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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30年代至1990年代, 上海, 文人


追忆张可,合译莎士比亚,是我们一生美好的回忆


——王元化


200686日上午920左右,王元化接到妻子张可去世的消息。一个多月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采访前与先生说定,只谈张可。


时间:2006911日下午

地点:庆余别墅210


她很朴素,不喜欢修饰


记者:您第一次见到张可先生是什么时候?


王元化:1938年的春天还是秋天我记不得了,但那个地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平津流亡同学会分许多小组,各小组要排点戏。我那时候刚入党,跟杨凡在一个小组里边,他最早是文委系统的。张可那时候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在演剧队。剧社常到难民收容所演一些抗战救亡的戏,称为国防戏;有时候也去步兵营演出,像收容八百壮士的四行仓库,当时称作孤军营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平津流亡同学会一个清华来的姓黄的学生家里,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的XX里,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当时还有一个叫郑山尊的,抗战前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当时刚刚释放,给剧社导演戏。他们介绍张可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是坐法租界42路公共汽车去的,红色的单层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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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可照片中王元化最喜欢的一张


记者: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


王元化:她很朴素的,剪一个不长不短的齐肩发,穿一件旗袍吧,也不是很考究的布料。从我认识她到结婚到后来,她都是不喜欢修饰的,擦粉啦,口红啦,都不大弄的。偶尔把头发梳成个辫子盘在头上,就算很时髦了。记得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去京都剧院看她,我小时候是很吊儿郎当的,那次去穿了一条西裤,当中裤缝也没有的,她说,你怎么穿了一条卓别林式的裤子就来了,这样不好。呵呵,批评了我一下。


记者:那时你们俩都入党了吧?


王元化:我是1938年入党的,她比我稍微晚一点点。


记者:入党的时候,她称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


王元化:是的。她一生都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情绪,她都是很淡的,她哥哥满涛(张逸侯)说她就是4个字--轻描淡写。像我们谈恋爱写信,我也不是喜欢很肉麻的那种,但写信称呼,我有时去掉那个字,称她一个,她收到信后就说,以后不要这样称,还是叫张可。我们新婚时在北平,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那个二房东就笑:王先生啊,你们两个真奇怪,你叫她张可,她叫你王元化,怎么都是直呼其名啊?我就说,我们习惯是如此。


记者:似乎张可先生接受您,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吗?


王元化:小时候也不懂,20岁不到,有点愣头愣脑的,只是对她很好啊。我对她说,我要约你谈谈。她说,好。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我没有带钱,说你买两张票。所以她后来笑我,你约女朋友谈话,倒要人家买门票。在公园里我就说,我对你怎样怎样。她当时非常冷静,说你怎么会……当时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哑口无言,于是大家就散掉了。()


记者:当时她们剧社有哪些活动?


王元化:剧社的活动主要就是在19381939年。先是在星星小剧场演,1938年我认得她以后,是在星光大剧院演抗日救亡的戏,早场,卖很便宜的门票。有次她演一个独幕剧叫《锁着的箱子》,给我几张票。我那次没去,票给了我姐姐和表妹。我姐姐回来说,张可演得很好。其实她演戏不是太理想的。


张可气质平和、文静、含蓄


记者:你们从1938年认识到1948年结婚,怎么相隔那么久?


王元化:这个很简单嘛,开头也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恋爱,都是小孩子,不大懂嘛,后来才慢慢地……我后来也不大找她,表示我很喜欢她什么的,都不说了。我只是常到她家去找她哥哥满涛,我跟满涛是朋友,他哥哥比我大三四岁吧,当时刚从欧洲回来。他本来在复旦大学读书,参加一些救亡活动,被国民党巡捕房抓了去。他的伯祖父张一麐(注: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把他保出来,送到日本去留学,去的时候只有十几岁。他跟我说过,离开家刚到日本,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听到日本人唔唔唔唱一种很凄凉的调子,就哭起来了。他从日本又到美国,学的是化学理论。抗战爆发他想去苏联,人家没有让他去,他当时想学俄文,我就介绍姜椿芳(后来是大百科出版社的总编辑)去裕和坊教他读俄文。


记者:那时候她家住在裕和坊42号是吧?


