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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60年代至2000年代, 河南, 农村, 文革后大学


老伴伴我,少小到如今


--作者:葛有彦


葛有彦,1947年生于河南济源北官庄,1963年从济源五中考入郑州一中,1966年支边援藏,风雪高原10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2年分到河南农业厅,1984年应聘山东德州农村发展学院,任学院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1988年到河南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资金项目工作;曾获国家、省级奖多次,参加编写经济类书籍3本,发表学术论文、译文,文学作品、评论数十篇。



牛郎织女难相会,庄稼夫妻日日亲。


这是我1978年考上人民大学以后,在校园里教学楼和图书馆楼之间的空地上,看露天电影《北斗》时,听到插曲里的两句歌词,感触颇深。


上大学前,我在西藏支边10年,夫妻分隔两地。天上的牛郎织女每逢七夕鹊桥相会,现实中的我们从1969年结婚后分别,到1976年内调回来,我也只两次探家,我们有两年的七夕是团聚的。我和老伴,从小就认识,从结婚到现在,已经48年,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其中有苦也有甜。


我和老伴相识时才三四岁,还在孩童时期。


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西许村姥姥家,但我从没见过姥姥、姥爷,后来才知道姥姥灾荒年饿死了,姥爷出外逃荒没有音信,姥姥家没有人了,我们去姥姥家,就是去母亲的堂兄,我的大舅舅家。大舅舅49岁就去世了,他走得较早,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太深。


我们家北官庄离大舅舅家将近20 里,路比较远,去一次不容易,我们到大舅舅家,母亲想多住几天,但我认生,住不了一天,就扯着母亲的衣袖要回去:咱北吧,咱北吧!那时我说话还口齿不清,把说成


大舅舅为了让我和母亲多住几天,就拿来许多玩具,有木头做的小房子、小车子,还有小木桶、小铲子,那是我表妹的玩具,他让表妹来和我一起玩。我本来是闹着要回去的,乖巧的小表妹,留住了我。


我的表妹,就是少小伴我玩耍,长大后成为我的妻子,如今已年近七旬的我的老伴。 


表妹六年级住在我们家


我的大妗在39岁时生下表妹(1948 年农历727 日生,属相鼠),表妹比我小9个月,她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不是亲兄妹,但她的爷爷和我的姥爷是亲兄弟,我和她还没有出五服,如果按照现在的婚姻法,严格地说,我们是不能结婚的,而我们1960 年代末期结婚时,尚无此限制。


表妹兄妹两人,她和我大表哥之间还有1个表姐、1个表哥都没活下来,只有她和大表哥长大成人。大表哥叫金卷,表妹叫金缠,母亲生下我后,随着表哥的名字,给我起名叫宝卷。


我大舅舅身体不好,在我大妗42岁时,他就去世了,那年大舅舅才49岁,表妹3岁丧父,跟着我大妗和我表哥长大。1952年,我的一个解放前参军的小舅舅(母亲堂弟),从石家庄来信,请我大妗带我表妹去住几天,我的表妹留下了第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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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妗子表妹和小舅在一起。


我的表哥(1932年生,属相猴),比表妹大16岁,他上过师范学校,1950 年代初期,在县里干部培训班,给县里的干部们上文化课,1959年春天调到我们村--北官庄完小教语文课,送毕业班。


1960年,表妹上六年级时,她也来我们村上学了,在我们家吃饭,住在我们家里。那时,我已经在济源五中上初中一年级,由于五中还在我们村,我每天回去吃饭,都会见到她。母亲过去带我去舅舅家,大妗也带她来我们家走亲戚,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还是比较熟识的,现在年龄大一点,都懂事了,好像反而生分了,每天都见面,也说不了几句话,我们吃完饭,各走各的,上学去从不一路走,尽管小学和中学在一起,只隔一道墙。


1961年表妹也考上了济源五中,我们上的是同一个学校,我还在家里吃饭,在家里住,表妹却住校了,吃饭也在学校里。这样,我们虽然同在一个校园里,由于她比我低一个年级,却不会每天都碰见了。隔三差五,有时走在路上遇见了,也几乎不怎么说话,好像总怕别人说我们什么,就这样,还是有同学知道我们俩是亲戚。


我们结婚后,她曾给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她在教室里看书,没有出去,她们班里和她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回到教室里来叫她,拉着她往操场上去,她不想去,说:去操场干什么?我还想看会儿书。那个女同学说:快走吧,操场上有好看的,去晚了就看不到了!她跟着那个女同学到操场上一看,扭过头红着脸就跑回教室里来了,怎么回事呢?


