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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北京, 文革


蒋定粤(万里次子万仲翔前妻)访谈


作者按:蒋定粤,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三十多年前因参加文学诗社太阳纵队,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她对这场灾难细节的回溯,般般透出暴政对人才、人权、人性的无情摧折。



问: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答:我的名字叫蒋定粤,我是在广东出生的。五十年代初爸爸把我们带到北京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了六年,以后就上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就是首都医院。我毕业后在北京朝阳医院当内科医生。一九八零年我来到美国,在加州大学参加一个训练项目,现在我在美国做医生。


问:您当初为什么会参加到太阳纵队这个诗社里来的呢?


答:当时就是想找一个地方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实际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只是在星期天在一起聚一聚。当时,诗社发起人张郎郎的妈妈在中央工艺美院教中国文学,她有时候在周末组织诗歌朗诵会,自己念自己写的诗,就是这样。太阳纵队那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


最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


【那时候,我们家里兄弟姊妹也爱写诗,逢年过节我们家人经常在一起做诗,一人写一首。当时,郎郎跟我们家很合得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写一些东西大家互相念一念,并没有觉得是一个很正式的组织,就像跟家里人在一起一样。当时我们家里客人挺多的,我们非常好客,比如像叶圣陶的孙子,他叫叶三午,是非常好的诗人。】


问:您怎么认识张郎郎和太阳纵队里其他年轻朋友的?


答:我第一次见到张郎郎,是在中央工艺美院的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我的一个朋友叫杨孝敏,她对我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郎郎,是一个才子,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你一定想见他。我说:好啊。


那时,我才十三、四岁,还在读中学。


那天晚上,我去参加诗歌朗诵会,记得那天我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纪念碑》,那是我们家孩子都很喜欢的一首诗,等于我家的座右铭,普希金写道: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里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

我所以能和人民亲近,

是因为我曾用我的诗歌唤起人们的善心。

在最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

而且还为那些没落了的人们乞求过怜悯、同情。

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意志吧!

既不要畏惧污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

也不要和那些愚昧、狂妄的人空做争论。


我还记得这首诗,因为这是我很喜欢的诗。我们当时就借用这些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希望能够在这个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其实,我们最想做的就是能为中国、中国人民做点事,能够使中国变得富强,能够使中国人民摆脱痛苦。


那天晚上,我也朗诵了一首我自己写的诗,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听到张郎郎朗诵他写的诗《燃烧的心》。这以后,我就收到一封信,是张郎郎给我写的,我记得最后一句他写道:我非常焦急地、并且耐心地等着你的回音。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跟他交朋友没有什么不好,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从此,我们就开始在一起玩,我到他家,他到我家,开始交起朋友来了。我就是这样参加他们的组织的。我们定期、不定期地在他家里,和他周围的一些朋友,比如张久兴、于植信、张新华、杨孝敏,还有其他好多人,当时也没有组织仪式什么的,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是参加了一个什么组织。那时候他们男生写的东西,都是意气风发、发愤图强那个劲挺大的,很有号召性,比如张久兴这个人,很豪爽,做事情,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这些人常去游香山,坐在一起总是做诗,比如丁香花开了,我们就写有关丁香花的诗。我从小就喜欢写诗。我们家里自己也组织海棠诗社,丁香诗社啊。我爸爸妈妈都喜欢文学诗词,觉得跟郎郎他们很合得来,一拍即合。他跟我们家每个哥哥妹妹都很好。


后来到六三、六四年那时候,文艺界的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家就好像一个避难所似的,没有人来过问,我们家也很大的。张郎郎他们都常来我家,一来就讲故事。我当时心里觉得郎郎是个光芒四射的人,他能倒背如流。


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都看一本小说。有好书我们就传著看,我家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先看,然后到他家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传着看。大家都看了很多的书,一个暑假,有时候我能看一百本书,就这样,我浏览了古今中外很多名著,这是我主要的精神营养。


当时,凡是那些外面买不到的书,我们就尽量去找。我记得有一个荣宝斋的人,老是提着一些古书到我们家来,我爸爸就买下来,我就拿去看,我们大家也传着看。我爸爸也有内部的借书证,我们也能借到一些当时看不到的书,这对我们的思想有挺大的影响。


问:文革中,您是什么时候感到有压力的?对于你们的迫害到了什么程度?


