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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30年代至1980年代, 东北, 天津


我的父亲和母亲


--作者:王东成


父亲名王士元,字冠三,1901年生于天津市宁河县崔成庄。家里房无一间,仅有分家所得的四分坟茔地。父亲是长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没怎么上学,只读过几个月的冬仨月私塾。父亲自修中国古典文学,算得一笔好账,写得一笔好字,全靠自己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勤学苦练和博闻强记。记得我读大学的第一个寒假,父亲已经卧床不起,艰难地问我《古文观止》能背多少篇,我回答说:也就七八篇吧。父亲说:你怎么不问问我能背下多少篇?《古文观止》不就二百多篇吗?当年,我能背下一百多篇。


父亲不到二十岁便闯关东,给商行老板当小伙计。二十二岁时祖父去世,他一肩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抗战爆发后,关内外的货币不能流通了,父亲自己独立做小买卖,1942年举家搬到了东北。少了许多后顾之忧,父亲的生意在艰难中有了一点点起色。除了奉养我祖母以外,还可以勉强养活一大家子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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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01年出生,1979年去世。终生是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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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1909年出生,1982年去世。家庭妇女。


父亲是个有民族意识的人。他亲眼见过小鬼子欺侮中国人,他本人也受过小鬼子的打骂和侮辱。一年冬天,日本兵在我们家门口发现有人呕吐的东西中有大米粒(那年头,中国人吃大米,是经济犯,大米是日军的军用物资),便把父亲抓了去。小鬼子问父亲:你是什么人?父亲回答说:我是中国人。话音未落,父亲便挨了一个大耳光。小鬼子又问:你是什么人?父亲还是回答:我是中国人。又挨了一个大耳光。父亲明白了,再回答我是中国人还得被殴打。于是,小鬼子再问你是什么人时,父亲机智地回答:我是河北人。听到这样的回答,小鬼子笑了,没再打父亲,并夸赞父亲大大的聪明。其实,父亲知道,小鬼子是想让父亲回答说我是满洲人,父亲就是不那样回答,他坚决不承认满洲国


……


父亲一辈子总想拔掉家族世世代代的穷根,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公私合营后,他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直到晚年,他还心有不甘地说:要不是小鬼子来了,要不是公私合营,我们家不会这样穷啊。总要做针线活的母亲,梦寐以求有一台缝纫机,父亲也曾言之凿凿地许诺一定给母亲买一台胜佳。可是,母亲一辈子也没看到。她多次不无苦涩地说:胜佳,真是剩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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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四个孩子的合影。摄于1943年。


父亲希望儿女做文化人。他曾不无沮丧地说过:咱们家世世代代无功名啊我的六个儿女,没有一个人读牛津和剑桥。因此,他特别在乎儿女的读书,在家里营造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氛围,极力主张不为良相,乃为良医;不为良医,乃为良师。我们兄弟姊妹上学,几乎全都享受免学费,父亲却拒绝感恩戴德,他掷地有声地说:要是允许我自由做买卖,八个博士我也供得起!


父亲单位考虑到我们家生活困难,曾动员父亲让我二姐退学到商店当售货员。父亲果断地回绝:我王冠三的女儿得念书,不能当售货员。


二姐长得漂亮,又有文艺特长,有关方面动员她去市广播站当播音员。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咱就当老师,不去当什么播音员。


我们兄弟姊妹及其配偶,几乎一半是医生,一半是教师,可谓实现了父亲的夙愿。


父亲是个很讲义气的人。1949年以前,他曾收养过一个流浪男孩,养大后,送他参了军,之后,杳无音信。父亲曾认磕头弟兄的女儿为干女儿,对她几乎胜过自己的亲生女儿。干姐姐结婚,全部嫁妆都是我父亲置办的,而我两个姐姐结婚,父亲几乎什么东西都没给。这些,使我两个姐姐一直念念不忘,也使我打小就开始领略和咀嚼赵氏孤儿的精神和情怀。


当年,我与一个文工团女演员谈恋爱,开始时我对其长相、身材、气质、言谈都很喜欢。她曾到过我们家,家人也都挺高兴。可是,后来我听到她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传言。为了自己的面子,我打退堂鼓了。父亲把我的窘态看在眼里,问我:她是妓女吗?我回答:不是啊。父亲平静地说:妓女还可以从良呢。听了这话,我像雕塑一样站在那里!


父亲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所记得的,是父亲时常的呵斥,他还时常发出威胁:别念了,明天就别上学了!


