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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30至2010年代, 方正县, 黑龙江, 抗战, 抗战后, 日本开拓团


东北最后的日本侨乡


--作者:丁雪


这是东北方正县最后两个日本遗孤了。徐士兰胳膊上的疫苗花,是那个她从未到的祖国留给她唯一印记。孙玉琴,只有一份父母留给她的字迹斑驳的遗书。


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贫民组成开拓团进入东北。徐士兰的父母也在其中。


1945年,日本投降,开拓团纷纷试图回国,长途跋涉,体力殆尽,5000多人死于方正,一些走不了的小孩子,就被本地人领回。徐士兰被领到养父母家时,只有3岁。经年以后,有人向她描述当时的状况:她一个人站在方正县一个小戏园,哇哇地哭,一个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恳求,可怜可怜这个孩子,她家人都没了,我们也带不了她。


特殊的历史背影,使得方正这个人口不足23万的县城,有20600人成为赴日华侨,近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也正因为此,方正县成为对中日关系最为敏感的县城。这里拥有堪称中国最完备的对日经济产业链:赴日中介、日语学校、对日婚介……一旦中日关系发生波动,这里也成为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地方。几十年来,方正县接纳着中日民间交往的善意,也承受着两国历史伤痕衍生出的纠结。


黄金时代


在方正县城东的炮台山下,有一处独特的园林,名为中日友好园林。中国最大的日本人公墓,就坐落在园林内。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曾在2011年对《人民日报》详细介绍过这处中日友好园林及公墓的发展历程: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北各地的日本开拓团大批撤退回国,最终有大约1.5万人集结在方正县伊汉通乡的开拓团本部,寻求回国途径。许多人因为长途跋涉,体力耗尽,传染病流行外加寒冬降临,死者超过5000人。善良的方正县百姓掩埋了已经死去的开拓团民,并收留了许多孤儿。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日本开拓团民尸骨埋葬之地,建立了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1984年,鸡西麻山地区的开拓团尸骨也迁移到此,在两处公墓的基础上,在方正生活的日本遗孤又修建了一处中国养父母公墓,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中日友好园林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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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3日,5名男子到达黑龙江方正县日本开拓团纪念碑处泼油漆


洪振国介绍,两处公墓分别设在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亡者和逝者,在用字上的差别是经过考虑的。洪振国在采访中说。


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碑的序言中写道:墓中亡者多无姓名,经各方努力,搜集部分,故今将墓中亡者姓名刻录,一为告之日本后人,其先人长眠于此,勿以忘之;二为展示人类至善大爱乃人性之根本;三为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反思战争之危害,昭示和平之可贵。


现在守护墓园的,是64岁的秀荣。在秀荣看来,这只是一处安静的园林。这处被视为中日友好象征的园子,虽然变成非公开场所,但也经历了中日交往各个时代的往事。


2009年,方正县储蓄存款余额超过37亿人民币。其中80%以上是华侨存款,旅日华侨人均年收入高达30多万。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恰逢八十年代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后,大批方正的日本遗孤回国。他们成为方正与日本经济的第一条纽带。这些日本遗孤先是邀请他们的中国养父母和亲友赴日务工、探亲、定居,继而开始带动方正的对日产业的发展。


嵩日日本语学校创始人刘伟对《博客天下》回忆,90年代到2000年期间,是方正县的对日经济黄金时代。最忙时,嵩日学校有200多名学生,同时开两个班还是装不下,就把教室里前面的桌子撤掉,换成小板凳,门口、阳台上都挤着人。家里同时也开着班,轮换着上。方正县的日语学校大多盛况空前。方正县日本语学校校长王东军记得,有些日本遗孤带着家里人,开着四轮子一家子七八口人从村里来上课。


蓬勃的往来也带来了商机。1994年,侨乡的定位应运而生。侨乡形象塑造深入到广告牌的细节。在侨乡形象工程建设成就中就规定,主要街道两侧的牌匾、招牌、广告牌、宣传牌都用中日文字双语书写


