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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方得始终——最后的贵族 陈岱孙


--作者:许岚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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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之年,

我只做过一件事,

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

——陈岱孙


比翼连枝当日愿


1943年,西南联大,经济系。


课室被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除了经济系自己的学生,还来了许多外系外班的人。然而,这门大受欢迎的课并非什么通俗有趣的课,而是一门充斥着大量抽象名词的专业课--经济学概论。它居然吸引了那么多人,足见教授的不凡。


离上课还有五分钟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熨烫妥帖的深黑西服和雪白衬衫,挺拔身姿似临风玉树,他站上台,微微一笑,那种从容不迫的高贵气质,顿时让喧嚣的课堂安静了下来。


他不急不缓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英文单词--“wants”(欲望,需求),然后,便从这个词开始,逐一讲述人们经济活动的起源、动力,接着再讲效用、供求、价值。他的讲解精练而条理清楚,一口国语说得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据学生们说,听完他的课,笔记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经济学佳作。


有时,他会停下来,做一些课堂解答。


老师——”有人举手。


他的解答耐心而细致。


不久,又有人问类似的问题。


他道:这么笨?


同学们哄然笑开,他微微扬起的嘴角有一丝善意的笑。


这位有着中国传统学者的从容不迫和英伦绅士的细致周密,还有着恰如其分的幽默感的教授,很快便成了联大学生的偶像。


他的名字叫陈岱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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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福建福州人,出身于大名鼎鼎的螺江陈氏。陈家世代书香,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之中曾有六子中举,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清末最后一位帝师陈宝琛就是陈岱孙的伯祖父。陈岱孙的外祖家也非常显赫,外祖父、舅父都是清政府驻国外的公使。无论父系还是母系,陈岱孙的家族皆堪称名门。


陈岱孙是家中长孙,自幼聪颖,六岁入陈氏私塾,在祖父的督促下,学习了大量的中国典籍,而外祖父为他请的英文教师,也帮助他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功底。十五岁的时候,他考入当地有名的鹤龄英华中学,以两年半的时间修完四年的课程,考入了当时极为难考的清华学堂。


两年后,他成功取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负笈美国。他博士学位攻读于哈佛大学,是当时班上最年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同时,他还获得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毕业后,他在欧洲各国短暂游历,尔后回国任教于清华。


那一年,陈岱孙不过二十六岁。


出身世家,少年成才,留学名校,高大俊朗,而且还会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游泳、打网球、打猎、跳舞,尤其桥牌打得精彩,这些特点简直是爱情文艺小说中一干男主角的标签,当时的陈岱孙完全符合小说中王子的特点。


很多年后,他的学生还记得他在网球场上的风采,说在学校网球场上……陈先生风度翩翩……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据说,联大女生在找男友时,都声称自己要找一个像陈先生一样的人。


有那么多爱慕者,然而,他终身未娶。


以九十七岁高龄辞世的他,独自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


据说,陈岱孙终身未娶是因为一个女子。


十九岁那年,他与他的同学同时爱上了一位女子。两人相争,又恰逢要出国留学,于是两人击掌为约,谁先得了博士,谁娶其为妻。


这样一个契约在现代人眼中,幼稚得可笑,可是他把它当了真。


那时,青春正年少,心中有的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豪情,赤手空拳,却有决心和勇气打出一个天下。


更何况,那时的他又岂肯对谁服气。他笃信自己不会输,他会拿下这世间最负盛名的学府的博士,好等他有了坦荡前途,回来娶这他认为最好的女人。


本科毕业后,陈岱孙毫不犹豫地申请了哈佛大学。在哈佛,他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提出垄断竞争学说的张伯伦,有后来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林,与他同级的二十多人皆不是泛泛之辈,可他发誓要胜出,为此他不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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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哈佛记忆,不是古老美丽的校园,亦不是同学间的游乐嬉闹,而是图书馆那间只够摆一张桌的狭窄隔间。夜深的时候,周遭宁静,他手指轻翻过书页,沙沙有声。


没有旅行,没有假期,除了两个夏天离校参加中国留美学生夏令营的二十天,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波士顿。