当年叫我扫兴的是,期末放假时,我故意把填满好成绩的学生手册小心翼翼地放在父亲面前,可是他一眼都不看。特别叫我伤心的一件事是,一次母亲柔声细语地替我们求情:明天孩子们期末考试,今晚能不能晚半个小时关灯?只听父亲决绝地回答:不行!到时就关灯!平时干什么去了?多半个小时有什么用?关灯时,我立马用被子蒙上头,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考高中时,我的成绩是全市第一名,父亲没有给我半句夸奖。邻居家的同学虽然勉强考取,父母还请客庆贺。两相比较,我心里充满了委屈;尤其是联想到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写的一首诗歌被老师推荐选入吉林省《小学生作文选》公开发表,父亲同样没有半句赞语,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怨气。可是,当听到父亲与前来报喜的老师的一番谈话时,我心中仿佛卷过一层热浪,淹没了所有的委屈和怨恨。父亲得知我的成绩是全市第一名后,平静地问老师:他考了多少分?当老师告知父亲我的总分和平均分后,父亲淡淡地说:啊,那他不是第一,100分才是第一,99分是第二。


记得一次哥哥和几个同学议论高考填报志愿的事,认为还是应该填报录取可能性最高的学校。坐在一边默不作声的父亲突然对哥哥说:北大、清华在吉林省招生不招生?既然招生,你为什么不敢报?


大哥和弟弟读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父亲亲自去邮局寄。他步履从容地走向邮局,神情庄重地一笔一画地填写汇款单。我感觉,这件事对于父亲来说意义极其重大,他仿佛是在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母亲俯身贴耳地把我被吉林大学录取的消息告知父亲时,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他,竟猛然从炕上坐起来,说了声好!眼中放射出明亮的光芒。



母亲没有名字,结婚后被称为王韩氏1909年出生,1982年去世。母亲家是宁河县南埋珠庄的一个大户,家境曾相当优裕。后来,由于在外做大买卖的二叔吃喝嫖赌,败光了家里的田产和房产,家道中落。


结婚时,父亲二十九岁,母亲二十一岁。这说明,父亲家贫穷,娶媳妇不容易,而母亲家则比较富裕,养得起大龄女儿。母亲常说:我是被媒人骗到你们老王家的,声声说你们老王家在关东有买卖,可进门一看,全不是那么回事,房子是租借的,一点家具和锅碗瓢盆也都是借的,结完婚就得立马还回去。


母亲的祖父十分偏爱读过点书、在外做大买卖的二儿子,加上二儿媳妇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妻贵夫荣,因此,二外公就更加得宠;而我的外公没念过书,只得和长工们一起下田干农活,我的外婆也出身于贫寒人家,所以外公这支便不受这个大家族家长的待见。正因为如此,母亲身上才有一种忧郁的贵族气质:她享受过富裕的生活,见过些世面,有教养;但是,不冷傲,不专横,不娇气,待人平等、平易、诚恳、热情,反感歧视,反感势利眼,反感嫌贫爱富,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她重视亲情、友情,但是,又能洞察到那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下的冷酷、残忍、虚伪和不公正。


饱尝大家庭歧视的痛苦,外公决心不把自己最疼爱的长女嫁给像自己一样的满头满脸都是高粱花子的庄稼人,一心要把我母亲嫁给一个体面的城里人。因此,在巧舌如簧的媒人忽悠下,便欣然同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说是在关东有买卖的父亲。


结婚后,母亲知道了我们家的实情,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操心,一直对娘家人隐瞒我们家的实情,使我外公很长时间都以为母亲生活得很滋润;外婆虽然知道一些,但也只能陪着女儿掉泪,劝慰女儿忍耐:日子会越过越好的,不看新媳妇坐轿,但看老太太出殡。母亲常说:多少屈,多少泪,都一个人往肚里咽,夜里睡不着,在炕上折饼,想家,想自己的妈妈啊。


母亲不仅要悉心侍奉我祖母,还必须小心照顾我姑姑,每天都必须帮她梳头、穿衣,等等。姑姑一不高兴,祖母就会将我母亲劈头盖脸地数落一番,如果正好赶上父亲探亲在家,母亲还得挨一顿打骂。


父亲三年才回一次老家休探亲假,每次也就两个多月。因此,结婚九年后母亲才生第一个孩子,就是我大姐。之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孩。这惹得我祖母老大不高兴。她夹枪带棒地说:这只生女,不生男,我们老王家可要断子绝孙啊。生第三个女孩时,祖母曾拉着长音问母亲:给不给关东那边写信啊?弄得母亲白天强作欢颜,夜里暗自流泪。祖母还曾公开声言要给父亲娶小,父亲坚决不同意。母亲爱哼小曲。那小曲,都很忧伤。母亲一边哼,一边流泪。


1942年,我们家迁到了东北。第二年,母亲就生下了我大哥。祖母非常高兴,给我大哥取名叫长栓。之后,母亲又一连生了三个男孩:二哥,我,弟弟。


母亲平时很低调,从来不说大话,她常常告诫我们:宁吃过头饭,不说过头话。但是,越是在家人遭遇困苦和危难时,特别越是在父亲深陷困境时,她越是沉着、冷静、坚毅地挺直腰身,成为家人和父亲的好帮手与定海针


