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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赴日华工生死簿


--作者: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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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强掳赴日劳工档案原件(部分)


失踪半个多世纪后,一套神秘档案终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身。


它包括120袋、405份档案,分装在上百个牛皮纸袋里,数十年过后,纸张破旧泛黄,字迹逐渐褪色。


它是通过驻日大使馆,经由特殊渠道带回国的,之所以这样,是担心日方发现并扣下。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面露难色。特殊渠道只能意会,不能明说。


34282个名字写在上面。80年前,它们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生龙活虎的中国青壮年男人。


这份编制于1964年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被称为中国被掳往日本的劳工生死簿,名单编制时,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而现在,名单上的人仅仅有少数还活着。


20142月,部分劳工和劳工遗属向北京市一中院递交起诉状,状告曾经奴役过他们的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要求公开谢罪赔偿。


名单,是他们控诉日本罪行的重要证据。


不只是编号,还是人


张纯,山东省武城县方庄;


杨铁锤,河北省曲阳县北大岳;


李丑儿,河北省定县西南佐村;


杨印山,河北省定县西南佐村……”


看,这是我!”88岁的杨印山突然孩子般咧开嘴笑了,用黢黑的指尖死死点住自己的名字,在与之并排的数个名字旁,用蓝色圆珠笔打勾或画圈。


这个死了……这个也死了……”杨印山兀自喃喃。老人停顿了一会儿,垂下头去,继续佝偻着背,斜靠在椅子上,树皮一样皲裂的手小心翻动纸页,间或发呆。


这是一本名为《中国人强制连行·强制劳动》的日文书,里面有部分劳工的名单。


20144月中旬,河北定州西南佐村。村里一片死寂,一条黄狗懒洋洋地趴在院口。


放在枕头边,每天都得翻一遍。儿子杨福庄解释。


杨印山最开心的就是从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意味着他不再只是一个编号。


1944年元月,杨印山18岁。沦陷的华北平原,日本兵时常出没。


日本兵不但杀人,还抓人。村民们口口相传。杨印山怕被抓,偷偷挖好了地道。


挖好地道的第二天一大早,村子被治安军和警备队包围了。


我刚起床,正在家待着。他们把村民们喊到一起开会,说是要500张荞麦饼,不然就抓人。我们凑了500张饼给他们,结果他们还是开始抓人了。杨印山眯着眼,往事像飞虫一样在他脑子里进进出出,嗡嗡作响,有人跑了,有人躲进地道,我没来得及躲。那一天,日本人从我们村带走13个人,有5个是别的村过来避难的。


杨印山从此成为一个编号,和被强掳的数万中国劳工一起,远赴日本,受尽劳役屈辱,成为了日本内阁1942年《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的牺牲品。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当时是商工大臣,是他在内阁会议上,具体制订了向各重工业生产部门分发中国劳工的相关政策。而在中国占领区的日军则立即开展了猎兔行动--包围村庄,专门抓青壮年男性。一份当年留存的资料记载,向日本提供劳工的契约书中规定,每输送一名劳工,付给提供劳工者275日元,也就是说军队去抓,有钱赚,抓到的人分配给企业,企业更有钱可赚。


被抓的数万劳工,被分配到遍及日本的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它们急需劳动力从事煤炭、矿山、铁路公路修建等工作。


编号68号的杨印山,被分配到大府飞机场拉排子车。


火速烧掉!


杨印山活到了日本的战败。


我们以后是朋友了1945815日以后,日本寮长(即宿舍管理人员)态度变了,他拍拍中国劳工的肩膀,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但很多同行的劳工却死在了日本。1945年,杨印山捧着两个老乡的骨灰盒,和11名活着的劳工回到了家乡。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抓后,母亲日哭夜哭,把自己哭死了。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被抓到日本服劳役?有多少人被折磨死去?这是一个涉及多大范围、多严重的战争犯罪?对于这样的罪行,如何进行清算、审判?