我上初中时 ,体育不怎么好,广播体操做得不到位,那天下午课外活动时,体育老师正在对我们几个广播体操做得不好的同学,进行单兵教练呢!表妹班里那个女同学,知道我们是亲戚,看到我正在被体育老师单兵教练,就回教室把表妹拉过来看我出洋相了。表妹一看这情形,发现上当了,就扭头跑了回去。


1963年,我初中毕业,表妹还要在学校再上一年,我们将会分开一段时间。在快要离开学校前,县里的照相馆来我们学校,给毕业班照毕业照,毕业的,没毕业的,都可以去照相。我给表妹说,想要一张她的照片,她点点头,答应了。


过了几天,没动静,我去找她,她没有给我她的单人照片,她说:那天 ,我没有自己一个人去照相。但她给了我一张合影照片,那是她和莲洞我大姨(母亲堂姐)家女儿在一起的照片,当时我的那个小表妹在济源五中上初一(附照片2)。我想,不知她是不好意思给我单人照片呢?还是不愿意对我有明显的表示?所以,当她把照片递到我手里来时,我也不好意思握住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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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两个小表妹的合影。


我一直没向表妹表白


1963年我考上郑州一中离开济源,1964年表妹考上县里的高中。我在郑州上学的3 年里,寒暑假回来,去大妗家走亲戚,我们也会遇见,但也只是打个招呼,从来也没有两人单独在一起说过话。


1966 年,我高中毕业去西藏支边后,我也不好意思单独给她写信,我给表哥写过信,问候大妗好,谈我在西藏的支边生活,仿佛是不经意地也顺便问问表妹的情况。


我们结婚后,她告诉我,表哥收到我从西藏寄的信后,把信皮给了她,上面有我的地址,意思是让她给我写信,她也不好意思给我写信。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心里也慢慢有了结婚成家的事儿。但我们在西藏的农场工作,离内地很远,3年才可探亲一次,有诸多不便之处,更加上我们的工作,有些不尽如人意,我也担心,如果向表妹表白,会不会有点委屈了她,我想她可以找比我条件更好的人。


我们在西藏的工作,从正面来讲,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国家,是艰苦而光荣的,但从实际的处境来说,又是比较尴尬的,我们的心里也有些不平衡。在我们支边青年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我们来西藏是走对了路,进错了门。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大方向是对的,但我们进的是部队农场,军不军,民不民,说是军,确实属于部队系统,但又不是现役军人,说是民,又不能执行地方上的工资标准,工作比地方系统艰苦危险,但工资比地方系统低许多,我们进藏后第一年每月26元,第二年28元,第三年31.2元,有人戏称是31大吊钱,也有人说是31个卢布,或者确切地说是31个萝卜(卢布)2 个叶儿。


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找对象,谈朋友,一般来说,女方的首选是一军,二干(部),三铁路,四邮电……”而我们,是种地的,还是在边疆种地的,工资待遇又很低,我1969年回去探亲时 ,村里人问,你们在西藏做什么工作?我实话实说,在农场种地。村里人说,在咱们家也能种地,还用跑到西藏去?可见,在人们的观念里,种地的还是被人看不起,种地的也看不起种地的,这也是我一直没向表妹表白的一个原因。


首次探亲我和表妹走在了一起


1969年,我探亲到家的那一天,是69日(农历425日),晚上,也有人来我们家给我提亲,我母亲向人家表示谢意,解释说已经给我定过亲了。这件事,我没回来前,父亲和母亲已经商量过,母亲等来人走后,给我说,咱们先去西许看看你大妗和金缠的意思。


第二天,母亲和我先到东许我三姨(母亲堂姐)家,三姨又和我们一起去西许见我大妗和我表妹。我和表妹,从小青梅竹马,在一起玩耍,走亲戚,过家家,并不陌生,初中毕业后,见面少了一些,相互有爱意,但朦朦胧胧,谁也没有过明确的表达,不知表妹现在心里是怎样想的?


