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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60年代至1970年代, 北京, 江西, 进贤县, 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


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岁月


--作者:苏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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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五七干校


1968年秋,黑龙江省委为安置大批被批斗、离开了工作岗位的干部,以落实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名,率先办起了一座柳河五七干校。同年930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阅的《柳河·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上批示: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05日,《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按语中,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上述批语。中央办公厅不仅马上效仿,并且独树一帜,称之为五七学校,而不是五七干校。中办五七学校从19691月正式开办到19791月宣布撤销,历时整整10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一所五七干校。


中办五七学校的一个创举,就是不分干部、工人,不分中办干部还是非中办干部,只要和中办有些牵连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均被一锅端,一律被送到五七学校劳动改造。因为我曾任杨尚昆秘书,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杨家死党,自然也逃不过这个命运。


中办学习班的继续和扩展


19681230日,中办学习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批斗所谓杨家死党,由已撤销的中办后楼即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和原中直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等单位的人员拼凑起来的一个临时单位)突然宣布:元旦后全体人员去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出发前夕,学习班内的批斗对象杨家死党们承蒙有关部门宽大,破例放了一天假,回家告别。


196912日晨,学习班全体人员列队从宏庙胡同出发。途经灵境胡同东口时,革命同志去中南海西门向毛主席告别、表忠心杨家死党们原地等候,随后与革命同志汇合,徒步去北京站乘开往福州的45次列车。经鹰潭转车,学习班成员4日晨到达江西省进贤县。在车上,无论革命同志还是批斗对象,也不分年老体弱还是青壮年,一律坐硬座,只有几个重病号享受了硬卧待遇。路上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是,我们在列车上看见了刚刚建成的、我国自行设计的长江上第二座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国家有些重大的建设项目并未停顿下来。


进贤县位于南昌市东南,距南昌64公里,县委、县革委机关设在民和镇。当时民和镇的市容十分破旧,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中办五七学校利用民和镇北门外青岚湖边一片浅滩围湖造田,总面积2000余亩,主要种植水稻;还把民和镇西十余里处的一块丘陵地(当地人称为山上)开辟成果园,主要种柑橘。


学习班全体人员到达进贤后,中办其他单位的下放人员也陆续到达,中办原主任、副主任中,除已由中央专案组负责管理的杨尚昆、已含冤逝世的田家英未去进贤外,几位副主任如曾三、邓典桃、龚子荣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后新任命的副主任李质忠、童小鹏等,无一例外全部被送到进贤,中办五七学校总人数近2000人,学校校长由原中办学习班负责人担任。


学校把全体学员按军队连、排、班建制编为12个连,各连都设一个直属班,专门负责对杨家死党们的批、斗工作。杨家死党们在这里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接受批斗。他们被迫参加重体力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曾三时年63岁,视力几近失明;龚子荣时年55岁,患有多种疾病,同样要参加重体力劳动;时年68岁、1923年入党的老地下交通员、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原局长王凯无端被加上叛徒走资派的罪名,也被送到进贤接受改造,一年后被折磨致死;1970双抢期间,由于气温高、劳动强度大,原后楼工业组副组长刘明义中暑后,他那个排的排长不仅不让他休息,反而责备他怕苦怕累、偷懒,导致他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


其他学员的待遇当然要比杨家死党们好得多。后楼的一位同志在劳动时突然中风,被送到南昌就医,并派两位同志护理,后来学校把他送回北京休养。不过他的户口、工资关系始终留在进贤,每月工资由北京汇到进贤再由进贤转回北京,不仅耽误使用,汇费还要从他的工资中扣除。


我们到进贤9个月后,恰逢新中国成立20周年。首都举行了大规模庆祝活动,中办五七学校白天照常劳动,仅在晚上开了一个庆祝会,会后由一些同志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杨家死党们自然是无缘参加。