中国没有正式严谨的统计,美国也没有。作为清算战争损害的必要程序,战胜国中国和美国要求日本收集强掳劳工资料--一份完整的名单。


蒋委员长已经向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提出委托,要求对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战俘和其他被扣留人员的状况进行调查。”920日,日本驻中国公使再次向日本外务省发报催促。


联合国驻军司令部也下达指示:要将(劳工)各人的户口所在地以及以前从事的职业(包括去日本之前的职业)等材料备齐,以便在他们上陆时能够立即向中国方面提出足够的必要材料。


194510月开始,日本外务省责成管理局二部二科承办劳工调查工作。同时将劳工们分批送回中国。


杨印山们的日本经历,开始为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们所知。杨印山等劳工被抓后,先是被搁置在石家庄、济南等地的集中营,经过一系列酷刑后,再被转往日本。


一份来自集中营的资料详细记录了劳工们每天的日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十五分进行日朝礼仪,包括升太阳旗,对日本宫城遥拜等;五点开始工作;晚上七点三十分在结束工作后,还要降旗并朗读誓条。誓条同样被记录下来,如我们要日华亲善完成大东亚战争”“我们要锻炼身心努力增加大生产等。


杨印山记得,那段时间,平均每天死二三十人,两辆排子车每天过来拉两三次死尸。


而在日本,劳工们住着鸡笼般的宿舍--四五十个人住一栋房子,每栋中间是通道,两边是上下层的木板床,铺着一寸厚的草垫子。吃的则是令人作呕的鱼骨面--把鱼骨头烧化后磨成粉,和面混在一起,腥臭难闻。吃过之后,肛门处一个劲往外生蛆。


辗转过几个作业场的杨印山根本想不起自己究竟在为哪个企业干活。他只记得在日本的几乎每一天,都要推轱辘马,两公里的路,一天下来要推四五十次。身上的麻袋片破了,就赤裸着。


据统计,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平均5个人中就有1人被夺去了生命。


19461月下旬,日本外务省让135个事业场尽快写出调查报告。一个月后,汇总的报告书记载了中国人被送来的时间、工种、姓名、年龄、籍贯、死亡原因、生活待遇和管制措施等。3月,日本东亚研究所”16个研究员去各事业场实地调查,写成《备忘录》。外务省最终将这两份资料汇编成《外务省报告书》,共5册。


这一份报告书被标为绝密


参与编写报告书的平井庄壹记得,他在做完这一工作后便辞职了,外务省下达指令:绝对不能向外讲报告书的事,他也从来没敢对外讲过。


报告书写成后,原本态度强硬的战胜国美国和国民政府将这事丢在了脑后。


盟军最高司令部向美国政府打了报告,提出如果再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对日本经济复苏不利,最好尽快结束这一工作。当年的盟军司令部调查官威廉·辛普森数十年后回忆,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一意见。此刻美苏冷战伊始,美国急切想拉拢日本大企业参与全球冷战。


于是,日本迅速拥抱战败,美国轻易化敌为友,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分身。4万华工名单无人提及。


19519月,美国召集48个战胜国与日本在旧金山签订条约,免除日本赔偿责任,大陆和台湾均未参会。但之后的日台谈判中,蒋介石迫于美方压力,最终签订合约,放弃赔偿。依然无人提及那份4万华工名单。


眼看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未被提及强掳劳工的罪行,日本政府密令外务省:火速烧掉资料!


报告书后来被全部烧掉了作为战争犯罪问题的资料被使用的话,岂不是给很多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吗?”196053日的国会答辩中,日本方面如是解释。


作为战败国日本在战后烧毁了大量档案,这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实,4万名劳工名单,也在这罪证大销毁中化为灰烬。


拼出的真相


随着名单销毁的,还有历史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半个世纪,1994622日参议院外务委员会的答辩中,外务大臣柿泽弘治第一次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他在用词上尽量为日本打折扣:不能否定半强制的事实,许多中国人在半强制的形势下来到我国,被要求从事严酷的劳工。对加于其身的苦难,真是很遗憾。


而这迟来的遗憾,是劳工们经过十多年的诉讼得来的。


1987年,在日本律师、在日华侨的资助下,花冈暴动的领导人耿淳和部分劳工,将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道歉和赔偿。


花冈事件是被掳劳工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1945630日深夜,鹿岛建设公司的700多名中国劳工,不堪被虐杀辱骂,决定发动暴动,他们打死监工,集体逃亡。但暴动很快失败,他们被日本军警用绳索捆绑、推搡着,押进广场。入夜,大雨倾盆,被捆绑着的中国人像被割过的苞米杆一样,挨个倒下。最终的数字记录,被强掳至花冈的979名劳工,419人命丧东瀛。


诉讼需要证据,帮助花冈诉讼的日本华侨林伯耀突然想起,有一份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名单,他在东京华侨总会见过:几个大纸皮箱子,装满了账本一样的东西。手写的字迹,泛黄的纸张。


我当时还没有关注劳工问题,所以没有对这份名单特别关注。


东京华侨总会成立于1946年,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长期以来致力于中日友好。林伯耀找到东京华侨总会希望用这份名单作为诉讼证据,但得到的答复是:名单已经不在了。


这份曾经被日本外务省标为绝密文件并已经销毁的名单为什么会出现在东京华侨总会?为什么当劳工诉讼需要的时候,这份名单会再次失踪?难道这样重要的历史档案真的已经从世间神秘消失了吗?


