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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80年代, 利川, 四川, 文革, 文革后


关于1980年代办剥枣诗社的的零碎记忆


--作者:苏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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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语


前几天,在一篇文章里读到屠格涅夫晚年的一则故事:1883年夏天的某日,重病在身的屠格涅夫从布格瓦尔写了一封真挚动情的信给老托尔斯泰,诚恳的请求道:回来吧,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当我读着老野追忆剥枣诗社的帖子时,屠格涅夫百年前遥远的呼唤久久地缭绕于耳:回来吧,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哇塞,我枯涩的眼眶忍不住溢出了几滴青春的潮湿


虽然我知道,我很难再回到象牙塔式的文学殿堂。诗歌或小说已渐渐离我远去,契可夫笔下日益灰色的小公务员故事才是构成我庸常生活的主要节目。但这并不防碍我一侃到文学,便有某种浪漫的情调隐然勃起。我不知道托尔斯泰是否真的想离开文学,也不知道屠格涅夫凭什麽说托尔斯泰离开了文学。与其说托尔斯泰想告别文学,不如说他想告别的是财富和高贵的伯爵身份。想起来真的令人惊讶,18821884年间的托翁正在为采取何种方法,才能把自己的家产分给手下的农人而懊恼万分,他甚至为此一再萌生离家出走的念头。但托尔斯泰忽视了他所反对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没有财产,就没有自由。伟大的托尔斯泰居然不是他贵族庄园的法人代表,他银行户头上至少一半的产权人是他尊贵的太太--索非亚·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没有索非亚的签单,托尔斯泰根本无法处理自己的财产。所以,痛苦万分的托尔斯泰只好扛着罪恶的财富,一边写着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小册子和启蒙农夫的识字课本,一边继续徘徊在文学的殿堂里,写下了充满悔罪色彩的《复活》。那时(1899年)他已到七十岁的高龄了,却一直在是放弃财富和文学,还是过一个普通农人的生活之间犹豫徘徊。虽然,罗曼·罗兰说《复活》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个遗嘱,但托尔斯泰其实一直没离开文学,哪怕他最终抛弃了一切:荣誉、财富、文学、家庭……82岁的那一年离家出走,亡故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无名小地方。但他的出走本身就是一出精心策划的文学创作。1890年托尔斯泰就开始撰写一部自转性的剧本《光在黑暗中发亮》,剧中要抛弃原有的生活走向未知世界的主角萨林采夫正是作者自我的写照。但这出戏没写完,交织着灵肉苦痛的作者矛盾重重给不出一个理想的结局。直到1910年,整整二十年的时间修炼,托尔斯泰才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剧本的最后一幕:出走,然后死亡。


我实际的生活其实更贴近托尔斯泰巨大身影背后的那个把握财权的世俗面孔:攥紧每一个铜板的伯爵夫人索非亚女士。我可不愿抛弃万贯家财离家出走,如果有的话。说实话,倘若选举公司董事会的主席,我会毫不犹豫地投托尔斯泰夫人一票,要过日子嘛。但托尔斯泰的文学动作总让我激动万分,其实,一切文人故事都会让我灰色人生亮一把。我平庸地活着,在托尔斯泰和菜市场的讨价还价之间。文学的情调依然好强地遮蔽了世俗的庸常。所以,当我在回忆二十年前自己那点可怜巴巴的文学经历时,会突然从屠格涅夫的信件想到托尔斯泰晚年的故事,弄得自己中年的眼眶止不住泪水汪汪,啊,文学,文学,你曾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个后极权时代我们冒着结社的危险紧密地团结在你的周围。我现在准备回忆这段生活,就象托尔斯泰用具体的行动完成《光在黑暗中发亮》 的最后一幕一样,我要为自己和我们那一代的诗酒生涯留下几行无聊的文字记录。



20年前的1980年代,对于我们这群刚到发情期的雄性动物来说,乃是一个诗歌创作和流氓无赖狼狈为奸的年代。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县城里,一群街头混混三天两头地打架斗殴,最后终于回到了M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毕竟,那年头非常稀薄的所谓高等教育(哪怕只有恩施师专的水平)正在稀释我们血液里市井泼皮的狼奶毒素。我们要从武器的批判回归批判的武器,在自己粗蛮的街头恶少的脸孔上贴一张文雅的诗歌面膜。告别了暴力革命的诱惑和瓜分地主浮财财的冲动,我们纠结在缪斯女神的石榴裙下,企图向高贵的精神层面靠拢。


