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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改革开放, 民间刊物, 作家


《今天》片断 


--作者:查建英


北岛要我写写《今天》的回忆文字。我想推辞,说记性不好。记性不好是真的,不想写还有其他原因,那些原因却不大說得出口。比如我不好意思告诉北岛,近二十年我其实没怎么读过《今天》。好吧,准确讲是每次收到邮寄,总会打开翻翻,又总会很快放下。为什么呢?是《今天》变了,还是我变了?恐怕是都变了,却没在同一个频率上变,结果失了共振……但我不想写这些。


北岛说没关系,你写写片段就行,尤其是复刊前后的事。又说,你其实参与《今天》还挺多的,看看别人的回忆就会想起来不少事。又说,朱文就刚写了一万多字的回忆,里面还说到你呢。


朱文,嘿,这倒让我想起来了:九十年代作为《今天》编委,我办过的一件得意事儿,就是集中编发了包括朱文在内的一批南京青年作家的小说。那是我参与《今天》编务最多的一段时期,后来渐渐少了。不过,作为老《今天》的读者,我绝对称得上老资格。《今天》还差点刊登了我的小说处女作:这篇小说1979年先印在我们北大中文系自办的油印刊物《早晨》上,北岛看了想在《今天》上转载,最终却由于种种原因未果,这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遗憾。


认识北岛时我十八九岁,转眼四十年,几乎和他编辑《今天》的历史一样长。比他更执着的约稿人,我至今还没遇到过。赖着不写吧,倒也不至于翻脸,北岛不是那样的人,磨你的时候很温柔,磨完你还是很温柔。不过想到以后还会见面……得,虐什么都比虐心强,《罪与罚》我也是十八九岁读的。


就写几个片段吧,以《今天》复刊前后为主。


1.19905月,奥斯陆斯德哥尔摩


那场《今天》海外复刊会,开了整整十天,从挪威的奥斯陆,一直开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当时并没有觉得长,因为真正坐下来开会的时间并不多,十天里至少一半的时间是在玩儿。


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对劲。一本极其严肃、在中国大陆有着传奇历史和辉煌名声的地下刊物,1990年在海外公开复刊,多么严肃庄重的场合,怎么会有心思玩儿,怎么可能玩儿得起来呢?


但那就是事实,生活如此。回想几次正襟危坐开会讨论,内容早已模糊,留下来的片段多半与玩儿相关。没辙,删除什么、存储什么,记忆自动选择。


不过,首场讨论会的情景我还记得一些。在奥斯陆,我们下榻在一栋类似于学生宿舍楼的地方,相当简朴,是万之(陈迈平)和奥斯陆大学的杜博妮教授安排的。记得大家清早就都陆续来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围坐在一些课桌旁。与会有十几人吧:北岛、李陀、高行健、杨炼、刘索拉、徐星、老木、孔捷生,我,等等。东道主方面,除了迈平和杜教授,还有协助会务的当地学生。会议主题嘛,不外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类,着重讨论复刊后《今天》的定位与方向。


很快出现了分歧。我记得高行健明确认为海外版《今天》应该办成一本流亡文学刊物。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流亡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长期的、甚至可能是永久的状态。立刻有人不同意。然后又有对不同意的不同意--但并非同意高行健。高是唯一持长久流亡立场的人。讨论开始升温,争执变成混战,从焦躁到焦灼再到焦糊。最后,对立双方跳将起来、掀翻桌椅、大打出手……


哦抱歉,插播进来一段早期台湾议会场面--意识流真是讨厌!《今天》会场上当然没有动手,但吵得脸红脖子粗,已经快到打架边缘了。幸亏有北岛和迈平,磨盘加和事佬,一镇一揉,总能化险为夷。不过十天集体生活过下来,不难看出文人散漫潇洒的表象之下,我们其实都有心理问题,至少是大多数人都很焦虑,一触即发。


记忆里另一清晰片刻是在斯德哥尔摩。一位瑞典汉学家(是不是马悦然?)请我们到他家晚餐。谈话中不免提及国内一些故友往事,刘索拉忽然抑制不住伤感落泪,疾步离开餐厅。座中宾客全都神色黯然,一时满室沉默。


又一天,瑞典东道主请大家吃海鲜午餐。那天斯德哥尔摩风和日丽、树影婆娑,午餐设在市中心某餐馆门外的露天区,自助式,雪白的长桌布上摆满了丰盛美味。老木突然宣布,他今天不进食。原来,那天是学生绝食抗议一周年纪念日。众人顿时哑然、尴尬。记得望着附近小广场上熙攘悠闲的游客,我的胃口和兴致消失得无影无踪。


