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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中国建设》杂志社, 北京, 文革


从狂热到疑惑


--作者:李超尘(李闯)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回炉——我的社会大学》书稿。


作者简介:李超尘,原名李闯,生于19453月,19618月从长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33月毕业于沈阳军区锦州步校。1965年被选调到外文局培训班学习阿拉伯语,19683月正式分配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曾任主任记者、采编部主任,2005年退休。著有《外国饮食习俗》(中国食品工业出版社出版)、《漫谈对外对台宣传》(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方便进行曲》等。



参加外文局的初期造反活动


1966年文革开始后,外文局的年轻知识分子曾经在反逆流(批斗把斗争矛头指向工作组的逆流)时遭到摧残。不久,伟大统帅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精神传达下来,他们再次雄起,又革命了,造反了,差不多把外文局及各杂志社的主要领导都打倒了。大鼻子(外国专家)们也组织了一个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头是当时著名的老外三家村,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建设杂志社的爱泼斯坦,另外两村,是新华社的夏庇若诺、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李敦白。


当时有一首歌唱道: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外文局这个地方,谈不到艰苦。不过,作为毛主席的战士,党把咱这颗革命的螺丝钉安到了这儿,自以为担负着改造知识分子成堆的外文局的历史使命,怎么能眼瞅着牛鬼蛇神翻天,让革命政权落到臭老九外国间谍的手中呢?我们一些年龄相当的退伍军人,也扯起造反大旗,组成战斗队,加入到反夺权的一派群众组织中。


要想反夺权,就得表明自己是革命的,坚持斗争大方向,狠狠批斗走资派,同时,又要保护革命领导干部,以便使我们的革命政权实现三结合。当时,外文局局长罗俊、副局长江牧岳、阎百真,都被打倒了。副局长金丰被对立派树立为革命领导干部,还在工作。罗俊是外文局的老人儿,任何问题都逃脱不了干系,荣任外文局头号走资派,两派群众组织均无异议。江牧岳从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上,调来不久,工作上的辫子不多,但是,对立派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有受害者在群众大会上作过控诉。两派群众组织对江牧岳也有了打倒的共识。罗俊改行烧茶炉,江牧岳当上了环卫工人。对方组织认为阎百真是响当当的走资派,我方则认为,他从北京军区秘书长任上,转业到外文局的时间不长,陷得不深,又都是当兵的,自然成为我们保护的革命领导干部。金丰从山东省委秘书长任上调到外文局的时间更短,又分管政工,我方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既然被对方结合了,我们就不能信任他,不言打倒,却给了他一个封号外文局最大的两面派


我们这些退伍兵,对外文局情况知之甚少,搞大批判,不是我们的强项,最出风头,最让我们露脸的事儿,是我方召开批斗会时,押解走资派,不用化妆,一个个全身还没褪色的军装,扎着腰带,戴着红袖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在派斗中的一次保皇行动


在会下和罗俊接触,我们都正儿八经,口不离革命,和江牧岳打交道,一点儿正经的没有,成心拿他逗着玩儿。找金丰批条子,就跟他来硬的,暴风骤雨般批判他两面派的罪恶行径,他就会乖乖地签字画押。平时,我们与他和平相处打哈哈。论起打派仗中保阎百真来,我们则是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干劲十足。


外文局坐落在百万庄路,型主楼向北,其后的“L”型东楼是专家楼,型中楼为办公楼,“L”型西楼是单身宿舍,四座楼之间有个大院。1967年仲夏的一天上午,对方数百人在专家楼前摆开了战场,批判阎百真。我们战斗队的总部与阎百真的家,在一个单元里。我们在一二楼,阎百真住在三层。对方堵在单元大门口数落阎百真的罪状,明摆着是往我们眼里揉沙子,是示威、挑衅!我们都咽不下这口气。多数人主张:给对方踩一脚刹车。我悄悄出去看了两次。人家对阎百真很客气,让他坐在一把靠背椅上,丝毫没有虐待他。我的火气消了许多,对战友们说:只要不让他坐飞机,爱怎么批就怎么批,我们对人家的金丰咋样,不是也没人管么!


