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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文化运动, 语言文字


讀李春陽白話文運動史話


--作者:陳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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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之語言文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語言文字者,國界種界之鴻溝,而保國保種之金城湯池也。


以上這番話,是晚清官員鄧實所說,文言句式,不難懂。逾百年後,中國沒有亡,而且正在崛起;漢字迄未廢除,由繁體而簡體,仍在使用。中國的語文則發生空前鉅變:文言文早經廢棄,現代語文一律是白話文,能讀古文者,固然有,但恐怕沒人再如鄧實輩這般思維而說話了。


這樣的中國語文是怎樣一種語文?由這語文而言說的中國,是怎樣一箇中國?


語言亡失繼而亡國的古例,並非沒有。鄧實說這話,時在國難逼近之際,朝野救國,議論滔滔,他獨取語文一節而發此危言,不知當初獲致怎樣的應和。百年迄今,救國強國的無數實踐多半奏效,或在試圖奏效的路途,其中,始於民初的白話文運動及其後果,則要比其他革命國體、政治、經濟、科技、文藝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來得更為深刻、更為久長、更難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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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陽女士《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似在迴應鄧實以上這番話。昔鄧實以五十六字出之,本書逾六十萬字前年、今年,我居然逐字通讀了兩遍,其中佈滿許許多多我所不知道的掌故與識見,更有我大欠明白的道理在。我願以這篇序言感謝李春陽。


白話文運動、文化激進主義、五四啟蒙的政治化、文言傳統的喪失……這些詞語,我平時隨口說、隨手寫,自以為歷史的是非早已清曉。讀過這篇詳詳細細的賬,這才知道我於白話文運動,及其今日白話文的種種來歷,根本不知道。


零碎的例,太多了。譬如,白話刊物的初起,遠自清末,主事者大抵是洋人傳教士,並非始於民國初年那場白話文運動;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即訓令全國初級小學改國文國語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雖說形同空令,究竟是官府的文告,並非一班書生鬧運動;白話文運動的目標是言文一致,首倡者,想當然耳,胡適之、陳獨秀,其實有言在先的卻是晚清的黃遵憲;而在魯迅提議年輕人少讀,或不讀中國書之前至少早了近半個世紀吧吳汝綸就扔出更為決絕的話,說是除了一冊《古文辭類纂》,中國的古書一概不必讀……


這等事情,我從來不知道。


除了陳述白話文運動的原委,本書持續接引語言學觀點,與白話文運動的史料時相穿插,層層揭示運動的內因、外因、遠因和近因。如古代開科取士與文言文的關係,近世廢除科舉與白話文的關係,孫中山的立國五權何以特設考試權,周作人為什麼以十二分的誠意提請給大學生排幾課八股文,這些,我都不知道當章太炎為漢語漢字嚴正辯護,同期,結構主義語言學祖宗索緒爾在巴黎開課,章太炎也完全不知道至於什麼是漢語的字本位,什麼是印歐語系的音本位,什麼是漢語書寫的,什麼是八股文的破題束股,什麼是義理考據詞章,什麼是唐宋八大家,什麼是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我原本不知道,略微知道的,也不甚瞭然,現在由作者領著一路讀下去,這才望見白話文運動鬧起來,或故意、或無意,處處和語言學發生大錯位。當初,新舊文人對文言文的辯護有理有據有遠見,從胡適陳獨秀魯迅那邊看過去,莫不是強詞奪理的混賬話,如今遠隔是非,始得看清強詞奪理之輩,反倒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和大佬。


李春陽是要來質疑啟蒙前輩麼?不是;是為清末舊黨抱屈麼?也不是。通篇讀下來,李春陽的工作,就是方方面面一五一十告訴你:白話文運動的前前後後,哪些關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哪些人物當時說了什麼話,哪些文字針對什麼問題,哪些問題被什麼緣故或支離、或利用、或完全掩蓋了……所有這一切,據實說,我一概不知道。


我樂意公佈我的不知道。我亟願確信:當今若干文學教授、語言學家和歷史學者,應該知道;眼下的密密麻麻的文科研究生,也該大約知道的:但以上細故,僅僅關乎知識?白話文運動,只是語言專業的學術課題嗎?


我對本書的深度認同,大約以下幾點:一,材料的看法與用法,超越學術。二,大規模犯難,難度可驚,勇氣尤為可驚。三,對傳統中國語文,耿耿摯愛沒有這份摯愛,僅著眼於史料與學術,不可能有這部書。


先說第一點。


本書成稿,歷時五年,初稿二〇〇九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我初讀,即有感於作者對中國語文的命途與是非,異常敏感,且於歷來研究白話文運動的文字,顯然早經追究;而茲事體大,論者累累,倘非長期浸淫大量史料,反覆辨讀,不可能是這等審慎而富野心:此是書寫論文最可寶貴的狀態。


白話文運動的起止,大致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按論文通例,此一時期的重要材料均被收入,鮮有遺漏包括部分啟動的所謂大眾語、世界語、拉丁化新文字等等改革,及這一過程中的著名論爭--幾乎是運動史料的一覽表。但這份一覽表僅佔全篇史料十之二三:作者的史識遠過於此。就我二度閱讀的記憶,不斷不斷使我開眼而此前無緣一見的文字,遠比民初白話文運動的已知史料,更具歷時感與說服力。


撮要說來,大幅擴增的材料是:


(一)官方文字。包括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和新中國政府的明令、文告、社論、專著、辭典、批判稿、會議檔案、政策條款等等。


(二)一改相關研究歷來聚焦民國的舊例,一九四九年後涉及語言改革的大事記,包括重要文獻、釋出年份、執行機構,從事研究或制定語言政策的人物等,多所記存。


(三)議論白話文問題的人物身份,大幅擴充,包括革命家、哲學家、史學家、美學家、翻譯家、官員、詩人、書畫家、文藝評論家,甚至烈士遺屬、中小學生、老百姓。至此,白話文運動的主角與焦距,易為白話文本身。


(四)國家,及國家首腦對語言改革的強度介入、長期掌控,可能首次被納入白話文運動研究,時段跨越七十多年,歷經延安時期、內戰時期、新中國成立後、文革、後文革迄今。其中以毛澤東及中共高層的相關指示與宣傳,為最重要。


(五)白話文運動著名文字之外,百餘年來的大量白話文文字,包括晚清、民國、共和國迄今的各種公文、作文、小說、詩歌、發言、辯論、通訊、雜談、俚語、方言、網民語言……總之,以往同類研究僅限於文字學、語言學與文學創作的材料範圍,至此擴充到白話文被及的幾乎所有層面。