展望未来,不期却成怀旧;寻欢作乐,转瞬化为哀伤。从古到今,这原是流亡群体中寻常情景。只是对当年《今天》这班人马来说,流亡经验仍然新鲜兴奋,流亡者尚属年富力强,大家并未察觉自己业已落入某种无甚新意的角色套路。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相濡以沫?没错。且将发生另一些更不堪、更荒唐的戏剧演变。某些早为前辈流亡文人经历并描述过的场景将一一再现。不信去看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下卷。唯一巨大变数,是中国仿佛一夜之间的崛起--但那是遥远未来,当时毫无征兆。


另一桩小事,也记一下吧。那次《今天》复刊活动中,常有一些外国人来参加,其中就有一位沉默、羞涩的北欧青年。记得奥斯陆连日阴沉,那天突然出了大太阳。斯堪的纳维亚,在条顿语里原意是黑暗的地方,挪威又比瑞典更近北极,昼短夜长,阳光灿烂本身就构成欢庆的理由。于是像是全城放假,所有人都跑出来晒太阳、喝啤酒,公园里、草坪上躺满了半裸的青年人。那位寡言的北欧青年坐在我身边的草地上,不知怎么突然用英文对我讲起了他的身世,令我意外而好奇。闸门打开了,我们聊了很久。他的故事穿插着一系列个人不幸与几代家庭悲剧:离异、潦倒、酗酒、抑郁、病故。那之后,我们又有过几次短暂交谈。完全没想到的是,离开瑞典之后,我居然每天都收到他的来信,常常一日数次:有长信,也有只写着两行诗的明信片。几周之内,竟收到九十多封!


阴晴不定的天空,飘忽不定的情绪,稍纵即逝的欢乐。回首1990年那个五月,《今天》这一小群人周围像弥漫着一层雾,忧郁、浪漫、压抑、恍惚。某些时刻,某些行径,真难说是轻浮孟浪,还是病急乱投医、溺水抓稻草、灾荒岁月更须及时行乐。那气氛不太真实,却具有传染力,更像小说里的场景。


那次《今天》邀请的女性成员只有索拉和我,两人住一个房间,常彻夜长谈,直谈到同时发作心绞痛。白天,集体活动之外,我俩与高行健、杨炼一起厮混最多。那二位,一个黑呢礼帽、风衣手杖,法国绅士范儿;另一个长发飘飘、崽裤墨镜,当代西门庆范儿。四人膘着出门散步,各种勾肩搭背,揶揄调侃,一时混得亲密无比。索拉讲话:四个流氓。记得杨炼斜眼坏笑:人家小查嘛……我当即瞪眼:我怎么啦?于是四人又一起笑。


北欧之后,天各一方:索拉英国、老高法国、杨炼澳洲、我美国。与索拉联系、见面最多。老高寄来自制的明信片、贺年卡,上面有他手绘的水墨风景。杨炼到访纽约,我们一起喝酒、参加曼哈顿下城举办的作品朗诵会。这里又浮出一个细节:杨炼和他的美国译者同台朗诵他的诗,我则朗读自己写的英文小说Beijing Vanities选段。杨炼听不大懂,问我啥意思,我答是讽刺小品,描写北京文艺圈一些自恋文艺人,包括混在京城的一些老外。他立即拿他那双流氓燕的细长眼瞟着我,似笑非笑说:好啊小查,你这是吃里扒外呵!我哈哈一笑,却也吓了一跳:看来要写中国人,不歌颂就要被骂吃里扒外喽!


再没见过高行健。碰到杨炼也不多,见了仍喜欢。我住在芝加哥时他到访,和一些朋友来我家,夜深客散,我和丈夫也去睡了,只有甘阳和杨炼继续留在客厅饮红酒侃理论,开了一瓶又一瓶,最后哥俩在地毯上睡到天亮。上一次碰到杨炼是前几年在北京,他似乎还是那样,不像一些老友,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2.1991年夏天,芝加哥爱荷华城


写到这里,找出了《今天》第100期,读了陈迈平、林道群的两篇回忆文字,其中对1991年在芝加哥、爱荷华城的聚会描述甚详。《今天》编委开会的情况,一如迈平所述,道群则戏称为《今天》的遵义会议,以强调其重要。那以后《今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仅以中国大陆为中心、以诗歌文学为重点的老传统,试图拓展视角,面向两地三岸以及国际世界,兼顾电影、美术乃至学术理论。这让我记起了几个相关的场景,不妨略作补充。


