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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之也温念邵公


--作者:郝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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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缘相近,却无缘受教--我同邵循正先生相识多年,彼此相处如何,用这句话做为概括也许恰如其份。邵先生的110年冥诞将到,我几次拿笔,几次放下,思前想后,得出了上面一点感悟;反过来,对邵先生的认知,倒也由此深了一层。


建国后不久,随着中国高等院校的大规模调整,邵先生从清华大学史学系调到北大历史系,就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一职,时在1952年。直到1973年他过世远行,任教于北大的时间前后长达二十一年。在他调入北大的第二年,即1953年,我考进北大历史系,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听了邵先生开的专题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整整一个学期。邵先生身体虚弱,讲课时坐在椅子上,声音不高。他边讲边吸烟,一口烟吸进去,后半句就听不见了,弄得我们上课总要往前排凑。来听课的,还有经济系两位研究生,他们是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陈庆华、张寄谦两位,当时已是历史系的资深讲师,间或也来听邵先生的课。他们所做的笔记,都比我们这些大三学生细致许多;我们听得半明半白,常常记不完全。这个时候,我对邵先生只是初识。


1958年,我本科毕业留系做助教,入编在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教研室的建制,乃从苏联高校学来,一系之内,教研室是最基层的教学科研行政单位,犹如学生所在的班级。我们虽然不实行坐班制,但每个教研室在文史楼都有一个共用的房间,大家在那里可以时时相见。我这样与邵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算起来足有十五年的时光。可在那十五年里,我真正走近他的机会其实不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校园躁动已经露头,此后一日甚似一日,只有三年困难时期才稍见停歇。屈指一算,这十五年间我流落辗转于校外的时间,累积起来,竟有八、九年之多,干的多半是些与业务无关的事。其间,邵先生也有一段时间离校,到中华书局去标注廿四史,间或卧病休养。参商相动而不能相见,成了我们那一时段的写照。相形之下,我当了助教之后反而不如学生时期跟他见面多了--学生时期,上课铃声一响,师生准时相见。


文革伊始,在北大校园里,历史系率先建起了牛棚。因缘意外,我和邵先生一下子走得很近,白天同台挨斗,晚间赤膊对坐,各自闷头写自己的认罪书。这样朝夕相处的日子,足有两年多。可惜,一双监管的眼睛和一支钢管长矛晃动在眼前,这牛棚实在不是一个谈话请益的地方。


从专业方面说,我与邵先生本属一个领域,业务原是我们沟通联络的自然渠道;而事实刚好相反,准确地说,它倒成了一种无形的蔽障。


此话怎讲?《中国通史》是北大历史系本科生的一门主课,要上两个学年,由多位教师分段讲授。我留校之后,被指定专攻现代一段。邵先生是教研室主任,时间一长,我隐约感觉到,他只问近代,不问现代,我们这些年轻助教的教学怎样、每人的进修状况如何,他从不过问一句。如今搞历史的人都明白,现代部分,有它的特殊之处,一是具有当时、当世的敏感,二无任何档案资料可查可看。对于我们刚刚入门的青年教师来说,这两点特殊带来的难度,远甚于外语是否能够过关。对此,我们当时自以为有所了解,其实知道的还是皮毛。邵先生的年纪长我25岁,他有自己的阅历,也有自己的识见。现代部分该如何教学、如何进修,他肚里并非无话,只是不好置喙罢了。


识见归识见,现实的警示,突然摆放到面前,邵先生大概也始料所未及。那时候我们教研室里主管现代部分的,是副主任荣天琳。荣先生于1957年春天在《光明日报》副刊《史学》上发文,提出陈独秀是个重要人物,对他应给予一个允当的评价,而评价如何,于当代历史的研究至关重要,此事不宜延耽,早做才好。《史学》是一个双周学术栏目,荣先生的文章也不过是提了几点建议,发了一声呼吁,本属正当、正常之举。不想,由春转夏,到了深秋肃杀时节,他在历史系内受到批判。幸好,给他的结论只是滑到了右派的边缘,领了一个党内处分了事。我毕业留系的时刻,荣先生正在收惊魂,慎言语,每天撞钟度日。