至此,李春陽打通學科,串聯古今,將白話文運動被長期支離的歷時性與影響面,完整還給了白話文,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問題和歷史問題,終告合流;白話文研究的方法、觀念,為之一變,白話文研究的歷史視野,為之大開,白話文運動被一舉帶出五四語境同時,也被全方位置入長期支配這一運動的歷時情境進入遠為龐大的領域。在被白話文全面覆蓋滲透的所有領域中,白話文運動漫長遍在的後果(包括無法預估的前景),可能首次至少,以此前未便點破的要點被置於權力的景觀。


這是一篇不憚其繁,事事處處以材料組構敘述的論文。所有擴增的材料,為白話文一案展開全新的證據,其說服力,即在揭示了中國現代政治與白話文運動的關係。這一關係的公然呈示,終於在白話文史料與中國現代史之間,清理出一整條錯綜複雜而清晰可辨的因果鏈。自白話文運動大面積失控到深度質變的全過程,初告揭示:當年這場語言運動設定的種種話頭,日後,幾乎全部坐實為不折不扣的政治命題換言之,迴避政治,無以談論白話文運動。


在已知的白話文運動研究中,政治,以及政治的歷史作用,照例被審慎帶入,作為背景,作為曖昧的補充,和語言問題區隔處理,以安全的距離織入理論性評述;但在本書中,每一份材料呈現為政治的,同時是語言的自供狀,閱讀全篇的過程,即是語言如何作為政治、政治如何成為語言的呈示過程:以遞進的,漸強的方式,李春陽使擴增的材料源源提供了一組又一組政治真相:這些政治真相的每一部分,每一個面,體現為語言就是語言。


是故李春陽的材料不再只是材料,而是白話文運動政治性格的自行敘述。經審慎調理後,各種文字的政治性或從語言表層凸顯,或使語言的真問題從政治話語中被剝離,而後,同步植入本書的多聲部結構,甚至,成為主唱:論文的章節,由此清晰,並予確立。


譬如,據材料的類別與類比,劃分專章(如破除文言白話之執漢語歐化問題新舊白話問題等等);追蹤材料的要義和疑點,焦距專題(如白話偏至論與兒童八股現代翻譯問題對白話的影響從張恨水到張愛玲與趙樹理魯迅與毛澤東文體的差別等等);利用材料的對立或關聯,顯示異同(論及翻譯問題一節,《天演論》的嚴復文言版與後世的白話譯文,兩相對照;論及毛文體一節,毛澤東二十六歲、三十三歲、五十多歲的文言稿件和白話文,前後對照;文革後以文革語言批判文革的材料等等)。如此,白話文與白話文運動,該運動與政治、歷史、語言學等等過於複雜、專業或非專業的種種關係,被所有材料的語言效能,彼此照亮此前,這種語言效能未被髮掘、未予彰顯並躍出材料,與本書形成交相辨識、彼此辯難的互文關係,所有材料於言事之際,同時便在說理。


論文的材料部分,通常枯燥乏味,以我有限的閱讀,此前鮮少在論文中遭遇如此富有活力的材料:在其他命題的論文中,本書與材料大致處於從屬關係,在李春陽這裡,材料就是語言,作者的見解和材料中的見解,彼此出入,與本書不相區隔。我不願說,這是一種敘述的策略任何策略不免傾向選擇的偏見毋寧是紛繁的材料導引李春陽步步窺見白話文運動的驚人的輕率,在在觸探政治和語言、語言和政治的雙重陷阱:經由大量史料的反方向跋涉,李春陽詳細清理了白話文運動的斑斑後事,以一種並非意在理論的論辨方式,詳實估算白話文影響的是非凶吉:理論不可能凌越語言,理論就是語言,是語言政治之一。面對理論的語言和語言的理論,李春陽的警策與細察,近乎張愛玲發掘人性瑣屑的文學敏感:材料,特別是語言改革的官方權威史料,處處給她看出無所不在的似是而非,包括逾半世紀之久被置若罔聞的大錯大謬如政治和語言、語言和政治的同一性論文開篇,李春陽即擷取國家辭典關於白話文運動的大段明文,從容拆卸,分段究詰。此後,本書與材料的關係難分難解,形同語言和語言的辯論。


然而白話文運動的政治性格,並非本書的要旨,而是期使語言問題歸位,或者說,作者試圖揭示: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問題為什麼始終無法歸位其間,語言問題的正位,於焉顯示:作為以上材料的遙遠對比,李春陽持續接引先秦至清末的中國文論,連同歐美語言學觀點,在擴增材料中穿插並置,將白話文佔據的現代史與前白話文運動的漫長語言史,縱向銜接,兼以西方語言學理論的橫向比照,展開多維的縱深與對話準確地說,將之交付語言的對決白話文運動的政治性格,以及,這場運動本應針對的問題,因此獲致必要的分殊、有效的平衡。


這時,良性的悖論出現了:我不敢判斷年輕的作者是否古典語文的飽學之士,而我無學,僅讀懂小半。但是,極度荒謬而親切地,在我不能懂得的古典引文中,我從每一字句(包括不識不解的字詞)獲得漢語的歸屬感:一種不再為我所屬的歸屬感。我不得不由此確認,自己是白話文運動的隔代子民。


所有書稿期待辯難。對於本書,則今後的辯難者恐怕先要面對的是官方材料與國家文字。換言之,僅就李春陽目前所能收攬歸置的新舊史料,這篇文論即難以撼動。即便剔除文中全部觀點如上述,其中逾半觀點已在材料與材料的關係中自行呈示我們(至少,就我而言)對白話文運動,對白話文的認知,足以被這些材料有效地照亮、變更,以至顛覆。


我所感到最為窘迫而富有興味的是這興味,處處來自真相的豁然我從此不再信任白話文及其種種權威論述。但是,我屬於白話文,就是白話文。我與本應歸屬的中國傳統語文(包括上溯宋代的舊白話)以及這份遺產所能蘊藉的全部文化,早經中斷線索除了簡體漢字,還有,喧譁至今的現代白話文我相信,五四前輩奮然爭得的所謂白話文,根本不記得李春陽攤開的這些舊材料,一如這場大獲全勝的語言革命,成功取消了古典漢語的漫長記憶:到今天,中國語文只剩了白話文。


現在可以理解本書的冒犯與危險:它針對今日人人使用的語言。當李春陽決意走出學術,即越出了安全線議論這份犯難,也很難。


五四及今,九十二年過去了。從鴉片戰爭算起,文化轉型、國家轉型則過去一百六十多年。其間多少大事,如所周知,在當今的學術語境中,一面,亟待史料見光,重作評估;一面,做不得,太難做,便是做了,也做不深透,做不開。若干曾經犯忌的題目,如北洋史研究、民國研究、抗戰研究,兩黨兩岸關係研究,包括延安整風研究,反右運動研究,文革研究……早在做,正在做,有人做。當援引資料、觸探問題時,學者們所能把握的政治尺度,主動囿於學界、位於邊緣,求取大致的安全,可就學術的名義自我維護,並獲得維護。時間的長距離已向當今學術研究展開逐漸可為的空間:要之,這類富含當代價值的歷史研究畢竟是在處理過去的是非,多少享有學術的超然。


