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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殡那天 我拒绝与父亲同行


--作者:止小戈


201884日,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老照片,我想找到照片中的三个人。


这张照片静静躺在我的书房二三十年,我从没有这么仔细看过。照片中的他们,是那么年轻。


特别是左下角的一位,五官精致和现在的偶像青年一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尽管我从未叫过他一声: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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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的爸爸妈妈是根正苗红的领导,做为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也很爱我。但说不上什么原因,似乎我从小缺乏和爸妈撒娇的能力,倒是家里照顾我的外婆和常来的姨妈让我感觉很亲近。


记得每次姨妈来都要给我洗澡洗头,把我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平时省下的甜点拿出来,看着我吃,眼神中流露的关怀,让我很轻松自在。


爸爸妈妈都没有画画的基础,但不知为何我对画画似乎极有天赋。小学毕业我就被特招保送到专业学校学习美术,每个月领着11元的工资。当时入厂的学徒工每月才8元钱,所有亲人都以我为荣。


那时我13岁不到,因为要住校,平时很少能回家。偶尔回去,也不会像正常孩子一样,和爸妈亲热。我在长辈面前表现得越来越懂事,越来越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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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中)和我的爸爸妈妈


1970年,我才19岁,刚刚提前毕业分配了工作,妈妈就着急给我安排了一门婚事,未婚夫是个军人。


那时年轻人都下乡当知青,能像我一样留在城里工作的很少很少,我内心不愿意那么早进入婚姻。但从不敢对爸妈说反对意见的我,默默接受了这门婚事,接受了远方从未谋面的未婚夫。


只是没想到这段突如其来的婚姻,不仅没有所谓的浪漫,还带给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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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未婚夫是军人,我们的婚姻要经过严格的政审,政审报告显示:我是领养的。


我叫了19年的爸爸妈妈竟然不是我亲生父母。我的亲母是偶尔来看我的姨妈,而亲生父亲是个历史反革命,正在监狱服刑。


另外,我还有两个妹妹也过继给了别人。现实让我目瞪口呆,但我却连哭诉的地方都没有,我把自己关在房间,谁都不理。


威严的养父生气了,气愤地说:你一个反革命子女,没有我的大红伞保护着,你就会读不了书,就会没工作……”


在养父震耳欲聋的话中,我内心突然无比惊恐无比卑微。我恨我的亲生父母,我不知道他们为何生下我又不要我,我一点不想被领养。


但养父说得对,没有他们我什么都不是,我还有什么好任性的?我乖乖听从了他们的安排。


未婚夫从部队请了婚假回来,我们才见第一次面,话都还没说上几句,就结婚了。三天后,因部队要马上出发到老挝参战,新婚丈夫被紧急召回部队,上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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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在老挝前线


在和丈夫聚少离多、牵肠挂肚的日子里,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开始学着做母亲。


有次我去看望生母,对于我们的母女关系我们一直闭口不谈。我依然叫她奶奶(重庆方言,有奶妈的意思),她依然对我关怀备至。


在她家里我见到个陌生男人,有些苍老,收拾得还算干净,说不上喜欢但也讨厌。他仔细看了看我,对我认真说:以后你要对奶奶好点。


我一下很恼火,心想你是谁哟,凭什么安排我的事。


不久后,母亲来见我,说那天在家里见到的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他现在已经出狱,一个人孤苦无依,想复婚将来有个照顾,母亲特别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一听,不假思索拒绝了,对母亲说:就算你现在过得不快乐,你也要在他面前假装幸福快乐。他对不起我们和我们家,你要与他复婚,我们就断绝一切关系!


我说得那么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母亲默默看着我,眼里充满泪光,里面有哀求、绝望和痛苦。


见我那么坚决,母亲只能默默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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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ZG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19805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绝大部分平反昭雪。


拿到平反通知书的父亲兴冲冲跑到我的单位,告诉我他平反了,他是无辜的,他不是坏人……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过去没有任何外人知道我是领养的,更没人知道我是因为亲生父亲坐牢才抱养给别人的。这些恰恰是那个时代被人鄙视的。


办公室的同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和突然多出来的父亲,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和无地自容,冲口而出: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说完转身走进办公室,把门使劲一甩,门一声重重关上了。我跑到一个阴暗的角落坐下,眼泪哗哗往下流。父亲却在办公室门口,目不转睛的盯着紧闭的房门,默默地呆站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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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长的教育体系中,劳改犯就是不可饶恕的坏人。尽管父亲已经平反,但我依然要与他彻底划清界线,而且越彻底越好。


