉得没回答好。中午在一个大桌子上吃饭时,我看见高老师、唐老师相视一笑,好像在说我什么。我想我彻底完了,一整天情绪低落,连去黄河边游览的兴致也没有了。


料想不到,我竟然被录取了!口试虽然差强人意,但我的政治考了86分,作文《杨柳青青》排名第一,作为学员优秀答卷刊登在《军报生活》上,并在编辑部引起不小的轰动。兰州军区片总共录取了八九名学员,其中兰空两名,另一名是位连队指导员蒋南翔。


那年4月底,我21岁,职务班长,穿着一双解放鞋,背着方方正正的背包,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从高原一个基层连队走进了北京解放军报社的大门。


我走进了一个温暖的集体。50名学员住在报社办公大楼六楼东头的七八间屋子里,社领导轮番来看望,编辑部的同志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伙食也比连队好多了。我和济空的金心华在全班年龄最小,生活和学习各个方面都受到兄长们特别的关照。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报社领导出面请来的首都新闻界的大家、名家。


学习时间总共半年。那时流行一句话: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记得每天上午下午都有课,安排得满满当当。社领导说:时不我待,给你们吃的是压缩干粮。我们只得连夜整理笔记,生怕漏掉每一个观点,每一种感悟,写着写着,头地一声磕在桌子角上了,但痛并快乐着。


1978年正是意识形态领域开禁的时期。学员们时常有幸在八一厂等单位的内部电影院和报社篮球场上看到诸如《流浪者》《阴谋与爱情》《冷酷的心》等一批重新出笼的优秀外国影片,也可以在报社资料室借阅和在新华书店购买一些新书、好书。北京的世界,世界的文化,如潮水般猛烈地席卷了我这个来自西部高原的小兵。


记得部队很快转来了我提干的有关手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儿八经地领工资,从财务科贾会计手中接过52元钱后,便上街买了西瓜、糖果之类招待学友们,大家欢聚一堂,谈笑风生,好不热闹。


虽然整天忙于学习,但并非没有一点游玩的空隙。那是一个星期日,我们几个关系处的比较好的同学相约去了来北京之后最想去的地方--天安门。


梦想中的天安门清静安然,十月又是北京最宜人的季节。我们这些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你给我照相,我给你照相,欢声笑语中留住了灿烂阳光下的美好时光。我的同伴给我照的这张黑白相片(当时彩色照片还很少)当时我并不满意,觉得不好看,压了箱底。直到后来的后来倒腾办公室,天安门前的留影从一本发黄的旧书里掉了出来。现在时常拿起来端详,觉得无比亲切、特别喜欢。


天安门的风不时轻轻地舒服地拂过我的面颊,我陶醉在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期盼之中。毫无疑问,从这一刻起,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金风送爽的季节,爱上阔大雄伟、庄严气派的北京城。而在过了5年之后,我也如愿以偿调进北京工作。


人生如梭。一晃40个年头过去了。当年栽培我们的园丁大部分已经作古,一少部分还能在大院里散步时遇到。当初满头乌发、意气风发的我们,也已两鬓染霜,步履多少有些沉重。但是,我们不会忘记黄埔一期的日子和引导我们走上新闻工作之路的前辈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心甘情愿辛辛苦苦地吃这碗新闻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能以那些无怨无悔的老报人为榜样,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与报社这个战斗集体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感情。他乡虽好,终非吾土,这里才是我们永远的家。因为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汗水,我们的爱和憎,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融汇在这张每天散发着幽幽墨香的报纸里了。



转自《中国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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