机械化代替不了革命化的口号


到进贤后,原学习班三、四、五支部合并编为一个连(按序列称三连),暂住省财贸干校旧址。我们到达进贤的当天,分配了房子,接着开始打扫室内外卫生,晚上就在铺满稻草的房子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到车站取回行李后就下到地头参加造田劳动,即把新围垦的土地平整成稻田。1月份正是当地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新围垦的土地湖水尚未完全排干,水面结着一层薄冰,冰下积水浅处二三寸,深处则一尺有余。大家挽起裤腿跳下水去,就干了起来。连队中最辛苦的是王瑞林和后楼的姚力文、李思温三人,他们被分配去挑粪,为秧田准备底肥:挑着一担近百斤重的粪桶,臭气冲天,天上还下着冻雨,道路泥泞难走,收工以后,身上穿的棉衣冻得如铠甲般坚硬,要有人帮助才能把衣服脱下来,用炭火烘干后再穿上。后来天气虽然逐渐转暖,但是因为赶工期,还要加夜班,晚上学校后勤用机帆船送来馒头、稀饭当做夜宵。郝盛琦(原后楼农村组研究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负责人)在卸船把馒头抬到工棚时,在窄窄的田埂上一不小心摔折了腿,落下终生残疾。


学习班成员除了劳动外,还要进行拉练:半夜三更一声哨响,紧急集合,不分男女老少,都得赶紧起床打好背包,背上行李出发。漆黑的夜里,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绕行一圈返回原地。天亮以后,谁也不知道昨天夜里到过什么地方。


197157日,为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同时也因汛期即将到来,全校突击修大堤,决心让五七大堤在57日这一天实现合龙。那一天,天气特别热,大堤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陡,我参加重体力劳动时间不久,挑土上堤开始还可以,挑了二十几担后体力实在不支,摇摇晃晃怎么也上不去。正在这时恰好被连里的军代表看见了,他毫不犹豫地接过担子挑上去了,让我原地休息(以前我错误地认为军代表支左就是支持那些造反派批斗黑帮,通过这件事意识到我观察问题仍缺乏辩证思维,远未摆脱形而上学)。那一天,为了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庆祝五七大堤合龙,晚饭吃肉片炒莴笋,这是到进贤后除春节外第一次吃到有肉的好菜,可是大家累得谁也吃不下,不约而同地都睡下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忽然听到有人喊吃饭了!原来因为大家都吃不下饭,食堂破例又做了一锅面条。这时大家都已休息好了,饥肠辘辘,虽是缺油少盐的素面,但是把原来打回未吃的肉片炒莴笋拌进面里,立刻变成一餐美食。


到进贤后的第一年,下达给我们三连的任务是在120亩的旱地里种棉花,请了当地两位农民当老师,用江西当时普遍采用的良种鄂光。秋收后,我们连的劳动成果是亩产皮棉97市斤。


开始的一两年,中办五七学校除农业活动外主要是搞基建。原中办机关的技术人员和技工有不少下放到五七学校,有足够的设计和施工力量。一般同志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参加打石头、制水泥瓦和脱坯以及搬运建筑材料等非技术性劳动。进贤多红石,这种石头质地松软,很容易加工,以石代砖,可大大降低成本。关于搬运建材,当时在五七学校有一个奇特景观:木材、水泥、沙子、石灰等建材装上卡车、拖拉机后,就用人前拉后推吆喝着缓慢前进,有机械不让用,叫机械化代替不了革命化。我参加最多的工作是装卸、和灰浆等。由于天气热,又不懂劳动保护,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卸石灰、水泥时被灰浆烧伤,皮肤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中办五七学校根本没有劳动保护观念。一位女同志,因为被任命为排长,就事事带头,她怀孕已七个多月仍坚持照常下田插秧,在全连的大会上还作为先进事例加以表扬。