林伯耀不知道,在中日关系波谲云诡中,名单也被蒙上了许多风尘,其中的许多奥秘远不是他能把握的。


当历史的脚步走过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双方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时,许多历史过往被有意无意地选择性遗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不会仅仅依靠外力(日本赔款)进行经济建设因为日本人民也同我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所以,如果提出赔偿要求,就等于是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支付赔款。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行的,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解释说。


4万华工名单从此无人提及。而九死一生回到祖国的部分劳工们此时正承受着又一次革命


1957反右再到之后的文革,不少劳工被当成了特务、叛徒。有人质问,你说你九死一生,那为什么别人死了,你还活着?说!你是不是叛国了!


但是,不知中国国情的林伯耀还是想要那份名单。


林伯耀决定自己拼凑这份4万人的秘密名单。他和日本学者田中宏、律师新美隆(已故)、内田雅敏等人组成了强掳中国人思考会,他们派人到美国档案馆,先是找到了外务省当年参加调查的16个人的名单。


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林伯耀的弟弟林伯辉带着NHK的记者,逐个找到了当年的调查人员。


名单真的还存在于世,部分调查人员竟然奇迹般地保留了当年的原始资料,包括日记、名录。


而当美国公开日本被占领时期的档案后,调查人员再次赴美查找。当年为抢救和长远保留被战火毁坏的日本外务省档案文献,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481020日函请美国国务院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最终复制了2116个胶卷,全长211600英尺。


一个个名字被查了出来,历史真相被一点点拼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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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华侨林伯耀为劳工问题奔走了数十年


有良心的日本人


名单上的34282个劳工,远远不是被掳中国劳工的全部。林伯耀说。


1945年下半年,内务省曾下达指令,在调查华人劳务者的待遇问题时,要尽量多收集能证明按照合同公证、妥当对待劳务者的资料,并把它保存好(如能显示人员健康的照片等)。北海道警察署则对中国劳工死亡原因如何填写有过明文指令,凡是自杀,被殴打致死等特殊死亡,死因一律写成因病


《事业场报告书》把中国人的死亡原因几乎全部写成肠炎急性肠胃炎痢疾等,实际上这些病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不难治愈,所以要查明中国人死亡的普遍原因和真正原因;二是有的事业场、所在报告书中称中国人在那里居住环境风光明媚,根本未涉及对中国人虐待的情况。原东亚研究所负责劳动研究的主任研究员大友福夫数十年后透露,他曾参与了三个事业所的调查。大友记得,他去大夕张矿业所调查时,那里的管理人员非常惶恐,采取多方应付的态度。在所谓风光明媚的环境中,大友发现,中国人实际上住在深山里,每个人的床位只有约1.2平方米,条件极其恶劣。曾经在大夕张矿业所当过医生的加藤喜一也证实,中国人住的地方离公路有七八公里远,这是为了防止他们跑掉。


为逃避责任,报告书还将被强行抓去的劳工称作合同工,将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木板房说成住宅通风良好,把工伤写为肋膜炎等,甚至还声称给中国劳工听音乐。


这是一份被删改、掩饰的名单,许多劳工被抓后还没有送到日本就因逃跑等被杀,或者在路途中死亡,都没有算在其中,据我们调查,被掳劳工远远超过4万人,很多死难者并不在这个名单上。林伯耀说。


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强掳中国人的历史,如果华侨总会不公布,我们就要公开这些资料了!这时,林伯耀再次找到东京华侨总会,他有了底气。权衡再三,1993年,东京华侨总会通过NHK正式公开了《外务省报告书》。


隐秘的历史偶然浮现出来——


1950111日,东京浅草本愿寺,中国死难劳工第一次慰灵追悼会,东京华侨总会会长陈焜旺也在其中。


一个神秘的男子接近了他,低声告诉他有一份重要档案要交给他。陈焜旺独自开车去了两人约好了地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是几十个沉重的大纸箱子,当他一件件将它们搬上车时,发现交货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当时天太黑,他甚至都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