王元化:她们家是苏州世家,比较富裕的一个大家族。一开始她们家住在贝当路(今衡山路)集雅公寓,离这里(庆余宾馆)很近。后来她祖父在裕和坊买了房子,就是现在南京路美术馆对面的一个弄堂里。


记者:张家兄妹俩性格相差好像蛮远的。


王元化:张可是气质很平和、很文静的这么一个人,她很含蓄。她哥哥有时候会有一点很强烈的情绪,譬如不喜欢什么,是要流露出来的。张可不会。她跟我的性格也完全不一样,我是湖北人,楚人,感情强烈,比较冲动,她不是,她十几岁就是那样子。


记者:您有没有分析过她的性格是怎么来的?


王元化:跟天性有关系。人的气质与出身、家庭环境、教育有关,但也跟基因有关系。我们现在逐渐承认摩尔根遗传学中有关基因的说法,以前我们都是不承认的。像我身上,就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譬如感情冲动这种,但它们偏偏就在我身上,虽然我也有意识去避免它们,但这是基因决定的。


记者:像张可先生这样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怎么会参加革命的呢?


王元化:可能跟她哥哥有关吧。当时整个就是那样一个氛围,红色的,革命的年代。暨南大学当时请的老师,像周予同这些,都是革命的。世界范围里也是这样,那些苏俄的文艺作品都是革命而充满激情的。


记者:性格上的差异,会给你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小摩擦吗?


王元化:她很好,我们不大有(争执)。我有时候会急躁,她从来不,她不作声。她从来没有跟人脸红过,很善良的一个人。她是不大喜欢表露自己内心世界的,话很少。有时候我很希望她来跟我讲话,像文革期间,我也隔离,她也隔离,碰到了,我在这头看书,她在那头看书,她不讲话的。有些小的玩笑她很喜欢,她很善于抓住人的特点,像竖起一个大拇指,对我说: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我的性格比较容易跟人吵架,跟她从来没有。她脾气好,吵不起来,她顶多不来理睬你。但我也不乱跟人家吵架。


张可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


记者:对您研究的一些课题,譬如黑格尔、《文心雕龙》、五四反思、杜亚泉这些,她跟您说过自己的意见吗?


王元化:对太理论的东西,她不大有兴趣的。她是学英国文学的,喜欢看文学书。我们在一起弄过一个莎士比亚的研究(叫助手拿书,再版的《莎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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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一起的照片(1997)。这是她的手迹,抄我译的稿子。这是我抄她译的。你看,我的小楷不如她的写得好。我当时把她抄的译稿拿给傅东华看,傅东华说,你的字很好啊,是不是临过什么帖?我就跟他讲:这是我妻子抄的。”(指封面)你看,她的名字排在我前面。


记者:怎么会合译莎士比亚?那时候您好像正患肝炎吧?


王元化:得肝炎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我55年因胡风案被隔离审查,57年放出来,一直没有工作,直到60年才安排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冿贴很少,主要靠张可的工资,所以就替旧书店翻译一点东西,我那时候跟父亲一起译了英国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她也翻译一点书补贴家用。


一开始我是不大喜欢莎士比亚的,觉得他语言雕琢得太厉害,将他归入夸张、做作、过时的伟大天才一类。我喜欢契诃夫,着迷于俄罗斯文学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


战前我买到生活书店出版的《别林斯基文学批评集》,读到他对自然派文学技巧的一段概括,大意是说,一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过人的才华;那些响亮的独白,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是庸才依靠博学、教养和生活经验所得来欺骗读者的,他们不会描写日常的平凡的生活。这段话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对艺术的看法。


那时我跟张可有时还要为此争一争的。她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记者:作为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世时并不被看好,同时代的本·琼森当时更获好评。他的剧作句子冗长,批评者说可以删去千行。到19世纪,人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莎士比亚。您是否觉得这种再发现里有后人演绎的成分呢?


王元化:(拍拍书)这本书里都讲到了(指张可译的泰纳的《莎士比亚论》)。也是很巧,19572月我结束隔离审查回家以后,常常到四马路一家外文旧书店去淘书,一个礼拜去几次,是我1950年代后期的一件乐事。法国的泰纳、丹麦的勃兰兑斯、德国的施莱格尔是文化历史派三位主要的理论家,泰纳写了那么厚一本《英国文学史》,旧书店进了凡隆的英译本,我恰巧买回来了。这部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是专论莎士比亚的,张可就是根据这个英译本翻译的。


当时张可在学校里教莎士比亚,所以我看到莎士比亚就会买回来,比方柯勒律治的《莎士比亚演讲录》,那个很难译,后来我没有译完;还有赫兹列特的《〈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序言》。当时很难找到的施莱格尔的《戏剧艺术与文学演讲录》,是一个朋友朱维基--他是新月派诗人,跟林徽音、邵洵美他们一道的--借给我的,他是少数几个还来找我的人中的一个。