除了劳动强度大外,生活也是十分艰苦。中办五七学校人员到达进贤县民和镇后,一下子给小镇增加了几千人,副食和其他日用品一时供应不上,一日三餐大都是米饭咸菜。我们三连住地(省财贸干校)地势较高,用水十分困难,除厨房炊事用水和饮用水由一口机井提水可以得到保证外,洗浴用水混浊如泥浆。当时进贤县每人每季度凭证供应肥皂一条,但是供应的肥皂质量低劣,呈灰黑色,根本不去污。男同志还好,干活时赤膊上阵,收工后跳到青岚河里洗洗就完了,女同志可就困难了。38日妇女节这一天,我们到进贤两个多月后第一次洗澡。那是厨房用大锅烧了热水,每人分给一脸盆,分男女两批,挤在食堂里洗,好在人多雾气大,虽赤身裸体但谁也看不清周围是谁。


粮油肉菜四自给


中办五七学校号称粮油肉菜四自给(家属不在四自给范围之内),实际上粮、油当年秋收后就可以自给,肉、菜大约到1971年才做到基本自给。


由于中办五七学校是重体力劳动,到进贤后,粮、油定量,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定为粮45斤、油半斤,伙食标准每人每月12元。开始由于劳动强度大,副食又跟不上,定量虽高还是不够吃。1970年以后,生活条件、劳动条件以及政治环境都有所改善。除大忙季节或抢农时外,星期日和节假日一般能够按时休息,天气恶劣不适宜下田干活时就安排学习。所谓学习,除了大批判活学活用讲用会外,大多是自学(学与不学完全自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步在解决。1971年各连永久性住地已全部完工,屋顶一律使用水泥瓦,室内用石灰加煤渣砸成类似水泥的地面;又在空地用红石垒起一个圈子就是澡堂,夏、秋两季提上井水,经自然升温或日晒后就可以洗澡了。理发是同志们互助,从未有人到理发店去理发。学校还开设了小卖部,小卖部经营日常生活用品和点心,一开始点心只供应少数体弱多病的人,后来才逐步放开,人人都可以自由购买。


1971年下半年起,我们三连每个星期宰一头猪,每头猪可出净肉100斤左右,做到平均每人每月能吃到两三斤肉。双抢大忙季节是伙食最好的时候,这时一般每餐两个菜,一荤一素,外加四五个小菜。生活得到改善后,粮食定量降到每人每月43斤,油半斤不变,定量降低了反而月月有节余。


对体弱多病的少数人,也有所照顾,让他们做些轻活。几位体弱多病的女同志成立了一个缝纫组,专门给同志们缝缝补补。我请她们翻改了一件棉袄,整旧如新,水平不低于专业裁缝。还有些老年男同志,就让他们去看牛棚,白天没有什么事,只是夜间要照顾牛,也很辛苦。原杨尚昆的警卫员张晓希被分配去放鸭子。


区别对待


1966年成立中办学习班算起到1969年底,批斗杨家死党已三年有余,进入1970年后确实再也找不出批斗题目了。为处理这些杨家死党,中办学习班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区别对待。就是说对一些表现较好的给予一定的自由,参加革命同志的活动。1970年,后楼工业组组长贾步彬率先被区别对待1971年春,我也被区别对待了。在宣布对几个同志区别对待的会上,我没有表态,没有赞美文化大革命,照例说文化大革命挽救了自己等违心的话。这就引起一位得可爱的革命同志不满,质问,别人都表了态,为什么苏维民不表态?我没有理睬他,与会同志也没有人坚持要我补充发言,会议主持人郝锡良就宣布散会。这说明革命同志的大多数并不是十分可爱的派。后来给我的正式处分是党内严重警告,撤销行政职务。宣布区别对待后,补发了被扣留的1400余元工资。


