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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作者:刘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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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夏日踏上新大陆。几个月过去了,找不到工作。去做老本行教书吧,没有教师执照;去当侍应生,老板嫌我太瘦弱;去读研究所,没有学历证件;去给人擦皮鞋,这在电影《流浪者》上看到过,但在纽约和新泽西州街上没见过有这样的工作。


我想,在大陆,他们说我里通外国,那么在新大陆,我该算有功人士了。不说到华盛顿特区做美国中央一级的大官,至少弄个州长什么当当,怎么连一个工作都找不到?


我又想,如果我现在马上回大陆,会不会立刻受重用,因为我已是个彻底的无产者。


揶揄世態人生,提气抗饿,有益。但不能代替面包,找工作才是正事。


圣诞销售旺季来了,百货公司招聘。人事部门负责人看了我满分的算术试卷,就聘用了我。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它的职责就是用一个叫Dolly的小车子,去收集顾客买东西后留在收银台旁的各式架子,如大衣架,西服架,泳裤架等等。先把它们运到一个三面贴墙放有空纸盒的房间里,归好类别,再送回公司各部门。薪水则是法定最低的。


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份工作。有了面包,有了立足之地!!


也不由自嘲:我的运气真好,多少年来一直和各种各样的轮子车子打交道,独轮车、粪车、黄鱼车,今天又是Dolly,从大陆一直拉到新大陆没有个完。难道这是我的命?不甘心啊!


我参加了在美的第一场学术考试 -- 高中同等学历文凭资格考试。那天,阳光灿烂,我早早到了考场,考生不下上百个,年轻者居多,大部分是为求职需要而来的。也许,在美国,高中文凭是职场的最低要求。其中一位老太太是由她女儿陪着来的。她说,她已八十岁,在她年轻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中学的。她来参加考试不为什么,只是想看看自己目前的程度。如能考取,就作为今年自己的生日礼物。多潇洒!我正要利用一切机会多和老美打交道,学点英文和美国文化,就跟她说了实话:我在廿来年前进了大学,现在没有任何学历证件,想继续念书,是为证件而来的。她说很好啊。没想到在旁一位年轻的考生听到我的话,很不以为然,插进来,反问我说:


你念了大学,现在为那高中同等学历证书而来?听音知道,他没有说出来的是:这岂不荒唐!您自个儿可信您刚才所说的话儿吗?


我没解释,我也希望我说的不是真的。


在上海交通大学四年级,我被划为右派,受保留学籍,下乡劳动察看处分。经过三年沉重艰苦劳动,摘掉了右派帽子,被通知去学校人事科报到。人事科长在办公室门口同我说,组织决定要我去江西教书,并于 第二天再来这里和江西学校派来的负责人联系。同时,提醒我把学生证和记分册交回给他。随即同我握手说,刘同志,好好干。之后,就留下我一人在人事科门口。


记分册是当时的大学成绩单。那时,考试都是口试 口试完毕,老师当场就在学生递上的记分册上写上分数后,给还学生,由学生自己保管。记分册上面印有这样一句:毕业时,交回本记分册,换取专家资格文凭。在进大学初拿到记分册时,对着专家资格几个字念了七八上十遍,激动不己,还做了很多很多好梦。


交回一证一册,不提毕业的事,我明白了,我是被踢出校门了,和专家资格文凭绝缘了!那天风雨交加,隆隆雷声助长了组织的话的威力。


不是说保留学籍的吗?是的,但现在不是啦!我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走!当时我怒极,想起在农村劳动改造时,曾坐在牛背上吹着笛子拍了一张照(注),并为照片题的两句励志的诗:


滚,滚,蚊雷,骚公子惜羽情寄绿野。

去,去,虫声,傻牛郎明志舞迴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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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字第一号国骂开头可换用的字。我用它们更用叠音开句,以泄我心头之忿。对喽罗们在斗争会上对我的狂吠,则以蚊雷虫声嗤之,贬之。一次胡适先生在报上被围攻,我们的一代文豪只答了一句话:蚊雷终究是虫声。我好喜欢这回答,在这里以它为典


知道毕不了业,梦想破灭,一不做二不休,雷声下,以中英文大器晚成A Late Bloomer)为诗句点题自勉。


考完试,回到公司,上司来同我说,三个月来,上面看我工作努力,从今天开始要我去做一个新工作。我任职的公司在美东有七家分公司。公司有一个运行诀窍,如果衣服在两周内没卖出去,就转到另一家分公司,转运工作有专人负责,要我接任的就是这个工作。这算是升迁,但没有加薪。


清楚了,这只是在最低工资上徘徊。在新大陆要想更上一层楼,必须得有学位和专长。我已近不惑之年,继续念书是很大的冒险,但我鳏守至今,不就是为在机会到来时能放手一搏的吗?


