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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饥荒


--作者:欧阳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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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以后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在三年大饥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有两点是却公认的:一、从1958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里肯定饿死了很多人;二、不论总共饿死了多少人,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是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年大饥荒时期的五虎上将,也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有句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


(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237万,有人推算达800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包产到户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1962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毛泽东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1968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1978年邓小平为曾希圣恢复名誉(注:曾希圣是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婚介绍人)。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为此,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1961年,舒同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长期被监禁、批斗,经毛泽东推荐由他书写的中国农业展览馆的匾额也被砸烂。1978年平反后,被任命为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军委军战史编辑室主任。1998527日死于北京。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甘肃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农民整村整户的饿死,连掩埋尸体的人都要从外面调派,全省至少饿死130万人,占全省人口十分之一,饿死人的比例居中国之首。


在如此情形下,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却仍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12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19658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著名的夹边沟事件就发生在张仲良主政的甘肃。夹边沟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1957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大饥荒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9月初,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外,全部要迁到高台明水农场。196011月,中共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余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这中间就有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注:傅作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20世纪50年代初,傅作义特地写信叫他报效祖国,傅作恭遂从美国回到大陆从事水利建设,后到甘肃省任职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一头倒下,再也没能起来。傅作义知道后,泪流满面,却又无可奈何)。


最后,讲一个曾希圣大炼钢铁的龙门阵:大炼钢铁时曾希圣在安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炼出了多少多少吨好钢。消息传到四川,不甘落后的李井泉连忙派人到安徽去考察、学习。考察的人回来把情况一汇报,连左得不能再左的李井泉都说:曾希圣真是胡搞,这个搞法四川不能学。



转自《轶家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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