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些老同志来找我们,说:阎百真同志战争年代腰部受过重伤,一直穿着钢背心,坐时间长了,恐怕支持不住,让我们想想办法。后来,阎百真夫人也来找我们,带着哭腔求我们,想办法,救救他


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总不能跟人家说:立即停止战斗!人家不会听我的。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抢吧,我只有十几条枪,人家人多势众,打不过人家,还可能殃及阎百真,不救吧,老同志和阎百真家属一通央求,战友们也摩拳擦掌……商量了半天,我决定来个奇袭白虎团


电话总机室里都是对方的人,用分机打电话怕泄密。我派出两个人,到二百来米外的大院西门口,找司机班,安排两辆轿车,再用外线电话,与我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的几位高中同学联系,安排稳妥的住处。去大院西门的两个人,装作没事儿的样子走出去,作好了准备工作,又溜溜达达地回来一位,报告一切就绪。我让他重回司机班,把汽车开到大门口待命,看到这边动手了,立即把车发动起来,阎百真一到,塞进去就跑,在城里绕两圈甩掉尾巴,再奔北航。


我给留在总部的人分了工,先派出一批流动哨,从会场到大门口,沿线每隔一段路,布置两三个人,不要管阎百真,只负责拦截、阻滞追兵,耽误他们一点儿时间,就算完成任务,千万不要动手,人家人多,咱们打不过人家。


等他们各就各位以后,我对留在总部的四员大将说:开始吧!这四个人装作出门办事儿的样子,推推搡搡,又说又笑地出了单元门,经过阎百真身边时,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句:你在这儿呆着干嘛!四个人冷不丁抬起阎百真,就往大门口跑。批判阎百真的人都愣了。等到明白过来去追阎百真,已经落下了一段距离,再加上沿途有人堵截,已经无力回天。


这次行动,成为两派均予以认可、甚至赞扬成功战例。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四年后,它却是张××自杀身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在我们这个战斗队里,年岁较大,长我三岁,不过他是个小角色。当两派都在津津乐道奇袭白虎团事件时,老张信口说,这件事,还有其它几件令人感兴趣的事,都是他一手策划、操办的。我入狱后,这位老大哥被当作李闯的狗头军师摇羽毛扇的,隔离审查。此时,他满身是嘴也说不清道不明了。他经受不住逼供折磨,跳楼了。死得真冤!


从困惑走向怀疑


1967年下半年,许多事情开始令我困惑了。文革之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反党,咱信;说北京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总编辑邓拓,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组成的三家村反革命,咱信;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咱也信;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是党内最大的两面派,咱还信!可是,毛泽东思想不断地从一个伟大胜利,走向又一个伟大胜利,打倒的人越来越多,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97位委员和74名候补委员,除了已故的,十之八九都靠边稍息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地、州、县和各地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成了走资派,罪名越来越离谱。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委员、中组部长安子文,中央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中央候补委员杨献珍等六十一位赫赫有名的革命前辈,都曾经集体叛变自首,是一个叛徒集团,而刘少奇则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儿!咱糊涂了--自小从学校到部队所受到的革命教育,难道都是谎言?多年来屹立于心中的偶像,难道都是假的?


像刘少奇这样的文官,都是叛徒、内奸、工贼,像朱德那样的武将,都是军阀、土匪、投机分子出身好一点儿的高干,又大多数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我私下和战友们谈到这些事情时,发过一些议论:毛主席他老人家领着这么一帮人闹革命,真是够操心,够累的!”“洪洞县里没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共产党成什么了?还伟大、光荣、正确吗?否定了历史,否定了同生共死、并肩战斗的战友,等于否定了自己,最终成为光杆司令。


有了刘少奇这样的光辉榜样,全国的造反派都像疯了一样,到处抓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外文局两派群众组织也都拼命赶时髦。对方捷足先登,抄了罗俊的家,通过内查外调,掌握了钢鞭材料,授予罗俊大叛徒称号,开大会批斗他。我们这派的某些头头,急得够呛,要求赶紧把握斗争大方向,开大会批斗大叛徒罗俊。我方首席大头头刘××说:到苏州、武汉外调的人还没回来,没有证明罗俊是叛徒的材料,就把人家当叛徒批斗,闹出笑话,下不来台。在我的印象中,造反派组织越大,越是乌合之众,各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谁都不服谁,经常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有几个头头把刘司令的话当耳旁风,不管三七二十一,主持召开批斗大叛徒罗俊的大会,弄得刘××非常尴尬。


