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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反右, 作家


因忠言获罪,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与担当


--作者:白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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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剧作家、诗人。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人[1] 1942年春,与孪生兄弟叶楠(陈佐华)一同考入潢川中学(今潢川高中)初中部,课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宣传干事、教育干事、师俱乐部主任职务。1952年曾在贺龙身边工作,此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在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当钳工。1961年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妈妈呀,妈妈!》、《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溪水,泪水》(译有英文版)、《哀莫大于心未死》、《流水无归程》、《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白桦的诗》、《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白桦十四行抒情诗》,长诗《鹰群》、《孔雀》,话剧剧本集《白桦剧作选》(内含《红杜鹃,紫杜娟》、《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远古的钟声与今日的回响》(内含《吴王金戈越王剑》、《槐花曲》、《走不出的深山》)、《一个秃头帝国的兴亡》(译有英文版本),《孪生兄弟电影剧本选》,散文集《我想问那月亮》、《悲情之旅》,短篇小说集《边疆的声音》、《猎人的姑娘》,中短篇小说集《白桦小说选》(译有法文版)、《白桦的中篇小说》、《沙漠里的狼》,随笔集《混合痛苦和愉悦的岁月》,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苦恋》(又名《太阳和人》)、《孔雀公主》都已拍摄成电影,演讲集《白桦流血的心》等。根据白桦的《梅香正浓》改写的《梅香正浓》,现已选入北师大版的实验教材里。



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因忠言获罪,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担当


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八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音乐家冼星海正在江上发动救亡歌咏运动,大江两岸人山人海,齐声高唱同一首歌《中国不会亡》。——我相信!


秋天,故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活埋,这就宿命地决定了我后来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舍死忘生,苦苦追寻,认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为我的全部,成为我的未来。于是,千方百计,义无反顾,舍死忘生,投奔沙场。


1948年初冬的一天,在进军淮海平原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车和我军大队人马并行。我问一位推车的农民大嫂:你们小车上推的是什么?”“白面。”“你们家还有存粮吗?”“有,不在窖里。”“在哪儿?”“在地里。”“地里?什么庄稼?”“麦子。


我环顾白雪覆盖的中原大地,麦苗还没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越国复仇之师在河边誓师出征,越国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坛美酒献给国王勾践,勾践没有独自享用,当即倾入河中,下令全军迎流而饮。无论古今,这样的军队必胜。——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们的枪膛渐渐冷却下来,战争的硝烟在绝大部分领土上消失,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结果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


在那个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装舞会的戏谑。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思想库存里立刻一贫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顿时塌陷。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


由于难以忍受这种巨大的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战友狭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历史上的一种陋习,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师或众人指认为琵琶鬼,他随即就变成了一头活在人群中的猪狗,直至死。


我们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她会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奇耻大辱呢?她曾经是那样自珍自爱。从今以后她还能挽着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吗?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个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善良、软弱,却不得不在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


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


我摇摇头。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


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我相信!


一个年轻当红电影明星,突然因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册,她竟然那样自然地就接受了下来,心安理得,毫无怨尤。


我在工厂里劳动改造,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妻子


在摄影棚做夜班还没有回家,疲惫不堪的我,回来之后倒头便睡,黎明时分醒来,发现妻子通宵未归,走到窗前才发现,她正坐在门廊台阶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头顶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一问才知道,她在子夜时分就回来了,怕开门惊醒我,才坐在门外等待晨光的。


又有很多年了,没有机会重访往日的居所,那里的门廊下依旧是丁香似雪么?——我相信!


1964年,为了活得体面些,我重新回到军队,心里又点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愿地与妻儿两地分开,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又把他们放进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了。


文革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几次悬空踢倒在地,几乎丧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与妻儿见面。


文革后,我又为一些与理想相关的物事奔忙起来,妻儿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是怎样长大的,是怎样考取大学的,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过多么大的艰辛。——我相信!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


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


如今,一双耄耋老人,相依为命,总应该平静下来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阴霾。我原以为罹患阿茨海默症,就意味着在患者的意识里失去了过去,也失去了现在和未来。不会有欢乐,当然也就不会有痛苦。


不久,我发现,并非那样简单。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重新开始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是洗手间?”“什么是橙汁?”“什么是遥控器?电视屏幕里在下雨,她会喊:收衣服!下雨了!下完雨,才会下太阳呢!偶尔,她也会灵光一闪,小声责备自己:是我的错,一定是我的错。


许多朋友都知道,她是一个少见的淡泊名利的演员。以往的影戏剧照早已散失殆尽。近来她竟会反常地把一些从书报上剪下来的图片,摆进玻璃书橱里,虽然有时候甚至她连图片中的自己都不认识。


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据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爱,父亲是个无暇顾家的人,生前总是在他那小小的钱庄里忙忙碌碌。自她十七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只小皮箱,随着电影导演孙瑜离家去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到父亲了,在父亲辞世的时候,战乱阻隔了回乡之路,未能和父亲诀别。


可以说,现在她已经生活在另一个陌生的空间了,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依然保留着一个贫困年代的习惯,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它称为习惯。那就是牙膏皮都可以换钱的年代,从地上拾起来的每一张破纸片,她都要抹平珍藏起来,她的保险柜就是自己的床。要是不帮她清理,她的床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


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



转自《灵魂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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