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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读书沙龙的秘密


--作者:周华蕾


在新中国最封闭保守的文革时期,北京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下读书圈子。徐浩渊当年20岁出头,性格强势,跟一群比她小两三岁的孩子在一起,像个大姐大。于是,这段历史在很多年后的学者研究里,变成了徐浩渊地下读书沙龙,这位中共高干后代的阅读经历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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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的徐浩渊


徐浩渊第一次痛苦的阅读经历是小学六年级是看《牛虻》,1961年。


她假装生病,逃过了体育课,躲进教室里。那本书是竖排的,怕串行,就拿个尺子比着看。今年(2009年,编注)60岁的徐浩渊回忆。一个人感动得眼泪滴答,又怕被人发现,她只能蜷缩着背,用头顶住了书桌盖。


尽管那会儿她还不知道,牛虻亚瑟的几起几伏,将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命运的隐喻。


幻灭九三年


徐浩渊是中共高级干部徐迈进的女儿。1949年,她生于河北西柏坡,与新中国一起长大。建国后,父亲历任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等职务,这让她的记忆很早和书连在一起--父亲位于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书堆了一墙壁。


六一幼儿园时,尚不识字的徐浩渊喜欢翻着小画书,看格林童话和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小学是北京育英学校,那里的图书馆很大,挂着一幅毛泽东与斯大林面对面坐着的油画。在这里,她养成了借书的习惯,读《林海雪原》《苦菜花》,之后是《牛虻》《红与黑》等,这些书在班里传得风风火火。


最初,小小少年只为书里的情节感动。但当她越长越高,渐渐理解了书里描述的很多烦恼。


作为高干弟子,徐浩渊有着优于平民的阅读环境。她痴迷课本之外的阅读,而这些经典的阅读也给了她一种英雄主义的气魄。在被灌输的教育以外,阅读所带来的广阔视野,还让她学会了独立思考。


1966年,正值青春期的徐浩渊和中国一起大逆反。她成为人大附中的一名老红卫兵,每天忙着辩论、反围攻,直到大串联开始。在那密度大得创造了世界运输奇迹的火车上,为了表达心目中革命后的理想国度,她和外国人争了起来:我们的国家以后没有监狱,没有军队,人都是自己管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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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92日,北京王府井大街合作租书店,少年儿童到此租阅各式各样的连环画等图书


一到外面,徐浩渊却傻眼了。给她刺激最深的是从湖南衡阳步行前往井冈山的一路见闻,把她脑子里的观念全盘颠覆。她寄宿在衡阳一位新朋友的家中时,见证了那户人家的贫困--因为人多床少,睡觉都不能平躺;被子不够,晚上冻得直发抖。


但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却自以为有着富足的精神食粮。即使饥寒交迫,他们也不会忘了阅读红宝书。信息的极度贫乏,让把人们宝书里宣扬的解救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挂在嘴边,其实还去哪儿啊,就在你脚下,解放谁啊?徐浩渊说。


此时,比邻中国的日本开始流行全集热,家家户户都有名著、全集之类,以至于房子里摆不下再卖掉,造就了东京数百家二手书店。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代表这个国家特质的经典作品《光荣与梦想》 ,正在酝酿之中。


30多年后的今天,徐浩渊又想起那个串联火车上滔滔不绝的自己,像极了雨果小说《九三年》里的贵族后裔郭文。他一心要建造心中的共和国,直到上了断头台还在痴想,可现实不是那么回事


入狱的收获 


1966818日,当北师大附中女学生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后,徐浩渊慢慢嗅出气氛不对了


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学生们都忙着闹革命,《牛虻》《九三年》等外国小说通通被视作大毒草,列入反封修资的内容,不是烧掉就是没收。


火也烧到了徐浩渊家。父亲徐迈进每个月都花一大笔钱买书,也有别人送的,像周扬(时任中宣传部副部长)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孙犁的《村歌》等。


抄家刚开始时,这位老中共党员会把赠言的那几页撕掉,免得连累别人。但即便如此,也不能逃过抄家者的法眼他们追问,为什么撕掉,是哪个黑人送的东西?最后,徐浩渊家的书干脆论斤卖了,权当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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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96日,诵读《毛主席语录》的煤矿工人


但这恰恰给另一批有心人造就了机会--爱读书的中学生们往往能在废品回收站,1公斤0.26元,收购从干部家庭里流散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


各色皮书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19501980年,基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中国陆续翻译了一大批外国的政治、文化作品,诸如《人、岁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与死者》(1962)《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等。这些作品被打上内部参考的字样,仅供高知、高干阅读。最初,黄皮书指文化类,而灰皮书属于政治类,后来也就分得不那么清晰了。