如此四年。


在哈佛读了七八年博士却拿不到学位的,大有人在。然而他只用了四年,就如当初离开中国时设想的那样,学成归国,并任教中国最高学府。


他像所有的陈氏子孙一样,走了一条最正统的道路,以数年的寒窗苦读换取了一个光明的前程。


现在,他可以坦然走到那个女子的面前,告诉她,他来兑现他的诺言了。


中国的戏文里反反复复上演过类似的传奇:邻家的少女永远在窗下绣着花,等那远行的士子衣锦还乡,光艳的锦,鸳鸯织就欲双飞,恰似她脸上的嫣红,似流丽的桃花。


可惜,那不是他的传奇。


他的传奇,不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等他归来,她已嫁作他人妇。


陈岱孙忘了,和他相约的不是他爱的女子,而是他的情敌。


他是出过帝师的陈氏子孙,天生秉承着儒家的风骨,认真恪守着君子一诺千金的誓言。


他要堂堂正正地赢。


可情场如战场,战场上多的是诡计欺诈,哪里会有不变的盟约。


他还在哈佛苦读的时候,他的情敌早已先下手为强,对那女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追求。他谨遵道义,他的情敌却不惜代价,只求结果。


最终情敌抱得美人归,而他却黯然离开,独善其身。从此之后,他一生都不曾再爱过谁,一生都不曾娶过妻。


在陈岱孙的学生眼里,那个女子也并非什么天仙般的人物,不过只是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没有诗文传世,也不见得多倾国倾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她何其有幸,让那么优秀的他全然看不见别的女子?


她有什么好,叫他对她念念不忘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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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并不是世人揣度的得不到的东西最好,也许,他的不娶并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爱情失败和朋友背叛的双重打击。


一路走来,无论在鹤龄中学,在清华,还是在哈佛,他都是最优秀的人。家人宠爱、同学崇拜、一路坦途的他,比别人更加无法承受失败。


而且,仅是爱情失败也就算了,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朋友的背叛。别人已经花前月下的时候,他还在一心一意地守着盟约,在这场初恋里,他就像一个傻子,被人愚弄得团团转。


这件事就像一盆冰水,迎头浇上了骄傲的他,浇灭了他一生对爱情的热情。


他的失败很,却叫人肃然起敬。他是一诺千金的夕阳武士,他的故事,在这个诺言能随意打破,爱情像政治般逢场作戏的世界里,简直是个亘古神话。


在这个世上,总有一些人用种种手段赢得天下,比如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比如无赖近乎小儿的刘邦。


然而,史书中却总有一个角落为那些傻气的人保留。他们败了,可仍被称之为英雄,比如华容道上为信义放走曹操的关羽,比如乌江边自刎以谢江东父老的项羽,又比如,陈岱孙。


关于陈岱孙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许渊冲说,陈岱孙终身不娶,为的是一个叫王蒂澂的女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和一个校友同时爱上了她,然而,王蒂澂选择了他的校友,他也坦然退出,独善其身以终老。


这个版本的故事流传得更广,故事中,王蒂澂选择的那个男子叫周培源--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共和国两弹一星元勋十有八九是他的门生。


和王蒂澂结婚时,周培源二十七岁,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同陈岱孙一样,他也是清华学堂选送的公派留学生,于加州理工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并获得加州理工的最高荣誉奖。他的家世背景虽然不及螺江陈氏那么显赫,却也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考取过前清的秀才。清华校史馆中曾经有过一张合影,照片上的周培源挺拔儒雅,与一旁的陈岱孙相比毫不逊色。


一样的名校出身,一样的英俊潇洒,一样的才华卓越,在这两个不相伯仲的男人之间,王蒂澂选了周培源也不足为奇。


据说,王蒂澂与周培源的婚姻也极为美满,数十年后,曹禺还对周培源的女儿说:当年,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你爸爸也真叫潇洒。那时,只要他们出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他们的女儿说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红过脸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究竟哪个是真的,已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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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孩子为梁再冰、梁从诫


