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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兵:30年写40多封入党申请


--讲述人:周兵  纪录人:张鹏辉 饶观锦 E


周兵,原名周慧珍,女,农历1925728日生于武汉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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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汉口洞庭街13


我叫周兵,1925年于武汉出生,是在武汉汉口。先开始我是住了好多地方,就在那附近,现在都晓不得号码。到最后,我就是在那个长江日报吧长江日报的隔壁。最早以前我们在这个隔壁,我们就有一个桶大的院子,住了好多人,我们就住中间的铁屋。整个这院子,有好几家人家。好像门牌是洞庭街13号吧。就是从江下关过来,江下关这一条就是引见龙马路就在江边,第二大道就是洞庭街,我们就住在靠码头这附近的。


家里小孩多,我是家里的长女,从懂事开始,我就要照顾弟弟妹妹。早上我要把炉子生好了以后,把地板都擦好了我才能上学,中午回来就要洗碗,妈妈做了饭我就要洗碗。弟弟妹妹最小的这个,我在武汉,他吃奶瓶,我跟他喂奶瓶,喂奶。在小的时候,特别是在小学期间,家务事蛮多,我弟弟妹妹又还小,二岁的二岁,那时候就是一回来就是忙,弄完了赶快去上学,早上呢还要把生炉子都生好之后,才能走。还有帮我妈妈梳头啊,在武汉,你不知道,她这个老太婆头发,要求是很严的,她专门会有一个人的从早上一气就要梳十来个人的头,她专门有一种那种梳头方法,怎么弄得那么漂亮。有时候她要我跟她梳,梳不好就要挨打,要求蛮高的。还有的时候,要带弟弟妹妹,要是高兴起来,要想出去玩,就把弟弟妹妹抱起来出去玩,但是玩的时候,又影响我了,我就揪他、扯他。要想不做事,就把他们抱走。可到那真的玩起来了的时候又讨厌他们、打他们。


我的特务父亲


我父亲周耀成,当时做了一段码头工,然后就在日本餐馆里搞,他会画画,日本人去搞接待时他就一起去。以后就和他的同事一起就合伙做运输生意,先两个人合伙买一部车子,以后慢慢就一个人,最后他一个人就三部车子,那时候就比较好了。等到我上护校前就已经是三部汽车了,都是货车。我弟弟就帮他开,他以前就是自己开,自己也修理。到这个时候好家境就比较好一点,小时候条件是比较苦点。解放以前,我们从武汉到重庆就是坐他这个汽车,我们一家人都坐汽车,再也拉一些。国民党机关人员,这样一来又有运费,又钱加得多,就赚钱。到了那以后就卖了一部,因为没有生意了哈。后来,快到要走的时候,又卖了一部,以后就回来武汉来了。


重大节日被关起来


1923年,父亲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为此他还坐过牢,那段时间,母亲就给他送饭,那时候也就刚生下我,父亲参加了特务组织。特务组织,就是现在的甚么军统啊,我也不知道,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妹妹跟我说他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我只晓得他参加了特务组织。至于他参加特务组织做了甚么,我也不太清楚。当时也没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只晓得有这么一件事。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知道,父亲一开始加入的是共产党,帮国民党人开车是当卧底。


49年重庆解放了,父亲便跟我说他又参加了国民党组织,可以说是做双面间谍了。讲到这个最深,他说:我参加共产党的时候,我就怕国民党;现在我参加国民党又怕共产党,就讲这些,告诫我们不要太活跃,也不要太乐衷参加甚么组织,他就是说他这一辈子就是参加组织坏了事。


全国解放后,父亲就去自了首,虽说他是自首吧,但是重大节日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怕他们这些人闹事,怕他们都出问题,就把他们关起来。像五一啊,国庆的甚么的。其他的一些,因为他在武汉,我独自在重庆工作。因此没怎么见面。一直到他逝世,我也没能去看他。父亲是在53年因病去世的,但我因为工作缘故,没能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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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醉的日兵带枪乱逛


在四十年代这个时候,武汉是很特殊的。英租界,法国租界,德租界,日本租界,这一个个都是瓜分了的。日本租界在最下,我最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武汉这个地方就是英租界的范围,英租界有一段都是有印度人给他们看门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老百姓,家里都是要求我们这些小孩只是上学出去,不上学都回来,这其他时间都不能外出的,见到他们,若是见到其他那些国家的人还好,那些人好像确实是不错,但就是日本特别凶,是跟电影演的是一样的。老百姓都怕他们,他们很爱喝酒,特别是到了晚上,等到家家户户都关了门,他们就是到处逛,疯疯癫癫的,在公共地方抖走啊走。我们这些小孩白天就上学,上学就回来,就不敢出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敢出去,特别是我在家是女孩子,更不要我们出去。从这个电影看,确实是没有夸大,他们就是很凶。把你推水里还哈哈大笑,并不是你犯了错误,反正就是看到你不对劲。特别是看到那些穿的要是阔气一点,他就要尊重一点。你愈是寒酸,就愈跟你抬杠,你愈是穷,就寻你晦气,两个拿枪就直接戳你。但就是这样,你还得低头就走,不能吭声。


