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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50年至1990年代, 反右, 恢复高考, 文革, 知青


小学毕业的四哥,连续三年高考成绩过了重点线


--作者:宋家宏


宋家宏,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云南大学云南文学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阐释与建构——云南当代文学专论》《审美与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丛谈》《批评的空间》。




前天下午,从广州传来四哥去逝的噩耗,让我整日神思不宁,心绪难平。往事如梦似水,四哥的人生如同一幕幕电影场景,在我脑海里翻涌起伏。他这一生不断挣扎,不停奋斗的命运,似乎映照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四哥名叫张友润,与我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当年我们都出生在滇池边的云南省委党校,普坪村医院应该存有我们的出生记录。他比我只大一岁多,本应该肩并肩一起长大,是命运之神为我们推开了全然不同的两扇大门,他成长于滇南,我去了滇东北,他姓张,我姓了宋。


要说清四哥的命运,得从祖辈那儿开始。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张家在滇东北的昭通是乡村的绅士阶级,所谓书香门弟,祖上曾有人官费留学日本东京,毕业后回故乡创办了云南省立二中。他们遵循晴耕雨读,诗礼传家的古训,只愿海晏河清,过自己的太平日子。他们把自己庄园旁的一个池塘命名为海晏池,此地因此而得名。


多年后我曾驻足于早已破败得几近消失的张氏庄园遗址,海晏池没有了诗词中的波光潋影,枯缩的水面上漂浮着厚厚的蓝藻。几十年前分给农民的张氏旧居早已破败不堪,只有衰朽的雕花窗棂和那昂然向天的飞檐还在诉说着远逝的繁盛。四周空落落的两棵桂花树却格外高大,飘洒着八月的余香,据说,那是祖父一辈手植的。


张氏家族也会与时俱进,把自己的后辈送进新学,开辟新路。我们的父亲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二少爷,他在学校读的是当时堪称最先进的专业--电影技术,曾在卢汉的部队任过文职。卢汉起义后,他做了部队文工团副团长。因他有一手电影放映、修理等技术,后被安置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任技术人员。


这样从旧社会、旧家庭走过来的人,又在旧军政里干过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不过是暂时利用的对象,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让父母惊恐不安。父亲尚能放映电影,我的母亲,这个四十年代的女中学生,大户人家的小姐,沦落为党校里的洗衣妇。这恐怕是一辈子都清高傲骄的冯家二小姐,做梦也想不到的人生。


家境已经渐穷,前途一片渺茫。家里连我却有五个子女,我与四哥的年龄间距只有一岁多。我其实是一个不期而至的生命,说起来实在不该出生。据说生母为了不让我出生,想了种种办法,甚至吃过堕胎的毒药。但是这孩子命大,还是哭着闹着来到了这个世界。面对五个大大小小的孩子,父母决计送出去一个。要送出去的只能是我,因为当时年仅一岁多,越小越难养。


远在故乡的姨妈得知了消息,带信来说:怎么舍得把儿子送人?送来我养!


其实姨妈家也穷,加上我,还是五个儿女。生父生母决计要送走我,原因应该是复杂的,有孩子多的压力,也有政治压力的因素。当时反右的风暴已经刮起,我那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生父生母,已经感觉到了山雨欲来的恐慌。1957年,嗷嗷待哺的我还没有听清滇池波涛的回响,就被命运送回滇东北的故乡,去另寻生路。四哥留在父母身边,刚出襁褓的我,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随波逐流。


果然,没过多少日子,反右后,第二次清洗省级机关有问题的干部时,生父一家被下放到边疆荒凉小城思茅去了。思茅在滇南,当时坐汽车从昆明下去要走三五天,离故乡滇东北昭通则有近十天的旅程了。


从此,姨爹姨妈成了我的父亲母亲。从此我与张姓无缘,与张家与四哥天隔一方,成了宋家的儿子。我与张家人十余年没见过面,对这位长我一岁多的四哥我只有羡慕,只因为他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


我的父母对我极好,他们是极为善良和老实的人,我一直拒绝用养父母这个词,也从未想过回归张姓,哪怕二老早已仙逝。在饥饿和贫穷的年代里,因为我先天不足,身体羸弱,他们让我独享每天一杯牛奶,在那贫穷的年代,贫穷市民的家庭,这是难以想象的奢侈!是他们节衣缩食哺育了我多病的躯体,拯救了我的生命。但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还有小孩玩伴对抱养儿子的歧视和心灵伤害是别人难以体会的。


有时候我会想,当年为什么送走的是我,而不是四哥呢?


