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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流亡海外, 文革, 云南


越北流亡歲月(給饒博生先生的一封信)


--作者:曾慶斯


尊敬的饒先生:你好!


我寫這信給你,是想表述當年我逃亡越南(北方)的一段經歷。


文化大革命時,我因宗教信仰,海外關係,以及重專輕紅的背景,挨批鬥抄家,并被宣佈: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種對階級敵人的命令。我日憂夜慮的是:若隨後被打成什麽份子,不但自己一生完蛋--勞改釋放了還是勞改釋放犯,右派摘帽後還是摘帽右派;而且累及親人,禍延三代。在極度精神壓力之下,我曾試圖逃港(當時在廣東,逃港是很普遍的情況),但不成功。走投無路之下,我不顧一切地逃往越南北方,前後達七年之久。我在越南一無親二無故,不會說越語,對越南也不嚮往。逃越純粹是在當時舗天蓋地的批鬥打殺聲中,拼死一搏的逃命行動。


流亡越北期間,特別在初期,我常常是吃了早餐,不知道午粥在哪里;今晚借宿這家,不知道明晨到哪里去。饑腸轆轆,望前村,可有午粥何處?暮色茫茫,彳亍行,不知夜宿誰家?那是我人生最痛苦和無助的時期之一。


而更大的威脇是越南公安的搜捕。爲了躲避越南公安搜捕中國人的行動,我(我們。來自中國主要是廣西東興一帶的人不少)不得不東一餐,西一宿。睡山溝,宿荒野是常事。我常常一個人在夜間摸黑走山路,不敢點火把,只在手裏拿著一根樹枝點地以驚蛇。我曾經至少三次差點被毒蛇咬死。一次是走在陰濕的竹林裏(螞蝗很多呀!是那種在竹葉間會彈跳的小青蜞),正暗自慶倖看到陽光,快走出竹林時,忽然聽到的一聲,原來是一條毒蛇竹葉青從我頭頸旁竄過去。一次走在山坡小徑,忽然一條眼鏡蛇的一聲在我前面翹起,脖子鼓得脹脹的。我嚇呆了,雖然手裏拿著一根竹枝,卻不敢動一動。幸而牠注視我一會後,便快速地竄走了。一次是在陽春二月,天氣轉暖的時候,我正走在山路上(不敢戴眼鏡),後頭同行的人突然啊!啊地驚叫起來,我還來不及反應,便聽到腳下的一聲,原來是一條當地叫做過山飈的毒蛇,沒有被我踩中而驚逃了。自那以後,我才懂得農曆節氣驚蟄的含義。


那幾年正是越戰年代,美國飛機常來轟炸,我有幾次差點被炸死。一天下午我在鴻基市邊的一家冷飲店喝冰糖水,二小時後,那裏突遭空襲,商店街道瞬間變成廢墟。另一次空襲,多架飞机呼啸而过,我一擡頭,看见一个黑魆魆的巨形怪物在離我約一百米外的地方快速落下,友人立即拉我跳入旁邊的簡易防空壕裏,還沒站穩,便聽到轟隆一聲巨響,急風驟雨似的泥沙石塊砰砰砰地落在上蓋的三層竹笪上,還好沒把竹笪擊穿,只撒得我們一頭一身都是泥沙。而兩米外的茅屋頂被擊穿一個大洞。


有一次爲逃避越南民兵追捕,我抄近路攀爬山岩,岩石鬆落,我差點摔死。 我還被越南公安抓住過,但竟然給我逃脫了。實際是他睜一眼閉一眼。因爲據說早些時曾遣返過兩批中國人,送過邊界不遠便被乱槍掃殺了,越南政府知道後,便暫時停止遣返。


尊敬的 饒先生,我在越北流浪七年的許多驚險故事,不是短短一篇書信所能盡述的。加上那些年在國內逃港的遭遇,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九死一生對我不是形容詞,而是數詞。


我們越界過來的中國人,賴以爲生的主要條件,便是得到當地華人(以及一些越南人)的同情和幫助,讓我們幫做一些農村工,或做木匠,燒磚瓦,打雜工等。我是當農村醫生。大環境方面,越南和國內不同,人們之間的政治氣氛(階級鬥爭)淡薄,而華人間的傳統親情和鄉情多有保留。我到越南不久,一天村裏有人宰豬,照例請村人去吃豬肉,我也被邀。村主任國勝兼公安對衆人說:三哥在中國遭遇到困難,來到我們這裏,大家要多照顧,我們的阿爺阿祖他們當年也是這樣過來的。這話使我吃驚,也令我感動。在中國,恐怕很難想像。此外,越南政府(可以看出:他們對有些問題的看法與中國不同)對驅趕中國人也不是抓得很緊。我能在越南避難幾年,後來越南政府還願意給我特別的機會(見下),雖然最後不成,我仍然心存感激。