不久后,17岁的徐浩渊被卷入文字狱。1966年底,江青组织大会批斗陈毅,这让徐浩渊勃然大怒,她写了一首《满江青》,矛头直指这个有着女皇欲望的人,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败倒茶花女。该诗经清华大学贴出,后被传遍中国。


一年后,直性子的徐浩渊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狱。


监狱里没有任何读物。看惯了字儿的她很难受,一个人坐在小牢房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也不能说话,干着急。


她向看守要《人民日报》,不给。她动脑筋,要毛选他总不能不给吧,那就该反动了。看守果真给了她一册《毛泽东选集》。


入狱前,徐浩渊一直抵触毛泽东的书,天天小红书摇啊摇啊,你就快烦死了。但这一次读毛选了,她竟有了意外收获,我才知道,原来毛主席文笔这么好。我连小注解都看得津津有味,中国近代历史画卷在眼前慢慢展开。


很久以后,徐浩渊才发现狱中那次并非灌输的、闭关似的阅读,已经不知不觉渗入骨髓。事实上,阅读需要精致、需要静心,在浮躁的年代和心态下,即使给你阅读的自由,你也得不到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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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甘铁生与郑义


精神飞地


半年后,徐浩渊出狱。离开了那个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她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对大多数知青而言,乡下的阅读是一项危险的地下活动。尤其是内蒙古兵团、云南农场等知青集散地,思想工作抓得很严。但读惯了书的人们陷入极度饥渴状态,为了读禁书,一些知青学会了和当地干部斗智斗勇


作家韩少功回忆,在湖南插队时,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的舅舅。


上海学者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提起这些业余思想家们,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于是,在偏僻而闭塞的农村,形成了一块独特的精神飞地


朱学勤说,这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有一个今日专业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而当人们抛弃杂念时,最容易接受,也最容易成功。


徐浩渊去了河南辉县,一处人迹罕至之地。同去者中,有一位知青的父亲是哲学家辛冠洁。他们家书多,当时怕留在北京会出事,就找到许多小木箱把书装好,货运到辉县。徐浩渊和同伴们小心地把小箱子放在吃饭间和睡觉间的隔断上。


当地老乡都喜欢端一大碗当街吃饭,边吃边聊;知青们则喜欢坐屋里,围着一张小方桌吃。为防止猪和鸡窜进来,他们就关上门。于是,坊间有了一个传说,那些北京青年带下来一箱箱的罐头,所以连吃饭都要关门。 


乡下的劳作漫长又疲惫,为了看书提神,一屋子的知青大都学会了抽烟,抽河南最便宜的黄金叶。独徐浩渊例外,她那时候反对抽烟,坚决不抽,以至绰号都成了林则徐。每次干完活夜里回家,吃完饭,别人都一边拿着油灯看书,一边抽烟提神,而徐浩渊就像只小猪,嘣地倒在那儿就睡着了


近一年过去,1969年,徐浩渊发现只干活、不看书的自己脑子木掉了,根本不转动。于是她就认真地学习抽烟,不为别的,只为提神。打那以后许多年,她习惯边看书边抽烟了,管它逆反不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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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的诗人张寥寥


跑书


这时北京早乱套了,家长去干校培训的培训,抓的抓,干部大院里俨然是年轻人们的天下。书本的流通奉行拿来主义,谁家有就贡献出来。


那时候徐浩渊家里的书被抄得差不多了,她看的那些黄皮书、灰皮书,都是从沙滩北街甲二号中宣部的院儿里拿出来的。而她最喜欢的斯苔方诺的唱片,也是被歌唱家王昆的儿子周七月拿出来的。


在得天独厚的北京以外,求学青年们为了看书想尽了法子。上海学者朱学勤就曾凭着一张省军级的介绍信进入内部书店挑选禁书。韩少功甚至不惜偷书--沿着朋友们开凿的贼道,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五颜六色的书海。


今天,很多人在回忆录里缅怀这个阅读的黄金时代。压抑中,更感觉到自由的可贵。


书被传阅着,有时人们用手抄。它们把北京一个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点点串起来,比如地下画家彭刚、诗人依群、歌唱家岳重,以及北岛和芒克……一代知识青年因此大开眼界。1978年后,《今天》杂志和星星画派等文艺流派都在这些圈子里诞生。


1970后的两三年,当徐浩渊回北京时,总是骑着她那辆英国进口的黑色自行车,在城里跑得热火。头一天好不容易借来一本厚厚的《凯旋门》,她就通宵坐在屋里坚持看完,第二天再按约定,送到另一个人家里。


久而久之,北京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读书圈子,大家有了跑书的习惯,很守规律,有时还交换彼此的习作。但那个年代,无论徐浩渊在哪儿,永远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给我的诗作都散失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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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诗人霜子