大约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吧,张家从思茅寄来了一些照片。从小我就朦胧地知道,家里人又刻意隐瞒的我的身世,因这些照片的到来,突然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那些遥远的,我完全陌生的亲人以照片的形式出现在我的眼前。兴奋、喜悦,还有那越来越浓重的酸楚……


这应该是1963年还是1964年,社会处于短暂的平静时期。那些照片很明亮,蓝天上飘浮着几朵白云,背景是他们住的电影院的洋楼,缺了门牙的四哥站在草地上,笑得很灿烂,三哥也正望着他笑。他们穿得很洋气,白衬衫套着方格子的毛背心。我们一家看他们的照片时,姐姐们说:干部家庭的人,就是不一样呢!


家里人不由自主地回头看我,我穿得很土气,母亲手缝的布疙瘩纽扣对襟衣服,厚厚的胶底鞋……我低下头,竭力掩饰着内心复杂的情绪。只有母亲读懂了我的心事,一把把我揽到怀里说:我的小宏,跟着我,可怜了啊!我赶紧说:没有,没有……”不过六七岁的孩子,我已经懂得羡慕、喜悦、嫉妒、忧伤,都只能在内心里深藏起来。


那是四哥所在的家从省城下放到思茅后一个短暂的平静时期,四哥在家里很受父母的宠爱,他自幼聪明,争强好胜,很能干,在学校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臂上戴的是三道杠。听说,在家里打扑克,都要让他赢,父母才会高兴。


我离开了那个家,他就成了家里的老小,父母的宠儿。


看过照片,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没有被他们送人,也能穿时尚的衣服,享受到在张家其乐融融的家庭欢乐吧?



这样的好日子太短暂了,四清运动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来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了!


文革之初,当权派们立刻把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抛出来,以此作为运动的对象,往死里整。生父母立即被批斗、隔离、审查……少先队也重新登记为红小兵,四哥这个少先队的大队长突然被驱逐出了红小兵的队伍,因为牛鬼蛇神的子女不能做毛主席的红小兵。


某次,天上下着雨,毛主席的红小兵们打着背包,佩带着红袖章,扛着红缨枪在街上游行。四哥这个昔日的少先队大队长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成了小反革命,他不甘心被抛出集体之外,自己捆了个背包,哭着跟在队伍的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红袖章,更没有红缨枪。


街上的大嗽叭高唱着:——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红樱枪对准了他,昔日的小伙伴在驱赶他。曾经那么喜欢他的老师在喝斥他,让他滚出去!他浑身湿淋淋地,仍然在哀求,在哭泣,在行走……


雨水打湿了天地,也打湿了一家人的心。


家里人说起这事是多年以后,气氛依然沉重、悲痛。我想这是四哥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人世的悲苦,凄风苦雨,孤立无助。那年他大约不到11岁,是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在风雨中驱赶他喝斥他的都是学校的老师、小学生,是些普通的群众,他们何以如此残酷?


上大学后我读到鲁迅先生一段痛心疾首的话: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心里一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才是我们听惯了的话。鲁迅的深刻让我震惊。


又过了些年,我才明白,中国的历史上还出现了群众连做个看客的资格都丧失了的时候,平安地做个看客已经很难。这个时期鲁迅先生没有经历过,历史书上也没有读到过。所有的群众都被运动发动起来了,连天真的小学生也不能幸免,已经没有了台下的看客和台上的演员的区分,人人都要急于表演,使自己变得革命起来,人性中隐藏得很深的最丑恶的部分被充分调动起来,毫不犹豫地参与了对弱小者的践踏和迫害。


