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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30年代至1970年代, 北京, 文革, 知识分子


一身跨两代——阅读陈乐民


作者:雷颐


这些年来,人们喜欢将近代以来才有的不同于传统读书人、士大夫新式知识分子分代,遂有近代以来多少代、1949年以来又有多少代之分。


其实,分代并不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就将天翻天覆1949年以前的新式知识分子定义为旧知识分子,而将其后的定义为我们自己培养的”“新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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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先生


如依此划分,1948年高中毕业、1953年大学毕业的陈乐民先生当属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因此,在这一身跨两代的特殊一代人身上,无论是新旧矛盾、冲突还是新旧调适、传承,表现都非常典型。可以说他们是破旧立新的一代,也可说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所以,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也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时代的方方面面;阅读人们一直想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纠葛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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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出生在北京的陈先生,从小接受的自然是已成平常的新式教育,不过,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有份量不小的中国传统经典教育。他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英语是重中之重,因此英语在那时已经过关,但教会学校却又十分重视中国经典教育。这些,为他的中学西学打下了浓厚的功底。


曾记否,当年批判教会学校时,其罪恶之一是既进行洋奴教育又进行封建教育。然而,现在看来,正是这种教育使学生中、英文俱佳。面对时下的英语热,许多人为中文的前途担忧。但教会学校的经验证明,并非此消彼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


1948年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到1953年北京大学毕业,在这短短几年中,陈先生竟先后就读于高等铁路专科学校、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陈先生1950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法文专业时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圆顶大礼堂、藏书甚富的图书馆和许多闻名遐迩的学术大师。然而,马上风云骤起,从1951年秋就开始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宁静的清华园不再是我第一步走进时的世外桃源,而成了知识分子的炼狱(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兼图书馆长,因被人反映图书馆竟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一般宣传小册子放在一起而备受指责。老师必须在大会上挖思想根子自我剖析同时还要揭发批判别人,学生也都参加,从发言质问到上纲上线批判老师。


他至今记得,冯友兰先生在文学院的自我剖析时讲到为何被蒋介石聘为顾问时听众群情激愤,冯先生和台下的冯夫人都落了泪。而陈先生之所以一直向往清华、最后考入清华,就是因为清华有这样一批鸿儒硕学,听了几次冯先生还有其他几位教授的检讨,他觉得这是作践他们,很不合情理。


所以,当他熟悉的法文老师、外文系主任吴达元检讨多次,但仍被不断质问不能过关时,陈先生感到很说不过去,于是竟不合时宜地起身说:我认为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的了。


结果全场目光都对准了他,于是他赶忙坐下。会后,系里一位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大同学专门找他谈话,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提醒他根源在于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于当时正在追求进步的陈先生来说,这番话自然十分重要。


然而,这位大同学自己在60年代却受到政治整肃,在文革中又遭种种残酷迫害。终在文革后赴美定居,在宗教研究中寻找精神、心灵的寄托,也是一种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吧。平心而论,与后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相比,此时的改造堪称温和。然而,细细想想,后来的种种严酷并非一日之寒、突然如此,正是由此学生批判老师学生斗老师,再一点点发展到文革中的大规模的学生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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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人相比,陈先生是幸运的。当时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要参加一些国际活动。外事无小事,因此我们自己培养的外语人才极端缺乏,1953年,由于院系调整而进北大未久的陈先生便以北大学毕业生的身分后进入涉外部门,在闭关锁国时代成为凤毛麟角、为人艳羡的长期驻外人员。


他被分配到郭沫若为主席、廖承志为副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工作。所谓和大,是苏联操纵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国际性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相应组织,许多国家都成立了这种相应的和平组织,大多为各国共产党控制、领导。


在他们单位,许多中年以上的人都是从旧社会甚至是国民党驻外机构起义人员。所以刚参加工作,领导就对他们这些青年谈话: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没有工作经验,业务上比不过那些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是你们是党所倚重的力量,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取代他们。


所以你们要努力赶上去。你们是党的孩子,即使孩子还没长好,也许头上还长了疮,但那也是党的孩子!这番话让他深受感动,让他更有天之骄子自豪感的是,领导还将片纸只字都是秘密的文件柜钥匙交他掌管。


因此他自信自己在业务上不如那些旧知识分子但在政治上,我绝对过他们!(《在中西之间》,第51页)所以他承认,这些都使自己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听从组织的指令和安排,是很典型的党的驯服工具(《在中西之间》,第98页)


因此,在驻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四年及回国后的外事工作,其内容几乎完全相反。以前一直是他是发自内心地遵从组织之命极力维护苏联,例如毛泽东的一边倒政策,在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前,我是当做信条来服从的。(《在中西之间》,第71页)