唯獨追究白話文運動,無可超然白話文運動,是歷史舊案,白話文不是:涉及所有人、佔據所有文字,白話文的書寫言說,自動處於歷時狀態,既指向問題的起始與根源,也自動處於現在時。


明面上,白話文運動研究無關政治禁區(雖然處處照見權力的淵藪),也不是歷史與思想史(雖則在在觸動思想與歷史);看內裡,則白話文再怎麼弄,漢語還是漢語,漢字仍是漢字,是惟中國才有的語言和文字,有這語言文字,於是中國叫做中國”—李春陽的冒犯,是追究漢語便即牽動中國的一切。前引清末鄧實的那段話,或可視為嚴重的警告:不論今人是否同意、是否明白,無妨放下權力的傲慢即,白話文一統天下的當然傲慢冷靜想一想。五四一代的激忿、焦慮,早經遠隔,如今再來想想前清士子的話(那些話,亦曾被視為舊勢力的傲慢),可就完全不一樣了。


民初的白話文運動,是本書的主線,但不是主旨。白話文運動的研究專著,層層疊疊,今李春陽弄這數十萬言,攤一大堆材料,其實並非與學界辯難、對學者說話:我是讀到後來,後來再細讀,這才看清書稿的這股清正與蠻勁,指向所有人的精神處境,這處境,難有別種指歸,具體說,便是實實在在的語言處境猶如檢視細胞而非病的診斷,李春陽試圖清點而究詰的問題,涵蓋文化與文明的基本單元,佔有每一位言說的個體,直指今天。易言之,但凡歷史研究因遠隔歷史而被天然賦予的安全感,被這份書稿撤除了。


白話文運動之於傳統中國(亦即文言)的威脅,也早經撤除了:它的勝利,被公認是新文化的奠定,其對應,猶如新中國的建立當年運動的肇事者,胡適、陳獨秀,即便不再是共和國名冊中的前世罪人,也被新修的國史唾棄很久了繁體字,豎排本,悉數移去港臺及海外,新中國不再有一份書刊承襲完整如昔的漢語形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明令禁止任何出版物使用繁體字。今天,所有再版的古文著作,嚴格說,不是原典,而是由簡體字排版、白話文譯註的讀物,今之所謂國學教育,則形同外語教育。總之,當年白話文運動的仇敵:萬惡的古文出於半真實、半假想從現代中國的語言譜系中,全面剷除了,一如抗戰、內戰、土改、文革……悉數成為歷史名詞。我們有理由認為,白話文運動竭力撲滅的舊勢力,白話文運動惡毒描述中國語文的噩夢般的過去,統統消失了。


是這樣嗎?是的,除了白話文。近百年來,可能沒有一份革命的覆蓋面、有效性、滲透力不論是災難抑或福祉如白話文運動那樣,在中國形成具體而微的歷時性後果,恆久生效,人人有份。爭戰、暴力、運動、鎮壓……那些顛覆歷史的現代往事,固然改造社會,改造人,然其侵蝕毀壞(或曰除舊佈新)的深巨與久長,均難和語言革命相詰抗:現代白話文,一種被極度人為所改變的語言,字字句句,反過來塑造人,置人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於言辭、書寫和思維之間,遍佈國民教育的每一階段、每一層面、每一角落,形同語言的水土與空氣。


這是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最富活力的一份遺產嗎?它超規模繁殖,無可計量,你開口說話,下筆寫字,你就是影響與被影響的一環,證據是:你習焉不察,同時,別無選擇。


當今古典語文讀本及所謂國學教育,對白話文既不構成絲毫威脅,也無能襄助:足以平衡語言生態、行使語言辨識的大統:中國古典語文(包括上溯北宋的白話文),不復存在。現代白話文,自然而然,鑄成每一位使用者的日常獨裁,並被獨裁:沒有監督,不受制約,無須檢測,自行關閉了語言的出入與生機,如白話文運動詛咒攻擊的千年古文,停在超穩定形態,雖生猶死,然而空前肆虐,如問題百出而運轉如儀的國家機器。


在可見而難以預估的未來,現代白話文看不到語言及語言之外的任何出路與挑戰此書題曰《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事實是,現代白話文的真正危機,是沒有危機。


但在白話文運動時代,語言危機不但顯在,且因其顯在,而被過度醒覺、肆意誇大了。迎對清末民初種種危亡意識,胡適一群新黨獨取語言文字的大關節,相率造反;而魯迅試以最黑最黑的毒誓詛咒文言文,又是何其怨懟現在,百年後,卻有李春陽單獨一個,沒有契機,沒有同志,除了冷卻遺散的歷史文字,不具任何可資藉助的時勢,居然在白話文運動九十多年後,放膽抖開運動的舊案,死命咬住,百般糾纏:她與胡適一樣,意在掀動當年文化叛徒群相標舉的命題嗎?


我願貿然斷定:這份孤膽遠遠超乎五四前輩的集體勇敢。猶如觸動歷史的鐵案,李春陽在做一件不可能之事。


百年前做同一件事,則非但可能,而且聚眾,標舉國家民族的大蠹,其勢洶洶,匯通後續不止的其他革命與其他勢力,果然將兩千年以上的語言大統,合力扳倒了被這洪流無情玷汙的名字,包括白話文運動的所有主事者白話文運動贏了,傳統漢語的降伏、衰竭而敗亡,是中國語文的新生,抑或歷史終結?相比今日李春陽這篇孤零零的文論,胡適們當年實在有福了:白話文運動曾經悍然招致無數舊黨與之辯難,辯難雙方,乃成全一場角色相當而聲色齊全的大革命百年後,漢語生態毀損殆盡,白話文勢力,已經強大到不必稱之為勢力了。


一九四九年迄今的白話文,不是學術問題,而是霸權問題,這霸權,猶勝於五四一代攻擊的中國古文所曾佔據者。當白話文運動展開之際、推進之時,如魏晉、唐宋、明清文人之於時文的痛詆或反撥,有沒有呢?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有,如語絲派、論語派、學衡派,及梅光迪、胡先驌、周作人、吳宓、廢名、李長之(更不必說章太炎、嚴復)等人,均在胡適派之外,先後給出豐富的見解,魯迅之於古文的姿態,則呼來喚去,情狀奢侈而複雜……一九四九年至八十年代末,白話文進入文化的昏厥期、凝固期,整整四十年,白話文未聞一句拂逆之言;迄至九十年代,知識界略微醒覺,始有若干學者有感於時文的荒敗,歷史的疑點,乃吶吶為文,有所辨析,是為白話文運動半個世紀之後,稀散零星的質疑之聲。