父母被批斗、自己被驱逐,孤零零地被抛到群体之外,这一切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打击太大了。四哥由此变得沉默少言,脸上没什么笑容,时至今日,那些灾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去,我仍然几乎没见过他会开怀大笑,当我们哈哈大笑时,他顶多嘴一咧,露出笑容,即使有笑声,那笑声似乎主要是从鼻孔里出来的。


他的语言极短,多数时候是听别人说话,说起话来是电报似的语言。与极好的朋友在一起,竟是无言相对。写信也一样,短短几行字,事完话完。他似乎对人很冷,冷得让初次相交的人不能接受,即使心里要帮助谁感谢谁,也不会表达出来,他变得更愿意用心灵和行动来说话。


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当然与少年时人生的突变密切相关,更可怕的是这种政治的高压一直笼罩在他的头顶十多年!这十多年正是他从一个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期,是心理与性格的形成期。


在他被红樱枪驱赶的时候,我正漫游在滇东北昭通的大街上看热闹,先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被戴高帽,挂黑牌,之后又是当权派们被戴高帽、挂黑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满天飞舞的传单,狂吼的高音喇叭,之后是血肉横飞的武斗……打倒了谁,揪出了谁都与我无关。我与红小兵们也曾一起喊打倒校长和老师的口号。


复课闹革命后,我进入初中,之后上了高中,曾担任团支部副书记。四哥在张家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没能进正规的中学,只进了一所工厂办的五七中学,二年制,上午上课,下午上工,童工的变称而已。上午的课程也多是以革命的内容为主,所以,严格说来,四哥只小学毕业就进了工厂。


我们的第一次相见,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从五七中学毕业了,在工厂开镗床。在机床边,我见到了他,不到15岁,一身的油污。他正上夜班,知道是我后,淡淡一笑:是你?不高嘛。说的是我的个子,我从小体弱多病,长不高。说了几句话,他又去机床前忙活去了。


渴求知识的愿望却没有在他的内心熄灭,与家族的血缘有关,也与他的工作有关。他所工作的工厂是当时号称思茅第一大厂的思茅第一机械厂,却没有几个技术员,加工齿轮时会用对数来计算、优选挂轮,是工人们认为十分神秘和了不起的事。他羡慕这些人,也想学会这了不起的本事。凭他顽强的毅力,用了几年的业余时间自学了大部份初中、高中数理课程和画法几何、机械制图等专业知识,并尝试设计工、模、夹具。从内心深处这也是一种摆脱政治命运的挣扎。一个小学毕业生要自学完这些内容,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可想而知!



如果生活不发生什么变化,四哥会在这个工厂当一个受师傅和工人们好评的好工人,当上一个技术员还是一个遥远的梦,因为那更是一种待遇,不是谁有技术就能做得到的,在工厂的8年,受奖励、评先进、参加民兵组织等都没他的份。


197710月,大街上广播里关于恢复高考的新闻一石击起千层浪,上大学不再名为推荐实为走后门了,要凭自己的真本事考试了,它燃起了千百万人心中的希望,也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


四哥与我远隔千里,同时得知了这一消息。我那时已经上山下乡两年多,因为表现优秀,被提升为公社的知青专职干部,我迅速放弃了其他的机会,投入一个人的高考复习,也去信鼓励他一起高考。家人都鼓励他参加高考,仍被关押、管制的父母更是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为家庭争一口气。


虽然我们都知道,四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但一个小学毕业生,他能考上大学吗?


考试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考得很好!过些天又得到了体检表,并顺利过了体检关。


然后是政审。这个贱民的后代政审没有通过!厂党委、工交局、思茅招生办一路都是否定。


在滇东北昭通同一天考试的我,因为没有姓张家的姓,不是张家的人,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在风沙扑面的春天,我满怀喜悦的心情来到北京。


四哥还是站在他的机床边。


他没来得及为自己受到的委屈过多地忧伤,77级的高考结束紧接着就是78级的高考,中间相距仅几个月。他再次投入紧张的复习,他唯一的希望是用自己的实力证实自身的价值,求得社会的公正待遇。我初到北京时的一件事就是为他找北京的复习资料,听说要全国统考了。


第二次高考之前的一天傍晚,他到师傅廖增武家。他们师徒关系十分密切,技术高超的廖师傅喜欢这位沉默寡言,埋头钻研技术的徒弟,在那些冰冷的日子里给过他许多帮助和保护,给过他许多人间真情的温暖。


