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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80年代至1990年代, 中央乐团


忆往:中央乐团往事


--作者:老侯


1989年初,我接到一个电话--享有盛名的中央乐团即将撤销,或与其他乐团合并。


得到消息,我就去了中央乐团。


从儿时起,中央乐团就是我心中艺术殿堂般的神级存在。气势恢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它的丰碑,中央乐团就是中国西洋音乐的代表。


印象里,作为中央乐团品牌标志的,有胖胖的应诚忠(本名殷承宗,被旗手改名),别看体态略显熊壮,但翻飞的手指绝对轻灵。他的代表作,除了《钢琴协奏曲黄河》,要数《钢琴伴唱样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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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诚忠演奏《钢琴伴唱红灯记》。演唱刘长瑜。


同样作为中央乐团品牌标志的还有同样胖胖的指挥家李德伦。虽然我直到今天也闹不懂指挥的道道,但我知道,在那个年代,他是中国指挥界的当然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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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乐团下厂演出,李德伦指挥演奏。


但我去中央乐团时,江湖已无应诚忠(包括殷承宗),团长也换成了另一个指挥家,瘦瘦的严良堃。


在团长办公室里,享有盛誉的严良堃团长和另一位副团长接待了我。


严团长神情明显低迷,讲话略带苦笑。他直言:我们被流行歌曲打败了。


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卸包袱的年代--政府财政吃紧,实行了多年的低薪包福利制度,让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琢磨着把只烧钱、不挣钱的单位都赶向社会,赶向市场,自谋生路。


现在,轮到中央乐团了。


八十年代,对音乐界来说,是通俗音乐的时代,通俗歌手迅速崛起,严肃音乐走向衰落。


当时做音乐挣钱的方式有两种:走穴和卖盒带。印象里,最流行的盒带是刘欢的《磨剪子戗菜刀》,张蔷的《燃烧的沙漠》和韩宝仪的《粉色的回忆》。


虽然,市场上也有提琴的盒带,但是,销量可怜。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没人静下心来欣赏高雅音乐。


我很想知道,国外交响乐团体如何运营?


当时正在热映一个日本电影,叫《火红的第五乐章》,说的恰好是交响乐团的事。一个日本的地方交响乐团,因为资金问题维持不下去,宣布解散,而其中一些乐手选择了继续坚持,最终走出困境。


这个故事告诉我,全球的交响乐团都有资金紧张的问题。


严团长说,在发达国家,交响乐团是作为社会公共事业一部分,一般由政府拨款一部分,社会基金会投入一部分,演出票房一部分,其他还有企业广告赞助。单纯靠市场化是不行的。


改革之前,中国的艺术院团都是国家财政扶持,住房、医疗都有国家负担,现在的改革思路就是从以前的什么都管,到现在什么都不想管,让交响乐团和通俗歌手去市场上比拼。


严团长表示,乐团没有能力和通俗歌手比拼。他直言:一个刘欢就能打败我们一个团。


说话间,急慌慌地闯进来一个人,进门就冒失地问:听说几个团要合并了吗?


经介绍,我知道来人是合唱队长。他出门买菜,路上听说中央乐团要合并的消息,急匆匆跑来打听消息,并顺便表达一下乐团群众的心声。


笼中鸟喂养多年,一旦放飞,也一样不适应,何况被体制禁锢了二十几年的乐团艺术家们,一旦听说笼子要没,不免也是人心惶惶。


严团长让他稍安。说上级还在听取乐团的意见。


我还想知道其他国家级乐团的情况,严团长推荐我去中央广播交响乐团,那也是传说中即将撤销合并的团体。


我去了位于复兴门附近的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关于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我知道指挥袁方,一个看起来很有艺术家风度的人,但和中央乐团不同,广播交响乐团的团长并不是著名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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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出。


比起严良堃团长,孙有志团长显得政治上比较成熟。他沉稳,谨慎,不太触及乐团的具体问题,他把副团长刘军叫来,说具体情况,可以向他了解。


副团长刘军,三十多岁,寸头,微胖,看上去体格魁梧结实。他是小号演奏员,人很热情,而且,特别有活力。


他对团内的情况的确很熟,熟悉到了知道每个团员的宿舍房号。


他告诉我,青年演奏员不同于老一辈,老一辈是政治挂帅,年轻一辈更重实际,现在有机会的都出去走穴。


我说,那太遗憾了,我很想看看演奏员的生活情况。他说,巧了,因为最近有演出,所以,一些人留在北京排练,你可以去宿舍看看。


他带我去了乐团宿舍。


像所有机关一样,中央广播系统也有占地可观的地盘,乐团宿舍在真武庙二条的中央广电系统家属大院里,大院里宿舍楼好多,有单元房也也有筒子楼。乐团宿舍在筒子楼里。


像所有筒子楼一样,楼道里堆放着各种杂物,包括煤球炉子,楼道的墙壁因为烟熏火燎而有些黑黄。


果然如人们所说,别看艺术家们台上光鲜照人,台下都是烟熏火燎。


一些房门敞开着,更多的房门关着。楼道里荡漾着提琴的滋滋啦啦声和各种铜管木管的嗡嗡声。


他敲开一个房门,一个提着提琴的女青年出现在门内,他们说了一些练习的事,我问提琴手,对乐团改革有什么想法,她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作为一个乐团的普通演奏员,服从就是了。


其他人也和她的态度差不多,对于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改革变故,人们都抱之以坦然面对的态度。


刘副团长约我去看他们的演出。那一场演出,用今天的话说,都是红色曲目。我特别注意到了乐队后排吹小号的刘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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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写了《躁动中的交响乐》,我只是陈述事实和现状,顺带说说国外的做法,我没有提供解决困境问题的药方,我真没那么大本事。我只是觉得,从几百年前,西方就养着宫廷乐师,音乐是国家文明的体现,一个文明国家不能没有严肃音乐,音乐也是国民的精神体现。只追捧通俗音乐的国家是趋俗的,是无法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


文章发表后,在媒体和音乐界引起反响,中青报还约我撰写了关于交响乐问题的特稿,我依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不是专家,没那个水平。


乐团改革本来应该继续的,但是,没多久,春夏之交,北京出了大事,交响乐改革这个无足轻重的事停滞下来,我也不太关心这个小事了。


大概在1996年,我得到消息,酝酿了多年的中央艺术团体的改革终于落听,中央乐团更名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几年后,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和原新影乐团整合重组,成立了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


再往后,中国进入了WTO,然后,中国人就有钱了,也就有了西洋音乐的市场,音乐人的生存就不再是问题了。



转自《老侯说事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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