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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抗战, 文人


抗战时的沈从文和张兆和


--作者: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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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2月时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看过张兆和的一篇小说《费家二小》。


故事中,费家一家三口父亲、哥哥、二小相依为命,二小渐渐长大,顶上过去母亲的缺,每日操持家务,成为这个家中不可缺少的女性,父亲和哥哥想把二小留在身边,无论谁来提亲,都一准吃闭门羹,日子就这样过着,二小也承诺,永远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可终于有一天,二小还是跟着卖货的年轻人走了,父亲和哥哥得知后,陷入到无名的哀伤中。


张兆和的笔触是清婉的,淡淡的叙述,近似于童话,这是标准上世纪三十年代京派小说的路子。可在这种近乎唯美的图画中,张兆和最后却笔锋一转,给整个故事来了个不大不小的破灭,这让我隐隐我觉得,作为半个老乡的张兆和,并非一味清雅,她骨子里,似乎还是有一股狠劲儿,有着江淮女子的倔强与现实。


张兆和和沈从文的爱情,现在听上去,几乎算是童话了吧:湘西走出来的穷孩子,经过努力,当上了大学教授,并且他还爱上了自己的一位学生,并且他还写大量的情书给她,并且他还得到了上级领导胡适先生的帮忙。最终,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爱情,青蛙王子和公主生活在一起。


前段时间被人大书特书的沈从文和高青子的情感交接,令人看了好不厌烦,从原本美满的婚姻中,挖出一点两点破绽,是世人的兴趣。但即便主人公之间出现过问题,我却更想从当事双方本身入手,来看来探讨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毕竟沈从文最爱的人,是张兆和,他在她最好的年龄爱上了她,进而从这爱中,生出了一些烦恼。


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分,可以分出两个系列,一个是湘西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极力创造神境,另一个世界,则是都市世界,他对这个世界始终带有抵触情绪,他讽刺这个世界,揭露这个世界的虚伪,他一向腼腆而不无骄傲地称自己是乡下人。可是,当沈从文走进爱情天地的时候,这个乡下人的身份,多少又让他感到自卑吧。追求张兆和,他费了不少力气,虽然最后革命达成,可是在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里,沈从文应该始终放得比较低。


读《从文家书》,看到抗战开始后,他们的那一束飘零书简,真叫人心焦,总感觉冥冥之中有一个女巫,给公主王子施了法术,阻挡他们的团聚。19377月,抗战的炮火,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战争逼着人流转迁徙,812日,沈从文和一批朋友结伴,化装逃出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北平,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守北平城。


这多少让我们这些不明就里的读者感到迷惑,为什么他们不一起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不就是一起上路的吗?他们这么难,上有老下有小,还一身的病痛,也都坚持流亡了。青蛙王子和公主不是说好不离不弃的吗?对于这个让人困扰的问题,其实在那个不得不暂时分离的年代,就是沈张夫妇俩争论的焦点。在目前可见的通信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敏感温柔的沈从文内心的绝望,而张兆和女士,则理智、冷静,很多时候似乎在打太极了。


张兆和为什么不愿意走?1937924日,沈从文走了一个多月,张兆和开始透露自己不走的理由:我呢,有着乡下老太婆死守家园的固执,情愿把孙儿媳妇一齐打发走了,独自一个人看家。前两天整理书信,觉得更不愿意走了,我们有许多太美丽太可爱的信件,这时候带着麻烦,弃之可惜,这还只书信而言,另外还有你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文稿,若我此时空身南下,此后这些东西无人清理,也就只有永远丢弃了……若此时动身,无论到安徽、湖南,生活即刻就发生困难,我不愿意南来累赘你……”看这段话,张兆和给出的不南下的理由大致有三:一是自己的固执,这是主观原因,书信文稿不方便携带和南下生活的苦难,这是两条客观原因。


战争年代,储备粮和傍身钱可能是最重要的,真能救命。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张兆和完全合格。也许是年轻,即便偶尔有情感上的牵绊,她也不似沈从文的情绪那样阴霾,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帮助家庭抵御这场危机上。


苏州娘家已经返回合肥避难,这让她放心,她自己也已经储租了可吃半年的米,她要实行省吃俭用,用余款还可以过旧历新年。她开始念叨沈从文的打肿脸充胖子,钱上大手大脚: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你的面子糊好了,我的面子丢掉了,面子丢掉不要紧,反正里外不讨好,大家都难过。所要的钱我已写信给大姐,她当会如数寄二百给你,这边所剩无多不能寄你。


