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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50年至1960年代, 老干部, 文革


刻骨铭心的岁月


——在父亲田家英离去的日子里


作者:曾自、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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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田家英


我们的父亲田家英原名叫曾正昌,自1948年起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他参与过许多党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是党内公认的秀才。然而他从不把自己看作为官之人,自称是京兆书生。就是这样一个书生,在多次重大历史关头,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为老百姓的利益讲真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的母亲董边,是和父亲一道从延安火热斗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1948年,在邓颖超大姐的引导下,她走上妇女工作岗位,一直在妇女战线奋斗了50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9年,母亲也去世7年了,然而他们的事迹却越来越广地被传扬,他们的品行、神采、精神、风貌化作不朽的人格魅力,每每令我们感动和欣慰 


今天,我们姐妹追溯一段苦难岁月中同父亲母亲共同度过的难忘往事,也许,记忆会告诉人们,什么是人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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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田家英和女儿曾立在中南海


天塌地陷的一天


1966523日对于妈妈来说,无疑是天塌地陷的一天。


523日,下午3时,妈妈还在妇联机关里。上午,她在党组会上刚刚做完检查,缘起《中国妇女》杂志跟不上文革发展的形势,作为杂志的总编兼社长,她责不可卸。此刻,她并未因自己暂时交了账而内心稍得安宁,她更惦记着我们的爸爸。 因为前一天,中央三人小组来到我家,宣布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在随后清理文件的过程中,爸爸一直闷闷的,什么话也没说。


23日早晨,父亲问妈妈:中午回不回来?妈妈想着要做检查的事,就答道:不回来了。她见爸爸靠在床上,似乎一夜未睡,安慰了他几句,可爸爸依旧未说什么。现在他会怎样了呢?一向颇有主见的妈妈,此刻心里却仿佛没有了着落。


妈妈正想着,突然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亲自打来的电话,让她立即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妈妈的心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妈妈坐的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在西楼会客厅,安子文、汪东兴在座。组织上对妈妈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 这难以令人置信的消息,使妈妈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妈妈只觉得天旋地转,欲语凝咽……她想不通爸爸为何要做这种极端的选择。


安子文一定要妈妈去看一下爸爸的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的路,妈妈不知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她的丈夫田家英畏罪自杀的事实…… 


在永福堂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爸爸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中办副主任汪东兴拉着妈妈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妈妈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妈妈看到了父亲那张蕴积着无尽痛楚和悲愤的面孔。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她耳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 妈妈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的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匆匆地离开了中南海的寓所。


临出门前,她看到爸爸的手表端放在办公桌正中,显然是爸爸有意放下的,妈妈只拿了这一件爸爸留下的东西。


在此后的整个文革期间,始终陪伴着她的,就是爸爸这唯一的遗物。 妈妈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办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


当时我们姐妹正在师大女附中读初中。放学回家时,已被守候在中南海门口的工作人员拦住送往那里。 当时我们无法想像、也无法理解家中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对为什么突然离开中南海这个温馨的、有着读不完的图书的家感到不解。我们向妈妈睁大了询问的眼睛。


那天的晚饭,我们是在丰盛胡同口的饺子馆里吃的。我们清楚地记得,坐在我们对面的妈妈,筷子夹着饺子,几次举到嘴边又放下,半天也没吃下一个。妈妈眼圈红红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有落下来。 那时我们太幼稚,什么也不懂,但妈妈那强忍痛苦的眼神,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直到文革结束后,妈妈才详细地同我们谈起那个难忘而恸心的不眠长夜:照顾我们入睡后,已是夜深人静。可妈妈的心却波澜翻滚,反反复复穷诘的,就是爸爸为什么要自杀?