邵先生对现代部分真的讳莫如深吗?他每谈起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语气之间总是给予肯定。我就是在邵先生反复提到李剑农这本书之后,才从图书馆借出来一阅,发现它与时文、时论确有不少出入。


近代史、现代史,前后上下,原本相连相扣,只不过为了研究的方便,史家给了它拦腰一刀。不想,这一刀横亘在我和邵先生之间,犹如楚河汉界,让我们相望而不能相近。对这一层,我当时只是一点点感觉。可这种隐约感觉到的事物最终成长为一种认知,谈何容易。有觉非觉、有悟非悟,那十五年,我多半在混沌之中度过。


接下来我想说说邵先生的性格。邵先生性格内敛,在我们面前不苟言笑--真的,从不苟笑,也不苟言,我们学生和青年教师对他望之可谓俨然。邵先生的这种俨然寡语,到了后来落难在牛棚时节,更演变为一种几乎无语的状态。而这种别样的无言,在那个特殊的场合却又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效应。


牛棚里一起干活,牛鬼蛇神之间免不了要说话。那两年多,邵先生启齿跟我说话,前后不过几句。一次,在我们当时的牛棚所在地--北京郊区昌平县太平庄做小秋收。我们割下成堆的蓖麻,围坐剥壳,取籽晾晒。要把一粒粒小小蓖麻籽从割下的整棵作物里找到、剥出,难免弄得尘土飞扬。我先是咳嗽,继而憋气难耐,涕泗俱下,呼吸渐渐急促。邵先生恰在旁边,他对我说:你这是过敏!他说话的音量高过平时数倍,是为了让别人听见,表明我们不是私语,并示意我去跟监管人员说明,换一个活儿干。我当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对邵先生说的过敏症状似懂非懂;后来,我注意到邵循正、杨人楩两位先生每次爬上山坡,都是放下手里的锄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先对准喉咙喷药,然后才开始干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两位都患有哮喘病,喷进喉咙的就是缓解哮喘的药水。


邵先生的俨然少语,还有一例。在牛棚里,我们两周才能得到半天的休整时间,洗衣、理发都得挤在这个时段完成。拿起推子给大家理发的差事,由吕遵谔、谢有实和我三人分担。吕遵谔、谢有实加入牛鬼蛇神队伍稍晚;初期的牛棚里,只有我一人有这个手艺。轮到半天休整时,如果有三个人找我理发,那我的衣服就洗不成了。因此,要理发的人,都会早早跟我预约。一次,休整的日子到来,邵先生坐在板凳上,一言不发,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我明白了,赶紧拿起推子给他理发。他俨然端坐,别人一看,自觉挨个顺延。邵先生的这种少语,在牛棚那种场合,说起来也算一桩好事。与我们同棚的商鸿逵、向达两位,就因说话不合监管学生的胃口,多次受到他们的野蛮对待。商先生的脑壳被监管学生手中套着胶套的钢管一击,我们排在队列之中都听到了声响;邵先生,在牛棚两年多,没能躲过集体性的申斥、羞辱,但侥幸免去了这类因言语冒犯惹来的皮肉之苦。


话说回来。大约在1961年夏天,我接到邵先生的通知,他准备和全国政协文史研究会的杨东莼先生一起去天津查阅商会档案,命我同行,来回三天,需提前准备。所谓准备,第一要事是换粮票。那个时候,在外吃饭除了付现金,还要交粮票;出了北京,则要交全国通用粮票。这种通用粮票,需用手里的北京市粮票到有关部门去兑换,其间要开具证明、等待核准等等,得费好一番手续,颇花时间。除了兑换粮票之外,我自己想,总得做一点业务上的准备吧。可我对天津的地方商史一无所知,搜肠刮肚,想到《文史资料选辑》里有几篇相关文章,赶紧找来看了,但是片段零碎,不得要领。想再找其他资料,可天津商史这个题目太大,不限行业,也没有上下时段,更不明确哪个商家或人物,一时竟无从下手。这是邵先生头一次给我交代任务,我却无可如何,出发的日子到了,只好硬着头皮随行。