答:我自己心里有一点内疚,就是因为太阳纵队的事,特别张郎郎的事,使我的家人和朋友受到了极大的迫害。当时张郎郎在美术学院念书,离我们家比较近,他差不多每天下了课都到我家来吃饭,然后我们一直聊天到半夜,他再回学校去住。


因为张郎郎和我、和我哥哥们的交往非常深,所以文化革命的时候,张郎郎被通缉,当时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就把他藏到我的一个朋友的家里。结果,把我朋友的家也抄了,他叫周正阳,把他房子都没收了,后来他回到北京也没地方住。


那个时候,因为张郎郎的逃跑,牵连了几十个人,文化革命中都受到了惨酷的迫害。有好多人该升级也升不了,有的被当成反革命对待。我自己的家人也受到了很残酷的迫害。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里的那些革命分子,有些人我直到现在还觉得,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当时做错了。


我不得不点一些人的名,我觉得他们太狠毒了。有一个叫鲍炮,他现在好像在国内还被尊称为美术家呢!他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叫赵国维,他现在美国洛杉矶。还有一个叫沈燕祥,他现在天津。他们当时把我们全都抓到美院附中,关起来,每天晚上提审,用噪声器吵得你根本不能睡觉,还用强光照你,拿皮带抽人。


在他们没有找到我之前,他们就到我们家去,美院的红旗派、革联派两个造反派,轮流到我们家里造反。当时我哥哥蒋之翘把不准武斗的《六六通告》贴在客厅门口。但是,他们还是先后把我哥哥和妹妹抓走了。


我哥哥叫蒋建国,他现在北京政协工作。还有妹妹蒋定穗也被他们抓走了。他们一定要问我哥哥和妹妹,我在哪里,张郎郎在哪里?后来,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我家里骚扰。


我哥哥蒋建国的耳朵被他们打聋了,当时医生诊断是耳膜穿孔。鲍炮和赵国维还用烟头烧我妹妹蒋定穗的脸,我妹妹脸上现在仍然有很黑很深的伤疤。你说,作为一个女孩子那时候那么年轻,就遭受这样的痛苦,我想起来就很心疼。后来,我妈妈也因为这个得了阵发性心动过速,一犯病就得马上送医院急救。


再后来,我们把这情况告诉了周总理,在周总理的过问下,才把我哥哥和妹妹放出来。那时候,红卫兵每天在房顶上站岗,占领了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电话他们都要听,因为他们想等我打电话回家,好发现张郎郎在哪里。


逃到钱塘江


问:那么张郎郎是怎样被捕的呢?


答:那时候,整个北京都是通缉令,要抓张郎郎。我们当时就有一种知道自己将要死去的预感,当时真的有这种预感,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抓到。张郎郎离开了北京,到天津去了。他给我发了一个电报,说:我觉得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你,你一定要来找我。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管了,马上就坐上火车到天津去了。可是,当我到了我朋友家的时候,郎郎已经感觉不能在那呆了,他又留了一个条:你一定要到上海来找我。


我就又坐上火车到上海。我是下午到的,他们说,郎郎上午已经到杭州去了。他又留了一个绦子说:你一定要到杭州来找我。后来,我又到杭州,那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张郎郎和他姐姐在龙井村那儿等我。我在杭州下了火车以后,坐了一个三轮摩托车,咯噔咯噔到了龙井村。


那一天我觉得是我人生最高兴的一天,能够再见到郎郎。这以后我们就想,可能我们只有几天的活了,人家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我们。我们就沿著钱塘江顺流而下,到了富春江和钱塘江交界的地方。那时候正好是四月份,溪水从山顶一直流下来,蔷薇花开得满山,山都变成了粉红色,美极了,美极了。可是,当我们回到杭州的时候,中央美院的红卫兵已经在村里等著我们了。我们都一块儿被逮住了,押送回北京。


文化大革命毁灭了我们这年轻一代人的所有理想。文化革命成了大革文化的命,无数的文学作品都被冠以毒草的头衔被铲除。当时,我们家也把我写的所有日记、诗歌、散文等等都烧了。