就李春陽的材料所提示,九十年代以來,內陸學界先後曾有鄭敏議論文學寫作與母語問題、許明議論語言革命與意識形態關係、郜元寶檢視文學語言的古今之別與精粗之別、陳方競延展張灝關於承續和斷裂的論說、陳平原追述嚴復、王國維、章太炎在古語和新學間的貢獻、陳來揭示文白之爭與文化激進主義的淵源……這些議論,或此或彼,點到白話文運動的若干疑點及區域性遺患。


此外,老一輩語言學家如呂叔湘、徐通鏘等,則以相對超然的立場,冷靜研析白話文:前者的重要觀點是將現代漢語歸入近代漢語範疇,近代漢語,係指唐五代以來書面漢語的連續體;後者,乃對應西方語言的音本位,整合國內語言學前輩(包括趙元任、王力、陳望道、張志公、朱德熙、陳承澤)的相關見解,平實申明漢語的字本位概念。


較五四前後的言論空間與爭鳴維度,今日的學術言動雖難項背而望,但上述觀點畢竟是書稿史料中時段切近、猶富理性的部分。可嘆如今學界既是有限的議論空間,也是有效的消音系統,以上議論雖無全般質疑白話文的意思,然亦應者寥寥,刊行之初,略有小議,旋即歸於默然,便在圈內也難發生響動漫無邊際的白話文,當然,無動於衷:覆蓋一切而喪失生態,現代白話文問題早經越出學術與文學,當代小說、詩歌、理論、學術,只是被白話文全面統轄、深度支配的漢語文字之一小部分。


是故文白之爭的餘緒、文學創作的語言、歷史人物的再評價、激進主義的舊是非……不是本書的焦點。作者的視野與關切,是在現代中國的語文亦即白話文運動的總後果所能涵蓋輻射的全息景觀。在這景觀中,李春陽的大面積追究,既針對五四前輩與新中國語言革命,自亦囊括當代學者和她自己在內的所有寫作及其語言書稿題旨的所謂危機,非指五四那場運動,而分明說的是今天,一如九十多年前的語言革命,指向歷代群儒、朝廷群臣和所有讀書人。


話無須說白,也說不下去。總之,一九一七年,有來自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留學生的一篇短文《文學改良芻議》;二〇〇九年,有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的一篇長文《白話文運動的危機》;易言之,一個瀕臨崩解的文言文的舊中國,是白話文運動的總背景;一個日益富強的白話文的新中國,是本書的總背景由時間此端遙看彼端,今李春陽的文化劣勢,無可對應,因而,無可同情。有如強大的敵陣,當年,是文言文成全了白話文運動;現代白話文,則自我滅絕了任何異端,它的敵方,它的病灶,它的致命的根源,是白話文自身。目下,國中學術的權力網路,準確地說,權力網路中的所謂中國學術其編織與肌理,全部是白話文會如九十四年前新黨舊黨群相虎視《文學改良芻議》那般,正視本書麼?


此所以我願斗膽指明李春陽的這份勇敢:它不是堂吉訶德式的勇敢,而是萬分真實之事。


《周易》與先秦諸子的修辭,為後世建立了文教。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這修辭文教在當時整體文化語境中仍然存在,也仍然有效白話、文言不過是語體的差別,二者使用的漢字,幾乎每一個同樣古老。


這段話,引自書稿尾章《修辭思維與寫作倫理》。我不想依從今時的濫調,將這份題旨說成全篇書稿的關鍵詞,但李春陽所以有此書,便在這末一章的矜矜告白。其中若干段落,理致平正,語氣則慨然沉痛。以下摘錄的段落不為說理以為不值一駁者,想必勢眾;有誠意的讀者,自當閱讀全文意在正視李春陽摯愛漢語的耿耿之心,我深度認同本書的理由,不全在文論的理致,而是這份摯愛。


此下且看李春陽對漢字與白話文的關係,如何陳述:


即便白話文運動為了新時代而蓄意造成文化斷裂,白話文所使用的每一字依然是漢字,凝鑄於漢字的所有文化符碼和資訊作用,不可能在同一個字裡被支解、被排除。沒有漢字,我們無法說話作文,每一漢字會自動堅守其意指及其界限,換言之,當白話文試圖重組漢字,猶如車道脫軌,被錯置、或被濫用的一系列漢字(歐化,以及外來的語法加劇了這種錯置和濫用)會拒絕執行清晰正確的文句不幸的是,無數白話文正以災難性的錯誤,書寫大量不堪卒讀的文章,在表達、溝通、教育、傳播中留下無可估量的連鎖後果……白話文意圖擺脫文言,或誤以為與文言了無干係,是一種語言的錯覺,同時,成為一種充滿錯覺的語言。


現代白話文乃是充滿錯覺的語言?好大膽的說話,但我無能反駁。倘若我們多少讀過幾句古文,又指望以白話文寫出清通的文句,並被清通地閱讀,則作者指稱當今市面上大量不堪卒讀的文章,便是一句平實的話細想,則萬分乖謬:


今天,我們要拿漢語漢字的一字一句完全當漢語漢字對待,已很難做到。絕大多數人既沒學過語法也不通外文,卻用印歐語的眼光或一種莫名其妙的語言觀看待漢語,一邊使用漢語,一邊又不把漢語當作漢語,這種現象每日每時在發生,我們不必出門,開啟電視看看聽聽,漢語就是這種狀況……


一邊使用漢語,一邊又不把漢語當作漢語,哪位當代白話文作者願意坦然承認不尊敬漢語、不懂得修辭麼?


修辭思維絕不僅僅是文句詞章之事,所謂思想的重估、道德的重建,終究歸結為語言、歸結為修辭!《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諸如文風、格調、觀念,甚至包括全球化、經濟危機,人權狀況,個體權利意識,法治,政治制度等等命題,能否獲致精確而豐富的闡述,在在取決於修辭思維,脫離修辭思維,什麼問題都難免於空論與誤談……近來普世價值之類話語,惟修辭之善,可得超越,因普世云云,原亦不過修辭而已。


是的:不過修辭而已,這是致命的話到了本章,李春陽取修辭發難,對白話文運動,對當代白話文,開始凜然側視:


或許白話文字身就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修辭,假設它的巨集願是另立文教其實亦屬妄想漢語的詞彙還是那些,漢字的絕大部分是傳承字,簡化字不過是繁體字拙劣的替代品……新興白話文批判文言文,急於宣佈舊文化崩潰了,為白話之必然取代文言,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神話……白話文運動的嚴重失誤,是使白話寫作與文言和舊白話為敵,不肯植根於漢語的字詞和語源,久而久之,既喪失修辭思維,也不知有修辭思維。出離漢語規律的白話文,唯委身於政治。


莫說文教”—“文教一詞,久已失落,今幾人識得、幾人在乎?委身於政治的白話文(即意識形態神話),經此劫持而催眠、復由催眠而發昏,乃大規模出離漢語的規則。這是白話文運動的正果嗎?這就是今日的漢語和寫作:既喪失修辭思維,也不知有修辭思維。後一句,更為可悲以歷史的立場看待語言,曾為白話文運動所標舉;以語言的立場看待歷史,即本書的要害:為等待這份語言的立場,九十多年過去了。


歷史一詞,或也出於修辭吧:在五四以來的語境中,歷史其實意指政治。不是麼?自來白話文的倡導者辯護者,撮其要,莫不出於歷史的大立場:所有現代中國的大事件,包括白話文運動,從來被要求歷史地看待”—西語的說法,即以賽亞·柏林痛詆的所謂歷史必然性”—讀李春陽排列的正面材料,當初白話文悍將的大道理,說來頭頭是道,萬般確當:歷史到了危亡關頭,豈可死抱著萬無一用的古文!