廖师傅还是车间主任兼厂党委委员。那晚师傅欲言又止,长叹不已。半晌才告诉他:你那个事又不行了。不明说也知是高考的事。原来,思茅地委发了个文件,今年高考直系亲属有政治问题的考生一律不允许通过政审,因此厂党委不会让四哥参加考试。


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委屈,语言却是沉默,整个少年到青年他都是在沉默中渡过,他已经习惯了沉默。然而他不能沉默,他必须去哀求别人,去争取高考的机会。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那时只能找组织。他找到了厂党委书记,书记把他赶出了大门,并要他与父母划清阶级界线。


被认为是历史反革命的父亲的冤狱还未平反;母亲在8年前已被遣送回千里之外的故乡农村劳动改造,至今未归,怎么划清?仰望高而远的冰冷夜空,他深深地感到孤独无助,一筹莫展。


是他的师傅伸出了援助之手,廖师傅在厂党委会上力排众议,竭尽全力说服大家,请求为他的这个徒弟网开一面,允许他去参加高考,那晚的厂党委会开到了半夜。他再次拿到了准考证,并把1977年高考准考证上的相片撕下来贴到了新的准考证上。


四哥的分数超出了重点大学录取线30多分,他又一次考取了,然而他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第二次高考他又因为家庭出身政审不过关,没能走进大学校门。


为什么不让我读书?为什么不让我读书?为什么?


这是那些日子天天回旋在他大脑中的一个问题,一个唯一的问题。


他连夜写信向上反映自己的情况,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教育部部长、云南省省长、主管教育的副书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数十封求助信载着他的希望飞出去,直到全国高校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他还在盼望那些信有一封能起到作用,让他的奋斗有个结果。


冤狱遍地,谁顾得了一个边疆青年求学路上的不公平?一二十年来,这个家庭里为父母所写的申诉材料已经可以车载船装,下一代还是申诉,还是求助!书香门弟遗留给后代的那点有限的才华全用来写诉状了,又起过什么作用呢?泥牛入海永无消息。除了给自己活下去留一个希望,自己给自己一个安慰外,还从中体会到了什么是草民百姓,什么是求告无门!


疯狂的时代列车轰隆隆向前,你已经被人掀出车窗,巨轮对你一次次冲撞,你却伸出手来,面对车窗,盼望青天大老爷出现。即使车内真有青天大老爷,他也不能止住了疯狂的列车,伸出手来将你拯救上车。列车要按自己的轨道行进,哪怕它前行的路程是崩溃,是越轨翻车,它也要按既定的轨道行进。个人的人格、公平、权力、尊严,以至生命在这个巨轮面前微不足道,在冰冷的国家机器面前被压得粉碎。


1978年,三中全会后,春风吹过,中国大地开始解冻。四哥在工厂里已经可以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参与解决一些生产中的难题,并被安排为车间的施工员。


1979年的高考再次来临。


在考试入门这一关他没有受到什么阻力,他将1978年准考证上的相片撕下来,又贴在了1979年高考准考证上。他再次达到了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之上。考完试的第二天,他把所有高考复习资料全部付之一炬,心想若这次不录取今后也不可能再去考了,年底他就满25岁了。


然而,他没有收到一所重点院校的通知。好在那些申诉信只用稍加改动即可寄出,并且早在考试之后他就已经开始寄出去了。它们再次负载着四哥的希望,负载着一家人沉重的希望飞向北京,飞向昆明。亲人们开始找同学的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只希望那些求助信能送到关键人物的手中,能出现青天大老爷。


1970年代最后几年的时代英雄是陈景润,知识、人才等词汇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词。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简单的诗句,深入了每一个读书人的心中。能攻书苦战的人成为人们心目中崇敬的英雄。


四哥以一个小学毕业生的学历,连续三年取得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奇迹,也成为边疆小城思茅许多家庭中激励子女的榜样。一个荒谬的时代渐行渐远,群众的良知开始恢复,这样的人才不被录取,人们开始斥责不公。