会后,我们战斗队把罗俊找来审讯,责令他老实交待叛变经过。罗俊很坦然,告诉我们:我在苏州坐牢的情况,组织上一清二楚,也是组织营救出狱的。出狱时登了报,后来又经过长时间的严格审查,甄别,才恢复了组织关系,安排工作。他说,被捕、坐牢、对于做地下工作的人来说,随时都有可能。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对组织隐瞒,想瞒也瞒不了。解放后历次审干,他都如实向组织申报,填表。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战友对罗俊吼道:耍滑头!革命群众说你是叛徒,难道是假的?说着,突然蹿到罗俊面前,搧了罗俊一个大嘴巴。罗俊的那半边脸,立马落下五条红指痕。有两三个人赶紧连劝带拽地把那个怒火冲天的战友拉开。他还不依不饶,企图继续施暴。王二(王宗林)让几个人把那位弄到别的屋子里去。那位还大声嚷嚷:他就是个大叛徒,态度极不老实!都是你们惯的,和他谈什么?右倾!这种人就得给他点儿厉害瞧瞧!气氛极度紧张,火药味特浓。


我们这帮人,虽说年轻气盛,愣头愣脑的,此前还真没抄过谁的家,也没打过哪个走资派。或许正因为如此,罗俊一直和我们说话,否则,我们也不会在批斗他之后,又把他找来谈话。此次事发突然,猝不及防,大家,包括罗俊,都有些尴尬。我们让罗俊坐下说话。我和王二与罗俊面对面坐着,向他道歉:对不起,是我们不好,不该打你。罗俊捂着那发红的半边脸,眼泪汪汪的,显得非常委屈,但又极其诚恳地说:没什么,没什么。他的心情我能理解。王二说:你也能看出来,我们并不想把你怎么样,就是想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弄清真相,就冲这一点,你也应该说实话,别让我们坐蜡。


罗俊慢条斯里地说:唉!走资派的罪名,已经让我万劫不复了,再加上个叛徒,也不过如此。我还有什么好隐瞒的!罗俊接着向我们表白:年轻人!说心里话,当初我要是有叛变或变节情节,也活不到今天。党内有专门处置叛徒的组织和办法……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犹豫了一下,他又说: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多数人对没能抓到一个真叛徒,显然感到失望,很不耐烦,有人喝道:别装孙子,有屁就放!有人说:少来这套!过去谈话,我们什么时候抓过你的小辫子?


罗俊吞吞吐吐地说: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刘少奇他们那些人的问题,中央也应该早就了解……”有人打断他的话:还越说越来劲了你!胡说八道,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擦不干净,还想替别人翻案!吓得罗俊把后半截话吞回去了。


两派群众组织,均拿不出过硬的材料证明罗俊是大叛徒,而罗俊的叛徒帽子,却仍然戴着。我知道内幕,也就怀疑刘少奇的叛徒帽子,究竟是真是假。


再一次到家里去与罗俊谈话时,他的情绪很糟。望着被对立派群众抄过的家,撬坏的墙壁,罗俊一脸的无奈和凄凉。唉,为党和国家革命了几十年,党和国家却没能爱护他,保护他!我们也不好说什么。王二很,劝罗俊:想开点儿,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临走,我们几个人纷纷半开玩笑地在罗俊面前抖罗衣服,又摊开双手,说:你别多心,我们可什么东西也没拿你的。罗俊却很认真地表示:别这样,别这样!我相信你们。


那时候,中央文革的首长讲话,铺天盖地的小报、传单、大字报,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一个观点: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决议,都是刘邓背着伟大领袖搞出来的,过去的十七年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左右了党和国家的命运,许多领域都被黑线专政。我就瞎琢磨:毛主席他老人家干什么去了,难道光顾着游泳了吗?那么大的、红彤彤的太阳当空照着,怎么会到处都暗无天日战友们在一起议论起来,也都觉得怪怪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坐在八大主席台第一排正当间儿,党和国家领导人众星捧月般围着他,什么事瞒得了他?老人家明察秋毫,怎么会被蒙在鼓里?即使有人瞒着他,林副统帅跟伟大统帅那么亲密无间,怎么就没想起来,打个小报告什么的?


说来说去,无非是有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有认为应该抓经济建设的,而八大以来,阶级斗争这根弦儿一直绷得很紧,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不都是主席说了算,大伙跟着干?就说经济建设吧,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哪面红旗不是毛主席举起来的,哪条道儿不是毛主席划出来的?


