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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50年代, 复旦大学, 上海, 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中的复旦大师们


--作者:杨成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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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们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图/FOTOE


大约在1951年秋季开学后,复旦大学外文系办公室通知我和其他五六个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外文系教授思想改造学习。


有一天,有一位姓徐的干部见了我们几个学生代表。他说,复旦大学党委决定成立教授思想改造工作小组,由校党委书记李正文领导,他是这个小组派到外文系来协助工作的。他告诉我们,学生代表主要是和教授们共同学习,参加讨论,可以相互启发,共同进步。


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回忆起来,一些事情早已模糊,一些事情却依然记忆犹新。当年作为一个孤陋寡闻的学生,我掌握的信息很少,就是今天也远不足以全面了解和分析这场运动,只能以经历者的身份,记录下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讨论会


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大部分在旧中国生活过十七八年,亲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在我们看来,解放后的新中国欣欣向荣,一切正在走向正轨,人民开始过上稳定的生活。我们对党充满信任,对自己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身份充满骄傲和自豪,党中央提出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我们毫无异议。


我记得在我们学生中讨论最为激烈、议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新中国第一代新知识分子还是接受旧教育、应该接受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当时规定的学习内容有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通过学习,又听了上海市领导人的大报告,愈来愈多的同学倾向于认为,我们这批大学生从本质上看仍然属于旧知识分子范畴。


至于如何看待我们一向尊重的老师呢?我们认识到,知识分子有革命的、进步的,也有反动的、落后的,更有不少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就复旦大学文科老师而言,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学术上具有很高造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与此同时,他们接受旧的传统教育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教育,因此需要进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最早是1951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要求在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随后周恩来总理应马寅初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为了在全国开展教师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报告会也邀请京津地区各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0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讨论和小结;第二个阶段,老师们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写自传,批判自己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学生代表不参加这个阶段活动,老师写好自传后径直交给校方。


我记得,杨岂深、索天章和李振麟等年轻一些的教授学习认真,发言积极。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时,教授们对讨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兴趣比较高,但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讨论中就说不太清楚。不过那时正在整顿上海社会,禁止嫖娼,关闭妓院、舞厅等,在大家看来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新气象。


我参加的学习讨论会多是和风细雨的,很少有激烈的争论。作为学生我们习惯了听老师讲课,很少发言,更多是听老师侃侃而谈。有时主持会议的老师点名要学生代表发言,我们往往勉强讲几句听了老师讲话后的心得。有的发言比较好的老师还在全校大会上作典型报告。


中文系教授刘大杰善谈,非常受学生欢迎。我记不得他是否给全校师生作了典型报告,但至少听说他在学习小组会上的发言很精彩。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刘教授跳黄浦江自杀,幸被及时救了起来,成为轰动复旦大学的一件大事。至于他自杀的真正原因,当时的我们不得而知。


这一事件引起上海市和华东局的重视。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就此事发表讲话,陈毅市长还到登辉堂给师生作了报告。听说有的系在这场思想改造学习中对有的老师的历史追问过于严厉,引起一些教师的不满,他们的讲话有点安定人心的意思。


两位俄语教授


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的俄语教授,我记得有黄有恒和冒效鲁。


黄有恒在学习讨论会上发言不多,也很少与学生聊天。那时就听说,他是很有背景的人。


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1923年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与赵世炎、陈延年、聂荣臻、任弼时和叶挺等人同学。1925~1926年,与邓中夏、苏兆征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成为著名工人运动领袖。


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黄有恒留在上海,参与上海临时中央的工作。1932年底,他去天津视察时被捕,自杀未遂后变节。他后来解释说:我想如果打得个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因此他供出了三四个接头地址,而没有供出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关键地点。随后,又写了自首书,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并宣布脱离共产党。解放后,他坦白了自己被捕和变节的经过,被安排在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教。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被中央接到北京进行保护性隔离。1975年回到复旦大学,1981年在上海病逝。


冒效鲁教授和黄有恒教授截然不同,他善于言谈,在学习讨论会上表现积极,似乎是无所顾忌的乐天派。和他交谈实为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他会引经据典,论述件件事情的原委,听他讲话好像听他讲了一堂课。


冒效鲁是冒辟疆的后人,中国近现代篆刻家陈巨来把他排在中国十大狂人之首。我们那时候只听说他曾在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担任过低级外交官,不仅俄文好,中文修养也很高,又通晓古今中外历史文化。