WG十年的浩劫后,理想信仰和道德基座正在全面崩溃,我们其实很侥幸的搭上了最末一班车向上行而不是向下滑。我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但我本能地猜测1983年的严打可能把很多优秀的诗人送进了笼子。诗人与流氓只隔一层纸。而我们这群随时可能被收容的烂仔,居然和高雅的诗歌结盟。198288剥枣诗社就这样诞生了。



当我企图讲述这个诗歌团伙的故事时,我有必要简单的叙说一下我们那一代的成长背景。老野提到的所谓剥枣十七子基本出生于19611964年代,从呀呀学语到发育成熟,我们经历了完整的WG岁月,在一种夺过鞭子揍敌人的仇恨哲学中茁壮成长。我们的父辈在1949年中原逐鹿,河山异主的前后纷纷钻进了革命队伍,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正是这或多或少的革命履历使他们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朝里,大大小小都捞到了一官半职。所以,如果借用当年的流行术语准确地描述我们这群人的话,应该称作干部子弟,和王朔笔下动物凶猛的大院子弟非常接近。朱学勤先生在批判传承着湖南农运痞子精神的大院子弟时说:你们的父辈消灭了贵族,你们又来冒充贵族。


在一边是造反有理刀光剑影的武林纷争,一边是欲穷欲革命的暗淡岁月里,贫穷和斗争交相出现。我们这一代正在饥肠辘辘的啃着社会主义的草,为了避免长成资本主义的苗。那时的流行歌曲除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砸碎万恶的旧世界。那象当今的声色世界,一个矮壮的男人也可以女人似的唱什麽腻腻的甜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多人不知道,1970年代有部红透中国的电影叫着《闪闪的红星》,那里面的主角潘冬子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少年黄飞鸿。他在一个应该玩玩具Q的年龄却玩起了真Q。这个危险的动作可不是美国佬玩Q时表述的意义:枪不仅是一种武器,而更重要的暗示在于--它是一种权利。革命小将潘冬子的Q则是专门为了消灭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而制造的,那一部分应该被仇恨的子弹所洞穿的人群叫剥削阶级


所以,我们长大后,在学校和街头打架斗殴,制造着一起起的流血事件,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当我们不能象革命先辈那样用暴力手段推翻一个朝代,甚至因年龄太小连WG的武斗情节也没能赶上参与之时,我们只好用武力或者说用拳头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打巷战。对上辈们改朝换代的宏大叙事的拙劣摹仿秀,使我们的仇恨哲学变成了一出街头散打的江湖闹剧。我们小时候的世界可从来没有什麽安徒生的童话或猫和老鼠的游戏。在阶级斗争和准军事主义的环境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这一代,粗鄙的身胚很难容纳下博爱、悲悯、忏悔、宽恕……这样高贵的情怀。其实,我们的人生课本里从来就没有这些当时被认为只属于资产阶级专用的词汇。从小学到中学,我们熟悉的字眼是阶级仇、血泪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而且打倒了还不解恨,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被打倒者永世不得翻身。M时代的中G第二号人物国家ZLSQ和后M时代的DSJ师,当年就曾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千万条黄飞鸿似的无影腿中头晕目眩,倍受折磨。


我们在一个既没有物质财富,更缺乏精神饲料的粗糙环境中生长,居然却向优雅的诗歌靠近,这仿佛是一个世纪末的黑色幽默故事。我想,我们应该感谢虽然简陋但却仍存几许斯文气息的恩施师专,正是相对封闭的校园世界使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处于野蛮状态的前现代岁月渐渐回复到文明时代。我想起我们中间有一批高中毕业后失学的朋友,在我们求学的那几年因窃色或斗殴相继进入了局子而饱受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很多时候,就在他们戴上手铐的头天晚上,我们还在同一张酒桌上猜拳行令。读书与求学减少了我们的犯罪机会,而文学和诗歌则让我们干涸的心田开始分泌出人性的汁液。我们慢慢地知道了,在与他人和社会的交道中,有远比拳头和脏话更为优秀的沟通路径。当然,师专毕竟是一所不入流的师范学校。我们这代人乖谬的命运常常令人哭笑不得。说我们幸运呢是因为我们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四拨闯入大专院校的莘莘学子;说我们不幸呢是因为正当我们需要精神营养的时候,喂养我们的却是一把社会主义的稻草;正当我们需要精神导师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实在是一群平庸之极的老师,他们的精神世界几乎跟我们同样荒芜。怪只怪我们本身也是一群平庸的学生,无能考上一所高手云集的大学去修炼九阴真经


