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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北京, 文革


母亲的身影


--作者:陈幼民


在我离开家之前,确切地说,没有仔细地打量过母亲。


那时也许是距离太近,每天只见母亲在忙碌,洗衣做饭,催促我们上学做功课,而我们肚子一填饱扭头就跑了,何时注意过母亲的样子。


插队离家的那个清晨,北京下起了雪,父母送我到大院门口的公共汽车站。没说几句话,来了一辆车,我急忙跳上去,车便开动了。


雪地上车开得很慢,缓缓地从他们面前驶过。我从车窗中望着父母,突然感到了一阵心痛。母亲好像站立不稳,靠在父亲的身上,父亲则用手紧紧地抱着她的肩,两个人相互支撑着,像一组雕塑,他们脸色惨白,眼神充满着绝望,死死地盯着车窗。车子开过好远,我把头伸出去,还能见到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雪花飘满了全身。


我感到有些后悔,没有陪他们多说几句话。现在我也作了父亲,若是我的儿子十几岁就要离家出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知何时才能见面,而离别时还没轮到我嘱咐,他便跳上车不见了,我的心里该有多么的悲伤。


这不是简单的分别,因为在文革中,个人根本无力抵挡命运的大潮,社会动荡,安全没有保障,一切都不可预测,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未谙世事的孩子远离家庭,父母怎能不忧心忡忡。父母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而且年龄越大,越能理解当年父母的心情。


我们常把社会变故的代价,简化成一些冰冷的数字,孰不知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家庭难以承受的悲剧和不堪回首的故事。


这一去就是五年,我没有机会回到北京,一个人在陕西闯荡。插队,进工厂,上学。直到1974年第一个学期的寒假,我才名正言顺地登上了返京的列车。


车到北京站,只见出站口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将通道都堵住了。我扛着行李,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挤了出来。后来才听说,凡是从知青插队地方来的列车,大体情况都是如此,亲人们赶来接站,想在第一时间见到漂流在外的游子。


离开了北京站,我没有立即回家,而是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相信每一个知青离京前,都在这里照过相,所以天安门作为北京的象征,恐怕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知青们的梦里。


华灯初上,长安街车流滚滚,仍是一副繁华的景象。路人行色匆匆,没人注意到我站在金水桥边感慨万千。在冷清的地方呆久了,对这喧哗有点不适应,看着车流眼晕,仿佛地也在跟着动。五年好像一场梦,我甚至觉得这辈子不会再看到天安门,半天我都在认证一种感觉,这一切是真的吗。


直到脚冻得僵了,我才起身登上公共汽车,回到曾经住过的大院。


父母也是刚从干校回到北京,过去的单元房早已住进了别人。我从信里得知,家被临时安排进了单位的一个筒子楼。我找到了这座楼,沿着黑洞洞的楼梯摸上了三层,和北京大多数的筒子楼一样,楼道两边放满了煤炉、蜂窝煤、书架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几盏小灯泡昏昏黄黄影影绰绰的照着,谁家刚生过火,满楼道的煤烟味。


突然,我在楼道的那头,看到了一个身影,由于是逆光,那只是个剪影,但凭直觉,我认为她应该就是母亲,可我又有些犹豫,因为这身影怎么这么瘦,这么小,和我印象中的大不一样。五年时间,是我长高了,还是她变矮了,岁月就能如此快的改变一个人的模样?


她佝偻着身子,好像在炉子上做着什么。我不敢冒失,慢慢走过去,站在她面前。我看清了,这就是我五年没有见到的母亲,虽然灯光很暗,但我依然能够看到,她的头发花白了,脸上增添了许多皱纹。她低着头,用勺子搅着锅里的东西,好像在思索着什么,没有察觉到我的到来。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她惊愕地抬起头,手里的勺子掉到锅里,好像不相信似的盯住我,好一会,才带着哭声叫道:幼儿,是你吗!她一下拉住我的手,眼里滚出了泪花。


听到响动,我的哥哥和弟弟一下子从房里窜了出来,一人一条胳膊,几乎是把我架到了屋里,在明亮的灯光下,他们紧紧地拥着我,一家人相互打量着,半天却没说一句话。


哥哥是刚从东北兵团回来,父母刚从河南回来,弟弟是早些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工作,一家人分别了五年,这是第一次团聚。没有见到父亲,他因肺结核复发,此刻正在医院里。


过后才知道,哥哥和弟弟到北京站去接我,却因为站前的拥挤,没有发现我的踪影,便以为我没有赶上这趟车。回来跟母亲一说,她着了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为我担心,却不料我却从天而降。


什么是亲情,也许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不会强烈的意识到。悲欢总是与离合联系在一起的,对儿子最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母亲。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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