云南省委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在他的申诉信上作了批示,大意是:据说这位考生三次高考成绩都不错,但由于家庭问题政审通不过,这是不合理也不正常的,今年就连黄帅这样犯过错误的年轻人都可以录取进入大学,这位考生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云南省类似问题还有多少,请省招生办统计、一并处理后再向我汇报。


云南工业大学现场招生已经完毕,正在准备撤走的时候,省招生办的人急急忙忙赶来,拿着四哥的档案和省委副书记的批示,要求他们一定要安排。四哥终于进了大学,这个班原计划招30人,结果招了31人。所学的是他从未想过的水利电力建设专业,他想学的是机械制造。


四哥对他工厂的廖师傅永远心存敬重与感激,之后每次回思茅都要去拜望。对曾经在他的申诉信上做过批示的那位省委领导也永远地心存感激。他与我说过不能当面表达感激之情的遗憾。我表达了与他不一样的看法,作为个人我们应该感谢他,作为执政者,这事没什么可感谢的。别的省市早在上届高考就不政审了,云南79级还在搞政审,害了多少有为青年,他没有责任吗?



历经艰险,四哥终于进了大学,尽管是一所普通大学,而且不是他所喜欢的专业,也还是绝处逢生,他从绝望中迎来了希望。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总能从别人认为没有希望的状态中寻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


我从北师大毕业后回到云南,省教育厅一纸派遣书让我回昭通,留在昆明的梦想破灭了。尽管我也曾努力争取过,但市民家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依托,与我同时回云南的另一官员的女儿则留在了昆明。不久,我就认了命,在那里开始了文学的梦想。


四哥晚我两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回思茅那个伤心之地,从事一个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在许多人看来,重回昆明已经毫无希望,但半年之后,他又奇迹般地被借调到省人事厅工作。他认定的目标就一定要达到,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总是撞了南墙也难回头。他总以他坚韧的毅力,以他的血肉之驱去撞开一道又一道困难之墙。


在人事厅做什么工作?我问。搞调研,人才方面的。我心想,一个工科毕业生,调研报告写得好吗?写封信都那么简单。没想到一段时间后,他的一份内参报告竟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的批示,成为一项国家政策的内容。又过了些日子,他拿着这份批示的复印件,敲开了广东省人事厅的大门,他调往广东了,他的爱人在广东。


1992年后,经济大潮蜂拥而起,下海去!从广东迅速波及全国。


四哥不久就辞去公职下海了。他要我们也下海,一家人有一个在体制里就够了,另一个人必须出来,今后才有出路。我身处偏僻之地,文学之梦已小有成就。他冷酷地告诉我:发几篇文章,得几本获奖证书,有什么用?你那样读读写写的人,社会不需要!这话让我内心极为恼怒,我们已经无话可谈。


后来的日子,我们很长时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远隔千里,各走各的道。多年后回想,那不正是中国社会物欲膨胀,精神价值失落的起始吗?他那绝然的话是许多人的共识,也是中国社会相当长时间里的现实。


我在想,如果当年他学的是他所喜爱的机械制造,又会怎样呢?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的钻研精神和发明创作欲望的人。历史不容假设。


几经周折,他开了一家电脑公司,先是做硬件,后来是搞软件经销与开发,后来又进入网络。算起来,他是与中国IT行业发展同步的。但以一个40来岁的人,一个所学并非计算机专业的人进入I T 行业,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听说公司繁盛时有50多个人。这样的小公司在广州的竞争天地里要很好地生存发展,需要付出的太多太多。全凭他在苦难的岁月里磨练出来的意志、毅力,以及勤劳与刻苦钻研。


1990年代敢于下海、创业并且发了财的是时代英雄。他成为家族里、亲人间人人敬仰的英雄,回乡省亲自然是家族的中心人物,他发财了的传言甚多,云南的亲友有人甚至想去广东投靠他。


相反,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张家的那位大哥许多次当我面说:张家祖上血液里就有平庸,日本东京留学回来,还是家乡宝,以创办一所中学为最高目标,他的那些同学多少人成为叱咤风云、名垂青史的伟人!我知道,我也是北京读书归来,安居一隅,何奇平庸!