土改时,父亲被征召去支援前线,而我们家被清算得一无所有,是母亲一个人支撑起一个家,护佑了自己的儿女。


公私合营时,老老实实的父亲将家里的所有货品悉数交了出去。对此,母亲通情达理,尽管心有戚戚,但对父亲没有半点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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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六个孩子合影。摄于1954年。


……


母亲似乎一辈子也没有对哪个儿女说过我爱你,但是,她永远是我们兄弟姊妹的泪泉。


过生日的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我们总能发现枕边放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


冬天的早晨,母亲总是早早起来,生好炉子,把我们的棉衣、棉裤烤热,才叫我们起来赶快穿上热乎乎的衣服。


早晨吃饭,母亲总是用两只碗把滚烫的热粥倒来倒去,使我们喝着不烫嘴,保证我们上学不迟到。


每当我们采回山菜,母亲都十分高兴,想方设法在菜里加些下饭的佐料。看着我们狼吞虎咽,母亲心里别说有多高兴!


患病的日子里,我们大都能吃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打小就体弱多病的我,特别怀念那些患病的时光,因为不仅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而且还能撒撒娇。得病时,母亲总是时不时地抚摸我的额头,常常心疼地呼唤我的狗子。那时我感觉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当过好几年的老儿子,母亲这样称呼我的时候最多。我最喜欢枕着母亲的腿睡觉,感觉那时的自己,就是一条停泊在港湾的小船,感觉母亲的身体总是散发着幽幽的馨香。


虽然贫穷,但是母亲总是尽可能地让我们穿戴得整洁、清爽。她把体面和尊严的种子悄然无声地播在了我们兄弟姊妹的心里。


每个中秋节都是家里一个芬芳的日子。那时,我们围在母亲身旁,满怀期待地看着母亲一点一点地把各种糖果平均分成几份。当母亲说可以挑了,我们便立即欢呼雀跃着把自己早就相中的那份揽在怀里。我们美滋滋地吃着自己那份糖果时,母亲的脸色特别柔和,眼中流出淡淡的、甜甜的笑意。


挺小的我,早早就发现,母亲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看到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她做的饭菜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获得好成绩或被人夸奖的时候。


晚年,母亲深受三叉神经痛的折磨。但是,在我妻子生孩子而我又在外地读大学时,她还是忍着巨大的痛苦,伺候了我妻子整整三十天的月子。至今妻子每每与我说起这件事,还是感激不已。


母亲爱帮助人。她常常帮助左邻右舍做些针线活,尤其是做些棉衣、棉裤;常常帮助别人调节家庭纠纷和邻里关系;也很热心街道和家委会组织的公益活动。


母亲住院做手术之前,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得天衣无缝:丧葬的费用,为她过三个周年的费用,她都自己准备好了;连葬礼上我们兄弟姊妹佩戴的黑纱,她都事先备下了;还亲自嘱咐身边的儿女,过三个周年时,如果沈阳的大姐和姐夫来家,往返的火车票等费用,都要用她留下的钱来支付,不要大姐家破费;三个周年过后,就不要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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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弟四人四家家庭成员的合影。摄于20世纪80年代。


记得读大学时一次放暑假,我先去沈阳看望住在大姐家的母亲,然后再转道回家。母亲非常高兴。临走时,母亲悄悄地往我衣兜里塞了五元钱。那钱,热乎乎的,不知在母亲手里攥了多久。


读大学时,每次开学离家,我都劝因摔跤而骨折的母亲不要出门送我,母亲也总是笑着说:又不是上战场打仗,妈不送你。可是,当我走出很远回望家门时,总能看到母亲伫立在家门口望着远行的我,风,正吹拂着她那稀疏而斑白的头发。儿行千里,母亲的心总在身边。在我心里,母亲化作了一尊立在风中的雕像。


一直到现在,我们兄弟姊妹聚在一起,都还会泪眼婆娑地回忆起我们这个贫寒家庭的幸福时光。


我们不会忘记,父亲一字一句地给母亲和我们念诵写给亲人与朋友的书信,以及亲人与朋友的来信。


我们不会忘记,父亲在饭桌旁抑扬顿挫地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在那铿锵作响的语句中,我们的心像落霞与孤鹜一样,在秋水与长天间展翅翱翔。


我们不会忘记,晚饭之后,父亲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讲述《聊斋》故事,使我们全然忘记了窗外凛冽的风雪和漆黑的夜色。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屏声静气地看着、听着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含泪哼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孟姜女哭长城》等酸辛的民间小曲。润物细无声,正义与公平、同情与悲悯的种子,正是在这如诉如泣的哼唱中,在我们的心里扎根、发芽。


父亲在我上大学的两个多月后离世,母亲在我大学毕业的前十几天离世。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之后的生活。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知道我永远感激他们、爱他们。



转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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