連當年舊黨為古文辯護,也多出以歷史的名義其間秉承理性者,則於歷史考量之外,一再返顧語言的立場,如昔時的章太炎、梅光迪及近時的徐通鏘輩。他們親歷歷史的脅迫,歷史再嚴峻,國事再切迫,他們仍然試圖申說:語言終究是語言,語言從歷史中來,語言就是歷史這裡所說的歷史,則是歷史一詞的本意了。


現在,李春陽試以語言的立場所針對者,既是白話文運動全盤否定的中國語言史,也包括白話文運動裹挾其間的歷史--不論白話文如何、古文又如何,漢語自身的歷史,理應置於其上。


白話、文言不過是語體的差別,二者使用的漢字,幾乎每一個同樣古老。換言之,白話文、文言文,都為做文章,都能做文章。李春陽苦苦提醒、反覆舉證:清末的語言舊黨如林紓章太炎梁啟超,俱為思想的新黨,是中國第一代傳播域外新學問、新觀念、新文學的革命家;而通行未久的白話文,照樣速速演成語言的八股、文章的套路,喋喋不休,織成意識形態的大羅網,其負面,尤甚於古文所曾被詆譭者。


這便是語言的悖論也是語言的能量:


從一開始,白話文運動就與晚清傳統白話刻意區別,其實出於漢語的自為性質,舊白話會自動跟進並融入新白話,因為漢字原本深具調節功能,舊白話之脫胎於文言,即是古例。毛澤東文體由文言而舊白話而新白話的如意轉換,也是一例。舊白話因遠離主流話語形態而獲晚清文士如梁啟超等青睞,也是今日之所以出現非政治化語言環境的內在原因。如果白話文試圖擺脫危機,第一步,就是放棄文白劃分,把白話文納入漢語修辭的正途,以語言的整體立場看待漢語、整合漢語。


晚清的白話傳統,上溯北宋,淵源久長,民初一代不是不知道。刻意抹殺文白的對立,已不是語言的立場。一九四九年後的所謂語言的整體立場”—倘若曾經有過這立場的話則如前述,無非政治意圖,政治立場。其大門面,或曰大修辭,即是歷史:時當清末民初,誰敢逆歷史而動?以歷史的名義,五四運動及其後續革命所要中國捐棄的大代價,首推中國的語言。


如今要來放棄文白劃分,可能嗎?文言沒有了,何來劃分。當初的理由,視語言為工具,白話文易學易懂,自然用白話文。但語言僅僅是工具麼?


哲學、科學、政治、學術、教育、文學,字字句句離不開語言,並取決於語言,但在哲學史、科學史、政治史、學術思想史、教育史和文學史的研究中,語言的位置是次要的、曖昧的,彷彿這些研究不使用、也可以不考量語言,然而每一領域的學術文字知識系統、理論闡述、概念的界定等等自始至終形諸語言和文字,遍佈修辭的期待與介入。任何一篇科學的或者政治文論,其對錯高下,難道僅僅事關科學學理或政治是非,難道無關乎語言,無關乎理知被如何表達,如何呈現麼?


這等明白的道理,久已為各學科所摒棄而相忘近年花樣百出的所謂國學熱,迄無道及語言。今日的童子初讀國學原典,但凡識得字詞,朗聲一讀,道理未必懂,已得修辭之善,領受語言的美感:道可道、非常道,是理,也是語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是理,也是語言:不是這樣的語言,何來國學?


修辭之為修辭,必慎待語體,計較文體,孜孜於句式的營造,字詞的錘鍊,咬文嚼字,換取風格,最終落實為一種得體的、優美的、有尊嚴的書面語……五四一代寫文章,白話正當創生途中,不論修辭功夫如何,以他們的舊學底線,尚能在文白之間作出選擇和調理。今時絕大多數寫家則惟餘白話一途。以如今的白話文而談論語體和文體,進而追究修辭思維,不禁起荒涼之嘆。


其實何必語體文體,尋常交談,何嘗不涉修辭。此刻無端想起明人話本的四句話,是西門慶、潘金蓮被假定初會於宋代的問答:


不敢動問娘子青春。


奴才虛度二十一載。


小人痴長七歲。


大人將天比地。


這是白話還是文言文?是書面語還是口語?是俚語、大眾語還是國語?何必追究。直到我記事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滬上里巷、窮鄉僻壤,還常親耳聽得長輩用了幾乎同樣的詞語和機鋒,一問一答、一去一來,知進退,守分寸,暗示明說,閃爍語言的活潑與狡黠。在市井村野未被現代白話滲透的二十世紀,甚至文革初年,這類日常話語仍未根絕:在南方,在我落戶的山鄉,目不識丁的婦孺一開口,分明是前朝的舊白話:稱青年為後生、稱俊美為標緻,稱可憐為作孽”……


語言文字兼具天然的保守性與活躍性,保守,是因一民族的語言必與這民族的歷史同樣長久,不可率爾更動;活躍,是因語言永遠繁忙,渴望被使用,人人用,時時用,無一事不用,又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理由使用。當語言的保守性與活躍度被強行改變、強行抑制,語言進入既被動又任意的狀態:它不再聰明,不再主動尋求語言的機會,修辭變得多餘;它又被輕率地,有時幾乎是無羞恥地濫用,無視語法,或者,夾雜太多外來的語法,不忍卒讀這正是新白話日益貧薄荒敗的根源。


這段描述,準確而緊要。荒敗貧薄的寫作,不忍卒讀,粗暴乖張的說話,不忍卒聽,而今時的寫家讀者、說者聽者,不覺有異。是的,不再主動尋求語言的機會,語言必定失去知覺,不再聰明”—更糟的是,自作聰明,輕率地無羞恥地濫用語言。對應《水滸》那對妖男魔女的初見,今時北大清華若干教授私下與同行打照面,語體如何:


你哪兒的?我的書讀過沒有?