文革的时候,我自己信奉的是李卜克内西有一首诗里写的两句:现实也许欺骗我们,未来对我们却永远忠诚。当时我们只好用这样的一种精神来鼓励自己,现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可是,我们还有将来,我们就是以这么一种心情去捱过毒打。


红卫兵在杭州把我、张郎郎还有他姐姐一块儿带回北京来了,然后就在中央美院毒打。当时他们打张郎郎打得很厉害,打我也是那样。但是我们有一个秘密的沟通系统。中央美院的男厕所和女厕所是挨著的,我们每天都互相通一封信,或者一首诗,就在他们监督之下。郎郎去厕所经过我被看守的那个房间,所以我看到他去了以后,过一会儿我也去。我就选一个和男厕所离得最近的那间,下面有缝,我们就在那儿传递信息。


我还记得最后一封郎郎给我写的信,他说: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把你找到。当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想,我绝不能就这样死去。


枪毙!枪毙!


问:这样的迫害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有什么样特别难忘的事情发生?


答:后来我被送到农场劳改,记得郎郎的妈妈给我写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够到监狱里去看看郎郎,因为他已经被关在北京南边的一个什么地方。可是,当时我是没有自由的人,根本去不了。我们里面是没有探亲假的,每个星期只有半天自由,然后,大队拉著到张家口城里去洗澡。第一个冬天基本上就没有让我们洗澡。一开始我们就是被当成劳改犯那样来处理的。 


在那里,像北大的学生,清华的学生,我们都是在一个连队里。我们刚去的时候,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给我们办学习班。两年以后,抓五一六分子,把她揪出来了,我们又给她办学习班。你看,在那时候到底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谁也说不清楚。只要趋炎附势,报纸怎么说,他就怎么说,那样人就是对的。


问:您当时知道张郎郎的情况吗?


答:那时候,他被判处死刑,在北京被斗得很厉害。这些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被隔绝的,我那时在外地劳改。有一天,我收到我妹妹的一封信,她告诉我:今天我心都碎了,张郎郎被五花大绑押到工人体育场去斗,主持人最后问大家:


像这样的人该不该判死刑?


枪毙!枪毙!整个工人体育场就这么喊。


我妹妹回家以后就哭得泪人一样,而且说,当时他们把张郎郎的头都剃光了。北京人应该记得这件事的。后来,张郎郎的母亲叫我一定要结婚了,不要再等郎郎了。


问:您说您的哥哥,他耳膜被打穿孔,后来,他的听力怎么样了?


答:我哥哥听力下降很多。他后来还被关在看守所五年。他是在兰州被关起来的,因为他十七岁时才上中央美院,就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了兰州。那时候,我家里的许多兄弟姐妹都受到迫害。


我有一个哥哥叫蒋之翘,他很爱开玩笑,他在单位里就因为说了一句话,他说:基干民兵都是鸡蛋民兵。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第二天他去上班的时候,办公室楼上楼下贴满了打倒反革命分子蒋之翘!的标语。他们上纲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和赫鲁晓夫说过的中国人是一堆肉是一个腔调。他回到家里什么话也没说,就自杀,他喝了洗相片的药水,好在被及时发现,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去洗肠,才救活。


我也曾想过自杀。那时,他们把我带回第二医学院批斗,把我放在一个展览室里,让我像动物一样站在台上挨批斗。有一个星期,我每天都站在那里,让全校的人批斗,还叫来校外的工人农民。我站在台上,展览室里放着从我们家抄出来的东西,摆了一屋子。真是把人污辱得不像人了!我当时也想自杀,因为我没有自由,不能回家,被人看守。他们还把我写的信在全校的广播里公布,大会小会地批判。


说到我哥哥蒋建国,他们当时都是艺术家,其中包括,后来当了中央美院院长的朱乃正、我哥哥、还有陈为楹,他们那五六个人都是中国很有才华的画家,但是却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


问: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遭遇吗?


答:比如傅小石,就是著名画家傅抱石的儿子,还有谢立刚,我哥哥,还有朱乃正,他们都很有才华。那一年,中央美院各系在全国才收了二十个学生。可是,其中七个人都给打成了右派,而以后都平反了。他们都曾被发配在云南、新疆这些偏远的地方。


问:他们这几位画家现在情况怎么样?