“2000年去办服务业的工商执照,牌匾上没有日本名,是不给批执照的。一位干洗店老板对《博客天下》回忆,他花了3000块钱做了这个干洗店的牌匾。如今,它是方正同安路上仅剩的几个悬挂中日双语牌匾的店铺之一。


2008年,方正县城北部的日式风情街正式修建,侨乡开始收获经济成果。据报道,2009年,方正县外汇兑换在全国县级城市中排名第27,储蓄存款余额超过37亿元人民币,其中,80%以上是华侨华人存款,旅日华侨人均年收入高达30多万。


出国都出疯了。出租车司机王旻这样形容当时的县城氛围。那段时间,每到78月,旅日华侨便回到这座东北小城避暑。宝马、奥迪、丰田和它们夹着LV包的主人,游走在这个曾经的国家贫困县街头。王旻对《博客天下》回忆,他们当时在国外整天就是工作挣钱,没时间玩,回国了,那边挣的钱,在这边使劲儿花。当时流行冷饮厅、KTV吧、宾馆一条龙,经常有人让我开车两三个小时随便溜达,啪甩下一张日元,换人民币就五六百,有的喝得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


纸醉金迷,也带来不少诱惑。


我们假离婚吧。咱俩办出国,为了多挣点儿钱。王旻妻子和他提议。王旻说,方正县这样的情况很多。操作模式一般是:女方和原配离婚,通过婚姻中介找一个日本人结婚,拿到日本签证后,再帮男方申请出国。繁荣时,这里诞生了六七十家跨国婚姻中介,如今仍遍布方正县的大街小巷。当然许多是没有跨国婚介营业许可的,只是打着信息咨询的名头,招揽生意。


王旻没同意妻子的提议。在他的认知里,假离婚和真离婚没啥区别,两个人一旦分开就完。当时,他和妻子结婚十年,她没让我做过一顿饭、洗过一次衣服,他没想到妻子会有这样的念头。但后来,妻子还是背着他去了中介机构,花5万块钱,寻找到了一个日本对象。


我当时差点儿没拿刀剁了她,我最讨厌背叛。王旻一字一顿地说。


临出国那天,王旻把妻子的机票藏了起来。他第一次看到妻子哭得那么伤心,又不忍心了。妻子走了,头都没有回。离婚后,王旻单身至今。


砸碑事件


没人想到,这段持续了十余年的黄金时代,会在2011年戛然而止。


情绪是一点点累积的。早在2010年,因钓鱼岛主权,中日关系开始转冷。而刚刚兴起的社交新媒体,也推动了民族情绪的蔓延。


2011年,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了新浪微博上: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惊悚的标题引发网友的愤怒,许多人建议将碑拆除,主题为凿碑的QQ群层出不穷,方正县也被斥责为汉奸县。刘伟回忆,为了减少麻烦,他外出时都只说我是哈尔滨的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事后对媒体介绍说,日本人公墓已是几十年前修建的了,后来中国养父母公墓的修建,极大地丰富了中日友好园林的内涵。2004年,方正县人民政府批准在中日友好园林内修建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的纪念碑,使得园林的内涵更为丰富。藤原长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到方正县传授水稻旱地栽培技术,使当地的水稻单产翻了一番,方正人又把这一技术传播到整个三北地区。


但多年来,此处埋葬的日本开拓团亡者身份一直不可考,直到2011年,才核实了229人,于是,便产生了这座引发网友热议的名录碑。


洪振国认为,标示有据可查的部分死亡者名录,同时标示对日本遗孤有养育大恩的中国养父母名录,使得这两处公墓的历史感更加厚重,警示后人,珍惜和平的价值理念表达得更为鲜明。