這甚至難說是一句問話,聽來與今時任何門房、保安、信訪辦科員的說話,沒有兩樣。某位學者初來京城,飽受學界日常話語的侮辱性洗禮,向我訴苦。但他怎樣表達自己的反感呢:你不知道啊,都這麼說話,牛著呢,一個個都很牛!”—“,也是活躍而繁忙的語言之一例吧,而今忙著活著的,是隻剩偉大的白話與白話文:


過去百年來,白話文運動成功地使今日絕大部分中國人不識文言,也不會使用文言,識了白話,也未見得寫好白話。文言、白話,曾經並存千年,主從尊卑,自然而然。文言依憑豐富的字形彌補字音的相對貧乏,與此相應,中國人的認知經驗,目治重於耳治。歷史演進,白話趨時,是情理中事,晚清白話文運動是此一趨勢的加速,到了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整套意義系統驟然更替,白話文運動的震盪,至今猶在。白話的絕對優勢,已不可逆轉,文言作為漢語的精華與有效性,除了古文專業而外,幾蕩然無存。


據李春陽告知,今日極少數專研古文的中青年學者,深藏古籍之內,不讀五四文章,更不讀時文。但這不是語言的生態,而是白話文帝國的微型孤島,是古文尚未死絕的微喘餘息,雖非無存,卻已蕩然,決不是活的語言場,猶難滋生精美的語言,更未推出高明的寫家。


白話文勝利了。今若干喜好文墨、追慕經典的青年書生,倒也試著寫那麼幾句文白摻雜的詞語,全篇文言的短章,也未絕跡:前些年南京高考狀元的文言作文即是盛傳一時、旋即忘卻的個例;而八零後記者的手機簡訊,也常以連連頓首收句,引以為雅,雖得可憐,渾然不知其錯自宋及清,及民國,識文言而用白話,乃平常事,用得精彩而怡然,便是上引潘金蓮西門慶的問答;今天,會用且用對文言者,即便心誠意正,也落得一個奇怪的異類,不免做作之態、乖張之嫌。這類形跡可疑的語言返祖現象,並不能視作語言的機會,半點無助於語言傳統的起死而回生,惟反證一件事:白話文勝利了。


自從革命以其粗暴性格闖入漢語,強求漢語,漢語從此失去斯文,又在失去規範的同時,被剝奪自為的餘地……寫作倫理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幾乎不是問題:它消失了。多少以作家自居的人口口聲聲要為社會承擔責任,卻對文字極端不負責任,下筆之輕率、粗暴,趣味之粗鄙、平庸,從文字開始即取消了他所宣稱的價值。難以想象,一個造成文字災難的人,如何造福於社會。顧彬說中國作家語言水平太低,這話初聽荒唐,然而任何國家,作家都是指那些善用語言,精通語言的人。倘若一國的作家而語言水平太低,豈非惡夢。


豈是漢語失去斯文,便是斯文一詞,也已失落,億萬人口行事說話而閃過斯文一念者幾稀。域外文人如德國顧彬的批評,其實要算斯文的,記得此言一出,本土文壇的愕然與驚怒,即大欠斯文,而回應此說的文章,我約略一讀:何談修辭。


凡是成功的修辭,必定能夠適合內容複雜的題旨,內容複雜的情境,極盡語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覺得無可移易,至少寫說者自己以為無可移易。(語出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此無可移易一句,正是修辭學要害,修辭之所以是修辭,一如字詞之所以是字詞。白話文的大病與通病,即不知一字一詞須得不可移易。


其實當今漢語不可移易之辭,並非沒有,而且多得很,惟其不可移易,而成大病久病,以至無望治癒的頑症拿起報紙,開啟電視:各級領導必須重視起來進一步加強落實各項基本工作等等等等,就都是如何移易?豈容移易?於是天天講、年年講,倏忽六十年過去,無可移易。清末鄧實憂心忡忡在茲念茲的中國語文,如今便是這樣一種語文,誰敢說,這不是保國保種的金城湯池?是故李春陽以下數語,也可句句反證今時的語文和中國人:


人的思考的密碼,乃是語言,語言,豈能離開字詞。知識系統、價值系統,不但和言語密切相關,而且起於語言,體現為語言。


是的:各級領導的話語,正是當今中國人的首要知識系統乃至思考密碼進一步加強落實云云,則是政權竭力守護的價值系統。這一切,在在起於語言,體現為語言。固然,李春陽的意思,不是這意思:


人的創造活動,俱皆歸因於如何使用言語,或者說,莫不以言語求得理知,求得闡釋,最後,語言作為現象,行使觀察,也被觀察。教育,意味著從無量的書面語獲得無數資源,豐富言說,擴大存在的幅度、維度,以及,人性的深度。


而當今白話文的創造活動是在求得權力,求得控制。控制既久,早已塑成當代中國語文的幅度維度,更兼受惠於各級領導年復一年的加強落實,今遍中國的知識結構與思考模式,早經層層圈定,形成國人的另一層深度,或曰淺度,年深月久,已如文言文和舊白話的幅度與維度,塑造了那個消失的舊中國。


白話文運動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最為龐大的修辭意圖這意圖本身早已實現為龐大的事實既是知識建構,又以此建構新的權力。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毛文體,確曾致力於新興知識的建構……這一時期,毛話語的訴求之一是民主,與五四價值和共和理想相呼應……一九四九年,新的權力結構終告達成,長於說理而擅於攻心的毛文體,一變而為權力話語,政令與批判成為毛文體的大規模修辭實驗……權力話語猶如怪獸般脫胎於知識,實施知識的否定。文革,乃是權力踐踏知識的狂歡……


讀解毛時代的毛文體,今已不算太難雖說仍未解、仍待解難的是下文提及的語言現狀:這現狀,很難說是毛文體的形變泛化加強落實之類,論文采,論修辭,論蠱惑力,遠不及毛文體,然其陳腐之狀、氾濫之姿、流佈之廣、統御之效,則為昔時的毛文體所遠不及。


在今天的語言現實中,要麼是以知識制衡權力,要麼是持續毛文體的形變與泛化,以權力掌控知識;前者是知識權力,後者是權力知識,欲求知識與權力的良性互動,端看我們對二者的認知,以及,能否將權力還給知識,將修辭還給語言。


是的。今時中國的語文不論何種型別的寫作,不論為何而寫、為誰而寫多麼需要新的修辭,然而沒有;多麼需要知識的權力,然而不能。知識應有的權力,眾人得不到,於是無權無勢的人滿口權力語言;語言應有的修辭,眾人不會,亦且不知,於是文理不通的文章勢成語言的泥漿。古文所曾富有的修辭,隨古文的消失,消失了。梁啟超輩及五四一代寫手之於文白之間的餘裕,今人更是休想—“喪失修辭思維,不知有修辭思維的漢語,於是委身於政治:這是當今漢語難以展望的未來,也是現代白話文進退失據的語言現實。


白話文運動可能要對我們至今幼稚的理解力也即可悲的語言狀態負有責任。無所感應於西方文字的修辭手腕,其結果,只能是輕信與盲從,同時,流於淺薄的認知。時下國內主流話語的昧於修辭,大量體現為意識形態宣傳而遭遇心理抵制。昧於修辭者而被認作知識分子,是當今社會的常態,一如貧薄蕪雜的白話文,早已見怪不怪了。


輕信與盲從對應幼稚的理解力社會的常態對應貧薄蕪雜的白話文。白話文運動曾經抱有偉大的責任感,如今的白話與白話文,承擔什麼責任?怎樣承擔?靠什麼承擔?除了權力性格,莫說責任,白話文作為一種語言、語體,可曾贏得當然的敬愛、起碼的護惜?