所幸的是,我们这群人身上虽然有着浓厚的梁山色彩和桃园义气,但把我们集合在一起的最终原因还是精神上的同气相求和学问上的师友之谊。在文学和诗歌的路上相濡以沫,趑趄前行,套用伟人的话叫着摸着石头过河,先求温饱,再奔小康。我们的思想和学识更多地来自于自学,来自于图书馆和朋友间相互的影响与启迪。饥饿的胃囊见到什麽都好象是食物,随便捡一本书就以为是武林秘籍,甚至一本前后都扯不见了的关于古人如何写书信、碑志、家谱类的破书,也在我们的手中传阅有日。由于缺乏名师指点,很多时候,我们也许把九阴神爪练成了九阴白骨爪,但那总算是一门功夫啊。


或许,我是从我以为的角度来讲述过去的故事,描绘的情景有着太多的主观色彩。但我再仔细看了一下我上面的文字,还是基本符合1980年代我们这个群体所处的客观背景,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舞台上开演了剥枣诗社的第一幕。



想当年,诗性之美和人性之恶交织于一身。我们既有蛊惑仔的无赖,又有骚客式的煽情。在打架斗殴,作奸犯科的同时,又清词丽句,无病呻吟。就象我在第一段的回忆中所言说的一样,那是一个诗歌创作和流氓无赖狼狈为奸的时代。在这一节,我想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既有文学包袱可陡,又有哥们义气可谈的接近刑事案件的段子。


这个传奇色彩颇浓的故事,自然肇始于一场文学抒情活动。1983年夏秋,我们毕业待分配(那时的毕业生尚由政府统一安排工作,真是幸福啊),便与闲散的老野一拍即合,决定来一次长途奔袭,从利川步行到奉节,游览三国的白帝城,唐代的夔州府。大约是那年的8月,我们一行十多人在利川柏杨的大水井集结,由一个多年穿行此道的朋友老刘引路向奉节进发(老刘当时乃柏杨奇人,1949年后迭遇坎坷,曾有一段时间衣食无着,靠在川鄂道上贩盐为生。所以对利川至奉节的走私暗道尤其熟悉,那可是当年最具中国乡村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哟)。那一次的步行叫我们这帮干部子弟真正体验到了甚麽叫艰辛,甚麽叫饥饿,甚麽叫疲惫,甚麽叫穷苦,甚麽叫愤怒……


从大水井出发,山高水远,一路皆是羊肠小道,有时甚至不辩路径。记忆最深的是三处地方:酸枣梁子,花滩子河,酸枣坡(我们的诗刊叫《剥枣》,真有些因缘巧合)。酸枣梁子,酸枣坡皆是当地的大山,两峰对峙,海拔最低估计也在2000米上下。花滩子河在酸枣梁子和酸枣坡之间,水清见底,碧波荡漾。走到酸枣梁子的时候,已是中午的时分,山径上多是沙子石子,我们几乎是一路滑行才到了山脚的花滩子河。陡见清流,我们不顾一切地扑入那一溪碧水中,洗尽尘世的劳顿。汗臭消尽后,饥肠响如鼓。而花滩子河上零星的几处农家,是真正的柴屋茅篷,即便搜尽家藏也找不出我们十多人的口粮,不管我们愿出多高的价钱。当地的穷困的确令我们惊讶不已。几经找寻,终于有一家愿收留我们这帮蝗虫似的饿徒。其实,走进他家,也别无它物,只有几麻袋土豆。但见主人将锅里的猪食舀出来,用清水涮一下锅,便把土豆连皮带泥倒入锅中,放些许油盐熬煮。半小时后我们便狼吞虎咽地大快朵颐,公推此餐为平生罕遇之佳肴美味。真所谓饱暖思淫欲,老野在喝完洋芋汤后,居然兴致昂扬地赞美一个村姑的秀色可餐。我们十多人大约吃了一麻袋土豆,最后结帐,好象只付了一块五角钱,不会超过两块。接着,我们虚汗淋漓地爬上酸枣坡,当夜宿于奉节土祥。同人醉河君还为这次艰难的跋涉写了一首哲理味的短诗:


上爬,

躺下……

躺下,

上爬……

希望在脚步中放大!