但在当时,网友们的看法却不是如此。一个网名叫湘军五百的人,觉得立碑是一种美化。看到这条消息后,他在四小时内就聚齐了5个人,湖南的3个,河南的2个,连夜坐火车赶到哈尔滨,5个人会合后,租车赶到了方正县,把一桶红漆泼到碑上去。


锤子肯定是锤不烂的,只是锤子在上面留下两个印子的话,照片里面体现不出来。湘军五百从一开始就想到如何借助社交网络传播,他认为,泼了红漆的照片更易于在网上传播。


这便是当年举国关注的砸碑事件


砸碑之后


砸碑事件后,很多人和事,都发生了转变。


湘军五百承认这个方法毫无疑问是不正确的,但他觉得有意义--之后有媒体探访,被污损的名录墙已被拆除。湘军五百觉得,这就是意义之一。另据报道,开拓团成员姓名搜集工作也已停止。


湘军五百也承认,这个事情对方正的经济,可能会是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能改变的。但让我们再选择一次,我们还是会这样做。


事后,日本《产经新闻》也对此事给予了报道。20118月,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中日友好的方正县《侨乡文化》杂志也停办。


中日关系这么复杂,怎么把控?杂志编委会委员曹松先告诉《博客天下》停刊的初衷。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方正县侨联办办公室主任。他提到,母亲一直嘱咐他:干这个工作,咱得向着中国,不能向着日本。母亲在8岁时曾亲眼看到,一个22岁中国男孩倒在日本军官的铡刀下,她吓得紧拽姥姥的衣服,躲在身后,这种阴影,伴随她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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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孤代表在哈尔滨市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内合影


随后,方正开始努力淡化侨乡的色彩。这个曾经的明星词汇,渐渐在政府会议上消失了。对侨乡的事,基本上不提了。侨联参加的政府会议,也减少了四分之一


一起减少的,还有来交流的日本民间团体。曹松先回忆,以前最多时,一年能接待上千人,有求必应,还热情。现在来团,我们得请示领导,接不接待,要接待怎么个接待法


方正县如火如荼的对日经济也开始降温。日语培训学校的表现最为明显。学生从每个班一百多人,一下就落到三、四十人了。钓鱼岛问题最激烈时,很多家长觉得要打仗了不愿意孩子去了。声音清亮的刘伟压低了声音。眼下她正上课的教室里,早晨八点半的课只来了十余人。读日语的声音和窗外的卡车轧过路面的声音混在一起。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王东军的语言学校,就是靠韩语课迎来了转机。这个2017年成立的语言学校一年能给他带来15万左右的收入。


当然也会有新的困扰。萨德事件激烈时,王东军一上午能收到10个陌生电话,一接听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卖国贼,萨德都指到你家门口了,你还办韩国这些东西。


王东军不知道说什么,挂了。


思来想去,他觉得对方说得也有道理,回了一条短信,有时候我们也是没办法,毕竟靠这个去养家糊口……如果真有一天,中韩打起来了,我反而还会捐资捐物。


我们国家不需要你这种卖国贼。对方硬邦邦地扔来一句话。


王东军被这个事弄得挺上火,但也没什么选择。他想的办法是主动关门。比如,萨德讨论得最热烈时,他把学校停业了半个月;8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时,他也关门休息。公开理由是:学校装修、临时检查


他甚至有意回避日本车。我本来就开外国语学校的,不能再开日本车。他还订阅了《环球时报》,就是为了能够紧跟时事热点。这种谨慎深入到他日常的每一个细节。在他学校二楼的办公室,中日韩三国的小旗被整齐地摆在办公桌上,中国国旗被放在最中间。


故土难归


事实上,日本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后,赴日务工,已不是方正人的最优选择。


我妹子办的五年多次往返,没有活干,花了好几万块办手续,中介没给找活,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花了五万呢。方正县德善村的朱秀华说。她今年50岁,梳着马尾,斜背着收钱的包,坐在小卖店的圆桌边。这是农忙之余的村里人常聚的地方。