场景之一:外语障碍。那次芝加哥的聚会,实际上并非专为《今天》,起因实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鲁斯基金会资助的两个项目,主要活动是以“Public Sphere and Civil Society”(公共空间与民间社会)为主题的一系列研讨会。策划组织这两个项目的一个是Leo(李欧梵),另一个是Ben(李湛忞)--我当时的男友、后来的丈夫。这二李是好朋友:Leo当时是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Ben当时在主持芝加哥一个叫作Center for Psychosocial Studies的智库。而住在芝加哥的刘再复、黄子平、甘阳、李陀等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鲁斯和洛克菲勒的项目。那些年哈贝马斯的理论如日中天,参加1991年夏天公共空间与民间社会论坛的人很多,不仅有中国学者,更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的学者。既是国际论坛,又是美方主办,使用的语言自然是英文。


问题很快显现出来:尽管中印俄三国相互为邻,这三个亚洲大国人却谁都不懂对方的语言,只能以英文交流。印度学者不必说了,比美国学者还能侃;俄罗斯学者英文也不错;只有中国流亡学者,大多数人既开不了口也听不懂。结果,为了避免开会低效,只好安排几个懂英文的中国人坐在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身边,随时小声翻译。于是大会小会同时开,高谈阔论和窃窃低语交错进行,场面颇为独特。这样开会实在太累,那些不懂英文的中国学者很快就自动不来了。


当时苏联解体即将发生,举世关注,论坛主办者考虑到机会难得,特地安排了中俄学者相邻下榻,以便会下交流。谁想由于语言障碍,双方完全互不往来。我不甘心,有天下午硬把两位俄国学者BorisVictor与几位中国学者拉到一起喝茶,结果任凭我说得口干舌燥,两边毫无化学反应,根本聊不起来。


多年之后,听好友沈双讲起她在印度给中印作家研讨会当翻译的经历,几天下来她筋疲力尽,到最后嗓子劈了,声带也出了问题。我听了马上想起1991年的芝加哥。唉,这真是那一代中国大陆学者和作家普遍又独特的问题。所谓天下情怀、国际视角、越界思维,对中年出国的流亡者,实践起来谈何容易?多少指点江山、口若悬河的中国精英大男人,一脚踏出国门,立刻成了半聋半哑,局促踉跄找不到北。在这方面,我们和赫尔岑、屠格涅夫那一代俄国流亡者怎么比?二十多年过去了,不论有多少新问题,今天内地中青年学人至少再无外语障碍。


场景之二:中文研讨会上的尴尬片刻。仍在芝加哥,但与会者全都是来自两地三岸以及定居美国的华人作家、艺术家、编辑、学者,记得有台湾的金恒伟、高信疆,香港的李怡、也斯(梁秉钧),大陆的阿城、徐冰、吴彬、朱伟,还有住在芝加哥的大陆流亡学者们。讨论题目是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徐冰在发言中说,将来中国艺术要有突破、要出经典和大作品,一定会在大陆。徐冰向来讲话声音不高,和颜悦色,却有他一贯的沉静自信。我不知其他人听了怎么想,只见坐在对面的也斯脸色骤然变白,眉头也皱起来,在椅子上坐立不安。果然,他在随后的发言中对徐冰的看法做了回应,具体表述我已记不清,只记得他的愠怒一直持续到晚餐,在私下讨论时情绪仍未平复,使用了诸如想当然的自我中心大中国主义这类词语。


我之所以对这个小插曲印象深刻,可能也与自己的心态有关。当时刚开始写我的第一本英文书China Pop,恰好也在思考反省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这类问题。如此直言不讳的批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来自一位如此出色的香港作家,针对一位如此出色的大陆艺术家!如今想想,那次会场上,我们这些大陆人有一个算一个,全被归为粤语里的大中国胶恐怕都不冤。大一统文化对我们的浸染,我们与对手之间的相似,恐怕比我们意识到的或乐于承认的要多得多。


其后二十年间,多次见到也斯,听他讲香港的多元文化与边缘视角、讲后殖民、讲hybridity and cosmopolitanism,兴致勃勃。也斯其实是个常以笑眯眯的自嘲掩藏自尊敏感、有些腼腆的人。他真是爱香港。


芝加哥一系列研讨会结束后,才有《今天》的部分编委驱车前往爱荷华城:北岛、万之、李欧梵、阿城、黄子平、李陀、戴静,我--可能还有别人,记不准了。开了好几辆车,其中一辆是阿城和我轮换开。我历来方向感不好,路上边开车边听车里人神侃,不止一次快到跟前才注意到高速路指示牌上的字,差点错过换道。阿城坐在旁边,对我的驾驶风格悠然评论道:嗯,转弯时尾部弧线比较大。后座的子平补充:小查开车,眼不疾手快!