区别对待不久,我被调到饲养班当了一名猪倌儿。喂猪这个工作虽然又脏又累,但是相对地独立活动的机会多些,不需受革命同志时时监视。在这以前我还不具备当饲养员的资格。


我当猪倌儿的时候,童小鹏也在校部喂猪,不久他被任命为生产组副组长。


当时,我每天凌晨3时就起床,到县委所在地民和镇豆腐坊拉豆腐渣(因为那时物资紧缺,去晚了豆腐渣就会被别人买走)。到达豆腐坊时正是他们开始磨豆子的时候,我就边帮他们干活边等出渣。我拉豆腐渣回到连队时,刚好是大家起床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很辛苦的,体重由原来最高时的130斤下降到97斤。有一次我去校部仓库拉饲料,遇到副校长李树槐,他看我瘦得不成样子,叮嘱我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我感谢他的关怀,几天后去了县医院,医生给我开了一张验血单,次日空腹去验血,谁知,第二天医院因故停止门诊。血没有验成,身体也没有出现什么症状。后来到了炊事班,体重逐步恢复正常。


总的说,我的体质尚可,在五七学校9年,仅患过一次疟疾和一次荨麻疹,只向连里的赤脚医生要了一点药,没有去医院,也没有休息。


1973年秋,我又被调到炊事班任班长兼连队会计。炊事班的任务是按每人每月12元的标准开大锅饭。连队会计有两部分不同性质的工作,一是伙食账目的管理,这是主要的;二是连队办公经费的管理,按人头计算的办公费一个月仅有二三百元的额度,工作量不大,所以就由炊事班兼管。此外,就是负责发放全连100多人的工资,工资也有几种,五七战士工资、参加劳动的干部家属工资(月工资18元至22元不等)、参加工作的干部子女即所谓小五七战士的工资(月工资20元至26元)和轮训同志每月由北京转来的生活费(大多数人每月只转来20元,扣除伙食费12元实发本人8元),以上各项加在一起每月共经手约2万元左右,也是比较复杂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坚信乌云终将过去,阳光一定重新洒满大地,所以无论在中办学习班还是五七学校都没有消沉,而把它看做是接受考验和锻炼的极好机会。我从手无缚鸡之力到能拉六七百斤重的架子车,能挑百斤重的担子,难道不是最大的收获吗?


大批散伙风和电影《熔炉》的出台


散伙风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753月,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决定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接着,又决定对被关押审查的干部全部解除监禁。杨尚昆也被释放,由中共山西临汾地委组织部派人来京接他去临汾定居,从此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这一时期,人们高高兴兴地迎接本已迟到的政治上的春天,各地各部门纷纷停办自己的五七干校。中办五七学校何去何从?中办主要负责人说,只要我不死,中办五七学校就要办下去。他逆潮流而动,在中办五七学校大批所谓散伙风。本来,1969年中办五七学校初创时期,就宣布大家要坚定一辈子走五七道路的决心,在进贤扎下根去,准备在青岚湖畔埋忠骨。这时,更加强调中办五七学校要长期办下去,要成为全党、全国坚定不移走五七道路的一面旗帜。为了树立这面旗帜,还请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一部名为《熔炉》的大型彩色纪录片。


1975年的中办五七学校与几年前初创时已不可同日而语。首先是政治气氛不同了,初创时因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和身体上的折磨,几十位同志致死致残;现在批斗对象基本上不存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其次生产、生活环境已大为改观。开始,体力劳动十分沉重,后来,逐步发展到全国各种农业机械新产品都首先拿到这里来试用。因此,中办五七学校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产量也比较高。但是,中办五七学校并未对当地农业生产起到示范作用,当地农民说中办五七学校财大气粗不计成本,他们学不了。