1938年,冒效鲁从苏联回国,取道欧洲,乘船途中结识了钱钟书。两人一见如故,以诗会友,唱和不断,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杨绛说过,《围城》中有真人影子。冒效鲁读了《围城》后,觉得书中的诗人董斜川是影射自己。


冒效鲁的好友王统照1938年去苏北参加革命前,曾力劝冒效鲁去苏北解放区工作,冒效鲁没去。人们不免会想,如果当时去了,参加革命,是否能改变冒效鲁的一生呢?在今天看来,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1958年,冒效鲁离开复旦大学,在安徽大学任教。他为人豪爽,性格开朗,敢言敢语。1959年,他反对大炼钢铁,认为这无疑是拆了大楼造茅房(厕所),从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像他这样的为人与经历,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受残酷迫害,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毫无疑问的。冒效鲁经受了考验,他乐观地活了下来,直到1988年初病逝。


我和冒效鲁教授有过不少接触。他那达观的性格笑谈天下大事的豪爽,永远不会从我的回忆中消失。


孙大雨称病


从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这次运动的情况来看,没有人告诉我们谁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学生代表内部也从来没有讨论过如何对某个教授进行帮助。但谁都能感觉到,外文系最大的重点是孙大雨教授。可是孙大雨只参加了一次会,就称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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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雨


孙大雨192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随后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国文学。他早在1946年就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被选为干事,并曾代理干事会主席。上海解放后,大教联改选,孙大雨落选。对此,他斥责为过河拆桥。他先后两次给周恩来等写信告状,说大教联的改选是被小集团操纵了。


但这些事儿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老徐大概了解情况,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孙大雨家看望他,并相机劝说一下。


那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国最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还在校图书馆内看到他翻译的《黎琊王》(即《李尔王》)。该书1948年出版,厚厚的两册,封面朴素大方。扉页上写道:谨向杀日寇、斩汉奸和歼灭法西斯盗匪的战士们致敬。孙大雨。还论述,迄今为止的译著是多么差劲,简直不堪入目,给我的印象是很自信很有骨气又无所畏惧的人。


校园中经常遇到孙教授匆匆而过。他身材魁梧,脸黑黑的,更像一个北方人。我对他颇有敬畏之感,怯于和他招呼。这次去他家,多少有些紧张。


没有寒暄几句,我们就迫不急待地问孙教授,什么时候能回校参加学习?他看了看我们,唉声叹气地说,你们年轻人怎么能体会我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你们年轻,跑上几百米喘口气就休息过来了;而我跑累了,可不是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气来。听他这口气,一时是不会回校参加思想改造学习小组了。我们两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孙教授看了我们一眼,叹了一口气,说很多事你们不知道。他静静地坐着,沉默不语。


话到这个地步,也很难再继续下去,我们只能告辞。回来后向老徐汇报情况,他只是了一声,什么话也没有说。


此后,孙大雨依然长年累月地告状。那些与他有过节的当权者,多被他说成是反革命分子。这样到了反右斗争时,他被定为极右分子,是无可避免了。他还被毛泽东钦点,说: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1958年,上海法院以诬告诽谤罪判处孙大雨六年徒刑。


他后来曾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他说,从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开始,接连几年,自己一直被说成反动、反共。反动、反共,当然就是反革命。他们可以说我是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说他们是反革命?再说我明明不是反革命,他们却说我是反革命,这就说明他们是反革命。换一种说法,我们这叫作对骂。俗话说,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话,怎么说得上诬告呢?


文革结束后,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绝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被改正,但是孙大雨始终不在此列。


孙大雨政治命运的真正转机来自两件事。一是胡耀邦的批示,二是胡乔木对来京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谈及,自己有位老师孙大雨是莎士比亚专家,至今右派分子问题未能解决,希望能关心一下此事。


胡乔木1933年考入浙江大学外文系,成为孙大雨的学生。孙大雨曾回忆,自己从未碰到过如此勤学好问的学子。文革后,胡乔木来上海视察,将孙大雨接到自己下榻的宾馆,执弟子礼,说:十年浩劫,学生也自顾不暇,没有照顾到老师,让老师吃苦了。


张承宗受托后,让上海市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协副秘书长范征夫着手处理此事。范征夫调集大量档案,进一步了解孙大雨的情况后认为:1.孙大雨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贡献的。2.孙大雨看问题片面偏激,桀骜不驯,他主要的问题是爱骂人,但不是骂共产党。3.他坚持向党和政府申诉,没有做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在拨乱反正的今天,应超越历史上的是非,团结这位已届岁暮之年的老知识分子。