一行人马就这样嘻嘻哈哈开过风景开阔、气候闷热、到处是玉米大豆田和养牛场的爱荷华乡村,胜利抵达爱荷华城,受到聂华苓女士、吕嘉行和谭嘉夫妇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遵义会议于当地顺利召开,会址就设在聂女士家的凉台上。白天开会议事,晚上喝酒聊天,其间自然也不乏趣闻花絮,不过想想涉及他人隐私,还是略去不提了吧。


不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芝加哥研讨会的影响,爱荷华会议作出了北岛形容为重大调整的决议。那之后,《今天》仍坚持先锋性,却不再以大陆纯文学刊物自诩,而决意办成一本跨地域、跨界别的汉语刊物。接下来立竿见影,便是阿城编辑的当代华语电影现象专辑。专辑开篇即有梁秉钧等人的香港电影座谈会纪要,后面又有台湾人(焦雄屏、朱天文)谈台湾电影,连阿城、李陀这两位北京人评论的也是侯孝贤。当然也有几篇谈大陆电影,包括我写的一篇讲张艺谋电影与异国情调。印象特深的是一篇对话体酷评,署名贺琦、刘小勇,将大陆第五代电影从红色文化基因的角度剖析得辛辣犀利,有点尖刻却很到位,读起来痛快淋漓。直到二十年后,我才偶然得知,那篇对话原来出自一人之手,是一位在内地文化界大名鼎鼎、我早就认识的老朋友。


电影专辑之后,便是我编辑的一期小说专辑,其中特别推出了一组南京新锐作家的小说。我19871988年曾在南京住过一段时间,与李潮、韩东、朱文、徐乃建、景凯旋等人有过交往。他们也自己刻印了一本文学刊物,就叫《他们》。那时我也在写小说,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朋友在韩东家窄小简陋的房间里、在南京潮冷阴湿的冬天里,披着棉袄、围着火炉谈文学的情景我记忆尤深。1990年《今天》刚一复刊,我就向北岛、万之推荐了他们的创作。在这期小说专辑中,我让这些南京青年才俊们一齐上阵亮相:韩东、朱文、李冯(杜马)、马兰等人,各有一篇作品。这样强大集中的南京阵容,相信在《今天》历史上是首次,或许也只此一回吧。


为编专辑,我也曾努力向台湾和香港作家征稿,却终因人脉有限、时间太紧,只得也斯一篇小说。不过日后我与香港的缘分,可以说起始于1991年夏天的芝加哥雅集。那是我首次见到李怡和林道群:李怡当面约稿,我便以扎西多的笔名为他主编的《九十年代》写了好几年专栏,而道群则成了后来我在香港牛津出版的三本书的编辑。


写到此,干脆坦白承认:道群那篇《座中多豪英》,大概是二十年来我在《今天》上读得最仔细的一篇文章,连蝇头小注都一字不漏。一路读,一路叹息--既为道群二十年勤勤恳恳服务《今天》的经历,也为《今天》四十年艰辛坚韧的路程。读毕,生出一个冲动,想建议把四十年来为《今天》默默做了大量后勤服务的所有人的名字一个一个陈列出来,印在《今天》纪念专号最醒目的地方,像一面纪念碑那样。北岛、万之为《今天》所做的一切固然可敬可佩,但他俩视《今天》如己出,那几乎是父母之爱。而那些散居世界各地、从未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却长期无偿效劳助力的朋友们,她/他们是《今天》的幕后功臣,更值得《今天》特别致谢。


3.197812月,北京


严冬腊月,穿一件接过两截袖子的蓝色旧棉猴,站在北大食堂附近一面破墙前,光线不好,我的脸几乎要贴到那些被糨糊刷得凹凸不平的廉价油印纸上。


太阳升起来

天空

这血淋淋的盾牌


那年我读大一。像我这样的年轻读者,那时北京有很多。我们会把每一期《今天》从头读到尾。有些人会把那墙壁上的每一行诗、每一页纸,一笔一划地抄下来,拿给朋友分享,留给自己反复默读。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


前不久,我有事去了趟北大,在农园餐厅大楼前等人。夕阳西下,不远处的百年大讲堂里,刚刚放完《厉害了,我的国》,党员专场。拐弯过去,就是著名的三角地,装饰一新的报栏橱窗里,满满当当张贴着各院系共青团组织活动的宣传海报、红旗团委评比和骨干标兵们的大幅彩照。正在迅速变暗的天空下,枯了一冬的树木又开始发芽,校园里人影憧憧,到处晃动着陌生的年轻面孔。我忽然想到,四十年前张贴《今天》的那面破墙,应该就在这附近。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那时候没有粉丝这个词。那时候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是我们的英雄。


那个时代彻底结束了。那到底是个什么时代?自由那么少,房子那么小,衣服那么破,印刷那么差,诗那么激动人心,人那么可爱。


20184,于北京芳草地



转自《今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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