19677月中旬,造反派到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火线揪刘。中南海西边大墙外,红旗蔽日,花花绿绿的大标语糊满了墙,各式各样的席棚帆布棚子,一个连着一个,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派组织,日夜坚守在里面。游行示威的群众队伍,昼夜川流不息。数百个高音喇叭,没白没黑地冲着中南海大院狂叫:誓死打倒刘少奇不揪出刘少奇决不罢休”……其间还举行过数十万人的集会。中南海里边的造反派也没闲着,在中央文革指使下,抄了刘少奇的家,多次批斗刘少奇夫妇。


我们进一步议论刘邓是否真的走资派时,也感到茫然。王二对大家说:这种活动以后不能参加,别让人当枪使。


搞对外宣传工作,要知己知彼,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外文局各单位,每年都花费大量外汇,订阅外报外刊。文革中,全国大量报刊都停止出版发行,中央报刊只剩下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地方报刊则只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报(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改为革委会机关报),只有外文局的对外宣传报刊在照常出版发行;外文局又是极少数中央允许继续订阅境外报刊的单位之一,许多在京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凭介绍信到外文局各单位资料室查阅外报外刊。我们经常看这些资料。别的国家很难自己同自己比,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东西德国,曾经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孰贫孰富,可比性就大一些,这也增加了我的疑惑。


走访走资派


疑难问题太多,自然要影响革命情绪。我多了个心眼儿:别跟着哄,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我突发奇想:刘少奇、朱德那些大人物,咱够不着,也没有本事过问;眼面前的罗俊等人,倒是手到擒来,应该和他们探讨探讨。这些走资派挨批斗时,老实着呢!个个都承认自己有罪。他们真是那么想的?开批斗会,肯定不出他们的真实想法。长期以来,他们面对的是横眉立目的造反派,换副笑脸儿,安慰安慰他们那颗惨惨戚戚的心,或许能把他们的心扉撬开一条缝!我们决定,用谈心讨论的方式,推心置腹地与他们交流,以期摸到一些真情实况


于是,我和几位战友,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悄悄地走访了二十多名走资派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平心静气地和他们交谈,甚至向他们请教。我们的水平不高,提的问题很直白,很简单,今天看起来,甚至很幼稚:


你真的想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你对过去十七年的工作,如何评价?


你认为外文局谁是走资派,为什么?


你对文化大革命的前景和自己的前途,有何估计?


再就是针对大字报、批斗会提出的一些重大事件,请他们谈谈始末。


我们在天黑以后,闯到人家家里,谈话前郑重声明:纯属私人谈话,算是调查研究,我们年轻,来外文局时间不长,想了解了解情况,用人格保证,不是收集大批判材料,绝不抓辫子,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就不作记录,弄清事实、是非,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谈话对象的行政级别,在八级至十三级之间,有局长,几位副局长,局政治部的领导,各报刊社的负责人。其中有四五个人,戒备心理特别重,点头哈腰,不肯与我们平起平坐,反反复复地说自己有罪,接受批判,谈到具体问题,不是说记不清了,就是顾左右而言它,要么就问:你们了解得如何?或者说:大家聚到一块议一议,就会搞清楚的……”--这促使我们开了一次局党组成员座谈会。


个别人倒没什么戒备心理,开口就是一通喊冤叫屈,一位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说:都是罗俊、鲁平他们搞的,我是受排挤的,受害者……”其家住在一楼,我们从前门进去,很快就从后门出来了。我瞧不起这种人。


多数人抽象承认有罪,涉及具体问题时,则小心翼翼地追忆来龙去脉,尽量把自己摘出来,往往声称:我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上级指示;但是,当时都认为是正确的。现在,革命群众说错了,正在提高认识。


罗俊、阎百真,局政治部副主任仲凯和中国建设杂志社副社长鲁平等五六位,谈得比较坦率。我们跟罗俊处得还可以,除了打过他一巴掌,我们还真没有为难过他。以前,我们和他谈话,他动不动就称年轻人啊小将们哪青年同志们呀,有时我们喝斥他:少来这一套!”“去你的,谁是你的同志!他也不在乎:不管你们怎么看,我认为咱们还是同志么!