从这里看,沈从文应该写信找张兆和要过钱,张兆和由此觉得沈从文花钱太大手大脚,因此来了一段教训,沈从文花钱是大手大脚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妨做出一点揣测。两种可能。一种是沈从文在逃难途中,遇到了一些紧急事件(譬如帮助朋友),所以钱上面很快就紧张起来;第二种可能是沈从文先生确实花钱没数,没有沈夫人勤俭持家的劲头,觉得有钱花就花,随意得很。再追问下去,沈从文先生为什么花钱随意,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早年,很受过钱的苦。


沈从文从湘西来北京求学的时代,那住是霉而小书斋,吃饭经常赊账,冬天冷得哆嗦,郁达夫来看望他,看得不忍心,便送了他一条围巾,请他吃了饭,饭后还把找的零钱给他。这样一位穷苦孩子,可以说是狠受过钱的压迫的,等到他当上了大学教授,手里有了点钱的时候,他用钱随意一点,也是情有可原。可在当时,自小家庭生活相对优渥的张兆和,也许真的无法理解丈夫的这种行为--怎么可以这样花钱而不会用钱?这种沟通上的错位,也许谁都没有错,充其量只能说是人生观或者价值观不同,有待磨合。但是这种磨合,却在有意无意间,给当事人带来了痛苦。


193710月,沈从文离开北平两个多月,他们的朋友也开始劝张兆和南下,可张女士依旧保持乐观,好像算定这场战事不久就会了结,她希望等春暖花开再从从容容上路,或者欢迎朋友们北来。作为一个要操持家务顾全大局的主妇,她继续负责纠正沈从文生活上的弊病,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洗衣服弄糙了手,不怕吃得差,不愿意沈从文逼着自己穿高跟鞋做头发。


沈从文先生有时候很矛盾。小说中,他是批判绅士阶级的,可在现实生活中,在三四十年代,他又的确是在往绅士阶级努力。希望自己的爱人美丽一些,再美丽一些,也是他免不了的私心。可这在干练的张兆和那里,完全是多余。


张兆和的一生,大概都是在追求朴素而近自然。看她那些照片,浓妆艳抹的一张也没有的,有的只是清风一缕,很家常,很天然,要么梳着辫子,要么是短发,迎着风站着。较小曼徽因们,又是一种味道。她像是田埂上的一株野百合,天性混沌未开,然而外表上,又有一种倔强的清丽。


沈从文为她的这种美所吸引,可对她的这种倔强,则有点不理解。进而,他开始有点对自己的爱情没信心了。1937116日,离家不到三个月沈从文,从武昌给张兆和发了一封长信(其间的沈从文的信应该还有,但现在似乎看不到了),表达他对于张兆和不肯南下的疑惑。在信中,沈从文把自己柔软的一面表露无疑。张兆和不在他身边,他总是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异态,精神上飘飘荡荡,不知所归。他觉得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能在一处,不管过的是什么日子,总比离开好,两个人的幸福,还是同在一处,才能得到。


沈从文像是一个爱情至上的浪漫主义者,张兆和则仿佛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张兆和的不南下,让沈心焦不已。他自己揣测,并对每一种揣测做出了应对:你是不是仅仅为的怕孩子上路不方便,所以不能下决心动身?还是在北方,离我远一点,你当真反而感觉快乐一点,所以不想来?不拘哪一种理由我都能了解而原谅,因为我爱孩子也愿意让你快乐。


沈从文的温柔的劝解,让读者一下子就把同情抛向了他那一边。旧女性的世界里有句俗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字表现了多少无奈。可放到新女性这里,张兆和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反过来,倒是沈从文感到无奈了,一个短暂的分离,甚至让他对爱情产生看法,虽然他的口气是那么彬彬有礼:你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妒忌,不生气。


这种事恐怕是没有的。但从文先生写出这些话,造出一个假想敌,就已经算是莫名地妒忌与生气了。只是这气,他没办法、也不会朝着爱人撒,他似乎是匍匐在爱神面前的。对于爱情,他始终怀着一种敬畏,在与张兆和的恋爱中,他不无乡下人的自卑。他是在疑心了,可他又连忙解释,反复申辩,表明如果张兆和遇到这种事,不必考虑他。他那莫名的悲观,让他陷入到幻景之中,他甚至从这幻景里,得到了暮年孤寂生活的启示。


沈从文这封信写得孤苦可怜,恐怕是寄望着能以情动人。可没想到张兆和女士根本不接招。十一月九日的信中,她感慨:这次我的坚留不走,真可算不错,不然路上二十来天的颠簸,大大小小六口人,就说路费他们借给我,孩子们同我到地后一定都得生一场大病。当然,这个时候,张兆和应该还没有收到沈从文那封发自武昌的信。


张兆和收到信后的反应怎样,在现存可见的信中,我们并没有看到1937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通信。到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信,张兆和的笔触里又露出柔情,开头一段家居景色描写,好不静谧。南京已经沦陷,她还是决定留在北平。


从家书的行文看,张兆和应该是个利落的女子,说一不二,性格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的东西。她对于沈从文的批评,往往不乏犀利。友人南下,沈从文为路线的事可能责怪过张兆和,张兆和立刻回击:我希望你凡看一件事情,也应替人想想,用一张口,开阖之间多容易啊,这是说你对日常事物而言,惟其你有这样缺点,你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看来,都觉不妥之处太多。以前你还听我的建议,略加修改,近一二年你写小文章简直不叫我看了,你觉得我是不可与谈的人,我还有什么可说!