我知道,高中同等学历考试考得并不算好,特别是英文史地三科。但也一如预料,会通过的。我拿着证书,去纽约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负责教授面谈。那时,很少有从大陆来的人。他听我说了我的情况后,简明地指出,没有大学文凭,没有成绩单,要证明我修过那些课程,只有考试一途。可以与他约个时间,按系要求的基础课程考试。每通过一门,就免修,并给学分。


念书事有了眉目,负责的转运工作却出了事。我清楚地记得前一天晚上快下班时,皮件部门送来六件女式皮大衣。我清点完后,登录好,并锁上门。但第二天早晨装车前感到少了些什么,一点数,竟然只有四件,少了两件。


少了东西,无疑我是有责任的。报告吧,那大衣去了哪里?不报告吧,收货的一方,发现少了,又有麻烦。最后决定按事实报告上级,反正我没拿,如工作不保,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谁知,我才说了个开头,上司就笑着说我通过了测试。昨晚公司派人做了手脚,考察我有没有发现。测试是对全公司各个方面的,不是对某一个人的。


通过测试,既没有奖金,也没有加薪,但我得到上司的一个更好的承诺。他说我的工作做得比我前任几届都好。只要工作做好,有空闲时,我可以把书带到公司来念。我那时没有汽车,曾请他帮我买过大学一些科目的旧教学用书,他知道我在准备功课。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位上司。


重温廿年来年前在大学时读过的书 ,有悲有喜。重温的不只是书,还有人和事。等准备好功课,我已形销骨立。


去应考的时候,教授在归档的历年该课程的大考试卷中随便抽一份给我。考场里就我一个人,前后五小时,片刻未停。 那时我烟瘾很重,待考完高等数学、微分方程、物理、电工原理等课,已是一地烟蒂。他看完试卷后说,看来我是真的念过的,学校可作为特殊学生收我。并说,既然我要从电力改到电讯专业,将由他选定电讯专业里最难的四门课,如果我每门课能考到“C” 或以上,就转为正式学生,不然就退学。


听到特殊学生这个词时,以为他赞我试卷答得好,我好乐,等到听完他接着说的,才明白他是指我可以当试读生


试读生,听来刺耳。但我终于又进了大学的殿堂,在另一瓣天空下,在另一叶土地上!


求学之路已通。我必须快快念完,不能半工半读,要半工全读,并要以全“A”来弥补我高龄生可能带来的求职困难。我立即搬去纽约,住在地下室,同时,得到了老上司的推荐,转到在纽约的分公司打工。


考完四门课,得了四个"A"。系负责教授对我说,要拿本校的大学毕业文凭,我必须在本校修满30个学分,通过考试免修所得的学分不计在内;但也同意我作为特殊学生直接念研究所,还是老办法,修四门课,成绩在“C”或以上,转为正式学生,不然就退学。考虑到我开年就40岁了,没时间耗,当即选定直接进研究所。


在修完所有学分时,我,一个里通外国,深识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痛苦,劳动摧毁青春的大学生右派,成了中美两国高中毕业,有研究所文凭,但仍然没有大学文凭的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研究所畢业典礼,我没去参加。那天,有小雨,我一个人走在风里,走在雨里,听到风在雨中《A Late Bloomer》的浅唱。我喜欢把歌名直译为《一朵迟开的花》。


随后,1979年,我收到了大陆隔洋寄来经过公证的、打了一个红色蝴蝶结的大学毕业文凭,和也许是录自记分册的历年成绩单。我是1954年进大学的,到79年,前后25年,刚好四分之一个世纪。随附的还有右派改正信一封。


其实,我争的不是一个学位,也不是一张文凭,而是做人的一口气。


注: 1959摄于上海西郊滬西公路上唐家浜桥左近。我下放在靠桥的一个生产队,离七宝镇很近,唐家浜桥和桥碑今均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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