答:朱乃正和我哥哥蒋建国在北京。谢立刚好像是在上海,陈为楹,听说文化革命被打残废了。傅小石右手也被打残废了,不能画画了,他可能是在南京。


问:能不能再介绍一些你们写的诗?


答:我不懂政治,也不愿意卷入政治。我们那时候写的诗,比如,我自己写的,像在六二年到六五年在太阳纵队期间写的,多数是抒情性质的。我记不得很多,因为诗稿都烧了,我只能记得一些片断,比如:


云彩就像飘浮的白手帕,在季风中飞扬。

爱情绝对忍受不了一个降级的王位。


就是说,在爱情里面好像有一种希望对方对自己完全地尊敬和完全地信任。还比如,我见到一个小孩就说:


怀著希望、慰藉、忧虑、美丽的孩子,

我在凝视著你。

依依垂柳的岁月将逝去,

平庸、痛苦、灾难正在改变我们这一代,

也不会放过你们,……


当时我还是觉得,下一代的命运比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当时也是有时候高兴,有时候悲观。


问:请问,那个时候,在您和哥哥们受到迫害的时候,您的父亲有没有受什么冲击?另外,他对你们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答:爸爸对于我们在一起写诗,一直是很支持的。就像红楼梦里的这些诗社一样,我们每年逢年过节我们都每人写一首诗,然后让他看,他看得好的,就圈一个圆圈,或者有的字,他觉得应该改的就给我们改一改。他很喜欢郎郎,跟他一起下棋、讲他自己过去的故事。有一次,我们给我爸爸过生日,张郎郎写了一首长诗,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很有感情。


抗日名将蒋光鼐

  

文化革命的时候,我爸爸就看得很清楚,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他不能跟我们讲。把刘少奇揪出来的时候,我爸爸就说过:如果刘少奇是坏人的话,共产党里面就没有好人了。因为,我爸爸认为,刘少奇克己奉公,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写的,他都做到了。


那时候,毛泽东不是曾多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吗?我爸爸也去了几次,后来我爸爸得病了,得了胆囊管癌,因此有一次他就没有去天安门参加检阅红卫兵,结果,我妹妹她们学校,就是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就到我们家来抄家了。


其实,我们家什么都没有。我爸爸最喜欢的就是图章、石头,家里收集了一点,他买了一些。红卫兵把这些都抄去了。我记得抄家那一天,我爸爸因为生病,已经很瘦很瘦了,红卫兵还念了一封信说:看那些大腹便便的,什么什么的……”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也不知道我爸爸在中国历史上做了什么。可是,我爸爸当时没有说一句话。那天红卫兵来把我们家翻了一个遍,墙板、地板了都翻了。


我们当时就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后来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说:像蒋光鼐、蔡廷楷这些人应该保护。他告诉红卫兵不要再去抄家了。当时总理的话是怎么通知到红卫兵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后来我就跟爸爸说:下次再接见红卫兵,你一定得上天安门去。因为,当时人们都看《人民日报》,如果谁突然没有上天安门,从陪同接见的名单中消失了,就表明,他被打倒了。凡是父母上了天安门的那些高干、名人的家,就没有红卫兵去抄家。所以,我们就对爸爸说,下次不管怎么样你都要上天安门。再下一次,我爸爸抱病上了天安门,就没有红卫兵再来我们家抄家了。文化革命那时候我们真是给吓怕了,我们家收集的古书也都烧了,因为怕惹事,这是很可惜的。


问:蒋先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答:是一九六七。我爸爸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清朝的翰林。我爸爸十几岁就参加辛亥革命了,一直跟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时候,他是孙中山近身警卫的营长。后来一直跟著孙中山多次讨伐袁世凯。


在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的时候,我爸爸为中国人争了光,在甲午战争以后第一次与外国入侵者作战。日本当时向全世界宣告,在一个月内,中国就是日本的了。日本从上海发动进攻,引起一二八抗战。


我爸爸他们坚持抵抗日本军队一个多月,迫使日本三次更换主帅。以后就有第五陆军来支援他们,结果,日本人后来就没有从上海打进来。不过后来蒋介石不给十九陆军军饷的供应。我爸爸他们被迫撤退,撤到福建去了。