几经努力和周折,19847月,复旦大学党委终于通过并上报了《关于孙大雨教授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获得批准。孙大雨成为全国最晚改正的右派之一。


伍蠡甫家的茶叙


可能我对教授太景仰了,我不记得我对教授的思想改造提出过什么像样的意见,相反他们求学治学的经历成为我日后学习的榜样。其中伍蠡甫教授是我最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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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蠡甫


五十岁出头的伍蠡甫是国内知名学者,有影响的著名英美文学文艺评论家,翻译过大量英美文学名著,又长于中国传统绘画。徐悲鸿曾赞美伍蠡甫的绘画,元气淋漓障犹湿


跟他熟悉起来,是19502月上海遭国民党空军轰炸期间。学校组织了学生夜间巡逻队,记得好像我们外文系学生每半个月轮一次夜间巡逻任务。伍蠡甫教授特别打听我们在哪一天值班,事先让师母准备丰盛的夜宵。


我们从夜晚七八点开始巡逻,11点走向庐山新村时,伍教授早已在门口等候我们。学生们免不了对教授的住所带着新奇的眼光扫视一番,他家里井井有条,到处都是书籍。这顿夜宵不仅有面条、包子,还有不少菜肴,我们穷学生还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好过。


因为我们是执行夜间巡逻任务,在他家不能久留。伍教授邀请我们,可以三三两两到他家喝下午茶。


我们应邀到他家时,他往往准备了蛋糕、饼干。大家这时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我记得那时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平常应该阅读哪些英法文学著作。他提到英国的狄更斯、莎士比亚,法国的福楼拜、大小仲马等,还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这些作家创作的特点。每当他谈起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美术的时候,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上个把小时。


我们这些刚进大学的学生多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的一代,没有受过很好的系统教育。伍教授关于如何进行系统阅读、如何分析和判断文艺作品的谈话,对我们启发很大,事实上正是他将我们引向了欧美文学的圣殿。


教授思想改造开始以后,有一天,伍教授请我们几个学生喝茶。他似乎有点心事,十分认真地解释,和我们交往十分愉快,并没有别的意思。我当时听了实在不明其意。过了很多时间,我才对当时思想改造的总体情况和教授们的心态略有了解。


我的感觉是,如果和后来的反右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相比,当时的思想改造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还是和风细雨的。不过在有些教授身上,可能感受就不同了。


后来我了解到,中央曾发出了一个文件,总结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认为: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的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


孙大雨教授从一开始就称病不参加学习,这样,外文系思想改造的重点似乎就落在伍蠡甫教授的身上。


参加教授思想改造的除了学生代表外,还有学校党委派出的工作组。他们好像是掌握分寸的,帮助教授作好自我批评。我记得伍教授在社会上谈自己的翻译工作时,有位工作组成员说,您的翻译著作真多啊!伍教授沉默了一会说,我的翻译著作确实不少,不过也许少量的是我弟弟伍况甫参与翻译的。伍教授说完这句话后,大家沉默不语。


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伍教授见到我们好像有点尴尬。有一天,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夜间巡夜时请你们来我家吃夜宵或是平时来我家吃下午茶,其实并不是想……他话没有说出来,其实我们这时也明白了,他想说的无外乎拉拢收买你们。


这件事情,成为我心中长期的纠结。与其他教授相比,他并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我不能理解,像他这样的教授为什么老是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


近几年,我时而读到当年校友回忆伍蠡甫教授的文章。有位校友提到,1958年秋季,复旦大学党委统一布置,开展拔白旗运动。一些卓有成就的老教授被定为白专典型,伍蠡甫也在其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伍蠡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到红卫兵批斗,他的《西方文论选》被批为大毒草。他家中珍藏的名家字画古玩被洗劫一空,留学英伦时期苦心搜购的西方文学名著和原版外文资料也散失殆尽,不知去向。


幸运的是,伍蠡甫幸存下来。改革开放后,他重返工作岗位,继续教书育人。


纵观伍蠡甫的一生,很可能再没有一位学者像他这样,与复旦大学关系如此密切。从1919年他进入复旦大学攻读文科,直到1992年逝世,他除了在北京工作几年、欧洲留学三四年外,几乎有七十年时间,治学于复旦,服务于复旦。我始终忘不了他在一次自我批评会上讲过的一句话。他说,自己对文艺、绘画和历史有着广泛的兴趣,希望进一步改造思想,好好教书,为人民服务。


1992年伍蠡甫去世后,美学家蒋孔阳送了一副挽联:中国画论西方文论论贯中西,西蜀谈艺海上授艺艺通古今。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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