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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读书》杂志社, 1970年代至1980年代, 刊物


《读书无禁区》触碰禁区


--作者: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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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创刊号和李洪林《读书无禁区》手稿第一页


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19814月《读书》杂志《两周年告读者》


1978年底,李洪林正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筹备将于第二年10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党史陈列已经准备多年,但需要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不断修改,老也改不完。李洪林接手筹备工作的时候,看到博物馆的文物多应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做了修改。比如,一面彭德怀奖给在朝鲜战场作战的某指战员的锦旗,因颁奖者政治失势,彭德怀”3个字已被拆掉,但线痕却历历在目。此类残缺不全的文物还很多。身为党史研究室主任,针对此种情况,李洪林上任之初就做了一个《打破党史禁区》的长篇讲话,力求破除政治路线的左右,还文物原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8年的中国政坛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意识形态领域依然禁区重重。1978年底已接近展览筹备的审查期限,李洪林和同伴核对展品,编写说明,每件文物的条目,一个字都不能错。


此时,李洪林还兼任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负责为19791月举办的理论务虚会起草闭幕报告。这次理论务虚会的规格以及开放度都堪称建国以来少有的。邓小平指示会议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胡耀邦在开幕致词中也号召大家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多年后,李洪林回想当年,认为是他一生中精神上最为痛快的时光。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三联书店董秀玉的电话,邀请他为《读书》创刊写一篇文章。


书禁初开,《读书》创刊


早在1970年,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设想待日后海晏河清,要办一本读书杂志。8年后,他们的理想初现曙光。


1978年,王匡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宣布35种图书开禁。书禁初开的背后还有段插曲。王匡的女儿王晓吟后来回忆:当时印那些中外古典名著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印书的纸。纸都在汪兴东同志手里,是准备用来印***全集的。我父亲连夜赶到中南海去请示吴德同志,要求动用印***全集的纸印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当时更是一个路线问题。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是要被打倒的。


王匡的冒险成功了。经批准后,每种开禁名著印刷30万到50万册,共1500万册,向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分发。


书禁初开,二陈一范也分别入主出版界几大机构。其中陈翰伯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当时三联书店隶属人民出版社。


《读书》杂志结构有些古怪:名义上属于人民出版社,由范用领导,可是,机构名义却归属国家出版局,主编又是跟国家出版局毫无关系的陈原。《读书》就处在了几个机构管理的缝隙,为当时在各禁区间打擦边球留出了余地。即使这样,因为担忧因言获罪的惯性尚在,人民出版社党组还是让范用立了军令状:万一出了问题,责任全部由范用一人承担。


在《读书》第一期策划案里,第一篇文章名为《开卷有益》,要求把十余年来林彪四人帮的反动谬论给推翻,因为我党历来提倡读书,学习。在策划案的左边栏,主编陈原写了一列补充意见:可否即约李洪林写篇《读书无禁区》,切中时弊,大胆些,得罪些小人无妨。


字字推敲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自称前半生是一位理论工作者,早期著书立说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做理论上的说明,当时他所在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李洪林最尖端的作品是1959年给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红旗》杂志写的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1958大跃进席卷山河,李洪林这篇文章将中央定出的钢铁产量翻一番的可行性论证得头头是道。文革中高层文人间各成派系,相互倾轧,李洪林不幸成为被打倒的一派,下放农村改造。


多年农村改造的经历,让他对民生疾苦有了切实了解。但此后据农村实情写出的调查报告,却触怒当时高层。自此,李洪林写文章字斟句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看我的文章说流畅,其实我写文章是很费劲的。都是三遍五遍地改,甚至重写。写完还从反面看,看人家怎么来反对。我写文章的原则是:自己找漏洞,自己抓辫子。那时候禁区重重,总有卫兵把守,不让你冲,而我的文章是摔不倒的。


此次为《读书》创刊写作更是字字推敲。文中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李洪林为读书自由理出宪法依据:我们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说的虽然是常识,却是要把当时的东西翻一个个儿


李洪林为文章取名《打破读书的禁区》,这个题目很周严,反对给读书设置禁区,反对把禁书作为一种政策。


1979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正文一字未改,但标题由范用改为了《读书无禁区》,简洁、坚定,像发刊词一样,举起了一面读书人的旗帜。


争议


《读书》创刊号印刷5万册,几天内就发完了,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光。开篇宏文《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当时沈昌文还赋闲在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作为读者读到《读书无禁区》,也不禁吓了一跳。我当时就对范用说,这篇文章太大胆,肯定要惹麻烦了。沈昌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果然,《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反对的言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是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


类似的论辩也在党的思想中枢中宣部内进行。李洪林办完党史展览后就被胡耀邦调入中宣部,任理论局副局长。有同事当着他的面争论,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


《读书》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沈昌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篇文章是《读书无禁区》的延续。作者署名范玉名,实际是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


旧时对图书馆三个字有一个简写,内一个繁体的。图书馆四门大开,寓意开放囚禁图书的所有桎梏。因此,《读书无禁区》从理论逻辑上阐释了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读书自由,《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一文则指明除善本、孤本等特藏书,以及一些诲淫诲盗之作和歪曲事实的特务文学外,所有书都应该对民开放。而对后两类书的界定,决定权不应掌握在高层一些诸葛亮手里,应请一批有经验、有威望、有见识的中小学老师来鉴识。这个问题,民主比官主好得多。


1980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我几乎天天要同这一件事打交道,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分量。


1981年,沈昌文两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做检讨去出版管理局做检查。主持批判检讨会的杜导正先生,是新闻出版署首任署长,很可爱的广东人。每次我去参加会议,看见他在会上言辞激烈,但是轮到《读书》检讨的时候,他都说时间不够了。最后一次都排到《读书》上台检查了,他突然又说,《新华文摘》犯了个错误,让它先做检查。等《新华文摘》检查完,他就说时间到了,会议结束。沈昌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现在想起来,他是明罚暗保,算放了我一马。


19814月,《读书》两周年,陈翰伯要写一篇社论表明杂志立场,约沈昌文看初稿。沈昌文向陈翰伯报告了《读书无禁区》发表后的反应。我说,反响太厉害,似乎有的反响来自很有影响的人,我怕自己扛不住,希望他能就此文表个态。沈昌文说。


陈翰伯听后,沉吟不语。随后,他交来的《两周年告读者》定稿中却赫然加上这么一段话: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界甚为复杂,文化界某些领导人公开讲话时有摇摆,思想界也一日三变,开放和收紧两股力量处于拉锯状态。1983清理精神污染,民间再现收书运动。李洪林也于当年被免去了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此后不久,李洪林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邀请下,赴福建省任社科院院长。


30年过去了,李洪林如今在家颐养天年,偶尔上网搜索读书无禁区,百度搜出一万三千条,Google搜出二万七千条。很多条目的标题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这让历经荣辱的老人觉得很大安慰。他说,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还有什么能比被人犹记更加珍贵呢?(本文参考了宋木文的《亲历出版三十年》、沈昌文的《知道》和《最后的晚餐》,以及《读书》)



转自《老衲读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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