说起杨东莼先生,他是我心仪的一位人物。我读过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何物自由主义》。他的文笔洒脱,见识开阔,随处都有自己的视角,绝非报刊上的一般时文所能相比。他的《中国文化史大纲》,我早有耳闻,但此刻去抱佛脚,已来不及。此外,他还是我的年学论文指导老师杨人楩先生的哥哥,我曾经听说过他们兄弟的一些故事。杨东莼先生当时是民主促进会中央的一位负责人,他的名字时常见诸报端;至于他在政协的文史研究会里还担任什么职务,我就不清楚了。因为邵先生也是这个文史研究会的成员,我猜想,此行的任务可能来自这个研究会。不过,所有这些我都不好细问。


到了天津,我们住进市政府招待所。这是一个庭院式的所在,有廊有院,颇为雅致。


与杨东莼先生同来的还有两位:年纪轻的,是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章开沅;另一位中年人姓姜,来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看起来,他们彼此相熟。杨东莼先生的年纪比邵先生稍长,两人相互尊重有加。杨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健谈,一日三餐,饭桌上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话。他的爽朗也让我感到意外。第一天早餐,端上桌来的是馒头、豆浆和油条。服务员来收拾碗筷的时候,杨先生说:油条、豆浆,好东西。明天还上这个!语气之间没有商量。果然,第二天还是豆浆、油条,而且油条刚刚出锅,由后面的厨师亲自端来。这些细节,今天说来或许会让读者见笑。豆浆、油条不过两样街头小吃,可我们暌违好久了,那是连一根凉油条也让人垂涎的年代,何况刚刚出锅的!那几天,我们的正餐,四菜一汤,比早餐吃得更好一点。


查阅商会档案的事,那位近代史所的姜先生报告说,联络渠道好像有什么不畅,天津市工商联和天津市档案馆都去不成了,只能约好下次再来。时间一下全空下来,杨、邵两位没做出其他安排,我们没去别的单位,也没再见什么人。大家全天闲暇无事,五个人把三餐的饭桌当成谈话场所,不约而同,自动把吃饭的时段提前又复延后,每餐至少一个小时,交谈愉快。饭后,大家在庭院里转转,最远走到招待所的大门口,也就折回。那个时候吃不饱饭,人人都觉体力不济,饭后散步,显得奢侈而荒唐。那三天我们住在天津市政府的招待所里,正好休养生息。


临走结账,按照规定,每人每天伙食费3毛,粮票1斤。价格优惠自不必说,没想到在别处锱铢必较的粮票,在这里也收得如此宽松。手续办理完毕,我们分做两批,分头登上火车,告别天津。


回到北京之后,我一直留心有关天津商史的资料,准备随时再赴天津,可那第二只靴子,一直没有掉落下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查阅商会档案这件事,弄得我拿起来不是,搁下也不是。我不便去问,邵先生也再没提起。


有头无尾的这件公案,拖了多时,渐渐被各种杂务冲淡,直到完全忘记。近年看到蔡少卿先生的回忆文章,说在三年困难时期,邵先生某次到政协开会,曾带他同去,是为了让他吃一顿免粮票、有油水的饭食。我回想起来,邵先生也曾使人捎话,让我陪他去政协开会,我因事没去。今天想来,我实在是太过迟钝和粗心,他老人家的一片心意,当时没有领会,过后多年竟也全不知情。政协委员赴会可携一人出席,这是当时的规定。按说,邵先生完全可以携带自己的家人,当时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个时候,谁的肚子不亏!而邵先生,俨然不语,反倒好像是他因年高体弱,需要别人帮扶,才得赴会。