当时,蒋介石让我爸爸做福建省的主席,他不愿意。后来蔡廷楷和湘汉平到我们老家去,劝我爸爸出来任职。当时我爸爸说:为什么我们要打中国人?他不愿意打当时在江西的共产党。如果是要抵抗外敌的话,他是一定要抵抗日本人的。后来,在他们的劝告下,我爸爸就回到福建上任,但他不愿意打共产党,所以就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很快就被蒋介石消灭了。


这段历史当时影响很大,这是满清以后第一个要贯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府。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我爸爸他们曾派秘密联络员和周恩来联络。但是当时共产党内正好是王明左倾路线掌权,他们认为十九陆军不是共产党的军队,肯定是反动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和十九陆军、福建人民政府联合起来。


其实,福建人民政府是中国第一个想要贯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府。由于当时社会条件不成熟,力量也很单薄,因此很快蒋介石的军队就把十九陆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消灭了。接著,蒋介石又掉转枪口把共产党几乎也消灭了,迫使共产党不得不进行长征。现在,这段历史恐怕不太提及了,年轻人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共产党要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


像我父亲蒋光鼐、以及蔡廷楷、李济深、陈铭枢他们这些人,都是真正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批民主革命志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毛主席、周恩来派人跟他们联络,把他们从香港用苏联的邮船秘密送到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


据我爸爸说,毛主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伸出手说:久仰大名啊!久仰大名!一二八抗战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我从心里一直是很尊敬我爸爸。


我爸爸从小就喜欢诗词什么的。他母亲从小就让他弃文从武救中国,那时中国还在满清统治下。后来,他上了保定军官学校,还没有毕业,辛亥革命爆发前,他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部队,做孙中山的警卫。后来一直追随中山先生。


问:请问您父亲对于你们太阳纵队的诗社是什么态度?


答:我爸爸他很喜欢诗歌,当时我们在家里写诗,或者讲故事,他有时候也参加。他要是参加,我们就听他讲一些古书里的故事,历史上的故事。太阳纵队的人觉得我们家是他们的一个大本营。


那时候,到我们家来的人也挺多的,很多干部子弟,民主人士子女,或者是上层文艺界领导人的子女,都常常在我们家聚会。我们家就在《人民日报》大楼的后面,那里成了一个小沙龙。回想起那时候的生活,我觉得,我们是一群很有追求的人,想为国为民做点事情,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不给我们任何施展才能的机会。


考大学时,我很喜欢文科,想学文学,但是我爸爸说:你还是学医吧,能够更实际地帮助别人。我想这也好,所以就选择学医了。


问:您父亲对于你们受到的迫害有没有什么表示?六七年他去世,那时候对你们的迫害结束了吗?


答:我爸爸还是沉默的时候多。我们受迫害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六八年我就到解放军农场去劳改了。


被摧残的才子


问:能不能谈谈您下放劳动的情况?


答:我是比较早就被放回到我们学校,北京第二医学院,作为反动学生处理。后来,学校又把我送到了张家口的沙城去劳改。那是一个解放军农场,夏天我们筑堤坝,男生背著泥块修坝,女生就到没膝深的水里去割草,放一层泥巴,然后放一层草。春天的时候,把冰碴打碎,脚插进去插秧。那里有很多很多优秀的男女大学生,他们来自北京各大学,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思想被关在那里。不过,在那里锻炼的有两种不同的人,第一种是我们叫穿黄马褂的,就是当时所谓正统的共产党员,单位领导人等等。


另一种就是思想奇异的人,或者是想写东西的人,听美国之音的人。我们就算这部分人。我们的薪水每个月是二十元人民币。而第一部分人,他们的工资有四十六元到五十六不等。我就这样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罪,也没有说哪一天能放我们出去。那时我就觉得,这辈子我可能就得这么干下去了。


后来,我们院部把我派到西北医疗队。在那两年,我真的看到贫苦地区人民生活是多么贫困。像有一家人,他们干了一年还欠队里的钱。干一天就挣一分钱,整个家就是一铺土炕,一口锅,四个碗,两个大人,两个孩子,此外家里什么都没有。


