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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兄妹


--作者:李春兰


我们三兄妹都生于1949年前后,大哥李德平生于1947年,二哥李金陵生于1949年,我生于1951年。每当翻看家里的老照片,我都会浮想联翩。照片伴随我们一路走来,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也留住了我们三兄妹成长的瞬间,承载了我们三兄妹的许多故事。电影《我的兄弟姐妹》里的父亲说得好:兄弟姐妹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谁也不认识谁,但落地以后便融成一体,结成冰、化成水,也就永远分不开了……”


童年的海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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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0年代的合影


1950年代初,我们三兄妹有一张合影,身上穿的小海军服是当时最时髦的儿童服装(图1)。


当时中苏友好,我小时候居住的济南堤口路,时常可见苏联人的身影,或许小海军服便是模仿的苏军制式吧。上中学后,母亲收拾衣柜时,我曾见过小海军服,白布都变黄了,有很多的皱褶,母亲仍舍不得丢掉。我当时不太理解,帮母亲叠好收了起来。如今看到这张照片,我理解了母亲对这三套海军服的眷恋之情。


童年无忧无虑的日子,总能引发我无限的回忆。小时候,两个哥哥带我一起捉蜻蜓、捉蚂蚱,天真无邪,其乐融融……我至今记得在济南铁三小入学那天,两个哥哥送我走进教室时的胆怯和喜悦。


那时全家五口人都在上学。我们三兄妹上小学,父亲在北京铁道学院调干班学铁路运输管理,母亲在上中学速成班。家里没人照顾我们,母亲找了一位她熟悉的山东大娘帮助理家。每星期给她一元钱买菜,那时的蔬菜才几分钱一斤。为了节俭,大娘常带我们三兄妹上山挖马荠菜,包野菜包子。那时供应的口粮多是地瓜面和玉米面,白面很少。大哥胃不好,一吃地瓜面胃酸就多,大娘经常给他做玉米面的饼子,吃饭时我和二哥总眼巴巴地看着他,别提多嫉妒、多羡慕了。这些情景过去了五十多年,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父母早年离家参军, 我们三兄妹的名字记载着父母随军辗转的历程。大哥1947年生于山东德平县,取名李德平;二哥1949年生于南京,取名李金陵;我1951年春生于南昌,取名李春南。上小学时,老师说一个女孩子怎么叫?便给改成了。全国解放后,父亲在上海、南昌铁路局任军代表,随后就转业到铁路工作。父母念念不忘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才买了三套海军服,为我们留下了这张戎装合影照。照片记录了父母对生命延续的喜悦,更记载了父母对戎马生涯的回味。


少年时的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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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0年代的合影


1960年代初,我们三兄妹又有了一张合影(图2)。这次,我们上身都穿着母亲亲手织的毛衣。记得拍照那天,母亲仍让我们依次列队,两个哥哥有些不情愿,非说排队照相不好看,还惹得母亲发了脾气!毛衣在当时是很时尚的,能有一件很不易。毛衣是母亲为我们织的,我是有了儿子后,才对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内涵有了更深的体会。


父亲从北京铁道学院毕业那年,全家跟随他一起搬到了青海省西宁。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特别紧张。全家人经常以土豆、野菜充饥。饥饿难忍时,我们偷吃过凉晒的青海湖的生鱼,在收割过的菜地里捡食残留的菜根。那时我们也有开心的事,父亲偶尔领到几块糕点,自己舍不得吃带回家,母亲总会分点给我们。可我们总觉得不过瘾,一次趁父母不在家,二哥带着我把一盒鸡蛋卷偷吃光了。后来我们家又搬到了西安,还没有安顿好时,单位安排我们在食堂吃饭,两个哥哥看见白面大馒头,一人吃了六个还没有吃饱,母亲怕他们吃的太饱而得病,不许他们再吃了。


我们家和许许多多的家庭一样,在十年文革中也经受过煎熬。大字报、抄家、批斗会不断地向父母袭来,全家忍受着前所未有的磨难,我们三兄妹也无奈地远离了学校和同学。记得有一天,我们背着父母一起骑自行车去离西安四十多公里的临潼。遥远的路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没完没了的上坡、下坡……我累得实在骑不动了,两个哥哥轮流带我,不带我的还要边骑车边带着我的自行车。他们热得汗流浃背,都把毛衣脱了,我怕弄脏了,始终抱在怀里,好不容易到了临潼,也无暇光顾景点。回西安的路上,二哥的自行车坏了,怎么也修不好。我们在一位好心卡车司机的帮助下,连人带车上了卡车……回想我们三兄妹共同经历的艰辛和劳累,让我永生铭记。


上山下乡


196811月,中学生开始下乡插队。当年我是初六七级(初二),二哥是初六六级(初三),大哥是高六六级(高三),我们三兄妹都在下乡之列。母亲舍不得我们兄妹全去农村,为此不知偷偷流过多少眼泪。父亲还在干校,被造反派盯着。我们不能再给父母添麻烦了,便一起报名去了西安铁一中集体插队的陕西省凤县。图3是当时全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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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68年的全家合影