522日是星期天,就是爸爸去世的前一天,下午3时,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代表中央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的寓所,十分突然地向爸爸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田家英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因此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宣布后没有做任何解释,也不容爸爸说什么。 戚本禹留下,他督促爸爸交文件。


从下午到晚上,妈妈都在帮助爸爸清点文件,包括爸爸代中央起草的各类文件稿、《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爸爸为研究党史长年收集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及各个时期的讲话。其中有一份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是建国初爸爸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的笔记,由妈妈抄的。爸爸特别拿起这份文稿问妈妈: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妈妈说:交。我不怕!爸爸这才把它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文件清点到午夜12点,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妈妈没有听清说了些什么,只听到父亲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爸爸气愤地对妈妈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戚本禹20世纪50年代初到中办秘书室工作,是爸爸直接领导下的一名普通干部。他个人表现欲强,不安心本职工作,曾屡受父亲批评。1963年,戚本禹一篇带有明显政治批判色彩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使他崭露头角。不久,他被陈伯达调到《红旗》杂志社。在以后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戚本禹投江青所好,平步青云。


此时,戚本禹的电话是故意打来的,他仰仗江青之势施威风,使爸爸感到一种不堪忍受的侮辱。而这些情况,妈妈当时并不了解。


妈妈见爸爸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还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 爸爸站着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妈妈,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妈妈知道,爸爸把江青、陈伯达视为恶人,并不是近期的事。爸爸对江青既不敬、也不畏,避而远之。这种态度,江青也明了,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至于陈伯达,爸爸与他共事长达25年,对他贪人之功、诿过于人、心地偏狭的品行深为了解,并与之进行过长期斗争。


妈妈回忆起自己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爸爸:你总是和陈伯达斗呀斗的,你们的斗争是什么性质?谁料爸爸竟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当然是阶级斗争!他这个人是伪君子、野心家,不斗行么?


想到此,妈妈有些难以推理下去,她了解爸爸对江青、陈伯达的一贯看法,并深知爸爸对他们从来不畏惧,可为什么今天却突然采取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妈妈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追溯道:那晚我心如刀绞,彻夜未眠,我真悔呀!悔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够把问题看严重些,悔不该再去上班。现在家英义无反顾地去了,可孩子们还小,她们爱爸爸,怎么向她们解释呢?一切的一切,只有自己承担起来……”


妈妈第一个被揪斗


因父亲的牵连,妈妈成为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斗的走资派


由于爸爸是文革初期最早被定性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妈妈很快就受到株连,这在那个时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她是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


历来严于律己的妈妈,太相信问心无愧了,以至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时,她居然端着水杯,拿着检查提纲,坐到讲台上发言。可没讲3分钟,台下就有人大喊:她还以为是书记做报告呢?把她揪下来!


妈妈立即被推搡到台下,被迫低头站着,大帽子一顶一顶朝她头上扣来,而且不容她分辩。当有人提出董边和反革命丈夫一起开黑店,把持妇女杂志,贩卖封资修黑货时,一位资格很老的女干部高声说道: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大右派!


那位女干部的话立刻引起群情激愤,冲上来的人又把妈妈从台角拉到中央,喝令她交待更多的罪行。顿时,妈妈的心抽搐起来,爸爸去世前说的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场,这时忽然在她脑际一闪而过。


妈妈是个自信心和个性很强的女性。她从小反对男尊女卑,她那向上的人生,完全是靠自我勤奋努力铺垫的。建国前夕,当组织上要她去党校学习时,她毅然选择了到邓颖超领导的中央妇委做妇女工作,一干就是10多年。


妈妈主持《中国妇女》杂志工作后,期刊发行量由初创时的5万份,扩展到90万份,成为全国四大刊物之一。妈妈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深得爸爸的敬重。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爸爸无话不谈。一次无意间问到我妈妈从事什么工作,得知是编刊物的,毛泽东笑着说:原来也是个耍笔杆子的喽。


由于爸爸在特殊的岗位工作,妈妈律己更为严格。搬入中南海后,我们家和杨尚昆、胡乔木等寓所相邻。他们是爸爸的领导和挚友,他们的夫人李伯钊、谷羽,也是妈妈在延安时的领导或女大同学,关系很熟,但她没事从不去串门。


她反对夫显妻荣,看不起靠丈夫提携的人。可现在黑白完全被颠倒了,仅仅因为丈夫的问题,自己就被推入遭人任意诬陷的泥淖。她此时才对运动可能升级,更大的打击和迫害还在后面有所预感。


这一年82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消息,点了妈妈的名--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董边,罢了她的官,夺回了这个宣传阵地。从此,批斗接踵而至,妈妈几次被拉到北京市和中直系统的万人批斗会上挨批,严酷无情的打击,使她因精神过分紧张,得了小便失禁的毛病。