儘管醫藥條件簡陋,我還是熱情地爲病人服務。爲病重兒徹夜守護;或跟來人翻山越嶺去搶救病人。藥物缺乏,就想方設法用代用品,或用針灸,中草藥。沒有試管,就利用打過針的安瓿, 設計化驗尿蛋白,澱粉酶。後來有段時間,情勢比較安定,我還招了五個學生,晚上在一個小學校長湯老師的家裏,開班培訓他們(包括湯老師)簡易而實用的醫療知識。可惜時間不長,我便出事了。這是後話。


漸漸地我得到愈來愈多病人和家屬的信賴。他們協助我們躲避公安,遇到搜捕行動時,幫我(們)找隱蔽的場所;或劃著小竹筏送食物到我們躲藏的山溝。有一次,風聲很緊,一位叫清伯的朋友迅速地在一個小山溝裏給我搭起簡單的半邊寮茅蓋(僅夠一人坐或躺下),讓我不致淋雨和能在夜裏睡覺,並且每天送飯送水來,達六天之久。一天,一個小孩上學時遠遠望見公路上有公安,馬上飛奔過來告訴我。我當時正走在田埂上,村公安廷萬立刻放下農工,領著我快速繞過甘蔗地走進他屋裏躲起來。幸而那公安只是路過,沒進村。


村的那頭山邊,有一個孤立的小茅寮,是城鎮居民阿海(伐木爲生)的牛欄和臨時堆放農雜物的地方。我看那里偏僻,於是託人問阿海,可否讓我夜裏去睡覺?阿海說:假如是別人,我不會同意,但三哥是好人,可以。就把鑰匙託那人交給我。試想兩頭牛是他的主要身家財産!我很感激。於是每天晚上天黑以後,我便一個人悄悄地繞路過去,開了竹笪門,爬上牛欄上方的竹笪棚,鋪好蓆子和低低地挂上小蚊帳。儘管下面牛糞氣味上沖,兩頭大水牛還不時擡頭噴水腥氣,但是,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畢竟這裏算是相對安全也算舒適的地方,比山溝或甘蔗地好多了,也就松一口氣,高枕無憂地睡覺了。我這樣先後睡了兩個多月,直到有一天早上起來鎖竹笪門的時候,被幾個上山早行人偶而發現。


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穿村過縣替人醫病。雖然我覺得工作是有意義的,我也樂意做,但是,我得白天黑夜提防公安;我仍然要東一餐,西一宿地過日子;仍然常常要睡山溝或荒野。就這樣,我度過了前後七年的黑人或半野人的生活。


不知有多少夜晚,周圍一片靜寂時,我思念親人,思念我熟悉的一切,而感到彷徨,悲傷。他們現在會怎麽樣呢?見到你媽,她面容憔悴,肝腸寸斷你爸爸剛從牛欄出來,形枯心槁(後來聽我表姐語)――“生逢亂世兒不孝,腸斷心傷幾處同!


盛夏,當我過村走在山中小徑上,看見兩旁的崗稔又開始熟了,我似乎突然被驚覺:又過了一年?一陣辛酸湧上心頭,不禁低聲唱起:哪年,哪月,才能夠回……”


環境雖然惡劣,但是不時從邊界那邊傳來武鬥升級並且野蠻屠殺的消息,卻使我們膽戰心驚。而事實上,流落過來的中國人也有增無減。


胡不歸?


歸不得,不得歸!


日子久了,看過的病人和認識的朋友逐漸多了,於是有人建議:幫我聯繫公安,試試能否搞一個合法居留的身份,以免日夜提心吊膽。其中一個朋友叫阿東,是城鎮居民。我給他們一家人都治過病。他也是我醫培班的五個學員之一。他是越南勞動黨員,街區積極份子,和公安局長阿德有一定交情。聯繫一段時間以後,傳來公安的話,叫我寫一份書面申請。我寫了,說我由於在中國遭遇到一時困難而走入越南,希望越南政府能給我一個暫時居留的身份。我將繼續不懈地爲病人服務。申請書由阿東譯成越文,連同中文交去。約兩個月後,公安回話,要我把申請暫時居留改爲加入越南國籍。但我沒有改。又過了一段時間,阿德約見我, 仍由阿東作翻譯,要點仍然是把申請暫時居留改爲加入越南國籍。我委婉地說,由於我家人都在中國,我希望能在越南暫時居留。並強調只要我一天留在越南,我都會真誠地爲病人服務。以后回中國去,也會繼續和你們保持聯繫。可以看出阿德是有點不高興,可是沒說什麽,只叫我回去等消息。