这就是《外务省报告书》--中国劳工的生死簿,手抄件,一共三套。陈焜旺说,这是一个有良心的日本人。此人应该是日本外务省经手中国劳工名单的工作人员,他在接到要求销毁的指令后,悄悄藏起了三套。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么多的箱子,需要隐藏,需要偷偷运出来,这需要冒多大的风险,需要多大的勇气,名单能保存下来,真是一个奇迹,林伯耀说。


陈焜旺透露,取回的三套档案,其中两套分别给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一套留在华侨总会,留在华侨总会的资料被分别放在10个大纸箱里,分几处保管。然而遗憾的是,送到大陆和台湾的另外两套,至今下落不明。


死了的和活着的


名单在拼凑,林伯耀将这些名单源源不断地交给国内热心于此的人,希望把这些名单上还活着的人找出来。


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主任刘宝辰是1990年第一次从林伯耀手上拿到名单的。那是986个花冈劳工名单,刘宝辰组织学生、老师共25人,分12组分头到各省找人。大家先坐长途汽车到县城,找县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一早,每人花四块钱租辆自行车下乡,找到人之后,把问到的内容记下来写信告诉我


杨印山就是刘宝辰在这一过程中找到的。彼时,老人正在村里过着安静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刘宝辰找来时,子女们才第一次听父亲讲起这段被强掳的往事。


让刘宝辰兴奋的是,短短一个星期,就找到了100多名劳工--这是4万人的四百分之一。从1991年开始,刘宝辰的行动受到了有关部门限制。1996年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而那些死去的人,却尸骨难以还乡。


19533月,日本开始了为期11年的中国劳工遗骨归还活动。


1949年夏天,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中国遇难者的遗骨陆续被发现。现年86岁的日本老人町田忠昭参与了遗骨发掘和送还的活动,我和大家一起小心地去挖那些遗骨,捧着他们的那一刻,我能感到那种分量,中日的血脉从此就在一起了


195011月,花冈矿山416名中国殉难者的骨灰,被送到东京。人们在东京浅草地区的本愿寺举行了追悼仪式。所有死难者的骨灰,都放在东京的枣寺。


这座经历战火的寺院只有三间房。一间做客厅,一间做佛堂,另一间摆放着的几百个骨灰盒,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一半。住持菅原惠庆就睡在骨灰盒边上。


1952年开始直到今天,枣寺的三任住持都坚持每天为中国死难者祈祷。


町田忠昭记得,他们到东京站后,火车不让遗骨上车,大家就在铁轨上静坐,要求提供客车。骨灰护送团离开港口时,大小船只一起鸣笛。由于上学,林伯耀未能参加这次活动。


骨灰送到中国的天津,但这些死去的劳工的魂却没有真正回到故乡。由于中国的特殊政策,6830位劳工的骨灰,只有一位被家属认领带回了家,而其他人的亲属,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亲人的遗骨回到了中国。


为劳工奔走的数十年,林伯耀总惦记着这些骨灰,他担心它们在文革中被毁。我委托天津的一位老师帮我找。林伯耀隐约记得,骨灰似乎放在水上公园了,我告诉他一定要去找,1991年,他找到水上公园附近一个很少有人去的烈士纪念馆。


在一位园丁的帮助下,这扇紧闭了20多的门打开了。


阴暗潮湿的房间里,一股怨气扑面而来。


骨灰盒搁置在木架子上,屋顶漏雨了,雨水滴答、滴答地落在骨灰盒上。林伯耀很难过,为什么他们回到故乡会这样?回日本后,他和华侨们捐款85万元人民币,在天津烈士陵园为殉难中国劳工修建了纪念碑和名录墙。工匠们分文未取。


同样的名录出现在日本艺术家关谷兴仁的工作室中。这位80多岁的老人用四年时间,为6830位殉难的中国劳工刻好了陶艺铭牌,每块铭牌上都写着字,后面是劳工名字。


现在想想,我做这些事,就是替死难者做的。他们没办法说话,我们活着的人就替他们说出来吧。至于还活着的,我不敢为他们做什么。年近80的林伯耀在数年奔波后显得有些疲惫,他微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想起什么似的,随即吐出一个日语单词,问这个词的中文怎么说。旁人解释,是怨气的意思


那这个字怎么写?林伯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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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艺术家关谷兴仁用了四年时间,为6830位殉难的中国劳工刻好了陶艺铭牌


后记


201445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公布了34282名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并将名录发布在官网上。417日本刊记者到抗战纪念馆想看看这辗转60多年回到中国的劳工名单,纸太脆了,有些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成粉末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会拿出来给人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婉拒了记者。他透露,名单将会经由扫描,影印,正式出版。



转自《老衲读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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