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以有这样的血缘关系而深感痛苦和耻辱。两位老人感受到了我的敌意,再也不敢提复婚的事,也尽量避免同时出现在我面前。


不久,郁郁寡欢的母亲因车祸去世。我是长女,尽管我从未叫过她一声妈妈,但我从小都感受得到她的爱,担心养父母多心,我们三姊妹决定偷偷给母亲办理后事,没有通知任何人。


三姊妹相约在安乐堂为母亲守灵,守到半夜,寒风从外面吹来,三人害怕的挤成一团。最后,年纪小一些的三妹实在受不了,拨通了同学的电话,同学又约来另外几十个同学,大家开来几十辆车停到安乐堂外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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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姊妹


尽管我们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但父亲还是知道了。出殡那天,他很早就赶到殡仪馆,扶棺痛哭。


当时,我们依然坚定地认为他是坏人,根本不能原谅他,也无法理解他此时此刻为何那么伤痛?


待到出殡那一刻,我们陆陆续续上了车。当步履蹒跚的父亲也准备上车时,我毫不犹豫拒绝了和他同行。


透过车窗,父亲那哀求的眼神并未打动我,一个坏人怎么会有真的感情呢?他就是在演戏,我拉上车门,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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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寒冷的晨风中,一个人孤零零的站着,目送我们离开。


我们把母亲的骨灰盒暂存在殡仪馆里,准备择吉日再入土为安。但没想到,父亲却偷偷把骨灰盒接回了他空荡荡的家。


等我们找到他质问时,他说母亲最需要他时他在牢里,没能好好陪她,现在他要每日每夜、每时每刻陪着她。


我心想这个人疯了吧?


处理完母亲后事,我终于静下心来整理母亲的遗物。只见箱子里藏着一大摞泛黄的信,全是父亲写的。那些从监狱里发来的信件,纸张早已泛黄,但每一字都是相思,都有真情。


我是女人,我的婚姻是养父母包办的,我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恋,但我能感受能体会。我突然很困惑,父亲这个坏人,为何会是母亲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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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父亲把母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我们三姊妹不得不前往扫墓。很多陌生人跑来感谢我们,说他们都是母亲接生的。


我才知道原来母亲是个医生,爷爷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镇长,膝下三个儿子也是各有出息,小镇上一条街的商铺都是爷爷家的。


父亲叫胥志刚,据说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会画画、弹琴、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两个妹妹经常说我,你从小爱画画,一定是遗传父亲的。


尽管我不愿意,暗地里也不得不承认基因的强大。我对父亲虽然没有记忆,但6岁之前他一定也是给过我绘画启蒙。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开始,父亲时任重庆百货公司的宣传干事,在单位既受重视又遭人嫉恨。


在一次科室人员到基层参加劳动时,父亲看见一个售货员在撕红缎,随口说撕红缎的声音就像纸老虎发出的声音。有人说那是做五星红旗的红缎,向组织上揭发父亲有反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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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大家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热情,都积极投入到揭批父亲的斗争中来。人人口诛笔伐恨不得将其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令其永远不得翻身。


在突如其来的批判中,父亲为了尽快过关,少受皮肉之苦,他一次次写检查,却又一次次被退回,说避重就轻,不深刻,没有挖出产生这种反动思想的阶级根源。


审查者继续问父亲:是否有海外关系?


父亲如实告诉:有个哥哥在台湾。


审查者追问:在台湾干什么?


父亲说:当兵


审查者终于如获至宝对父亲说:原来是个国民党反动派!这就是你顽固站在反动立场上的根源!你不仅是个现行反革命,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


于是,父亲被送进公安机关,投入大牢。


那时我6岁,两个妹妹一个3岁,一个刚出生,母亲整天以泪洗面。组织找母亲谈话,要她站稳阶级立场,要她揭发父亲的反动言论和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行,并要求她与父亲划清界线。


为了使年幼的我们免遭牵连,母亲无奈之下只有与父亲离婚,并把我们三姊妹分别送给三户人家抱抚养。从此,我们改名换姓,母亲不再让我叫她妈妈,父亲也从记忆中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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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情母亲,可怜她这一生悲惨的遭遇,我想既然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现在她走了,那我应该替她照顾他。


我请人去打扫了父亲的家,把他的破烂家具统统换掉,还给他找了做饭的阿姨,甚至他过生日,我也会让他把朋友都邀请来给他祝寿。


大家都说他好有福气,有三个孝顺的女儿。但只有我心里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不带任何感情,更不会有父女之情。


父亲在我们面前总是很卑微,单位返聘他回去守仓库,每次只要一发礼品他就偷偷拿来给我,想讨好我,但我一点不领情。


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将一个文质彬彬的老人领到我们面前,父亲告诉他,这就是你的三个亲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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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情绪激动拉着我的手,嘴唇不停地颤动着半晌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老泪纵横说:


我害了你们一家人,我对不起你们!我害你爸爸为我坐了几十年的牢,你们也不能认祖归宗,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对不起你们!