阎百真是我们,说话更随便一些。谈到毛主席有关中国革命两步走、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少说也得十至十五年的论述,以及我们对刘邓的看法,罗俊和阎百真虽然出言谨慎、圆滑,却也频频点头,认为我们说的有道理、的确值得研究,还夸我们有想法看得出来,你们确实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了。他俩都一再强调:一接到来外文局工作的调令,上边就交待周总理说了,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必须随时请示报告陈老总说过,外事工作无小事,凡事都不能自作主张。罗俊和阎百真都表达了同一心情:在外文局工作,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执行上级指示唯恐走了样,谁敢独出心裁另搞一套?罗俊试探着说:总理还在工作,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陈老总也被保护起来了。看样子,外事口的工作,不会有太大问题,至少,方向、路线应该是正确的……”


这一席话,令我们茅塞顿开:这么简单的推理,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我们居然没有意识到,让走资派给一语道破了!有的战友感叹:不服不行,还是这些老家伙道行深!难怪以前谈话时,罗俊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青年同志们哪,你们要革命,要造反,斗争我,批判我,我这个岁数的人,不怪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群众运动么!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外文局的问题我负责,想推也推不掉,各社领导都是按照局党组的指示开展工作的,方针、路线上出了问题,没有他们的责任,也没有局党组其他成员的责任。希望你们不要再难为他们了!原来,他心里有底,我现买现卖批发商既然没错,二道贩子能错到哪里去?


这次畅谈,罗俊再一次表示:我是否有悖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那都是有据可查的!阎百真说:革命群众说什么、怎么说,都可以。我们说话,那是要负责任的。制定外事工作路线、方针的领导同志,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怎么能说外文局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按照分工原则,外文局的工作不归刘邓他们管么!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同情刘邓了,我们说:刘邓即使管了,也不见得都是错的。”“阎老西儿,你悠着点儿,别把自己从这头摘出来,再从那头绕进去!


老干部们有挨整的经验,也有丰富的整人经验。他们知道,群众运动一来,疾风暴雨,三反、五反、打老虎、反右、拔白旗,那都是有指标的。打多少老虎,抓多少右派,拔多少白旗,都要按上级分配的名额,如数完成任务。那时候,运动有组织,有领导,有标准,有政策,有始有终。这次文化大革命,好像只有中央精神,而无组织,无领导,无标准,无指标。但是,他们心里明镜似的:任何运动都会有始有终。运动后期,总是要落实政策的。罗俊说:我相信,中央一定会出来说话的。到那时候,我该负多大责任,自然会清清楚楚。


千万别怪我耳朵根子软,也别怪我革命立场不坚定。要怪,就怪走资派对我们说了实话。他们的分析、判断有道理。因此,我基本上相信了他们说的话,而且认为,罗俊敢于承担责任,敢为部下开脱,是个爷们儿。后来,他对我的关照,也使我受益匪浅。我平反出狱一年后,中国建设杂志社安排我脱产一年,进修中文和编辑业务。有一天,恢复了局长工作的罗俊,来看望进修的同志,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小李子,你知道不?你们社让你来进修,是我点的名。记住,磨刀不误砍柴功;何况,你脱离社会八年多,很多事情也应该从头学起。这样做,对你,对你们社的业务工作,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谢谢您。他笑着说:谢就不必了。别以为这是报复、剥夺了你的工作权利,好好学习,我这个老头子就很欣慰了。此后,社里还安排我在人民大学旁听了一年哲学,脱产一年,学习英语。


进城之初,国家对各级干部实行供给制;不久,以粮代薪,即每月工资以给多少斤小米折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定级以后,十级以上干部的级别一直未动,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家才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上调一级。文革前,局政治部副主任仲凯为行政十级,比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金丰还高一级,虽然没被明确打倒,却也享受过烧锅炉的待遇,与罗俊并肩战斗过。我们认为,他比金丰资格老,又听说此人脾气特倔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因而对这种人倍感兴趣,不能不与其面谈。他也谈了亲身经历的群众运动党内斗争,且感触颇深:以前我总是负责审查别人,也可以说是整人的,这次当自己变成革命对象了,才冷静下来,重新认识所经历的一切!他说,延安整风留下来的尾巴,至今仍有些尚未尘埃落定,文革这样规模空前、涉及面广而深的运动,恐怕需要过十年二十年才能理得出头绪来。他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盲目跟风,要独立思考,千万不可人云亦云。当时,我还没琢磨透仲凯的教导,二十一世纪之初,再回味这些话,才觉得意味深长--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多年了,理出头绪来了吗?