九十多年前,白話文運動惡毒攻擊文言文,然昔時的文士便知古文總得革除,語言不免革新,也還摯愛文言文、惜護文言文:那是歷史的遺贈,成熟的語言,但知善用,古文便玉成書寫古文的人。魯迅痛詆古文,算得激越,偶或弄幾段,文辭間難掩享受之狀;胡適儼然新派,老來讀古書、參古經,他已憬悟,並且說出:白話文運動後來成了一場禍今世,人人都說白話文,誰人摯愛誰人敬、誰人知惜護?倘若愛敬惜護白話文,白話文便不會是今日的白話文。


人不愛自己的語言,語言便不肯施惠於使用語言的人。當代的書寫不再聰敏,市面的言說漸失生機,莫說西門慶潘金蓮的潑辣而斯文,如今撞見個會說話的人,已是稀有的福分,稍一辨聽,也不過黃段子或江湖語,惟較加強落實之類,略有人間味。據說,古語舊說而有所沿用、仍然奏效者,眼下流在中醫界、佛學界、書畫圈雖佛界早經行政化,書畫圈更是分餅奪利之地--文界、學界,敢說精通而愛敬白話文者,大約有誰?能有誰?寫著白話文,不愛白話文,早已是文界的常態,讀到本書的觀點,倒會昂然起身,為白話文辯護吧。我讀到書稿材料中那些為白話文嚴正辯護、慨然說項的種種腔調,不禁想:很好,你主張白話文,你愛不愛白話文?你愛白話文,你想必懂得、應該懂得,倒來說說白話文的好,怎樣的好法,文章寫來,又該如何有招有式使用白話文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彩,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


各極其度其致其造,白話文怎麼說?開闔奇正百尺之錦,白話文又怎麼說?注而釋之,說得像了,好看好聽、可感可用麼?讀李春陽上引王世貞《藝苑卮言》的段落,我竟起可笑可憐之嘆。我笑這腐儒的眉飛色舞得意洋洋,讀來如聞夢囈:今白話文蟻民誰曉得這一套?誰吃這一套!我猶可憐李春陽四顧時語的大荒涼,搬出這死滅的文言文,聊以為寄,據以辯難,其說夢之感,尤甚於搖頭晃腦的王世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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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喪失,不獨漢語的意義鏈斷失,語言的聲色,便即消褪,人和語言的關係、語言和文章的關係,隨之亡失。這關係不失,於是人對自己創造的語言、語言對創造自己的人,彼此有愛,往來有靈犀。精彩的文白相間、上好的白話文章,自有新的聲色,新的意義鏈,新的可能性,新的好辭章。可是那樣一種新語言,好語言,惟在清末民初那一代,如梁任公的恣肆雄辯,如周氏兄弟的潔淨而沉穩……彼時,白話文運動雖已鬧起來,文白固有的血脈,尚且交融,文白間的往還,猶如姻親--事到如今,選來選去反覆讀,近百年的好文章、好寫家,還是清末民初那些篇、那幾個人。此後半個多世紀,失去愛敬的白話文降得住幾篇好文章?


此所以李春陽要來披頭散髮,成六十萬字,由白話文運動從頭說起吧。其發難的勇氣,只因摯愛漢語:這大愛,表之於頑強的質詢,寫到本章,忽而轉為近乎母性的,準確地說,對母親般的,那樣一種愛:不容褻瀆,義無反顧,又如失母的孤雛,無可寄。此是稀奇之事,同時,極度嚴肅怎樣才叫做愛國?你愛這國家的什麼?倘若愛國而不知愛這國家的語言,愛國一說便是大欠誠實的修辭,如氾濫無際的白話文,成一句空談,等同謊言。


也巧,近日收到如下一份過時的網路短訊:


二〇一〇年六月七日,教育部前發言人王旭明在微博呼籲設立語文節。他說,年年高考,先考語文,可見其重要。建議將每年這一天定為語文節,每個中國人想想自己會寫文章會說話嗎?尤其當下五種人該想,該以反思的形式過語文節:一是語文工作者包括教師記者編輯等,二是各級各類官員,三是各級各類所謂發言人,四是翻譯,五是為人父母者。我感覺這五類人中會語、會文者少!


卸任官員的呼籲,本不必認真,網友讀過,頃刻忘記。而急不擇言,慌不擇路,竟給出這份藥方,也算中國當代語文抽樣之一吧:語文工作者,標準四九年後的白話官腔;語文的重要居然因年年高考,先考語文,則對照清末鄧實語文文字關乎國之存亡,簡直霄壤之別。稍可認真者,是所謂五類人語文不行,如此,今遍中國的語文是何等語文?


九十二年前,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文言文教學,尚有決斷與自信在,此後,文言文果真到了末路直到被白話文活活弄死九十二年後,有政府教育部前官員弄出這不倫不類的語文節動議,則白話文之途窮,昭然若揭。


這就是漢語的命運。一紙禁令,千年文言;語文節動議,百年白話文。前者迫於國難,雖粗暴,尚有文化轉型的痛感在,後者徒託空言,跡近玩笑,想要嚴肅,無從嚴肅起。以下李春陽的感喟,是屬懇切:


白話取代文言,是極其複雜的精神、社會事件,深涵中國近代以來,甚至千年以來的文化矛盾。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決,改良和革命的消長,啟蒙與救亡的衝突,保守與激進的起伏,全盤西化和儲存國粹的對立單一角度、單一學科的析評,不足於解讀這一事件的全部複雜性及其影響。


這番話,確是議論白話文是非的大難。何止單一學科無以應對,單一國度的事相,也須持論審慎:白話取代古文,非僅中國的語言官司。全球範圍現代化、工業化、大眾化、商業化,語言興替的需求,語言變異之疾速,各國皆然。拉丁文、古英語之在歐陸與英美,歷史典籍之在中亞、印度、日本,境遇類似。亞洲地區,則各國國粹與西化、保守與激進、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種種語言劇情,其性質、緣由,程度的輕重、後果的大小,各相類似,各存差異,要來比較,怕要有另一篇大論。