因她是见了报的黑线人物,于是劳改和体罚就成了家常便饭,任何人都可以对她凌辱和谩骂。冬季,她要为办公大楼生炉子。而造反派要求人们上班后不能闻到烟味,为此妈妈每天早晨5点就要起身到机关生炉子,因为只有这样,上班时炉火才能很旺,没有烟。


妈妈在战争年代落下哮喘的病根,为了防止烟呛犯病,她必须用一只手死死地捂住嘴干活。 


饱受创伤 女儿懊悔


子女的误解,无疑给妈妈心灵的创伤上又撒了一把盐。可她不能解释,不能让子女对党有半点怀疑。


在妈妈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每读一次,便陷入深深的遐想,久久不能自拔。“‘文革中我从未想到过死,但有时被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那时我只想要坚持活下去。家英留下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再有,也确实是为了孩子。被开除党籍那天,我伤心地哭了。我想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党却不要我了,那我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孩子们还需要我,她们现在虽然不能理解我,将来会转过来的。她们的父亲死了,我要是再不在了,她们将来的命运该怎么样呢?一定要活下去,怎么样也要让孩子们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特别是我们隐约地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一起涌来。自幼所受的教育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反党、反毛主席是最最不能容忍的罪状。可给我们这种教育的,不仅是学校、社会,还有父母啊!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而那个时期的逻辑又非常简单,非此即彼,我们必须在父母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当任何一种选择都难以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宁时,我们便由一个柔弱的女孩变得有些暴戾。


我们不再唤妈妈为妈妈;在生活中,妈妈只要对我们的做法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反驳:还说我呢,你自己的事还没好好交代呢!每当这时,妈妈的脸就涨得通红,却不辩解不吭声,埋头做她手中的活儿。


我们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妈妈每天都在承受着怎样的诽谤和诬陷,承受着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如今,当我们明白自己彼时的言行,是在妈妈心灵的创口上撒了一把盐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悔恨呀!


作为妈妈,她何尝不渴望得到自己孩子的理解,但她绝不愿意让孩子对党产生半点怀疑。对父亲的自尽,以及她的问题,如果她都采取否定党的态度,不仅不能使我们转过弯来,而且等于否定了她过去所教育我们的一切。


文革中,妈妈从未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她把一切波澜都压在自己的内心,尽一切可能,使我们感到平静,感到跟非黑帮的孩子们差得不太多。她把挨斗时挂的牌子深藏在褥子底下,不让我们看到。那时粗粮、细粮有比例,妈妈宁愿自己一天吃三顿窝头,却不声不响地把馒头推给我们。


1966523日到7月中旬近两个月之中,我们被迫搬了5次家,最后落脚到灯市口妇联宿舍大杂院内一间仅12平米的平房。在这小小的陋室,留下了我们母女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房子太小了,放下一大一小两张床,就再放不下什么了。为了让我们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把墙挖出一道沟,把大床往沟里靠,挤出了一点空间。当小桌子终于塞进两床之间时,我们开心得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晚上,看见我们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妈妈是那样安详,那样欣慰。


同妈妈住陋室一年多的生活,即朦胧又清晰,既茫然又温馨。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只见过去不停工作的妈妈,也会缝缝补补,也会蒸玉米面窝头、菜团……有时她情绪松弛时,还和我们一起抛沙包。她一边抛,一边背诵毛主席诗词,看谁抛得多,看谁背得长……


妈妈知道妹妹曾自喜欢唱歌,就让她当老师。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妈妈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总嫌她唱得不标准,可她挨了批评仍然很高兴。只有这时,她似乎才能暂时把烦恼抛至九霄云外。 然而在这短暂的欢愉之外,妈妈的大部分时间是被苦恼缠绕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们,文革期间,除了爸爸去世,对她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目睹黄甘英同志遭逮捕。那天她正和黄甘英等人在机关劳动,一辆吉普车骤然停在身旁,下来两个军人,不由分说给黄甘英戴上手铐推入吉普车。也不知道她被什么人抓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妈妈心里明白,那就是她的被抓是受彭真一案的牵连。彭真的亲戚尚且如此,作为田家英的妻子,又怎能逃脱劫难呢?妈妈做好了随时被关押的准备,坐牢她不怕,唯一放不下丢不开的是我们。