这是张兆和由生活谈到沈从文的创作,她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沈从文的小说散文都非常好,评论可能就欠缺一点。但是她的这种指摘中,我们似乎还是能捕捉到一点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对于南下与否的争执,可能让她也有点冒火。在她看来,南下的条件根本不具备,为什么要盲目南下,她有她的道理,这种道理在哪都说得通。


日子过得很快,1938年来临了。沈从文夫妇依旧在为南下的事焦灼着。19381月,张兆和在信中再次强调了不能南下的理由:路费不足、天气尚寒、沈从文自己也是居无定所。并声明如果有了钱,可以寄来,有了路费,她才可以随时上路,胆也壮多了。


张兆和似乎对写信这件事情有独钟。战争毁掉了一切,她独对两样东西毁掉了要心痛不已,一个是大大的相片,一个是婚前沈从文写给她的信。她曾为沈从文有爱写信的习惯感到欣喜,她说在那家书抵万金的时代,她应该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


爱写信,是因为信件是对于个人历史的见证?还是因为她喜欢这种相见不如怀念的情感交流方式?不得而知。可沈从文显然对于这种鸿雁传书的情感交流方式不满意的,追求张兆和的时候,他就曾给她写过大量的书信。如今战火连天,原本正应该是夫妻俩相濡以沫的时候,可他却还是得通过写信来表达自己,相爱而不能相守,怎么能不痛苦呢,他说自己的爱情得到一种命运,写信的命运。


沈从文开始了他最漫长的思念与等待。黄昏让他心地柔弱,杜鹃的叫声也让他觉得清而悲。他是悲伤着了,他觉得自己不能从泛泛的往来上得到快乐,而爱情的快乐,却因为距离,也不能得到。男女之间,即便是亲密的夫妻之间,要达成全然的理解,竟是多么难。等过了春天,等过了夏天,沈从文终于等到了张兆和决定南下的声音。


可张兆和临行前突然又决定取消南下计划。这种反复,几乎让沈从文发狂。他在信里喊:写到后来总不知不觉要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打算来,打算不来?是要我,是不要我?因为到了应当上路时节还不上路,你不能不使人惑疑有点别的原因。你从前说的对我已无所谓,即或是一句牢骚,但事实上你对上路的态度,却证明真有点无所谓。我所有来信的话,在你看来都无所谓。沈从文又开始了他的猜测,对于爱情,他再度悲观了。


张兆和这次连忙安慰,是带点娇憨的安慰:可是我们还安然不动,要在下月底动身,为时尚有一月,我知道你得到这消息一定很生气,责怪我不要紧,希望你自己莫生气,我要你不生气。好一个我要你不生气啊,张兆和不愧是沈从文爱情神龛里的一个小小女神,她能让他忽然欢喜,手舞足蹈,亦能让他忽然悲恸,暗自神伤。这样的操控,仿佛不可理喻,然而,这就是爱情。1938年初秋,张兆和终于动身,去与沈从文汇合,青蛙王子和公主终于又生活在了一起。


统观这一束珍贵的家书,我们不难感觉到爱情的神秘,以及它对于人的赐予与折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感到一种空前的孤独。这孤独,正如沈从文形容的杜鹃叫一样,是清而悲的。这孤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仿佛怀揣一种只有自己能懂的语言,面对他人的时候,彼此说着不一样的心灵密语,想要理解,是多么难,即使有爱情,即使有亲情。


晚年的张兆和,在整理从文家书的时候,就曾发出过感慨。整理这些旧书信,她忽然发现自己当年,是多么的不理解沈从文,同时她也感觉到沈从文的可贵。命运就是这样蹊跷,无法言说,不是来得太早,就是来得太迟。刚刚好的情感交流,需要得到上天多大的宠爱。理解万岁,这是很久以前就开始叫的口号。的确,理解是美好的,可在通往理解的迷宫里,几乎每个人,最终都会迷失在分岔小径的入口。于是,人与人之间,便有了朦胧的神秘。


节选自《爱恨都已倾城:私房阅读民国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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