莎士比亚的舞台生涯从伦敦开始,最初做过非常低贱的工作:人家坐马车来看戏,他给人家牵马并看管它们,然后才是一个最下等的剧院仆役,也就是一个学徒或者临时演员。他获得今天这样高的地位,跟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有关。19世纪莎学的两大学派,以柯勒律治为代表的英吉利学派和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学派,发生过很严重的论争,就是谁先对莎士比亚以浪漫主义的精神作全面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莎士比亚的作品到19世纪被选进了牛津出版社出的那种Pocket Book(口袋书),跟本·琼森等人的作品收在一起,那种书的字咪咪小,我看也看不清。


我觉得这种重新评价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价值。虽然他的剧作中常常把在地图上明明是内陆的古代国家搞错,写成临海的,但他很不得了。他的作品是浩瀚的,他对人类的Passion(情和欲)有极深刻的洞察和揭示,不晓得他是怎样窥见世上各种人的内心秘密的,这些话想要让本人讲出来,我说是威胁以刀锯鼎镬也不肯吐露的。从《奥瑟罗》开始,我重读他的东西,确实觉得他了不起。


她为家庭付出很多


记者:会不会觉得张可先生生错了时代?她这样的一个女性。


王元化:不能这么讲的,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们不是很适应吧,当时那个环境。阶级斗争的调子提得很高的时候,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就是敌人、囚徒,背叛无所不在。我不大能忍受的,她的承受力比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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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对张可充满了感激之情,家庭这副担子都是她挑的,所以我能腾出来专心写文章


记者:张可先生也喜欢京戏吧?她好像蛮推崇女老生张文娟。


王元化:她原本不喜欢的,是受我影响。她跟张文娟很好。


还有范瑞娟,也很喜欢张可。我们本来不喜欢越剧,但我对范瑞娟印象很好的。一年多以前吧,她自己生病住在华东医院,说要去瑞金医院看张可,打电话给我说你领我去。我就坐车去把她接出来,开到瑞金医院。好了,从此以后不找我了,自己去,经常去,他们(指医护人员)有时候也不跟我讲。很多好吃的东西她都拿了去给张可吃。


这次在衡山路礼拜堂开追思会(812),她一定要磕头,我们拼命拦她,说这是基督教堂,不大合适的。后来她就领着大家三鞠躬。


记者:好多人都提到吃过张可先生烧的菜,葡国鸡什么的。


王元化:她很会烧菜的。其实一开始她不会,她在父母家里不烧菜的。同我结婚以后,她说:我来试试。她学她母亲汪毓秀,喜欢弄胡适也很喜欢吃的安徽人的那种一品锅,弄个蹄髈啊,弄只鸡啊,很多鸡蛋啊,火腿啊,白菜啊,放在一起。我们刚结婚在北平的时候,她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个锅,备齐这些东西,烧好端出来。我一吃,不对啊,整个是苦的。


可是后来她很会烧菜。姜椿芳到上海来,最喜欢吃她烧的菜。我们家买了个大的圆台面,有客人就支起来。


记者:我访问的许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王元化:(沉吟)有一点我是内疚的,同我结婚以后,她为家庭付出很多,相夫教子,安排家庭各种事务,我都不管的。我拿了工资就全部交给她,要用钱了,就问她要,给我两块或者给我4,没有超过4块的。她也讲我的,你怎么两块钱也要问我要,一个铜板都没有。你应该放一点在袋袋里的。但是我没有这个习惯。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讲,我这一生没有挨过扒窃,挤电车什么的没有人摸过我袋袋,因为我没有钱。


她把家庭理得非常好,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家里经济上有危机。文革的时候,她把呢袍子夹在中式棉袄里,很舒服、很大方,也很暖和。家庭这副担子都是她挑的,所以我能腾出来专心写文章。


后来她身体不好了,我也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譬如该穿什么衣服啦,去买回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记者:张可先生中风之前有没有什么前兆?


王元化:有一些前兆的。她血压高,但一直不喜欢看病,每次都是我跟儿子催她去医院检查。她无所谓,用4个字讲就是轻描淡写,她对世事的态度就是轻描淡写。看病回来,吃几天药她就不吃了。我跟儿子虽然催她,但不可能天天盯着她,这也是我们很后悔的地方。


1979年到现在27年了,医生也说很罕见,跟她同时得同样病的人,很多人老早就过世了。可能跟她的性格有关系,她对生命没有那么紧张。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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