在回忆当时心境时,妈妈写道:那几日,我心里苦闷极了。下午5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我就坐在床沿向着窗口,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盼着二英回来。她当时才15岁,头顶上扎两个小短辫,只要远远看见两个小辫一上一下的,就知道是二英来了。能看见孩子,那时对我是唯一的安慰。


一家人天各一方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们姐俩分别离京奔赴边疆。姐姐在内蒙古草原放牧8年;妹妹到东北插队,最后全公社只剩下曾自一个知青。


就在我们下乡之初,妈妈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的妈妈,不能和孩子通信,但她也和其他母亲一样,时时刻刻惦念着自己远行的儿女。她每月发12元生活费,她省吃俭用,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着。终于攒了5元钱!当曾立拿到妈妈托人捎给她的全是毛票的5元钱时,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落。


在那艰难的岁月,我们没有沉沦,没有颓废,始终保持着进取的心态,我们精神的支撑之一,是来自想念中的妈妈。我们从不谙世事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对母亲从隔膜到理解,到心心相印,直到将刻骨铭心的母爱融入生命。


1971年的春节好难忘啊!历时两年天各一方的母女终于团聚了!我们姐妹相约来到妈妈的干校。我们分明地感到了自文革后妈妈从未有过的喜悦。


黑瘦黑瘦的妈妈,体重只剩下80来斤,我们不禁偷偷落泪。妈妈是猪场的饲养员,这在干校算是最脏最累的活了。我们拼命地帮她干活,挑泔水,粉碎饲料,恨不能将一年的饲料都备齐,好让妈妈在日后减少一些劳累,稍得喘息。


曾立手巧,踩得缝纫机嗒嗒响个不停,一件旧黑呢子大衣,被翻过来,絮上棉花,做成一件崭新而松软的棉大衣。以后的许多年,妈妈就是穿着这件大衣,才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记得妈妈曾对曾自说:等我死了,就穿你姐姐做的那件大衣走,是它一直伴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他更像个勇士


妈妈渐渐感到:父亲虽然常常自称是京兆书生,但在许多时候,他更像个勇士


记得文革中,曾听妈妈说:你爸爸就这样去了,他太不负责任了。那时稍明事理的我们也觉得:是啊,爸爸怎么能不把问题说清楚就永远闭上了嘴,任人抹黑泼污水;又怎能忍心抛下妻子和孩子,而把一切的重负都让妈妈一个人来承担呢?因此对爸爸的死,始终是妈妈和我们苦苦思索的问题。


爸爸刚刚去世时,中组部、中央专案组多次找妈妈谈话,要妈妈揭发父亲。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他们对妈妈的交代非常不满。


出于对党的忠诚,妈妈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而这件事,她认为是需要如实汇报的。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再次派爸爸带队到湖南等地农村做调查,检查基层对人民公社60的落实情况。然而工作组下去3个月,听到的群众呼声都是要求包产到户


6月底回京后,爸爸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先酝酿一下。他要父亲在主席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父亲的工作做了一圈,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


父亲认为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同时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的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在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他深知毛主席是重视实事求是的。他把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都准备好,只待毛主席返京即汇报。


然而事实同父亲的想像很不同。毛泽东在听父亲讲述意见和主张时,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汇报第一句话就向父亲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父亲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熟悉主席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看法,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报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父亲跟随主席多年,对主席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没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主席听后没做任何表态,很快就让父亲离开了。


父亲从主席那儿回到家中,情绪很不好,闷闷不乐。父亲工作中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妈妈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明显感到父亲带着思想情绪,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父亲没有避讳,向妈妈倒出了一肚子的话。


妈妈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父亲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父亲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是明白地在说是少奇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少奇身上推,不就是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意见,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我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妈妈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此事也只在他们夫妻之间议论而已。很快,在北戴河会议上,父亲因主张包产到户挨了批,这事就更不复提起了。


文革初期被形势逼得很紧的时候,妈妈冥思苦想,就想到这么一件跟父亲议论中央领导的事来。她准备将此事向组织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就被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打断了。妈妈最初还纳闷:没说时,一再逼我;这想起点儿来了,又不让说了。