这些年,我和表妹实际上也没有定过亲,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的事,还会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吗?我们心里似乎都明白,但那层窗户纸没捅破,表妹的心事我也难猜。


我三姨给我大妗挑明此事,安排我和表妹单独在一起说说话。我给她说,我这些年没给她写信,是因为自己在农场种地,工资也不高。她说,世上种地的人多了,鸡还有两只爪,都会刨食吃。我们俩都没有什么不同意的,似乎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次,我又提出,想要她一张照片,她好像早准备好了,很爽快地找出一张单人照片递到我手里,我也就毫不犹豫地握住了她的手,我的心里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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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表妹18岁。


领结婚证时我们遇到了麻烦


我的父亲母亲和我大妗商量,找人看了好儿620日(农历56日),表妹从西许骑自行车来我们家,我俩一起到公社去领结婚证,但民政干事说表妹她们大队开的证明,没经过她们克井公社加盖公章,不合乎规定,不能发给我们结婚证,这时天已快晌午了。


表妹她们西许离克井还有大约20 里,如果表妹从我们公社去克井,将近40里,往返将近80里,回去加盖了公章再来,我们公社这边肯定下班了,那今天就办不成了,错过了好儿是不吉利的,我们这里很忌讳这个事,怎么办呢?


我想了想,给公社的民政干事说:您在我们大队开的证明上,给我加盖公章,我们去她们克井公社登记结婚吧!


我们公社的民政干事说:好!这倒是个办法。他给我们大队的证明加盖了公章,我和表妹骑着自行车,紧赶慢赶,又去克井公社,终于在人家下班前,领到了我们的结婚证。过了几天,我们又去县城的照相馆,照了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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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我们的结婚照。


革命化的结婚仪式


1969 73日(农历519日),我们举行了结婚仪式。那时的形势下,破四旧、立四新,举行结婚仪式,也得革命化,大气候都是如此。


那一天,我清早起来,骑着一辆自行车,自己一个人去接我的表妹了。


我从我们村来到西许大妗家,大约九点钟,大妗家也来了些亲戚,我和大妗、表哥表嫂说说话,我们吃了饺子,表妹也骑着一辆自行车,就和我一起回家了。


进了村,到我们家门口时,我的一个本家弟弟放了一挂鞭,到院子里时,按照我叔叔的提示,向堂屋门前挂着的毛主席像敬了礼,给父亲母亲鞠了躬,我和表妹就成了一家人。来看热闹的人们,似乎觉得婚礼也就是这么办的,因为那时村里的年轻人结婚,婚礼也都是这么办的。


新婚之夜,也有不少的年轻人来闹洞房,俗话说不闹不热闹。我们那里的风俗,新娘子只能在新房里,不能出去,而新郎可以藏起来,如果新郎被闹洞房的年轻人找到了,就要回到新房里,和新娘子一起,被闹洞房的年轻人戏耍;如果闹洞房的人找不到新郎,他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家的上房北屋共有五间,东边的第二间和正中的堂屋相通,没有隔墙,第一间是我父母住,和第二间的隔墙上有个房门朝西开,通向堂屋;西边的第二间和堂屋有隔墙,是我们的新房,房门朝东开,通向堂屋,西边第一间是空房子,里面有一张床,与我们的新房有隔墙,朝南面开了个门。


那天夜里,我就藏在西边第一间空房子里,睡在床上,母亲把门锁了,闹洞房的年轻人,怎么也没想到我就藏在新房的隔壁,灯下黑还是有道理的,他们没有找到我,我却对新房里的情况听得一清二楚。


表妹在新房里,面对着闹洞房的年轻人,客气地请他们吃喜糖,抽喜烟,他们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提出让表妹唱个歌,表妹说不会唱,实在是推不过去,就唱了几句我们那里当时比较流行的歌《看见你们格外亲》: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


闹洞房的年轻人散了以后,我们一夜无眠,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初中时同学诳她去操场,看老师对我们几个单兵教练的趣事,就是那天夜里告诉我的。我在西藏时,表哥收到我的信后,把信皮给了她,她不好意思给我写信,这件事也是那天夜里给我说的。


她还告诉我,她们村有个在县一中上学的66届高中生,当了县革委会的委员,是当时县城里很风光的知名人物,年前托人来提亲,她婉言谢绝了,她的心里已有了人,她在等着我……


农历729日,她的母亲离去了


我们婚后的生活是温馨和谐的,但不幸的是,我们结婚还不到3个月,我的大妗也是岳母,因高血压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县城医院了。


