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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60年代至1980年代, 北京, 文革, 文革后, 知青


家中文物


--作者:徐小棣


   
我们这一代人的家中即使曾有文物,经过1966年的浩劫恐怕也都所剩无几了。所以,本文所述文物除去一些毛像章都并非真正的文物,而只是一些有纪念意义的老物件而已。


                     
像章


   
先说毛像章吧。保存它们绝不因为我具有收藏意识,相反,决意抛弃它们时的情景倒有很深的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一个叫柳芳北里的地方,某天环顾湫隘的小屋,忽然决定清理保存的毛像章。当时我认为那真是一些没用的破玩意,就用一只簸箕搓了出去。形形色色的像章数量可观,端起来沉甸甸的。那时上峰已有永不再搞政治运动的公开承诺,我理解那是说今后永远不会强加罪名整人了,所以清理像章时我毫无顾虑,大大咧咧就把它们倒进了垃圾堆。几年以后听说那东西算是文物,能升值,真是十分懊悔!


   
其实我还是保留了一些像章,我把它们分成几排别在一只旧枕套上,塞进了一个小盒子。但不知为何,我却把这个小盒子彻底遗忘了。它被保存了三十余年后在某次收拾家时才意外地被发现,像失而复得,我很惊喜。


   
我有不少关于像章记忆。


    1967
年,北京曾有过为期短暂的自由交易像章时期。交易地点就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前门西打磨厂胡同口,就是现在箭楼东的公交车站一带。那时西打磨厂胡同口有一面巨幅标语牌,标语牌下面总是聚集着一圈圈的人,围拢着做像章交易。


   
最早流行的一批像章俗称小的,是最普通的像章。直径一点五厘米,像枚小小的分币;金属材质,红底中嵌着一个面向左的金色侧面头像。小的曾经是像章交易中流通的硬通货。交易一般这样进行:交易者指着一个像章问,这个,要几个小的?"回答是:十个,或者也许:十五个。所以,交易像章先要攒一定数量的小的,一个像章的价值也由它值几个小的来体现。


   
很可能由于这种交易的不敬,那个公开交易的地方很快就被取缔了。我十三岁时却有幸在那命短的交易场里游逛过。我在人群中钻出钻进,常被巧鼓舌簧的交易者弄懵,以好换次,不记得有过成功的交易。


   
一种金星加横幅组合的两件套也值得一说。金星是红底,嵌金色侧面头像,横幅是红底金边,上有为人民服务金字。佩戴时,金星在上,横幅在下。这种两件套在血统论横行霸道的年月里有如军队干部子弟的身份名片。谁带上它,就表示谁家里有军队的人——“红五类中的革军,那种身份是不可一世的。


   
但我保存下来的一个两件套却并不是正宗版。正宗版背后应当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字样,而不是像我这套的军委办公厅字样。正宗版横幅上写的不是毛主席万岁而是为人民服务。两者的质地也有所不同。总政治部制作的更为精美,它的色泽非黄非金,是一种赏心悦目的香槟色。我曾经有过那样的一套正宗版,是叔伯姐夫赠送的,他是总参谋部的干部,一度是我的优质像章之源。记得我得到两件套时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戴在胸前,顿感身价倍增。虽然我知道自己不是革军子弟,但想到别人可能会误以为我是,竟然窃喜,如沐春风。现今的像章收藏家如果不知道这两件套像章背后有关身份的故事,或者辨不出版式的区别,一定要补足我介绍的相关知识。


   
数了数我收藏的像章一共27枚,大部分是金属材质,也有陶瓷、有机玻璃和竹制的;侧面头像的居多,也有正面和半侧面头像的;头像头部裸露的居多,也有戴帽子的;红底金色头像的居多,也有白底墨色头像的和竹本色底彩色头像的。其中已经没有我姐夫赠送的那套身份名片了。我记不清究竟是什么时候失去了它。想必我懂得它对于我是假的以后,就不那么爱惜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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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我收藏的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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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不正宗的两件套


                  

《英语学习》


   
《英语学习》是一种浅易英语学习读物。我保存的一本是五十多年前19611月出版的第28期,品相非常破旧。那个年代不能突出个人,所以这本杂志连主编的名字都没有。它是我妈妈的遗物。记得以前书的边角上有她用钢笔写的名字,后来,书旧得酥脆,竟然掉了一块,正好是有她名字那里,所以现在这本书上她亲笔写的名字没有了,我倍感惋惜。


   
这本旧杂志的纸质粗糙得像马粪纸,大概这也是它脆化破损的原因。劣质纸张折射出1961年的生活,那是一个吃不饱饭的饥荒年代。出版物的纸张如此劣质,不见实物人们难以想象。它定价一毛八分,比同时期一市斤标准面粉的价格便宜五厘。我妈妈是在教会学校北京慕贞女中念的中学,据说在校时那里的一些课程以英文讲授,所以她一定有良好的英文基础。这本旧杂志使我知道1961年时我妈妈仍是一位英语学习的爱好者,她在三年困难时期还坚持订阅《英语学习》。想必她希望保住阅读能力,并在其中享受一点快乐吧。