我出狱之前,仲凯已经调离外文局。


鲁平这个人,好像生就的心直口快,外号叫鲁大炮。这个美誉一直保持到后来他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时。许多人都说,他是个才子,工作能力强。文革前,他好训斥部下,得罪了一些人,文革中荣获的罪名比较多。我们没有和他单独交谈过。一迈进他的家门,他显得很意外,有点儿发愣。谈话之初,他疑虑重重,小心谨慎,把大灯关上,只开着台灯,屋子里的光线暗暗的,颇为神秘,好像地下工作者在交换情报似的。他那两片眼镜的闪光,透露出内心的疑虑、审慎和不安,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而,他终究难以自制,既谈事实,也谈看法,只不过慑于形势,尽量把话说得圆滑一些,声音也没有训人时那么嘹亮,努力压得低低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话是:十七年的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有目共睹,有比较才有鉴别么!至于和谁比较,如何鉴别,他不说。到我专心促生产时,才明白了这句话的含意。


再看走资派们过的日子。罗俊住在一个独院里,有车库,院子大小,也就能放下两辆华沙牌小轿车。其他走资派,和一般干部一样,住在单元楼里。金丰住四室一厅,是两个两居凿通的。他和阎百真用的家具,都是公家配置的。当时,外文局的一般干部结婚成家,单位也给几件家具,有床、桌椅板凳等。阎百真和金丰的家具多一些,还有沙发。其他走资派和领导干部,有三室一厅的,也有两室一厅的,所谓的厅,其实就是过道。鲁平等几位司局级干部,住在简易楼里,没有卫生间,使用楼道里的公共厕所。个别有海外背景的,例如《人民中国》杂志总编辑康大川--原名康百顺,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设在贵州省北部的日本战俘营的主任--家里铺着地毯,喝着咖啡,有几样洋摆设。绝大多数人家,生活简朴,充其量相当于眼下城市里的温饱型家庭,资本主义道路走得并不怎么好!


今天可以毫不隐晦地说,我从积极参与到消极怀疑文革,的确受到一些走资派的重大影响,并衷心感谢他们能在那种形势下对我们说实话。在军管小组让我交待反动言论时,我丝毫未涉及他们--并非出于保护,而是信守承诺:不抓辫子,不对外公开谈话,同时,我认为他们只是对我有所启迪,至于我如何认识、评论文革,完全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更何况,后来给我定罪所依据的大量反动言论,主要部分都是经总理联络员王文政启发诱导归纳总结的,或者在与他争论时不经意间话赶话说出来的,实在与他人无关。


丛中笑大字报结束阿Q革命


那年头,大鸣大放,写大字报,搞大辩论,轰轰烈烈,似乎言论自由得很,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紧箍咒套在头上,稍一不慎,就可能大祸临头--情绪亢奋、紧张,喊错了口号,写大字报、大标语,出现笔误,万寿无疆看上去像无寿无疆,无意间毁坏了印有领袖像的报纸,摔坏了领袖的石膏像……都可能转瞬变成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坏人集体宿舍),遭到批斗,甚至被送进局子。我和几位战友感到很不理解。陈毅说过,反右时搞了四十万人,世世代代结冤仇,有什么好处!文化大革命这么搞,八十万也挡不住,不得了啊……我们觉得陈老总的话,很耐人寻味。我说:既然是人民的政府,就应该实行王道,不怕老百姓说话。人家提点儿意见,就扣上右派、反革命、政治犯的帽子,谁还敢说话?1957年我们学校的两位才华横溢的语文老师,因为说了为什么把(长春市的)中山大道改名为斯大林大街之类的话,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反苏,其中一位才二十多岁。我看他们的意见不能说没道理。现在,全党全国都反苏,他们俩不过先知先觉,走快了一步!


外文局另一派组织的头头,在主楼二楼会议室开会,赶上刮大风,一块玻璃碎了。一位头头顺手抄一块三合板儿堵窗户,没注意到三合板儿朝外的那面贴着领袖像,而且头朝下了。外边百万庄路上的行人驻足引颈观看,其中有人冲进外文局,要抓反革命分子,吓得那位头头逃亡了。我们这派的头头主张去山东老家抓他。王二不以为然,说:谁都有疏忽的时候,别没事找事!