我们结婚后,农历6月望夏走娘家,我和表妹一起去西许看望她,大妗还和我们在一起说话,大妗笑着对我说:你以后要让着金缠(表妹小名)点儿,在一起不要隔气(吵架),她又说表妹:以后脾气要好一些,要不你眼睛一瞪,还不把给宝卷吃了!大妗说着,她自己也笑了,她笑得很开心,我和表妹走到一起,也是她心所愿。


我们去西许望夏回来,表妹在家住了一个多月,又去西许我大妗那里住,临走时说三五天就回来,我大妗发病的那天,是表妹到西许的第4天,傍晚送进县城医院,我是大妗住医院的第二天清早,西许来人告诉我,我骑自行车带着母亲,直接去医院的。当我和母亲到20多里外的县城医院时,已经快晌午了。我们来到大妗的病床前,母亲喊嫂子!嫂子!,她没有应声,我喊大妗!大妗!,她没有回答,大妗已经不会说话了。


我和表妹去望夏那天,她身体还好好的,和我们有说有笑,我怎么也想不到,大妗一下子病倒了,而且病得这么厉害,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妗,她想说话,却说不出来,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听表妹说,大妗发病的那天,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饭已经做好了,表妹和我大妗在一起说话,她觉着我大妗说话有些不太清楚,又发现我大妗的嘴有些往一边溜,就让表哥赶快去村里医疗点请医生来看,医生看了,说高血压引发脑溢血,赶快送县城医院,送进医院时,大妗已经不能说话了。


母亲看望大妗后回去了,我在医院里,和表哥表妹一起看护大妗,医生每天来查房,打针输液,我们喂大妗吃药,但病情不见好转,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农历729日(阳历9.10日)夜里,大妗的病情加重了,我们守护在她的病床前,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明白她的心意,她是把女儿托付给我了。


就在这天夜里,我的大妗,也是岳母离去了,表妹的两眼噙着泪,无声地抽泣。


我的大妗生于1909年农历98日(属相鸡),享年60岁,她走得太早了,谁能挽留得住?


依依惜别的深情


1969年国庆节后,我的探亲假到期了,要返回西藏。我和表妹结婚后,经过短暂的3个多月,就要分别了。


当时,我们县城往焦作每天只有两班长途汽车,早上七点一趟,下午两点一趟,我到焦作后,还要搭火车去郑州,再从郑州转车到西宁,然后在西宁兵站,登记排号等候解放军运输部队的汽车进西藏,一般要等20天到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等到汽车。


这样,我只有在县城乘坐早上7点的汽车,才能在白天赶到郑州,去找我们的支边战友一起进西藏。表妹想送我,我们就提前一天,在下午从家里来到县城,晚上住在我叔叔家里。第二天清早,我和表妹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叔叔家去汽车站。


我们沿着县城南面通向焦作的公路,向东走了两里多的路,就看见汽车站了。汽车站大门朝南,和公路之间还有一条300米左右的土路,我们下了公路,又沿着这条土路向北,来到了汽车站。


这时,已是6点多了,我到售票窗口买了汽车票,就在候车室和表妹站着,想着有许多话要说,但也没说几句,我看着她,她看着我,默默无语,心里却不平静。


640分,我排队检票进站,她帮我提着行李,送我走到检票口,我们真的要分别了,3年后我探亲时才能再见面,她一直目送着我走进停车场,走上车窗前面有济源--焦作大字的汽车,我走上汽车后,在车门口停住脚,又扭回头看看站在检票口旁边的表妹,心里说,要再见到她,只有3年以后了!


汽车从汽车站停车场开出,沿着土路向南缓缓行驶,我情绪低落,心里不好受,随着汽车在土路上的颠簸,更加烦躁了,可就在汽车快要驶上公路时,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我看见了表妹,她扶着自行车,站在和土路交叉的公路旁边,看着车窗前面有济源--焦作的汽车,她可能看不见我,但她知道我如果留心,一定会看见她!


