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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作者:严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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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领导人(部分),左一为曾山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向新四军提出谈判。为此新四军向延安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和日军接触,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准备反攻的策略。新四军于是派组织部长曾山出面于日方接触。


文革前,曾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1967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解释,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员接触的,整个活动及时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不相信曾山的辩解。当时担任联络员的孙宇亭向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谢富治、副主任严佑民报告,研究处理的办法。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由孙宇亭打报告,谢富治、严佑民签署同意。孙宇亭和赵雪瀛驱车到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孙宇亭又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办。


当时共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孙宇亭怕空口无凭,经与军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内容。回去连夜起草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报送中央。


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富治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糊涂,要追查。谢富治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孙宇亭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佑民说:谢富治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他们只好按谢富治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谢富治通知严佑民、孙宇亭、赵雪瀛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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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又对当事人三堂会审。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主审,严佑民和赵雪瀛和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在座,孙宇亭受审。谢富治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孙宇亭申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富治对汪东兴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东兴对谢富治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汪东兴又对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说: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汪东兴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我们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纸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


谢富治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于是,当场把他们批的字剪了下来烧掉了。


谢富治又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严佑民这时站出来仗义执言: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


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孙宇亭躲过了一难,后来下放五七干校。但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严佑民头上。1968年3月,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他在狱中仍然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从不乱说。


1971“913事件以后,吴法宪下台。19723月,谢富治病逝。19724月,曾山病逝,以九届中央委员善终。


19729月,严佑民假释出狱。孙宇亭前往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探望恩人,激动地说: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一身是病的严佑民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孙宇亭后来撰文回忆了此事的前后经过。


l974年秋,严佑民作了结论。1975年初召开四届人大,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主持公安部后积极向中央打报告,于当年109日恢复了严佑民公安部副部长职务。严佑民当时要求离开公安系统。华国锋对他说:我们要留你。


197610月逮捕四人帮以后,严佑民参加了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1977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后兼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2001年病逝,享年83岁。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宁愿自己坐牢,也要为下级承担责任,这是一种难得的高风亮节。



转自《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群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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