而后,当毛泽东、中共与苏共决裂开始反修时,他的工作就是在一切场合越来越激烈地批判苏修。总之,文件上怎样说,就怎样接受,绝不问一个为什么。(《在中西之间》,第71页)


长驻国外,使他无意中躲过了反右风暴。反右期间他曾短暂回国,这时鸣放已经过去,而批判刚刚开始他就返回维也纳了。他回想说,如果早些时候回国,以他本性中的清高和对党的忠诚,很可能响应组织号召积极鸣放,结果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如果回国再晚些参加了后来的批判,以他对党的信赖忠诚和感情,则又很可能会成为反右派打手积极分子。有时,就这片刻之差便使人生既避免了被打的厄运又躲开了打手的污名,委实幸运。


1959年,他回到了离别四年的祖国,以前他只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的各种文件、学习材料中得知祖国大跃进红火轰轰烈烈。然而,这次当他到河南西部获嘉县某农村锻烧时,才大为吃惊地了解到农村、大跃进的实情。开始他大吃一惊,农民的主粮竟是干瘪的小红薯,但不久连红薯都没有了,只能吃一种糊糊,后来糊糊也日渐稀薄,变成了只有几粒毛粮的稀汤。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曾经引进最高领导层的分歧,最终,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不得不解散食堂。那天,他与队干部一起到县里开会,上面说了,公共食堂是要万岁的;麦收前的困难是暂时,作为临时措施可以允许农民领回口粮自己开伙,但又一再叮嘱麦收后马上恢复食堂。不料回到村里向农民一传达,个个毫无反应,呆呆地茫茫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锅没有了,用啥开伙!原来各户的铁器早被一平二调大炼钢铁了。(陈乐民:《过眼小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月,第220页)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的全部任务几乎都是参与批判苏修的斗争。然而,文革爆发,他也受到批判,靠边站了。因为文革理论认为,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他们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本被称为党的孩子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肩负改造取代旧知识分子的这一代新知识分子,此时也成为要被改造取代的旧知识分子


陈先生坦承,在巨大的压力下,自己感到有必要转变态度,争取主动,于是我很快表态紧跟小将,向无产阶级造反派学习,批判和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自保,写了不少这类内容的大字报,并且严厉地批判自己家庭出身、社会影响以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用自己的手剥下了自己的个人尊严!表示自己已经同过去直接领导过我的领导人划清了界限。(《在中西之间》,第99页)


这一代人曾经为作新一代参与逼迫自己的师辈用自己的手剥下自己的尊严,没想到十几年后就轮到比他们更新的一代用更严酷的方法来逼迫他们了。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历史的报应?无论如何,这段沉痛的历史不能轻易忘记。


文革结束,几经努力,陈先生终于摆脱了让多数人羡慕的外交系统,来到当时更有学术氛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回到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领域,曾长期担任该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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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初中起就在教会学校上学,精通英、法文,长期在涉外部门工作、甚至有过不短的驻外经历,近三十年又以欧洲研究为专业,想来应当非常的洋派。然而,他却又非常传统,喜爱、谙熟中国传统经典、诗词。


直到现在,他仍拒绝电脑,坚持毛笔写作,比许多弘扬传统者更加坚持传统。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与经常出洋的经历,使他对传统现代关系的思考格外深刻,极富启发意义。


欧洲研究是陈先生后半生的本业,然而他认为研究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却离不开更广、更深、更为基础的历史和哲学。因此,陈先生对中外历史、哲学下力尤多,极富洞见。


常说中国最富于史学,但陈先生指出,中国史学的先天不足是历朝历代的其实都是政治史,而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等都是空缺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是在史官的实录框架中写出来的。在中国,修史是掌握在史官的手中,自然多是帝王政治活动的记录。由于没有专门以治史为务的历史学家,所以在史学理论方面就难有独立发展,虽然强调史德、史才、史识,但都是在史官文化的樊篱中论史。


因此,他对张岱的一段史论尤为赞赏。张岱曾尖刻地说道: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原因在于史官的乌纱碍了手脚。正如陈先生所说,而张岱之所以能秉笔而书因其家藏甚丰,国变之后仍能隐迹山林,无官之累,张岱自己也说: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末核,宁阙勿书。