前一个版本的故事,作者唐师曾承认过自己不敢核实。当年他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多次拜会过陈岱孙,可是,我提出过各种天真而愚蠢的问题,可就是不敢核实当年盛传于学生间的传说。环顾四壁,我相信师兄们所传是真的,从个人情感上讲,我更愿意坚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不仅与我内心儿女情长的英雄模式暗合,也更加重岱老在我面前千钧泰山的超人威严。


而后一个版本的故事,陈岱孙的外甥女唐斯复以及周家的女儿们也都予以否认。唐斯复曾特意撰写《失实的故事》一文澄清,申明陈岱孙和周培源是情敌,不过是文革中的某位天才异想天开杜撰的三角故事。唐斯复说:我母亲看了大字报回家问:大哥,这是真的吗?’‘瞎说!陈先生回答得斩钉截铁。同一时间,周培源的女儿也回家问妈妈:这是真的吗?得到的回答同样是:别听人瞎说!’”


细究起来,后一版故事的作者许渊冲,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1944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就读。按理说,他应该比1978年才进入北大的唐师曾更了解陈岱孙的事迹。


然而,陈岱孙与周培源却丝毫不像情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友情持续了近五十年。


陈岱孙是周家的常客,周培源的头发白得早,他开玩笑管周培源叫周白毛,时常带小外甥女唐斯复去周家玩,唐斯复说:周培源看到我们,总是挥动双手,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周夫人就把家里的好东西抱出来给我们吃。


周家的孩子都管陈岱孙叫陈爸在我们眼里,陈爸总是一副模样,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材,稳健的步伐,慈祥深邃的目光,喜怒从不形于色。父亲常说陈爸是‘gentleman’(绅士派),学问好,为人宽厚、正直。妈妈说陈爸讲故事,听的人肚子都要笑破了,而他依然平静如水,就像什么都没说过一样。长大后的周家孩子对陈岱孙也特别好,不论哪一个出国、出差回来,买的东西第一个送陈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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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抱周如玲、陈岱孙、王蒂徵、金岳霖扶周如雁、朱自清、李济侗扶周如枚


陈岱孙和周培源关系这样和谐,对于他们是情敌的说法未免也太过荒谬。他的外甥女唐斯复也说:他是独子,父亲的这一房需靠他传宗接代。就他所受的渊源家学的熏陶和为人之任的传统教育,他绝不可能为爱恋朋友之妻,忘却自己的责任,无视母亲因他未婚而终生焦虑,做出有悖于伦理道德的事。


不过,在西南联大的独身教授里,金岳霖爱恋林徽因,也是林家的常客。他终身未娶,最后,是林家的孩子照顾了金爸的晚年。


陈岱孙与周培源的友情并不能证明什么,唐斯复和周家子女的否认,不排除有几分为亲者讳的可能。毕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花边新闻对一个人的声誉常常是致命的打击。


陈岱孙究竟有没有爱过王蒂澂,从传闻和否认里寻不出真相。只是,当时光渐行渐远,那段传说里的三个人都一一离世,人们却怀念起那个年代的纯情。


就算陈岱孙真的爱恋王蒂澂又怎么样,他对她的爱恋,不是婚外情,不是第三者插足,只是一个男子坚守着自己的爱情。


他没有打扰过她的家庭,没有给她造成过困扰,当她有困难的时候,他总是站出来,我家孩子多,母亲又体弱多病,家里开销大,钱不够用,经常是陈爸慷慨解囊相助。


他的爱,不像唐斯复所说违背伦理道德,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再那么想。


在这个爱情常被随意抛弃和背叛的年代,陈岱孙式的爱情太过珍贵。也许在当今世上,再也不会有人用一生的时光来守望一段无望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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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陈岱孙(左一)、金岳霖(右一)与周培源全家在昆明。


关于陈岱孙的独身,他的外甥女唐斯复说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她说:正因为陈岱孙先生求学、治学专心致志,性格内向、矜持、洁身自好,又强调婚姻必须两相情愿……还因为父亲逝世尽孝服丧失去婚姻良机等原因,让他独自度过丝毫没有蝇苟的纯洁一生。


不管陈岱孙独身的原因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唐斯复对陈岱孙一生的评价却是中肯--纯洁。他任教七十年,把清白的一生悉数献给了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打响的时候,他连家都没来得及回,直接随清华南迁。抵达长沙时,除了身上穿的一件白夏布长衫,别无长物。