尽管如此仗义,在那期间我们还是做了一件至今仍感到内疚的事情。我们借非法倒卖毛主席像章、印发宣传品、谋取暴利罪名,抓了对立派的三位普通干部。在所谓的隔离审查期间,我们多次打人家,其中一位同事的屁股,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我们中的几位战友,曾多次向被打者道歉,双方见面也说笑打闹。但是,人家心中的创伤,能平复吗?尤其令我惭愧的是,军管小组整我们时,他们都没有落井下石。


革别人的命,下得了狠心,动得了狠手。革自己的命,就不容易了。承认自己无知,说自己错了,犹豫再三,终究下不了决心,再说,大气候也不允许这样做,那等于往枪口上撞,自取灭亡!不过,我还是鼓足了勇气,综合了调查研究所得,于1968年初,以丛中笑之名,写了一份长篇大字报,贴在外文局大食堂门口,婉转地谈了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认为:不仅要尽快解放那些走资派,而且要解放大叛徒罗俊。据说,罗俊连续两三天多次在大字报前驻足观看,还在小本本上作了记录。这张大字报表明,我对批斗走资派彻底失去了兴趣,也给我的阿Q式的革命,划上了一个句号。我们的那个战斗队也散伙了。


动乱中的采访见闻


等到我专心做业务工作时,所见所闻对我的震撼,应该说是极其强烈的。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已经满目疮痍!


在沿海一带采访时,听到一个故事:婆媳俩为家务事吵架,婆婆被尖牙利齿的儿媳妇顶撞得说不出话来,你,你……”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你的嘴比广播员还臭!混熟了,当地陪同采访的人说:陪你们这些上面来的记者采访,是我的任务,否则,我躲你们远远的。我们这儿的群众说,报纸上一句实话没有,就天气预报是真的,还常常说错。记者回去在报纸上瞎说八道,报喜不报忧,群众就把账记到陪同采访的人身上。这次还好,你们对外宣传,他们看不见。这让我想起当年中苏论战时流传的一则苏联政治笑话,说莫斯科的大学生在列宁图书馆听一位官员作形势报告,有人对其所讲提出质疑。他不作正面回答,却问听众:还有谁认为我们的报纸不讲真话?请站起来!结果,全体听众都齐刷刷地站起来了。这个笑话确曾令我觉得可笑,而那个中国笑话却使我感到可悲--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老百姓心目中,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江青在接见群众的讲话中公开说,我们(上边)斗得很厉害,只是没有武斗。不过我声明,谁跟我武斗,我一定还击。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的一派群众组织血洗了另一派组织。广西的三派群众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铁路沿线架起机枪火并。山东某地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武斗中打死对立派十八个人,又把十八具尸体吊起来练习打靶。四平在解放战争中曾反复争夺,街道上血流成河,差不多能没脚面,市区几乎全了!文革中,这个位于吉林省会长春南面的城市,又差点儿因武斗而了。文革前,在我的心目中,长春市的斯大林大街,比北京的长安街还要漂亮。经过文革的洗礼,斯大林大街已经面目全非,沿线随处可见小山一样的垃圾堆,公共汽车站牌油漆脱落,布满弹孔。大街北端、火车站前著名的东方红大旅社,被战火夷为瓦砾,中段的人民公园破破烂烂,悄无声息,据说,武斗最紧张时,附近市民买不到引煤炉子的劈柴,把篱笆墙等都拆光了,南段的吉林工业大学校园,非常热闹,哀乐低沉,主楼上挂着一条条长长的挽联,楼前广场上有一排水泥筑的长方形烈士墓,葬着八九名在武斗中丧生的学生。胸前佩戴白花的吊丧者,熙熙攘攘,三人一伙、五人一堆地听人诉说着烈士宁死不屈、顽强抗的事迹。他们为谁而死?这样的内战值得吗?我对陪同参观的高中同学说,一帮冤魂!但不值得如此纪念。别看现在搞得轰轰烈烈,早晚得挖坟掘墓。同学说:我也觉得,这不是埋死人的地方。


我想去四川转转,同行们都说:千万别去。比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打得还凶,双方都有部队都没用过的先进武器,弄不好,就得把命搭上。一位男记者说:去武汉采访,刚出汉口火车站,枪声大作,只好卧倒,匍匐前进,三次起立,三次卧倒,一个多小时,还没走出一站地,钱包和记者证也都丢了。