大家讨论的主题,还是离不了日本。有人讲述通过跨国婚介嫁到日本去的中国女人的遭遇,有人回忆年轻时去日本务工时的经历。


三叔是小卖铺里的常客,他今年60岁,头上泛着花白的头茬,最爱举例的谈资是:早年在日本务工时,最多一个月挣了7万多。


李叔的谈资则是,我去过日本那个最高的大塔。他没记住塔的名字,只知道顶上有大块有机玻璃,一瞅都不敢走


朱秀华的女儿去日本已近10年,她在日本的前夫爱喝酒,后来离婚了。日本的永久居住资格是这段不幸婚姻留给她的唯一遗产。但她依然在日本工作,工作内容是把流水线上的货装到箱里,然后打包。下班到家往往半夜一两点,干活干得手都肿。厂子管得可严,女儿往家里打个电话,得溜到卫生间,但一个月能赚1万多人民币。


随着日本热的降温,方正县人的旅日热情已近消失,只有在日本遗孤徐士兰和孙玉琴心里,回去的热情从未消减。


遗孤们的命运,也随着时代改变。文革时,和日本有关系都挨斗了。徐士兰说。她亲眼见到自己儿时的玩伴孙景清,因为日本遗孤身份,戴一个牌子,前面有人打着堂锣,被拉到塞满人的街上。被批斗后,孙景清变得战战兢兢,对徐士兰也只剩下几个字,别说了,没用


上世纪70年代后,中日邦交进入正常化,日本政府为遗孤打开回日通道。但直到2000年,徐士兰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时,她的养父已经去世,她特意跑到北京,找到养父的弟弟,才了解了实情。据说,当时父母还留给她一份血书,但世事经年,早已丢失。


了解实情后,徐士兰便想回日本,但这需要寻找到她在日本的户籍和亲人。徐士兰到处求人,找遍了外事办前后几任领导,每有日本访问团来方正,她便一家家送茶叶,前后花了20多万块钱。访问团的人听过她的遭遇,有抱着哭的,也有信誓旦旦给承诺的:老太太你保重身体,我们回去马上给你办。但至今,信也没有


或是保护,或是私心,孙玉琴是在养母临死前才知道自己的日本身份的。那是70年代。养母说,她妈妈也是一张圆脸,爸爸个不高,叫池田山朴。孙玉琴知道后,每天脑子里就琢磨就这一件事。她开始想他们,想去日本一宿一宿睡不着,树叶不管到什么时候,还想要落到树根底呢。孙玉琴对《博客天下》说。养母交给她一份父母的遗书,但字迹已斑驳,无法辨认出日本的亲人和户口。


多年来,孙玉琴去方正县外事办找了十来回,得到回复:这玩意不好整。她也先后托付十余名到日本的人去帮她查询户口,都杳无音讯;她还去过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日本驻华大使馆,都毫无进展。


许多媒体来报道孙玉琴的故事。一次,《朝日新闻》来采访后,答应帮她查查日本的户口情况。没想到,《朝日新闻》真的给了她反馈:这个人已经都过来(日本)20多年了。孙玉琴这才知道,自己回日本的名额被顶替了。


孙玉琴请教律师,律师表示没有办法。于是,寻找那个顶替自己回日本的人,成为孙玉琴新的生活主题。她今年73岁,点起一根烟,烟雾缭绕在她泛白的头发上空,她的脸上刻满一道道皱纹。


多年后,养母向她讲述的那个离别场景仍刻在孙玉琴的脑海里:父母趴在炕上,一边写一边哭,父亲先推开房门出去了,母亲把烟色的日本小和服扣在孙玉琴身上,也跟着出去了,只留下那封书信。养母使劲儿去拽,也没拽回来。


1945819日,养父在方正县城的广场上,看到了孙玉琴亲生父母的尸体。他们躺在人群中,她的母亲紧紧拽着父亲的脚。他们都再也没回家。


(文中秀荣、王旻、朱秀华为化名)



转自《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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