而且,陈先生认为机械唯物史观是近几十年来史学又添一新病,这种病症每每先有一种判断在脑中,为确证这个判断而去寻找乃至裁量史料,终将以史料强合观点,实行的正是本末倒置之法治此二病者,其为年鉴派史法乎?(陈乐民:《过眼小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陈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弊病虽深,但中国哲学却自有特点,不能用西方哲学体系衡量。中国哲学不讲究体系往往被人诟病,便他认为之所以无体系是因其,而这也许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或优点,它可以给你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神思驰骋的天地;其包容性涵盖了纵横两个方面,纵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横的是天地人生。他强调,在研究中西文化思想史时,需胸有中国哲学的主体,方能搔到痒处;再与西方哲学相对,方能有较深的体悟。(陈乐民:《书巢漫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由于胸有中国哲学、思想的主体,所以精通西方思想、文化史的陈先生对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尤其于当代中国意义的论述,入木三分,鞭辟入里。


长期的欧洲研究,使他对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卢梭、伏尔泰、费希特、马勒伯朗士及一些来华传教士都深有研究。他对17世纪法国哲学家、神学家马勒伯朗士在中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深感遗憾,但他承认在西方哲学家中,最喜欢的还是莱布尼茨和康德。


对莱氏,陈先生已经研究好几十年,还主编过莱氏中文著作选本。莱氏在中国之所以出名,盖因其力主并推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大都认为他的思想深受中国思想影响、他的二进制更是受中国阴阳八卦的影响。


然而,陈乐民先生令人信服地指出,莱布尼茨首次看到邵雍的八卦图、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时是在1701年,此时他已55岁了,他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如数学上的二进位制、物理学中的连续性运动规律,形而上学中的简单实体理由充足论先定谐和等等都已提出,因此所受中国的影响是颇为有限的;他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经过人为的放大镜变成了特写镜头,他的形象在中国便走了样。(《过眼小辑》,第124125页)


莱氏后来才知道《周易》八卦图,以自己的理解把阴爻训为,把阳爻训为,认为这与自己的二进制不谋而合。但直到今天,中国还仍有人以此来表明中国文化的高明,以满足一些民族的自尊心。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书巢漫录》,第230页)


但康德对陈先生的影响更大:康德几乎占据了我的整个80年代,我反复地读康德康德影响了我尔后的治学道路,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我受到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谓润物细无声(《在中西之间》,第160页)


尤其是康德三大批判外《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何谓启蒙?》、《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等第四批判,陈氏更是奉为至宝。康德,逐渐成了他研究欧洲的圣人


对中国、欧洲历史的深刻了解和康德的普遍历史世界公民观念的启发,陈先生在研究中得出了因东西之异而有古今之异,这是势所必然的。而中国既然也要走向现代,则洋为中用拿来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承认我国还落后于现代,那么,我们就还处于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时期。(《过眼小辑》,第85页)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能等中国自己自生地补齐了课再一起前进,中国必须、而且只能从西方文明中移植嫁接过来对自己有用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在中西之间》,第171页)


他一再强调全球化不应也不可能只是经济的全球化,而例如民主制度、自由的思想、基本人权等普世性的价值观,也必是全球化的内容。(《在中西之间》,第183页)


当然,这是基本价值、制度的全球化,而非文化所有方面的全球化通读了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史,就不能不承认,中国比起西方来,缺少的正是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即科学民主。所以今日之中国,“‘回归五四,倡导科学与民主,仍是非常现实的任务。(《在中西之间》,第172页)


因此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前几年,某些号称新左派的学者拾了外国的后现代的牙慧,说启蒙前现代的东西,现在已不需要了!也许他们已经成熟了,不过,看来仍有必要读读康德这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过眼小辑》,第399400页)


同时,他指出这类文风以方块字说洋文之翻译腔’”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道理,然而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便故意把话说得别别扭扭。吴宓所谓众人不解,矫揉造作(《过眼小辑》,第113页)


至今坚持用毛笔写作的陈先生明确表示:我对某些海外华人学者大概是抱有一些成见;尤其是喝着咖啡、満口洋文、享受着西方生活方式而口谈热爱中国儒家文化的人,常觉得他们有些矫情。而且偏偏是这些分明一点儿本土气息也没有的半洋人,特别喜欢教训中国人要尊孔、要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他们站在天边说地上的事,还自以为高明。他认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杜文没有什么新鲜的见解,不过写得很技巧;其中唬人之一,就是借用他所熟悉的洋人的名字来讲新儒家的经


他指出,新儒家的重大逻辑矛盾之一是:儒家东亚的现代化有学因素,那么必是创新转化了的在起作用。然则,经过创新、转化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若是西化则已不是原来的了。(《过眼小辑》,第144145页)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钱钟书先生的名句,陈先生多次引用。陈先生的思想、学问,也正是钱氏此言的印证。



转自《一脉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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