四哥相当一段时间,想得最多的一是赚足该赚的钱,二是儿子的培养与教育。


有一天,他给我发来一个E-mail,令我大感意外的是,附件里竟是一篇他写的文章,题目是《走出高考厄运》。曾对我说过社会不需要读读写写的人如今却在经商的繁忙中抽出时间来写文章了!他文章的引文写道:本文为我正在读中学的儿子以及他的同龄人而写,期望他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珍惜时光、努力学习。文章平实地记录了他参加高考的苦难岁月。他的用意很清楚,想用自己读书的不易,教育儿子一代。


新世纪的忆苦思甜呵,能起什么作用?他的儿子与我的儿子一样,自有其成长环境及价值观。上一代人所经历的那些灾难岁月,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也不能要求他们理解。我们没有得到的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经历过的苦难他们不必去经历,他们仍然会成熟,仍然会按时代的要求成长。


他对儿子的学习状况极不满意,想一想要让他十分满意有多难!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难。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已经在无数次考试中摧毁殆尽,枯燥乏味的教学内容、一切为了考试的教学方式、无数次声色俱厉的课堂训导同时摧毁了他们对学校的热爱,这岂是宏大的目标和珍惜时光所能解决!



四哥病了。血液的问题,开始是疑似白血病。不久他关闭了公司,集中精力调养、治病。他开始漫游天下。他开始回忆往事。他开始重视亲情。他更多地读读写写。病床上,他要我推荐好的散文给他看。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张爱玲他不喜欢。余秋雨、贾平凹也就那么回事。他爱读史铁生。


日渐消瘦的他回昆明省亲。此时我几经周折,早已调到了昆明一个满是银杏树的大学校园。见我书架上的奖杯等物,他说:你是成功人士了!我说:不算!你很成功啊!他淡淡一笑。


对一些人和事他都抱以很宽容的态度。过去几十年的经历中,我目睹了许多人性中的黑暗,包括亲情中的黑暗,对一些人我永不宽容,他却似乎对谁都很好。他尽力调合着亲友间的矛盾。


也曾回忆往事,往事在记忆中已经开始遥远,其中的伤痛已经淡漠,只剩下苦难留给自己的财富:意志、毅力、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等等--精神的财富。


他仍然用他的毅力与意志来对抗疾病。当确诊为白血病后,他毅然选择了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药物实验,这有极大的风险,也要承受巨大的痛苦。病情起起伏伏,他在通往最后的路上挣扎。他有极强的求生的欲望,药物、移植,在妻子、儿子的陪伴下,从广东到北京,几年来经历了多少治疗的痛苦,从未想到过放弃,仍然是百折不挠。


但对不知何时到来的死亡,他的心境又很平淡,说起自己的病,以及最后的到来,像是在说别一个自己。与他同时接受药品实验的人一个个先他而走了,他坚持到了最后,长达5年之久。这在医学上来看,是一个奇迹,少有人这种病能坚持这么久。


他开始写诗,常在微信上发。去世前些天,他发出了《我的星空》:


我的星空

你看不懂,寂静朦胧

黑暗将

月亮和星星展现天穹

特定波长的光在闪烁

月光绞洁

亲人正与我相伴

群星涌现

那是与众友在言欢

浩瀚宇宙不在星空里

它映射另一个世界

虽有暗无星月时

却不孤独

静夜伴着长相思

一觉难醒

爱紧紧依偎着我生命之路


2017元旦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厨房准备午餐,脑海中突然飘出一个念头,四哥最近怎么样了?晚上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下午两点多,突然接到侄儿电话:五叔,我爸爸走了,今天中午1123分。回想起来,正是想起他的前后,心灵感应?灵魂告别?我这一母同胞的兄弟!


对这样的结局,我并不吃惊,毕竟他是一个身负沉疴的病人。但是当这个结局真的到来时,思维还是一阵麻木,一声无声的叹息飘过心里:从此世上再无四哥了。四哥享年62岁,他挣扎着跨过了2017的门槛,便永远定格在时间的纬度上了。侄儿在电话上说,他走得平静而安详。


愿他的灵魂重新回到出发的地方,伴着滇池波涛的回响,安息!


2017·1·4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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