电影《熔炉》以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五七战士擂鼓庆丰收的画面开始,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接着就是劳动场面和学习理论、大批判的场面。摄制劳动场面比较容易。2000余亩稻田整齐而又平整,绿油油的禾苗一望无际,一批年轻力壮的五七战士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下紧张而有序地劳动,画面十分理想。接下来,可就处处弄虚作假了。比如,那时我们一连(当时三连已与原二、四连合并改称一连)的猪圈刚刚经过改造比较整洁,所以拍摄养猪、肉食自给的场面时,选定了在我们一连。但是,为了要突出政治,让政治上最优秀的同志出镜,而我们连的喂猪同志因达不到政治上最优秀的标准,只好靠边站。另外,一个连饲养猪最多不过几十头,数量远远满足不了拍摄电影的要求,因此又从别的连调来一批肥猪,把猪圈塞得满满的,因为人、猪、圈是临时拼凑在一起的,人、猪对新环境都不熟悉,猪也不听从陌生人的指挥,折腾半天,结果戏拍得很不理想。拍蔬菜自给更是无限夸张,画面上蔬菜堆积如山,实际上只是表面一层,谁知下面垫的是什么东西!当时许多同志对此提出意见,校领导回答说这是必要的艺术加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电影原有一组批邓镜头,拍这场戏的时候,导演总觉得气氛不够,叫大家一遍又一遍声嘶力竭地喊叫打倒,反复重拍多次才勉强过关。但这部纪录片拿到进贤给大家看的时候,片中批邓的镜头没有变,但是解说词变成了批判四人帮


据说,《熔炉》这部电影曾得到江青的充分肯定。电影公映后,中办五七学校成为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一面红旗,名扬全国,很快引来不少单位组织人来参观学习。那一时期山道上人员络绎不绝,但形势发展很快,一切带有文化大革命烙印的事物越来越不得人心,中办五七学校头上的光环很快黯然失色。


欢庆第二次解放


1976106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同华国锋一起,断然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结束了十年动乱。1010日,进贤的大街上贴满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字报,我们感到突然,忙打电话询问校部,校部答复是没有得到北京的通知。次日证实了此事,全校马上沸腾起来了,喜悦之情不亚于27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们自发地敲锣打鼓庆祝粉碎祸国殃民的反革命集团、人民第二次解放的伟大胜利。一时间,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但是,批判四人帮完全是自发搞起来的,校方始终放弃领导。 


本来,人们天真地以为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天空就会晴朗了,而现实是当时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很快消失了。在中办五七学校批判四人帮冷冷清清走了过场,而批邓却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新世纪再访五七学校旧址


党的十一大以后,迫于形势,中办五七学校开始成批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宣武区物资回收管理处,1977125日告别进贤,结束9五七战士生活。


1978年末,正当中办五七学校大张旗鼓准备隆重庆祝建校10周年之际,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1223日,中央任命姚依林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全面拨乱反正。197913日,中央办公厅发出第一份文件,就是停办中办五七学校的通知。这一天距中办学习班全体人员去江西正好是10年零一天。


2007年春,机关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去江西参观游览,我建议去江西一定要去进贤看看中办五七学校旧址,这个建议被采纳。424日到达进贤,进贤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民和镇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原来荒芜的青岚河河滩,变成了秀美的滨河公园,许多老人在那里休闲、晨练。原来只有一条比较像样但是很短的街道,现在街道纵横,高楼林立。我们下榻于胜利中路的军山湖大酒店,是一座14层的高大建筑,据称是四星级宾馆。至于中办五七学校旧址,县委的同志说1979年中办五七学校撤销后那里即改为国营五里农场,有职工约500人,目前因要负担近300人的退休职工养老金,面临极大困难,如何摆脱困境县委正在研究解决中。25日,我们去中办五七学校校部旧址即国营五里农场场部。见到房屋依旧,居住在那里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听说中办的老五七战士回来了,纷纷前来看望,十分热情。随后离开城区到我们原来连队的旧址,看到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长势喜人;原一连食堂旧址,挂着一块养兔场的牌子,进去一看,却是阴森森,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原有的几排宿舍也任其荒芜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


五七干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必然同文化大革命一起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但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特别是中办五七学校具有典型意义,其史料可供后人研究、评说。



转自《老衲读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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