以後不久,省公安廳派人來,說要和我談話。來人很客氣,但隨即出示公文,將我扣押。


扣押期間,我被問過一次話。問話的內容有點奇怪:家裏有什麽人?有什麽親戚朋友?最好的朋友有誰?你做什麽工作?喜歡嗎?工資有多少?同事對你好不好?你住的城市大不大?是不是有很多工廠?中國有多大?你去過什麽地方?在越南,你看過很多病人嗎?有哪些朋友?最要好的有誰?你到過越南哪些地方?你最喜歡哪里?如果繼續讓你當醫生,你願意去大城市?還是小城鎮農村?雖然當時我也感覺到問得有點奇怪,但是一時反應不過來,全都照直答。另一奇怪之處是他到後來很少作記錄,基本上是海闊天空地隨意問。


直到後來,我才恍然大悟:他是在測試我的思想感情,對留不留我作最後的判斷。而我也馬上意識到:我一定會被遣送回國了。


但很快地,我的心就平靜下來了。這是因爲:第一,當时(1974-75 年)國內情勢已經比較緩和。在此以前,我已萌生歸意。甚至曾天真地想:如果公安通知我(申請)不批准,那我就自己回去。爲此我也作了一些安排,如托人換了一些人民幣等;第二,雖然我明知回去會受到審查,和很多困難和屈辱,尤其被遣回,苦難就更多。但只要不是無法無天的批鬥打殺,我不怕審查,因爲事實很清楚,我沒有做過任何見不得人的事情。至於苦難和屈辱,經歷多了,再多一些,還是可以捱過去的。


擡起頭來,時間在我這邊


果然不久,我便被遣返。隨後發生的事情,也基本上不出所料。而最後,我是走過來了。


回來後受審查時,我曾寫道:我承認外逃的錯誤,但我並不後悔,因爲假如我不外逃,那麽現在我是傷?是殘?或其他什麽的,誰知道?


我寫這段經歷,特別是後一段鮮爲人知的事實,一是因爲你是我所敬重的人;二是因爲你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也許是唯一可能通過有關方面(如僑辦和公安)加以瞭解核實的人。


當然,核實與否,現在對我來說是無關緊要了。但是我覺得,還是寫出來,起碼讓我的親友們瞭解,也算是給時代的一個小小見證吧!


不知道 饒先生有何高見?


非常欽佩饒先生七,八十歲高齡,仍念念不忘地爲人民做些真正的事情。我總覺得:中國多出一些像饒先生一樣的人就好了。


敬祝

玉體健康。


學生

曾慶斯 敬上

1998614



慶斯兄:


我有一段時間不在昆明,回來時才看到早已寄來的信。讀後我深爲感動!你經受那麽多的苦難,我心中有愧,特別是我曾經是省僑務工作的負責人之一,我不瞭解受苦受難的僑胞的慘痛經歷而加以營救,是我失職的表現。如今事隔多年,我也應向你道歉!


我想把你的這一段經歷摘寫下來,複印給有關部門(僑務,公安,昆明醫學院等),供他們作爲歷史資料,有所借鑒。不知你是否同意這樣做?望告我。


十分感謝你對我的信任!


國內的建設有明顯的進展。但困難也很大,這是幾十年的歷史造成的。如果改革能在這幾年穩步進行,將來發展的基礎就可能鞏固一些。無論在國內國外的炎黃子孫,都熱望祖國真正富強起來。


衷心祝願你的全家健康愉快!


緊緊握手!


饒博生

19981129


後記:


饒博生先生,是1983 年前後的雲南省僑務辦公室主任。那時我因爲在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問題,一直被拖著不給解決,影響我的生活、工作,以及後來的出國申請,不得已我上訪省僑辦要求協助。一次我又去上訪,辦事的許先生說:我已將你的檔案呈饒主任看過,他交代我要和有關方面積極聯繫解決,所以你不必來催了。正說間,一位兩鬢花白學者模樣的人走了進來。許說:饒主任來了。介紹後,饒對我說你放心,我們會幫助你


後來我聽說,饒在年青時,也像當時很多熱血知識青年一樣,參加了革命,並作出不少貢獻。革命勝利後,他也像很多類似的人的遭遇,受到自己同志的誣陷和迫害。也許有過那段經歷,所以他對冤假錯案持更加認真負責的態度。我來美國前,他已晉升爲省政協(或人代?)秘書長。以後又調北京任職,來往兩地間。現已退休。1997年,我在美國獲得關於「去除IgG 的血清製備和單克隆抗體製造方法」的專利,可使过程由七天缩短为二天,又由于方法改进,抗体产量數倍提高,纯度更大幅提升。從同事(訪問學者)口中瞭解到,國內這類産品多靠進口,物希價昂,普羅大衆病人難受其惠。我心中感動,征得研究所同意(以産品爲只在中國國內生產銷售爲限),愿意無償協助轉移技術。饒知道後,即積極通過省科委及有關方面聯繫。最後終因從未生産過,資金,設備,技術,編制都有困難而作罷。


那信寄給饒先生幾個月後,他給我回了一信(見前)。我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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