随着运动的升级,刘少奇也被当作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妈妈这时才琢磨明白,那位负责人的及时制止意味深长: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自己头上。而现在更不能让此事从自己口中传出去,以至牵连更多的人。


或许是由于被迫交待问题,或许是就包产到户这件事的思索,或许是因为斯人已逝,妈妈开始了对父亲的追忆和重新认识。父亲常自谓是京兆书生,不是个做官的人。 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欣赏书生,看似降低了标准,但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一些关键时刻,才能显示出父亲不见风使舵、敢直言己见的书生气是多么难能可贵。 


爸爸自己很少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他因工作特殊,靠近中央核心领导,又了解内情,按说应有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条件,他的人生历程本可以平平稳稳。可自建国以来,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次大的湍流曾几乎将他吞噬,可他并未放弃他认为应该坚持的真理,而为此变得谨小慎微。 像爸爸这样的书生,其实更接近于勇士。


19628月,因包产到户问题,父亲在北戴河会议上挨了批评。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刮单干风,并分析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这时江青乘机给爸爸扣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到处宣扬。毛泽东也认为爸爸思想右倾,整整半年不理也不用他。


那时赋闲的爸爸心里非常苦闷,几次同妈妈认真地商量,提出想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妈妈性情耿直,虽然她并不认为爸爸在大的路线或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 但她相信父亲的为人。他即便犯了错误,也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出以公心。因此,她完全支持赞同爸爸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爸爸 一起下去。她对爸爸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同志,向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


爸爸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主席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爸爸,又向主席表露了想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主席仍然没有同意,还送了爸爸一句话:你也想搞本本主义啊。


19651221日,毛泽东在杭州。在谈到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时, 他讲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毛泽东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在整理这个讲话时,爸爸不顾关锋的反对,坚持历史剧和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回北京后,同时参加谈话的胡绳同志,到永福堂寓所,与爸爸反复磋商如何整理主席的讲话纪要。妈妈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互相对笔记时爸爸手持香烟紧锁眉头的样子。


10多年后,妈妈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将讲话整理成纪要,最初是田家英提出的,他是中办副主任,从中办的职能出发,凡主席重要的讲话都要整理成文。关锋是整理纪要时的执笔者。在杭州时,关锋对田家英坚持删去海瑞罢官一段,只提出了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意见,家英没有理他。回京后,他用诡秘的手段向江青告了状。因此纠缠不休,非要把那句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了。家英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他的政治敏感。但他所坚持删去的是主席通篇讲话的要害,当时家英和我都不是那么明确。然而从我和家英的接触中可以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的这段话,与他1959 年参加庐山会议时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胡绳同志在1991年故地重游,漫步西湖边,思及1965年末在杭州的那段日子,十分怀念故友家英。他感慨万千,赋诗一首:旧时明月旧时桥,眉宇轩昂意自豪;欲向泉台重问讯,九州生气是今朝。回京后,他把这首《怀家英》的诗写成条幅送给了妈妈。


在失去主席信任后,爸爸仍然敢于把毛主席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删去,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讲话的要害,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妈妈了解爸爸的性格,他不喜人云亦云,更厌恶那种为了个人的目的随波逐流的人。删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最终成为爸爸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主要罪证。


1966年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爸爸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 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他忧心如焚。妈妈记得是这年3月, 爸爸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当他拿着图章给妈妈看时,还对她解释了为何要起这么个斋号: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田家英一贯右倾,说每一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都是反对的,批《武训传》《红楼梦》,批胡风他都不赞成。还严厉地指责爸爸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 爸爸早已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了,这话是秀才朋友传过来的。 主席对爸爸的看法在父亲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他没有向妈妈提及此事,或许他正是以无我有为斋的斋名,吐露了他悲凉的心态。


可惜的是父亲虽肯忘我,却无力回天。而耿直的妈妈,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 逝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爸爸也义无反顾地撒手人寰。而一个勇士的死,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怜惜与思考…… 


在妈妈对爸爸深深的思念与冷静的回顾中,真正地理解了爸爸,因而她牢牢地记住了爸爸的遗言:不会冤沉海底。她期盼爸爸冤雪案翻那一天的到来。她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以她的顽强和慈爱激励温暖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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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田家英被迫害死后,董边和插队从乡下回来的女儿曾自、曾立重逢,摄于1972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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