我赶快站起来,隔着车窗玻璃向她挥手,也不知她能看见我不能?最难忘她翘首相望的身影,最难忘她那深情的目光……


她下午还在干农活

夜里生下我们的儿子


表妹在西许时,是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来到我们村后,没在学校教学了,我父亲母亲年纪大了,一个妹妹年龄还小,当时农村都在学大寨,开山治水,修大寨田,生产队把土石方的任务,分到各家各户,要把土方拉到大寨田里,要到山里的石料场,把一二百斤的条石装到平车上,再拉到修水渠的工地上。


别人家有青壮年男劳力,这些活不算啥,我们家就有些作难了,多亏父亲母亲在村里人缘好,乡亲们肯帮忙,无论谁在旁边,都肯搭把手帮助我们家把条石抬到平车上,然后表妹拉着平车,我父亲在后面推着车,把条石送到工地上。


19705月中旬,我收到家里的来信,表妹告诉我55日(农历4月初一),也就是我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424日上天后的那些天里,我们的儿子(属相狗)出生了。


表妹还说,农历3月以后,她的身子已经有些笨了,我父亲母亲不让她下地干活,但她觉着去地里干点活,活动活动身子,孩子的出生会顺溜些,她就坚持着下地干活,每天还去村里的水井里挑水,家里的水缸里,水总是满满的。


4月初一那天下午,生产队在北坡地栽红薯苗,表妹又去了,有的人用镢头刨坑,有的人用水桶从河里把水挑到坡地上,再用水瓢把水浇到坑里,年纪大的人把红薯苗栽到坑里,表妹用镢头刨坑,一直到天快黑了,收工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晚上,9点多时,表妹开始阵痛,母亲烧水烫剪刀,和我妹妹守护着她,父亲去村里医疗点请接生员小荣,小荣很快就来了。


10点多,表妹顺利地生下了我们的儿子,父亲母亲有了孙子,这是件大事,第二天就告诉住在县城的奶奶、叔叔、婶婶,全家人商量后,给我们的儿子起名卫星。


1972年我探亲回去时,儿子已经两岁多,满地跑了。19742月,我又一次探亲,19751月,我收到表妹的来信,她告诉我,19741231日(农历1118日),我们的小儿子(属相虎)出生了。


那天夜里,也是10点多,在1975年的第一天即将来临时,我们的小儿子急急忙忙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等不及了!小家伙在黑暗里急着要见到光明,医疗点的接生员小荣还没赶到我们家里,他就顺利落地了,我母亲还没来得及伸手托住他,他就真的掉在了冰冷的地上,那时天气很冷,我母亲赶快从地上把他托起来,用开水烫过的剪刀剪了脐带,又解开棉衣,把他搂在怀里,用棉衣裹住,生怕把小孙子冻坏了。


两个儿子的出生,我都远在西藏,没能在表妹的身边,我回去探亲时,儿子已经会走路,会喊爸爸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


我在高原上

她在黄河边


从我们1969年结婚,到我1976年内调回河南,其间7年多,我仅在1972年和1974年探亲两次,回去时间很短暂,虽然也是男子汉,但体单力薄,算不上壮劳力,顶不了多大用,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多靠表妹支撑着,她是我的主心骨,对我们的家是有功的,她要照护年老的父亲母亲,还要拉扯两个儿子。


在农村,家里没有青壮年男劳力,很多事情是比较麻烦的。


且不说每天从村里的水井往家里水缸挑水,且不说要挑担儿拉车儿往地里送农家肥,且不说拉土方,拉石头修水渠,建大寨田,且不说家里厕所的茅粪要一担儿一担儿挑到农田里,且不说大田里一年四季白天繁重的农活,只说农村的夜晚,也是会有很多事情的。


农忙五月天,晚上加班打场,翻场,起场,搭麦秸垛,秋收时,晚上用脱粒机打稻子,剥玉米。平时浇地,白天黑夜不停,哪家轮到了夜里,就得夜里去浇地,无论天多黑,还是天多冷或天多热。当时生产队分粮食、分棉花、分蔬菜、分油(农民没有食油供应,生产队用棉籽换棉籽油分给社员),也多是晚上分,生产队一敲钟,不管多么晚了,也得赶紧去,家里人吃穿都全指望从生产队分回来呢。


粮食分到家里,要拉到水泥路上、空地上,或是背到平房顶上,接连晾晒几天,干透了,才能储藏在大缸里或用席子扎成的粮囤里,需要时再把稻谷拉去村里的碾米机上碾成米,把麦子拉到村里的小钢磨上磨成面,或拉到县城的面粉厂换成面。棉花分回来后,先要用纺花车纺成线,再经过几道工序,对棉线进行处理,然后在织布机上织成布。