话题扯得稍远一点。《内蒙访古》是翦伯赞先生的一篇散文,读之朗朗上口,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这篇散文写于1962年底,是翦老参加历史学家赴内蒙古访问团旅行归来之后的作品。那年夏天,据说是周恩来总理有话,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出面邀约了两队人马分别访问内蒙,一队是国内著名的文艺界人士,有老舍、曹禺、叶圣陶、吴组缃、吕骥等人;另一队则是国内著名史学家20余人,包括范文澜、吕振羽、翁独健、韩儒林、刘大年、王冶秋、金灿然等,翦老也在其中。他们从西蒙到东蒙,转了一大圈,前后52天,行程一万余里。历史学家一团,因有翦老那篇美文而为国内读者所知晓。当他们旅行的细节在史学界慢慢传开之后,这个访问团得了一个谑称——“就食团就食一词,常见于史籍,专指灾荒之年灾民为求生存而辗转他乡的一种人口流动现象;它带有一过性,灾情缓解,灾民大多会返回家乡。彼一时刻,范文澜、翦伯赞的一众弟子晚辈,把就食团一词按放到史学家的团队头上,说起来倒也谑而不虐,或许正好道出周恩来、乌兰夫的本意。那个时候,内蒙古牧区的灾情不若内地之重,而且那里的野味也多,五十多天,对访问团成员的身体不无小补。


以上种种拉杂事项,近日忽然一一跳动到眼前,连缀前后,引起我的浮想。我慢慢对1961年的天津一行产生出一点省悟:莫非也有什么就食的意味隐含其中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天津之行,可就与夫子之对学生的提携全然不搭,而毋宁说像是一位老婆婆对幼小孙儿健康饮食的一种照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俨然无语的邵先生有心如此,我却多年浑然不知,今天想来,心头一热。


在做学问方面,邵先生的严谨是出了名的。他治史一生,成部头的著作不多,就是一证,而且其中有些还属合作的格局既成、受邀加入推脱不得的。论自己的称心之作,还是他早年的硕士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在史料学的课堂上,他曾拿出这本旧作给我们看,并且说,今天要研究中法战争,它还是一本必读之物,因为它用的是一手资料。这个话,可算是少言寡语的邵先生之夫子自道,如今回想起来,很觉难得。当年北大历史系的几位先贤,大多惜墨如金,其中以邵先生为最。陈庆华、张寄谦两位从西南联大时代就跟从在邵先生的门下,他们平时撰写的文字,都会送请邵先生过目,邵先生有什么意见也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或干脆在稿纸上直接改动。这是他的厉言之处。少言的邵先生,偶尔也有厉色时候。每当此时,陈、张两位总是低首无语,唯唯而退。某次,张寄谦先生的稿子逾期没有交出,邵先生脸色一沉,刚动了动嘴唇,还没听见他说什么,张先生已经滑到椅子的一端,快坐不住了。在场的林华国和我,都不敢吭声,感觉很不自在。我和林华国大学同班,毕业后一起留系任教。邵先生对我们二人从没有给过厉色,说起来反倒相当客气,我们心里也窃窃自喜。我们哪里知道,陈、张两位与邵先生交谊十几年了,邵先生对他们自有倚重,因此要求也就格外严格。夏应元先生曾告诉我,他1949年报考清华大学史学系时,由邵先生面试,第一个问题就问:你懂几国外语?这样的提问听起来有点过分,但那时的考生具有一门外语阅读能力的,并不少见。那时的我和林华国,对邵先生来说,无论在哪方面都无倚重之可言,这大概就是我们被客气对待的原因吧。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个话是孔夫子的学生子夏说的。子夏把自己对老师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做出了上面这番生动的描绘。我于邵循正先生,未得深交,但因相处时光不短,对子夏所说的三个层次,多少有一点自己的体验。早年初见,望之俨然;津门三日,即之也温,当时浑浑,今日想来,其温何如!可惜的是,听其言也厉,我的造化不够,邵先生在生之日,我始终没熬到那个份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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