   
有趣的是这期杂志中的一个小栏目,是讲解关于前缀Demo-&Dynamo-的小集。栏目中悄然呈现了“Democracy民主,民主政体(国家)“Democrati民主主义者“Democratic民主的,” “Democratization民主化“Democratize使民主化等词汇。我猜想,这些词汇的意义对于我妈妈是那么虚无,她读到这里时有所联想吗?我从未听她谈论过时政,只知道她安分地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战战兢兢。


   
经过数年的生活波折,经过上山下乡的离家和返家,我还留有这么一本早年妈妈读过的书,感到很是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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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1961年的《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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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词汇小栏目


               

 烟盒和《中草药手册》


   
我留有一个普通的烟盒和一本字典大小的塑料皮《中草药手册》。它们都是1970年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十连下乡不到半年时忽然收到的。


   
有一天我妈妈忽然寄来了一个包裹,这个烟盒和这本手册包在其中。我打开烟盒一看,内中层层纱布,每层都插着一些细细的针灸用针(现在剩下的少多了),《中草药手册》也并不是我索要的。我顿觉莫名其妙。一两天后妈妈的信件到达,我才知道她接到通知,到我上山下乡前的学校116中去听了1969年国庆观礼代表赵稚燕的事迹报告, 烟盒、针灸用针和《中草药手册》都是会后特地为我买的。赵稚燕1968去哲理木盟插队,当上了赤脚医生,在缺医少药的地方做出了成绩,1969年国庆时作为知青代表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我妈妈天真地希望我通过学习针灸和中草药知识也能成为像赵稚燕一样的幸运儿。

  
   
收到包裹和信以后,我确实努力地学习了针灸和中草药知识,还不知深浅地为周围的知青提供医疗服务,以至于把同宿舍的小高针灸得针眼化脓,高烧卧床。在拙作《颠倒岁月》中,我把这些内容写入粉墨登场一篇,所记不是虚构,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烟盒和《中草药手册》饱含了妈妈的幻想和祈盼,我当年收到信后感到忧伤,现在睹物,依然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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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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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中草药手册》



                    
枕套


  1973
年我在内蒙古边疆时母亲去世了。再回北京休探亲假时,一位知青朋友的妈妈赵伯母不但接济我的生活,还注意到我有学习刺绣的愿望。有一次,她说,你不是想学着做补花吗?我找出专用的布料了。她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包袱。我一看,里边都是些五颜六色的小布头,像是粗布,皱皱巴巴地团着,一点都不漂亮,这怎么就能做补花呢?


   
赵伯母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说,看着皱巴,但不要紧,画好图样后剪下来熨烫一下就不一样了。我当即在她家的图书中选中了一批可爱的动物卡通做图样。赵伯母指导我把图样拓在了小布头上,然后剪下来一片一片地熨烫。一个个动物形状的小布片变得平平展展,就像一片片好看的书签。


   
那是1976年。在北京百货大楼里有个专门柜台,出售确良枕套的半成品:一对半成品枕套由两个枕套面、四块背面布和两卷做边的布条组成,价格非常便宜。那时成品枕套远不如这种半成品枕套受欢迎。人们的收入实在太低,知青的收入更低,所以廉价的半成品枕套十分畅销。


   
我就是带着把在赵伯母家做成的小布片缝补到枕套上的急切心愿去百货大楼采购半成品的。买好了半成品,我便把布片贴了上去,卷好,带回了兵团,准备闲暇时做一点女红。


   
回到兵团,我在绣枕套的时候,领袖死了。


高音喇叭广播出这一消息时我有些懵懂,在宿舍里还继续飞针走线。于是,有人一把夺下我的花绷子,对我大喝一声:都什么时候啊,你还补花!哀乐中我猛然领悟到,如果不能速作悲痛状反应,众目睽睽之下是非常危险的。我赶紧停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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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1976年向赵伯母学绣的枕套


                      
电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表在北京突然成为紧俏商品。究其原因,竟与道德有关。


文革结束,人们刚刚开始正常生活,收入都很低,于是就有人耍小聪明偷电。一度电本来价格8分,但是集体电表计出的费用除以用户数量时,每户的一度电费却总会远远高于八分钱。该怎么对付呢?只能分立自己的电表,坚持只承认自己用电的度数并按照官方定价付费。这一来,家家都安装分表,市场上电表也就紧俏起来,一时间简直就买不到。


   
那时候胡耀邦当政,落实政策是真的落实。东华门房管所无法归还文革时占据的房子,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分配给我父亲新的住房。几经努力占据的房子无望腾退,另给出了灵境胡同的两间平房替代。父亲用这处平房解决了我回京无处居住的难题。本来,只需要向前住户付费五元我就可以继承那里的电表,可是当时我的工资才三十多元,付出五元着实不舍。我想到父亲也刚刚搬家,他拆下了一个旧电表,便马上打电话向他要这个电表。父亲说拆下的电表还在,答应马上找出来给我。很快,他把电表送到了宣武门地铁站。我拿到了电表,安装中却困难重重。我才想到,前住户要五元可真的是不多。假如接收下来他的电表,会节省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啊。


   
后来再次搬家时,已经不再需要继续使用父亲的电表,但我一直没有把它扔掉。这个电表关乎一段时间的道德、收入、市场情况,又关乎一段关于房子落实政策的经历,它使我忆起父亲,他在那一阶段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中恢复了工作,分到了住房,心情似乎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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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父亲拆下的电表


20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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