上百年前,文言文被虛擬的絕境尚能從白話文窺見廣大的出路,於是起語言運動,今時,白話文若欲振作,靠什麼破局?向哪裡求生在紐約,我長期旁看各族裔移民如何與母國的傳統相周旋,久而久之,未曾見任一民族如中國人這般,冥頑抱守民族主義,同時,怡然自安於文化的失據而無根,證之於語言,則種種民族主義的叫囂,無有一句是民族的語言。


原因無他:白話文,已是一種失憶的語言。這失憶,非指所謂國學冷落典籍,非惟中國,不懂古文,無關巨集旨要害是,當今荒敗不堪的語文課只是識字,不再能稱之為語文教育: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年輕人及未來一代代炎黃子孫那裡,這樣一種失憶的白話文,是沒有未來的語言。


但億萬人惟餘白話文,白話文不會死三十多年來,國正當崛起,黨、政府、公司企業、各行各業、各色人等,語言需求空前切迫,語言市場無可限量。而經濟銳意前行,社會日夕變異,人心不復既往。明面上,惟體制事事掣肘,步步滯後;向內看,則語文實與體制同病,在超速鉅變的時勢與國勢間,梗橫阻滯,呈大脫節而大錯位。更大的錯位是,億萬人已然適應了體制,在這近乎鈣化的漫長過程中因其漫長,事屬被迫抑或主動,已難分清中國人所適應的另一巨大之事,無過於白話文:這一失去記憶的超級語言聯盟,經久釀成億萬國民的集體人格,這集體人格的單面性、平面感、空心化,無可挽回地趨向語言的枯竭,因其枯竭而加劇語言的耗損。每一箇中國人蔘與了這場語言的災變式狂歡:初起,緣自革命年代的白話文,終於,實現為芸芸眾口的白話文。


人受困於語言,併為語言所反制,若欲掙扎逃出,求助者,仍是語言:反之亦然。毛澤東那代人所曾侵潤的漢語資源,大可排程,大可選擇。今我黨拋棄了毛語言,自亦連帶失去漢語的一大資源,縱有話說,卻沒有語言,遂迴圈咬嚼另一路陳腔、另一套濫調此亦或可解作黨語言對毛語言的全盤失憶這語言的絕境,除了政治的形格勢禁,內裡有誰想到過嗎其實是白話文運動的世紀報應。


這不是語言的危機、語言的歧路,而是,實實在在的窮途。這窮途,如何對應前路昭昭、大有餘地的國勢?媒體娛樂語言、商業廣告語言、學界文論語言、世俗人情語言、網路流行語言……看似喧騰,花樣百出,蓋同出於長期黨化的單一白話文,為敷衍各各殊異的語言需求,惟支離挪騰,攪拌兌水,兌水而復攪拌,使白話文語體腫大起泡、狀若汪洋而已。這樣的白話文,實在連語體也難成立。即便零星異議的語言,無一例外,源自早經用濫而仍在濫用的白話文。


五四一代,曾將古文與文言文罵得一文不值,百般不堪。今李春陽獨自給白話文做此龐大的診視,通篇用的是政治正確的白話文白話文可有迎對詛咒的氣量?我不很相信本書書稿果然能夠全文發表,便是發表了,今群起捍衛白話文的學術徒眾與權力陣容,可比清末的士子強大太多了。讀李春陽引述世紀以來有關白話文的種種辯詞,在在剛愎而強橫,但我仍願領教,白話文的辯士們還能吐納什麼新的大道理。


沒有用的。當初清人為古文苦苦辯護,是為徒勞百年前,更大的是非,更大的命運,不肯停下來聽取文言的辯護今天,福兮禍兮:白話文不存在自守自辯的語境,因白話文的植被和疆域,遠遠甚於古文:失去記憶的語言,勢必規則蕩然,無所謂自為自證,正因此,白話文空前頑健恣肆,休想有別種語體給它挑釁、威脅,或予襄助而制衡。放眼看去,日益潰散而同質的白話文,不具任何語言的層級、派別、質地、表徵所有人只會說白話文,但白話文不屬於任何人。它甚至不再是語言,而是無關尊嚴和美感的低階工具,全然交付權力,演繹為不同權勢的簡陋副本。


本書的要義,即白話文運動是由語言的權力蛻變為權力語言的歷史。眼下,如果白話文仍然形同政權,不容絲毫質詢,如果李春陽的觀點將被某一方(這某方其實並不存在,除了白話文)指為一組錯謬,則必定不會來自語言的說服力即便假以學術還是別的什麼名義而是,取決於言說它的權勢。這類權勢大抵是臨時的,輪替的,但不必更換、也不可能的更換的工具,是白話文。它保證權勢執行,卻無需保證語言的效能。語言的效能,在白話文那裡早經去勢了。


然而這篇文論難道不存有問題或錯失麼?或許有,但我不在乎。一如我不在乎本篇序言涉嫌無知而偏激:我願高聲說:當年白話文運動的大問題、大過失,何止百千倍--我們,包括語文節的動議人,倘若早經不安於當今的語言困境(說是困境,仍屬客氣的修辭)--李春陽的功績就在告訴我們:白話文運動究竟是怎樣一場革命,堂堂漢語,何以一至於此。


最後,我對本書的唯一意見,是嫌篇幅過於冗長--包括這份序--此即白話文。古文與文言,不曾,也不必周旋於這等長篇的官司:時代到底不同了。揭示歷史的全部複雜性,需要太多篇幅,太多篇幅,需要太多新的語言:漢語的能量、幅度、詞語、文類,確乎因白話文運動而大大拓展了。新的漢語的可能性(這可能性,其實大半來自百年以來的翻譯之功),空前豐富了漢語的言說與寫作--是的,被改造、被豐富的現代漢語,可以被稱之為白話文,但絕不僅僅歸因於五四前後啟動的白話文。白話文的歷史,遠及宋代,白話文的能量,原本就是漢語的能量,漢語的千年檔案,從來葆有完滿自適的語言邏輯,只是料不到自己的命。


白話文運動的初衷,是消滅古文,解放漢語;但白話文運動所矚望的語言未來,是不是今天這種白話文--凡同情歷史而敏感語言的人,可能會抱著兩種難以調和的心理:白話文運動是一場語言的災變,抑或救贖?今天,當我們下筆開口,理應對白話文心存警惕,抑或,對當初白話文運動的興起,保留一份有所保留的同情和敬意?


我因此贊同李春陽在完篇之際二〇〇九年未曾定奪的副標題,即,獻給五四運動一百週年。



转自《《詩書畫》雜誌2016年第1期總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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