他一贯是整洁的人,在他自己家中,衣物、书本甚至杯碟都摆放在固定的地方,床单被罩都浆洗得洁白如新,甚至烧水的茶壶都套着针织的套子。可是,清华南迁时,教授们一起住在条件简陋的大升旅馆,有人因此产生摩擦,他与朱自清同居一室,却没有一言抱怨,还写了一副诙谐的对联,联语曰:


小住为佳,得小住且小住。

如何是好,愿如何便如何。


按理说,出身世家,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在清华工作又拿着四百银圆的高月薪,应该最不能忍受生活的艰苦。可是在西南联大的八年,他住过戏院的包厢,尝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承受过手稿在战争中化为乌有的打击,却依然坚持了下来。


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也保持了自身的高洁。


解放北平前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劝他去台湾,说:这是飞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了。蒋先生请您一定动身,到台湾再办清华大学。


他谢绝了,因为国民党的腐败让他失望,他不愿再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他选择了留下。


文革来临,他也被打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可因为他一贯的品德,竟没有被关牛棚。据说,工宣队、军宣队都为他的气度所震,没有对他直呼姓名,而是尊称他陈先生。他那样的出身,又曾留美,居然在文革中保全下来,简直是个奇迹。


文革时期,陈岱孙救济过一个学生,那是他三十年前教过的学生。这名学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不仅被开除公职,还一度患上精神病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找不到工作,一家老小生活无着,几乎靠乞讨度日,自家的亲友害怕受连累,避而远之。唯有陈岱孙--他三十年前的老师,一个已经70多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冒着包庇右派、被批斗专政的风险,向濒临绝境的学生伸出援助之手。


周培源与陈岱孙


陈岱孙从自己的薪水中每月挤出五元钱,救济这位学生,他不是接济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而是连续八年,直到学生被平反。


那时候五元钱是很大一笔数目,足以养活一家人。八年来,就是靠着这每月五元钱,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一家人才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文革中,北大物理系的叶企孙被冤入狱,罪名是叛徒”“特务。叶企孙没有结过婚,出狱后,重病的叶企孙无人照料,陈岱孙不顾被牵连的风险,总是去看他,给他送食物和营养品,直到叶企孙去世。


文革后,当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因为基础差而受到歧视时,他又一次挺身而出,他说:这样对待他们不公平,他们也是时代的受害者,我来给他们上课。于是他增加课时,为他们补课,累得整个人都瘦脱了形。


他一直在接济和救助别人,就仿佛他仍是陈家的公子,不用为钱发愁。他名校毕业,曾经翩翩正年少,游学欧洲各国,为了听一场最纯正的歌剧,他不惜专程从巴黎赶去意大利。可那是他回不去的少年时代。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清贫的老人,他的生活也时常陷入困境,直到1995年,他的月工资实发也不过八百六十元。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曾有过富足的生活,可始终觉得钱是身外之物。他经历过贫穷,然而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没有丢掉从小教养得到的高洁。


他与人交往从不为利益,所以在文革中,他不怕受牵连,坦然接济他的学生,照料他的朋友。


他处事也不因时世而改变,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和良心,文革后他也不歧视工农兵大学生,替他们说话,为他们补课。


他重义,为了一句承诺,可以等待六年;


他重情,为了心爱的女子,可以守望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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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他九十五岁生日的那天,北京大学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他的学生们从世界各地赶来,有的已白发苍苍。


他的致辞简短极了,他说: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


除此无他。


他是真正的贵族。


贵族不是有几座豪宅、几辆名车就可以成就的,而是--哪怕在西南联大破落的茅草校舍里,也能像他一样西装革履,衬衫袖口永远雪白,法式袖扣一丝不苟地扣上;下雨的时候,也能像他一样,在漏雨的校舍里一面讲课,一面露出儒雅温文的笑容。


1998年,他去世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从昏迷中醒来,要看钟。他的子侄们拿给他,看后,他点了点头。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保留了每天630分起床的习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大学


贵族已被用滥的时代,他是最后的真正的贵族。



转自《朗诵艺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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