我们是去西北送医送药,看到很多人看病没有钱,就送给我们鸡蛋。有很多病都是能够治好的,但是那里真是缺医少药。当时我就想,自己要是一生能够做一些有益人民、鞠躬尽瘁的事,也算没有白活。


中国在七八年、七九年开始了研究生制度。我当时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总想再学点什么,后来我考上了研究生。我有一个姐姐在美国。她当时问我,想不想到美国来进修?我一听,当然很高兴,就到美国来了,在国内的研究生也没有读完。


来到美国以后,我真的看到这个国家由于法治,人人都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在这里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勤奋,你就能有一个好的生活,不需要像在中国那样,要走后门、要巴结。在这里你很容易有一个精神的世界和精神的生活。我觉得,中国的将来应该像美国一样。我总觉得中国是在往好处变。


问:您父亲对于您和张郎郎的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答:我爸爸挺欣赏张郎郎的才华。但是,我爸爸也看到他的前景了,曾跟我说:将来他一定要受难的。后来,张郎郎果然坐牢十年。爸爸看到了郎郎才华横溢,但是郎郎说话太不注意了。


问:您父亲去世后,你们还能不能求助于周恩来总理这样的领导人呢?


答:那时候还可以。因为我妈妈跟邓颖超和何香凝都挺熟,所以,有时好像只有周总理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可能知道叶挺,我爸爸和叶挺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叶挺很有意思,他那个时候每天都在我们家坐在阳台上,拿一张报纸看。我爸爸就说:你怎么每天都在这里看那么多时间报纸?还老看不完,老看那一页?后来才知道,叶挺是看上了住在我们家对面的两个姑娘了。我爸爸和叶挺是很好的朋友。北伐的时候,叶挺当独立团团长,我爸爸是他那个师的师长。


我爸爸跟周恩来也很熟,像那时候在重庆,周恩来还没有解放后的职位,他们也是经常来往的朋友。所以,我们去求助,他们就把我哥哥蒋建国放了,但是他们还是不甘心,又把我哥哥送到甘肃关了五年。


问:您哥哥被关是受张郎郎影响,还是因为他自己的右派问题?


答:两样都有。文革时只要你有旧帐,就会借机整你。其实我哥哥蒋建国画画还是比较保守的,他是学院派。那时,因为我哥哥照了一张照片,一个女孩在抽烟,躺在沙发上,正好她脚下墙上有一张毛主席像,他们就说他对毛主席不尊敬。那张照片是一个导火线,因此就把他关了五年。


问:您哥哥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他的作品呢?还是因为他的言论?


答:我哥哥是因为说了一句话而被打成右派的。他从小在香港生、在香港长大的,他曾对人说:我从小是在海边长大的,我知道海的特性,如果你随波逐流,你就会很顺利。如果你逆著波浪而行,你就会受苦。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他们就说他反对共产党。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就把他打成右派。此后,他在兰州生活了二十年。他被打成右派以后,谁也不敢发表他的任何作品,他这一生几乎都被葬送了。


当时很多用才华的人受到迫害,比如海默,是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也是因为被打成右派,什么作品都不能发表。我和海默接触过一段时间,也受到他的很多熏陶。海默的那种刚正不阿的精神很值得我学习。他总是讲真话,非常幽默,而且知识非常广博。


张郎郎的母亲陈不文是非常少有、非常明智的一位长者,她看什么问题都特别尖锐。她解放前在上海《申报》编副刊,是副刊的主编,写东西挺有水平的。张郎郎也受了到他母亲的很大影响,张郎郎是一个被摧残了的才子。


问:您后来见到过张郎郎没有?


答:见到过。事情就像是在电影里一样,我们原来常去香山玩,我从巡回医疗队回到北京,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香山。张郎郎那时刚从监狱里出来,他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可能也是香山。我们居然就在那里碰上了,你说天下就这么小,事情也这么巧,都发生在那同一天,那同一个时间。


在香山,我看到有个人迎面走来,看著像他,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不知道他已经出狱了,走近一看,就是他!他也不敢相信那就是我。这一切就像电影里编的故事,可是这却是真的。


问:那时候,您已经成家了吧?


答:对



转自《豆瓣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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