表妹来我们家后,就跟着我母亲学会了纺花织布,后来,就把生产队分的棉花,直接拿到县城棉纺厂换线,回家织布,再后来,就把棉花卖了,直接到商店买布、买衣服。


农村的晚上,说不定会有什么事情。


有一天深夜里,突然下起大雨,我们家盖东屋,墙已经垛起来一丈多高,父亲、母亲、表妹都担心雨水把墙淋塌了,都起来了,表妹搬了梯子,上到墙头上,父亲母亲把草苫子递给她盖在墙上,草苫子用完了,父亲母亲把散稻草递给她盖在墙头上,父亲又把桶里装进去土,让表妹用绳子提上去,把土压在散稻草上。


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是我来干的,却由表妹承担了,黑夜里下着大雨,站在一丈多高的墙头上,我都会头晕目眩,而表妹呢?还有很多事情,本应该是由我来干的……


我在西藏她在家,两地分居7年多,我亏欠表妹的太多了。


后来,在人民大学上学时,看了一部电影《北斗》,我更觉得有愧于表妹。那部电影是李元华主演、主唱的,里面有一段插曲《轻歌悄唱》:“……红艳艳的高粱绿油油的葱,棉桃开花飘呀飘白云……牛郎织女难相会,庄稼夫妻日日亲……”


歌里唱的生活充满诗情画意,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令人陶醉,我也很羡慕夫妻相守的甜蜜日月,但现实生活里又是不可能的,我如果一直在农村和表妹相守,可能也很难成为一个膀大腰圆的壮劳力,即使能成为壮劳力,为表妹分担一些农活,但那时的农村生活又是很贫困的,不会像歌里唱的那样浪漫。


在农村就是劳力多的家庭,那时生产队分的粮食也只是勉强够吃,手里很难有点零花钱,好在农场送我们两个支青去毛纺厂培训,毛纺厂为留住我们,1970年学习期满,给我们定了青年工人中最高的工资级别,每月54.6元,农场需要我们,我就回去了,农场仍然按54.6元发,比农场里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工资还高,1972年又调到62.4元。


我们家里经济上相对宽裕一些,父亲托我们村在县物资公司当采购员的乔有名,去上海出差时买回一台缝纫机,邻居对我表妹说:你要拉车,有平车,要走亲戚,有自行车,要做针线活,有缝纫机,多好!


表妹听了,只是无奈地笑了笑,谁解她心中的苦涩?


团聚两年上大学

分居两地又四年


1976年,按照国家政策,我内调回县里化工厂工作,每星期都会回家,每次我离开家,表妹都是天不明就早早起来擀面条,无论冬天天多冷,夏天天多热。


1977年,我被抽到县水利指挥部,在天坛山水库工地工作,离家比较远,一个月左右回家一次。1978年我参加高考一个月后,生了一场大病,水库工地的汽车连夜把我送下山,县医院不能确诊,一天后,病情加重,连面汤也喂不进去了,县医院的救护车送我去郑州,在化工厂上班的叔叔和厂医务室韩亢瑞医生陪护我去看病,临上车前,我也不知为什么,无意识地把手表卸下来,递给来送我的婶婶。


婶婶给家里打电话,把我的病情告诉父亲母亲和表妹,母亲在家里照护两个小孙子,父亲、表妹先到工厂里见了奶奶、婶婶,就搭车往郑州赶来,我们到郑州的那天下午,我父亲和表妹也到了。


第二天,表哥也从县里来郑州看我,父亲和表哥在郑州停了两天,回去了,表妹留下来照护我,病情稳定下来后,她给我说,在县里,当婶婶把我的手表交给她时,她吓坏了,不知我究竟怎么样了,当时泪水一下子流出来,扑嗒扑嗒往下掉。


那时从县里到大城市看病很不容易,住不进医院,只能住在旅社里,每次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都要后半夜就起来去排队挂号,经门诊医生看了几次,并作了脊椎穿刺提取体液化验,最后诊断为多发性神经炎。


到医学院看病,住在旅社里,韩医生给我打针、挂点滴输液,病情慢慢稳定住了,几天后水可以喂进去了,表妹用手把馒头搓成碎面面,泡在开水里,我也可以慢慢咽下去了,又过了几天,我的手可以抬起来了,能自己端碗,不用表妹喂我了,随后又到河南中医院看病吃中药。


又过了几天,县里打来电话,说我考了全县的第一名,通知我回去参加体检。考生那年的体检是在县一中进行,我们去时,体检已快结束了,来体检的考生很少。


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走路还不稳,只能慢慢地抬腿迈步,表哥陪着我去体检,我记得有10多个检查项目。表哥是一位从1950年代初期就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的老教师了,他在医生给我体检时,会很随和地和医生拉家常,并不失时机地给人家介绍,这是我家妹子女婿,咱们县今年高考第一名。有的医生还会接上两句:考得不错,那真不容易呀。当然医生也不会徇私情,他们还是很认真的。