有一阵子,东北三省城乡的工厂、街道、屯子里的场院上,男女老幼挥动着红宝书,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不知疲倦地跳忠字舞。那阵势,那场面,比现如今扭东北大秧歌壮观多了。然而,一家军工厂,文革前,一个星期可生产三台米格发动机,现在忙着跳舞,三个月能生产一台,就阿弥陀佛了。


火车从内蒙古呼和浩特车站开出,经包头驶向宁夏,再入甘肃的河西走廊,铁路两侧到处是戈壁、沙滩、荒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人们忙革命去了,甘肃省临泽县的老少爷们儿倒比较逍遥。火车站前低矮土房墙根下,百八十名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男女,在懒洋洋地晒太阳。我在一家空荡荡的大饭店里坐定,四个黑面馒头一盘炒菜刚上桌,呼拉拉上来十几名男女围观。我拿起一个馒头突出重围,剩下的饭菜,任由他们哄抢。在河西走廊,在青海的西宁,在宁夏,火车上,市区里,随时随地可见穿着开花棉衣的男女,有人甚至露着屁股蛋蛋。宁夏的贫困乡村里,许多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


 吉普车行驶在一眼望不到边儿的淮北大平原上,视线所及,是大片大片的白薯地,低矮的土房,以及房前的白薯窖和晒着的白薯干。不知道农民兄弟常年以白薯为粮,是个什么滋味儿!同行的一位老记者问:小李子,有什么感想?我说:在北京没觉出什么来,看到这里的景象才知道,建设社会主义有多么的困难!既可悲又可笑的是,那时农村经常搞忆苦思甜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上了岁数的人,不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却悲悲切切地大吐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苦水。等到年轻的军代表、造反派发现苗头不对,予以制止时,全场已是一片唏嘘。1980年我进修编辑业务,一位大学教授上课时,曾对学员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文革时,四人帮一再让中国人民放眼世界别忘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这两年有机会到国外看了看才发现,那三分之二的大多数,都在中国!


这就是我们天天都在讴歌的日益繁荣昌盛的祖国?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当农民成天为填饱肚子发愁,拼命从鸡屁股里抠油、盐、酱、醋钱时,老记们卖力地在广播里、报纸上,挥舞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颂扬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能不招人恨吗?这些亲眼所见的大好形势,我当然也不敢写在报道中,却如鲠在喉,不能不向战友们诉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这个人,胸无城府,嘴无遮拦,不管什么事儿,觉得不顺眼,就说三道四,埋下祸根。


我被控制使用


有问题的人,脱产被革命根红苗正的人,脱产抓革命。编辑部最冷清的时候,只有两三个被控制使用的人,在努力促生产,其中就有我。我被列入控制使用对象,最初我毫不知情。有一次,刚和一位同事从外地采访回来,革委会主任在小食堂召开全社大会时,不点名地批判了我的反革委会言论。会后,我责问那个同事打小报告。人家抱歉地说:我的日子也不好过。革委会警告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要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站稳立场,监视你这个被控制使用的家伙,如实汇报情况。之后,在编辑部开会时,军代表黄××说过这样几句话:有的年轻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业务上还有一定能力,我们还是要利用的。我在编辑部里年龄最小,比我大二三岁的年轻人,都在抓革命,这话显然是冲着我说的。


其实,我与革委会的人同属一大派。我的那些战友,不是革委会委员,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骨干。我们都忙着出差。他们出去外调,我出去采访,分工不同,有些人的思想相通。一位原来很少出门的战友,奉命到坝上(张家口一带)外调,回来后对我说:不怪你说,那个地方穷得几乎揭不开锅,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那一段时间,采编工作量很大。《中国建设》有两期杂志几乎成了我的专辑,十一二万字的文稿中,我编写的占多数。革委会那帮二把刀管业务,我这个三把刀扛大梁,杂志办成了什么样自不必细说。发行量从文革前的二十来万册,一路下滑,此时降到六七万册,其中相当部分还是赠阅的,甚至赠阅人家也不想要了,许多外国读者来信批评我们的杂志,说:请不要给我寄你们的杂志了。有一位读者显然是急了:我早就说过,请不要给我寄杂志了!为什么还要寄?


这时,我才深刻地领会了走资派鲁平说的话: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有目共睹,有比较才有鉴别。



转自《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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