不该发生的故事也就此发生了。第二天,我们砸了一辆检察院的吉普。事情是这样的,晨起于土详,便听说因山洪爆发,冲断了公路,我们必须再赶二十里地,到一个叫白蜡的小镇,才能搭上去奉节的客车。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当即炸晕了我们。除了我这样不怕走路的外,大部分同人只得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一瘸一拐地匆匆上路,朝白蜡走去。尤其二三子是一个实心脚板,最怕走路。爬酸枣坡的时候,便是靠老刘前拉后推,才得以登顶。这下听说还得赶二十里,真恨不得悬梁自尽,一了百了。


到了白蜡,终于挤进了客车。由于交通中断多日,聚集此地的旅客太多。我们这辆车只有四十个座位,却塞进了六十到七十人。而客车竟不能正常开动,因为前路的正中停着一辆吉普,等了半天,也无人来将其开走。这下把我们激怒了,燥热的天气加上青春的激情,同行的雪峰君开始发表演讲,说善良的百姓们,不能再忍受了,走,去把车推开。当地的农人对官车向来害怕(当年只有局级干部,才可以配备吉普。那时帆布车蓬的北京吉普还是高档车哟),不为所动。只有我们这帮蛊惑仔冲下客车,把吉普推开,并砸了车窗车灯泄愤,便斗志昂扬地一路奔去奉节。


是夜,下榻于县城的东方红旅社。晚8点左右,天刚黑,一群戴着红袖标,手持木棍的棒棒队冲进旅社,挨房搜查,把我们这帮人一个都不少地抓进了检察院。原来我们白天砸的吉普是检察院的专车,他们正押送犯人到土详去开公判大会。因公路中断,便抛车途中,进镇找电话联系。不料竟遭遇了我们这群“B的袭击。真是太岁头动土,我们注定在劫难逃了。在检察人员的连番审问中,君鸿君站出来承担了一切,他被目击者指证是当时手持石头,砸碎车灯的人。第二天检察院通知我们君鸿被刑事拘留15天。离开奉节时,我们洒泪道别,差不多留下所有的财物,交给另一位同人雪村,由他留下来等候君鸿的出狱。


君鸿回来后,是同人中第一个宣布退出剥枣诗社的人。那15天的噩梦使他陡觉权势的魔力,决定告别幼稚的文学故事,要走中山装的道路(仕途)。


这次的奉节之行,还催生了我们的社歌。曲调照搬上世纪初弘一法师的名作,只是歌词稍微作了点修改,是老野改的。记得是在白蜡等车的时候,老野独自跑到一片竹林里匆匆改就。他向称快才,出口成章。我现在还依稀记得歌词:


长江边,古城外,江水碧连天。暮笳断续猿声残,流水送孤帆。别时易,见时难,故交五湖间。执手一笑泪阑珊,今霄别梦寒。



回忆枣园,虽然我有意将它作为1980年代僻陋山地的纯粹文学事件来叙述,但枣园的历史终归是俗世生活的一页。里面固然有一些思想的光斑在闪耀,文学的欲念在煽情,而归根结底,我们在生活中主要的角色担当是俗人而非文人,是贴紧地面吃喝拉睡的动物,而不是高高在上餐风饮露的仙神。面对菜钱酒价,纸费墨用,我们注定要在诗情画意的文学面具上露出锱铢必较的算盘思维。虽然,那时我们对文学的纯情真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写诗不为稻粮谋,连给刊物投稿的兴趣和举动都很少。大家的习作几乎只在同人的圈内流传,闭门造车,自娱自乐,视钱财如粪土,拿诗文当黄金。象纯洁的处子一样不知道世上还有一个天下熙攘的名利场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确实迂腐得可爱复可怜。但理想主义的激情至今令我留恋忘返,尤其面对物欲横流底线沦丧的当下,我从不后悔我们那几年何其肤浅又何其单纯的文学春梦。回首当年,记得我们中的一些人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前路,踩着了时代的节拍。在1980年代中期,便已开始了生意场上的思春之旅。当时中国改革的最大原动力正是驱动了经济改革的车轮,一路高歌猛进到今天。