我报到后,学校体检复查,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县里体检一切正常,我才放下心来。填志愿表时,我很激动,用颤抖的手在第一志愿栏郑重地填上中国人民大学,但我不是仅仅因为激动手才颤抖,那是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体检通过了,我担心病情再出现反复,今年考得不错,如果最后因为身体再出现问题而上不了学,那不太亏了?体检后,我继续住在医院里看病,每天医生查房、开药,巩固疗效,我爱人在医院陪护,我一直住在医院里。


9月的一天,父亲来医院看我,带来了好消息。


他一进病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你考上北京人民大学了!我也一下子懵了,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这怎么可能呢?,那时县里还没开始发通知书,我父亲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怎么会知道我考上了呢?


父亲见我没明白过来,急忙给我和爱人说了事情的原委:昨天,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去县城办事,一回村就跑到我家,对我父母说:你们猜我回来路上遇见谁了?北京来的大学教授!那一年,人民大学来河南招生的是葛荣晋老师,他名字中有个字,后来才知道他幼年随父母离开家乡去山西,1950年代从山西考到人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父母以后又从山西回到原籍河南。


他在河南招生结束后,顺便从郑州回家看望父母。巧的是,他的父母就住在我们北官庄村。因为他从小不在我们村里,上大学后回家很少,村里很少有人认识他。我本家叔叔在路上遇到的就是葛荣晋老师。


葛老师听说他也是北官庄的,就向他打听葛有彦是谁家的孩子?并告诉他,录取时,见我第一志愿报的是人民大学,分数又高,即使不是一个村的也会录取,是一个村的,当然更要录取了。


听父亲说了事情的经过,我才相信自己是真的考上人民大学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半天说不出什么话,心里静不下来,用激动、兴奋……”都形容不了我当时复杂的心情,表妹也不知说什么好,眼睛也湿润了,我父亲只是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你要看好身体。


又过了一个星期后,听说通知书已到文教局了,我从医院去那里取回来中国人民大学的通知书,拿给表妹看,那时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不会激动了。


那年10月,我来北京上学,表妹在家奉养年老的父亲母亲,看护两个年幼儿子上学,还要去地里干活,喂猪喂鸡,忙里忙外。


每年寒暑假结束,我返回学校时,都是表妹骑着自行车去送我,一直把我送到莲洞坐上火车,我们都盼着时间过得再快些,盼着我早点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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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暑假我和老伴、小儿子在天安门广场。


蓝天白云飘

青山绿水游


1982年,我终于大学毕业了。经过一些周折,我们一家四口,在郑州落下了户口,儿子慢慢长大了,我和表妹--妻子,也都慢慢老了。


1997年,我们的大儿子结婚了,2000年,小儿子也结婚了,两个儿子成家了,我们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2001年我们的第三代,大孙女出生了,2011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孙女。


我退休后,和老伴安享晚年。一家人和谐幸福,共享天伦之乐。


清早起来,我和老伴到广场上去活动,锻炼身体,儿子儿媳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两个孙女都上学了。我和老伴,有时也会去旅游,看看祖国的青山绿水。我们去过广西的桂林,湖南的张家界,200710月还参加过我们班在北京杏林山庄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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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和老伴在张家界。


晚上的舞会上,同学们翩翩起舞,我和老伴也跳了几曲,大家都很兴奋,我们班的陈锡文同学给我说:老葛啊,你真幸福,你和老伴活得潇洒自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多好哇,我真羡慕你哪!


我记得还有一年聚会时,陈锡文说过,他的老父亲快要过生日了,他想回去陪陪老人家,提前几天就给领导请了假,到那一天时,还不一定工作能错得开。后来一直也没再见陈锡文,不知他是不是回去陪老父亲过生日,随心所愿了。


多少个难忘的日日夜夜过去了。老伴,伴着我,从年少到如今。如果从1969年结婚算起,到现在也48年了,我们携手在人生的路上走了许久许久,现在虽然已经是晚年了,前面依然还会有美丽的风景,我们将相依相伴,行走在蓝天白云下,绿水青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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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月我和老伴在苏州园林。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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