我们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幕惊得不知所措。这个我心中的台湾特务,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老人。


抗战爆发时,正在读书的大伯受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在长沙、在衡阳,他和那些年轻的中国士兵一起冒死抵御日军。


抗战胜利后,大伯满心欢喜准备回家与亲人团聚,但另一场战争又开打了。1949年,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从此大海隔断了家乡的音信。


他的两个弟弟,我的父亲入狱,我的小叔丢了公安的工作。


大伯终生未娶,他经常梦到家乡的父母兄弟和他的未婚妻。每当夜深人静时,大伯总会情不自禁地轻吟《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回到故乡的大伯想到他父母的坟前磕个头,可坟早已在浩劫中被人铲除了。大伯只得对着荒草丛生的山坡跪下,缓缓地磕了三个头,干涩的眼里早已老泪纵横。


自此以后,大伯每年都要回到重庆,和我父亲住上半年。重庆的坡道上,人们常常看到两个白发老人拄着拐仗,佝偻着身躯一起去散步,一起去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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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的工资才几十块,大伯每个月拿出500元作为父亲的生活费。他们不缺吃穿,只是孤独,两个老人很希望我们能去,但我内心却一直过不了这个坎。


逢年过节,大伯就去买好多好多丰盛的菜,两个老人忙碌一整天等着我们去。有时实在觉得两个老人可怜,也会去一下,只要我们出现,他们都好高兴好高兴。


有一次吃饭时,大伯突然停下筷子,无比认真地说: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不是被战场上的对手打败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打败的。


我当时不知历史,鼻腔里笑笑,只觉得大伯是说了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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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执念,我内心没有接受父亲。2008512日,汶川地震,一生坎坷的父亲安详离世。父亲去世,大伯返回了台湾,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想着母亲多年的苦守,我们决定给他们合葬一起。买好公墓后,我们将母亲的骨灰迁了过来。但我们三姊妹分别是三个姓氏,而且都不姓,立碑人怎么刻?


思来想去,别无选择的我们只有省去了姓氏,单独留下名字。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全国掀起了一股纪念抗战的热潮。我意外接触了重庆一些画家,才知道早在十年前,他们就创作了纪念中国人民全民抗战的大型画卷《浩气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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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先生和部分主创人员合影


这幅画卷共用宣纸3300张,装裱总面积达18558平方尺,镌刻石制狮印168枚,重达4吨,可谓中国及世界美术史上的空前杰作。


画卷2010年在台湾展出,盛况空前。原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卸任前一天,给画卷题了名。


《浩气长流》打开了我的新视野,我才知道原来真实的抗战是这样的。我也是个画家,但年过半百的我,思想单纯的近乎可笑。


我停下画笔,走出画室,走进了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一个一个老兵去拜访,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去观察他们脸上纵横的皱纹。


这几年,我马不停蹄走访了600多个抗战老兵,协助王强老师为400多个老兵拍了照片。我在他们的身上一点点找回大伯的影子,找回父亲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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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慰问美术老师


我想知道父亲的故事,但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了。父亲走后不久,大伯也在台湾孤独辞世。


20187月底,我去成都拜访张湮老作家。这个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作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与流沙河、杨本泉和石天河一同被污为四川的四股黑水。张老把他的自传《白乌鸦》送给我。


回家后,夜深人静时我打开这本自传,看到张老年轻时的激情,入监狱后的无奈,以及儿子探监时的激动……


那一幕幕场景就像是父亲的经历。我突然很愧疚,父亲在监狱里活的希望就是母亲,但出狱后我还活活拆散了他们。我不仅没有去看过他,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真正原谅过他。


我是个极简主义者,家里很少留旧东西。父母亲去世后,他们留下的遗物我全部都处理了,只留下了一张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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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左下方是我父亲,左上方是母亲抱着我,另外三位应该是父亲的朋友。84日,我发布了这张照片,我想找到照片中另外三个陌生叔叔或者他们的孩子。


因为我想知道父亲的过去,我想重新去了解他,也想像所有女儿一样,可以撒着娇叫他一声:爸爸!



转自《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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