同人中的醉河君是湖北省银行学校的毕业生,经济金融是他的本业。我们多是教师,唯他一人在利川农业银行谋食,和经济打交道,钱财相往来。所以,最先在文学的头脑里注入了经济的铜臭非他莫属。对他而言,无非是《诗经》、生意经同念耳。醉河兄当年也是一个在枣园中思维诡异的怪才,其醉河的笔名便源于他与老野、雪村等同人的一次利川星斗山原始森林的探险。当时,他看到了一条他愿托付终身且溶化其间的山野清流,便裸身绿波,不酒而醉,回来后以醉河作笔名记其星斗山的游踪。我私下的印象里读西方的译著(因不懂外文,无法读原著),醉河在我们那拨同人中算是多的。从《资本论》到《歌德谈话录》他几乎都是逐字逐句的研读。我们热衷于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的时候,他却捧着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摇头恍脑。他当时对哲学的兴趣浓于文学。所以,言谈之间,我们常常碰撞得火花四溅,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不欢而散。现在看来,他那时的很多怪论都是言之在理的。


我们的诗文生涯中,脱矜持而寻外遇,告别装处情结,应始于醉河的选择。大约在1984年,那时,破败不堪的利川街头出现了一则招聘广告,说本镇的一家叫知青饭店的旅社,年年亏损,为了转危为安,扭亏为盈,该店愿面向全城招聘经理,引进人才。醉河凭借其经济学的训练根底敏锐地捕捉到商机,率先揭谤,敢为天下先,辞去农行职务,入主知青饭店,成为新时期利川县镇的第一个应聘经理。这在当年的小城轰动一时。我们这帮文友除了在他激起的耀眼浪花中,与有荣焉地津津于我的朋友胡适之外,理所当然地成了酒店出谋划策的幕僚阶层。第一招就是将味同嚼蜡的知青饭店更名为诗意盎然的桃花村。文人伎俩天然地只能局限于此类虚张声势的花拳绣腿上。


桃花村酒店在枣园的历史上可谓举足轻重。我们在酒店成功地举办了两次全省文界参与的清江民族诗会84年、85年)。这段故事,老野来讲,最为合适。因为两次诗会的操办都是他一手一脚搞出来的。会议的经费全靠当年到利川、恩施的一些厂矿企业募捐化缘,才得以解决。其中大部分资金是老野拉来的赞助。那时,他便显现出文学以外非同小可的能量。所以,两次诗会的详情由他来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诗会之后,剥枣诗社从此扬名楚天,走出鄂西。还因此和湖北境内另一个在京山的诗社有了往来。所谓鹦其鸣也,求其友声。而操持京山诗社的竟然是一帮女将,令千里之外我们忍不住偷怀思春之情。她们那时的刊物叫《耕耘者》,比我们阔气多了,是铅印本。我们曾在鄂西帮忙四处推销。两社的交往也可算作当年的一段佳话。


还是回到桃花村的话题。那年头,桃花村一直被我们视为枣园的一个经济实体,它的真实身份好象是利川劳动局下属的一个集体企业。其实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商业社会的契约规则,完全是朋友的一厢情愿,把桃花村当成了枣园的产业。所有国营企业产权不明的弊端,在枣园与桃花村之间也一样存在。我们那时吃在酒店,住在酒店,却很少买单结帐,至少我自己是从未在收银台去结过住宿费的。饭钱自然要买单,但多半要打很大的折扣,而且常常赊帐,并借时光的流逝慢慢地赖掉。不过两次诗会的费用,醉河的算盘却打得很精,枣园似乎没讨到甚麽便宜。


那时经营一个经济实体,我们皆无经验。醉河的酒店管理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又用得半生不熟,经常发经理之脾气,炒店员的鱿鱼,酒店的生意便每况愈下,不得不寻食宿以外的生意来弥补酒店的亏损。听说国际市场兔毛看涨,醉河立马购进了一车长毛兔。我记得当时很贵,大约要100块钱才能买一对。但喂养不得法,市场又瞬息万变,最终血本无归。接着又一头扎进药材生意,贩卖黄连杜仲,仍然财运不佳,赔了夫人又折兵。折腾几年桃花村终于奄奄一息,醉河下课,沦到了劳动局来炒他的鱿鱼了。在他时运不济的时候,我们这帮酸文人对他也无涓滴之助,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醉河由一个文学青年到饭店经理,再到喂兔子,贩药材,终于洗尽了一身文人酸气,由虚空落到实地。1988年,他飘然一人南天行,在海南岛摸爬滚打至今,已俨然成为一个精明成熟的商人。去年我在海口与他杯酒言欢,他与老友不谈生意,却跟我大侃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依稀回复到当年的时光。至今想来,别有一种温情在心头。


(未完待续)



转自《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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