全校学生分布在秦岭山区宝成铁路沿线的油房沟、凤州、七里坪三个车站附近,我们三兄妹被分到油房沟五队。出发前大哥决定,他和二哥先去看看情况再回来接我。结果发现油房沟其他四个队都在山下的铁路沿线,五队在离车站四个多小时路程的深山里,人少居住分散,生活条件最差。于是,两个哥哥便把我安排在山下的二队。虽然我们没能在一起,但我深深体会到了两个哥哥的关爱和呵护。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插队生活。


大哥在班上有个好朋友插队到了陇县,下乡一年后,大哥也转到了那里。父母知道后不高兴地批评他,老大理应关照好弟妹,不该丢下弟妹去投奔朋友。实际上,大哥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在一起也是同甘共苦,我和二哥并没有因为他去了陇县而不快。后来知青招工返城,我们三兄妹没在一起反而很有利。


大哥转到陇县后,我和二哥一直想去他那里看看。快过年了,我们约好先去大哥队上住几天,然后一起回家过年。走前,二哥还为大哥精心制作了一个小木箱,刷上桔黄色的油漆,很有成就感地对我说,这是他做的最好的一个。我觉得太土气了,只是没好意思说。我俩大包小包地装了些土产,兴冲冲地走进油房沟车站。值班员对我们这些铁路职工子弟非常关照,热心地告诉我们,一会就有一趟大列(货车)到凤州,停一分钟,让我们抓紧去道岔附近上守车。我俩背着包提着箱子向道岔奔去,可脚下的道渣和轨枕让我们无法跑快。刚走不远就看见迎面的火车鸣着笛缓缓进站,车停了,我们加快脚步,没跑过几节车厢,就听见货车慢慢启动的声响,二哥大喊:车开了,赶快上!他把小木箱递给我,背上大包小包顺着一节敞篷车的边梯爬上去。他向上爬时,我也迅速地爬上第一磴边梯,站到车厢边上,右手提着小木箱,左手抓住一节梯磴。火车长鸣一声慢慢提速,风越来越大,飕飕地从身上吹过。我手脚都动不了,害怕极了,大声呼叫二哥。他赶忙放下包,头朝下趴在车厢边上,拼命伸手也够不到小木箱,着急地喊:你使劲把箱子提高点,箱子递给我,你才能爬上来!我当时不知哪来的力气,抬起右脚用大腿顶住箱子底部,右手将箱子推高,他很快抓住了箱子提手,顺势提进车厢,我也迅速爬上去,激动地和二哥抱在一起。我暗暗庆幸自己命大,事后讲给父母听,他们都为我俩感到后怕,埋怨我们为什么不把箱子丢掉!当时我和二哥哪里舍得呀!


到凤州后,我俩又上了一趟守车,顺利到了宝鸡。下乡时大家都没多少钱,铁中的学生凭借对铁路的熟悉和了解,扒货车、混客车,很少买票。从宝鸡到陇县没有火车,只有乘长途汽车。我和二哥还不想买票。二哥早就告诉我,他有一个小学同学在宝鸡汽车公司上班,已去信让他帮我们联系去陇县的车。二哥自豪地带着我找到汽车公司,他进去找同学,我在门口看东西。过了很久,二哥出来说:同学不在宝鸡,出差了。我俩闷闷不乐地坐了一会,准备去买票时,看见公司大门走出几个人,二哥眼睛一亮,大声喊住他的同学。原来,他的这位同学和出差人的名字,音同字不同。他说接到二哥的信,这两天就在等我们。他带我们进站,很快联系好一辆去陇县的汽车,安排我俩坐在司机旁边的行李上。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汽车终于到了陇县。旅客都走完了,我们在车站左顾右盼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见大哥的身影。又累又饿,我跟着二哥进了一家小饭店,要了几两饺子。我边吃边想,约好的时间、地点,大哥怎么不来接我们?这么大个陇县到哪里去找他呀?小饭店的门吱地一响,我抬头一看,大哥正推门而入,他牵了一匹马来县城交公粮,知道我们这两天要来,顺便进饭店买点熟食。我又惊又喜,如果大哥先去交公粮后进饭店,或者我俩不吃饭先去公社打听大哥所在的村子,都会和大哥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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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70年代的合影


大哥的村子离县城很远,他交完公粮,让我骑上马,两个哥哥在前面牵着,过河、翻山,一路欢声笑语。回想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知青们不知留下了多少喜怒哀乐。返城工作后,两个哥哥先后考进了大学。我也在儿子四岁时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摄影专科班,从此与摄影结下不解情缘,现在还担任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摄影系的外聘教师。图41970年代,我和两个哥哥的合影。


尾声


我们三兄妹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伴随着许许多多的困惑、不解、激动、喜悦,成为新中国成长壮大的见证人。我们在长身体时遇上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在饥饿中长大;长知识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而立之年,遇上了独生子女政策;孩子们长大高考时,遇上了教育改革;步入五十后,遇上了体制改革,提倡年轻化、知识化,提前退居二线。每当老三届的同学相聚,大家侃侃而谈几十年来不同的人生和不息的追求,不平凡岁月使我们这代人具有了坚韧、吃苦、拼搏、奋进的精神,不仅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同样激励着我们的儿女。与同龄的老三届比,我们三兄妹是幸运的,由于受到父亲要有真才实学的教诲,都努力步入过大学校园,淡泊、宁静,虽都没有太多的金钱和权位,但也没有遇上大灾大难,日子过得充实而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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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7年的合影


如今,我们三兄妹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2007年,我们兄妹再一次合影留念(图5)。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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