徐浩渊当年20岁出头,性格强势,跟一群比她小两三岁的孩子在一起,像个大姐大。于是,这段历史在很多年后的学者研究里,出现了徐浩渊地下读书沙龙一说,她的经历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这让徐浩渊哭笑不得:“大家都没家了,没地儿了,不定在哪个地方弄个小屋子,偷偷开个讨论会,大家都挤在里头,眼泪汪汪地说。其实就是倾诉。尤其是19701971两年,大家插队回来特别严肃,开秘密讨论会都是讨论政治问题,诸如农业学大寨对不对的论题。


沙龙里,被抓过一次的徐浩渊已经稍有收敛。不过,在旁人眼里,她的思想仍旧太过先知先觉,比如中国不发展市场经济,很难实现现代化--这是她在1969年读《资本论》时下的结论;而读德热拉斯的灰皮书《新阶级》时,联系起她去衡阳流浪的经历,她甚至会觉得,我恐怕就是书里说的剥削阶级吧



那个颇为封闭的年代里,徐浩渊还动了出国的念头。因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她读了这位美国总统的《六次危机》,读得直着急,我们不小心把毛主席的头像碰到地上都是要抓起来的,但在美国,总统不好也得上法庭,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


在多年后,留美归来的她终于明白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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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诗人严力自拍照


信息时代


1973年张铁生的故事传遍中国,徐浩渊取得了河南辉县市里工农兵学员考试的第一名--这是她下乡插队的地方。坐着大马车回村子的路上,她听到大喇叭广播她的作文,心情却是灰蒙蒙的。她预感自己完蛋了张铁生交白卷给录取了,我考了第一名,成坏人了。


没想到,在那个知识贬值、读书无用的年代,由于她又会打篮球又会打乒乓球,让招生的一位喜欢打篮球的工人挑中了。


她选择了河南医学院,其间不乏躲进自然科学的意识。对文学艺术都没兴趣了,觉得要干实事儿,当医生可以说真话,搞艺术得受管


而在北京跑书的日子,这个理想就一直潜伏在心底。入学后不久,徐浩渊在医学院听老师讲微生物学。当老师提起金黄色葡萄球菌,她就不可挽回地走神了,郭路生的诗从她脑子里冒了出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泪水……相信未来。 


1981年,国门开了一条缝,徐浩渊前往美国留学,那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国度。那里,她初尝了不同于集体主义的民主氛围。


1993年徐回国养伤。在徐浩渊的心目中,中国人又到了一个精神救亡的节骨眼上,她放弃了赚钱的心血管病理学,改修心理学。如同1906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因担忧民族未来,决定弃医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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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231日张郎郎出狱,与父母合影


十年浩劫过去,那单一的英雄主义遭遇铩羽后,沉淀成为更复杂的情感。这里边有牛虻一样被神父欺骗后,受伤的沉默和不依不饶,也有保尔?柯察金的使命感。她回到了祖国,辗转几所大学教书。


徐浩渊今年(2009年,编注)正值60周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当年那些跑书的一代人,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中流砥柱,诗人北岛、芒克,学者徐友渔、朱学勤……


思想史上,徐浩渊是一个消失的六八年人。但在北京六环外的家里,老太太每天忙得像陀螺。一边准备给学生备课、开课,一边开通网上心理援助热线、帮助蜂拥的心理疾病患者。她最近还在筹划去北川看看。


徐浩渊现在不单看书,也看电视、上互联网,获得信息的渠道像触手一样向四面八方展开。


而在今天,书籍的出版和阅读已经成了流水线。你可以去图书馆,也可以去书店、书市,还包括流行的网络订购。电子阅读器的出现,则让一本的容量增加了无数倍,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其中获取信息。


不过徐浩渊开始担心衣食无忧的孩子们,书太多了,到底该看什么?而面对有些鱼龙混杂的读物,经历过文革地下精品阅读的她有时会想,现在是不是太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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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渊出版的心理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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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渊近影



徐浩渊,祖籍江苏苏州。19492月出生于河北西柏坡,3月随解放大军进入北京。1962年走读北京女三中,1966年住读人民大学附属中学,1968年赴河南省辉县插队。1973年就读河南医学院,1978年起在北京第二医院任内科医生。

文革期间,积极参与各种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19681976)。她在北京创立的文化沙龙,在当时的各种知青地下文化沙龙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19818月赴美留学,1984获美国圣母大学神经生理和行为科学硕士,1991年获取药理生理学博士。1992年获得三年的美国国家基金奖,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作博士后研究。现为美国威灵基金会董事长,曾任北京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著名心理学专家,资深心理咨询人士。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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