像我们现在看电影这些演的日本人那真太对了,说不上定那一天就拿枪戳你一下。但是,像他们杀人甚么的就不太清楚了,好像武汉没发生这样的事吧。当时年龄太小,就是上街,也是躲在父亲后面,碰到日本人就远远躲开,杀人的事也是听别人说的,自己也没见过他们。所以对日本人,就是思想上对他们非常憎恨。


日式学校的思想荼毒


那时候武汉时沦陷的,上面也说了,全部被割分为一个个租界的。我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是日本人办的学堂,我记得我最清楚。我还学了日本语,并且还学了唱日本的歌。学日语,像甚么「卡撒他那、哈伊马拉瓦」。就那么多,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几十个,唱歌也学了,为甚么呢?因为他那个动画教育很厉害的。他就在这里教我们唱歌,教我们跳舞。现在都已经忘掉了。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你也知道,那时候搞奴化啦,都是学校给你安排的课程。我们想更深一层的了解传统文化是不可以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教数学,在我看来,那老师真是鞠躬尽瘁的,讲的真是很投入,教我的数学,我至今还记得。「分子跟分母相乘,都是甚么甚么个情况……」。那位老师好像看起来还有五、六十岁哦,好像是白发,但不像我这个白发,他是头发有点白发。只见他一边讲,激动的动作将他那发白的头发弄一动一动的,像在空中飘舞一样的。这个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到现在来讲觉得我那时候还是蛮认真,蛮懂。只是一直到长大后,对这种的奴化的教育才非常的憎恨的。


日本投降 武汉登革热横行


日本人打过来时,我们家跟人群就跑到乡下去了,一直等到日本人投降了,才又回来。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差,就得了那个登革热(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依蚊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你要知道,那个45年的时候就有登革热,武汉那个时候登革热很厉害的。全家都患了除了我,就是都在发高烧,我就独自一个人来照顾他们,等他们好的差不多了 。我才想到我要返校,当时我就好急,毕竟才只十来岁,我还想读书,后来就有一个原来的小学老师,我记得就姓刘,给我介绍,他(她)说,你要不就去那个甚么医院去学习。就这样,我去了护士学校,好像叫做「普仁护士学校」。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医院是干甚么的,护校是甚么东西。她说那 就是有死人,其他也就没有甚么。我当时也是怕死人,但又不晓得去干甚么好,想到只要有书读嘛,所以就去了,就这样去护士学校,也就是回校去上学了。当时也有十几个人去,到了后来似乎都变得很不愿意,就都走了。但我没走,我留下了,我说有书读就一直呆这读书了。


1946年学校不让我毕业


我读护士学校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次1010号的庆祝会(1945年中共与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本来学校是不让去参加的,我们就偏要去参加,像庆祝国庆节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一段就是那个解放初期的时候,要站稳思想一边倒,是要控诉蒋介石的。我就因为参加了这个,回来以后他们就不要我们上学,说我们这是违反规矩。那时候我学校里就问我们干嘛要去参加,我就说我们受人家气太多。结果他也没问我受甚么气,其实我也没怎么受甚么气。反正就是对国民党不满的吧。后来我们班主任来做工作了,就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要我们去赔礼,好像最后我也赔了礼,结果还给我延长了半年毕业。本来我是元月进去,应该三年。那我49年我就应该可以毕业,结果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一直是后来才给了我毕业证,就是我们这些闹了事的人就要晚毕业半年。


其实在那会上也没有做甚么宣传打口号,就只是听报告,而且还晒的要命,但就是这样还是被处罚了。其实我们在上学时都是被他们剥削,我们刚去的时候杂事都是我们做,护理那方面的也是我们做,但是我们也要上夜班,也要上课,后来我们就才明白他就是剥削了我们,我们没有工资,就是只管我们吃饭,但是他开这个院只有聘护士长,其他这些学生都是帮做事,当时也没有想他们剥削我们。一年级要做甚么事情,二年级都有,三年级要做甚么事情,不同年级有不同分工,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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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解放前来到重庆


1949年,在汉口快解放的时候,父亲驾着车载着我们一起从武汉到贵阳,又从贵阳到四川,再到重庆。那时候重庆已经是后方了。我们就和他在一起,也就是这个时候,父亲给我讲了他当特务的事。


那时,父亲比较担心我们的工作问题,说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因为我年纪大一些,所以首先就给我找工作。那时候又怕共产党共妻。我爸爸说这么大的女儿放家里不行,我学的是护士,他就叫我到医院上班。刚好我读书的卫校有一个班主任在一个国民党的陆军医院上班,当过护士长,于是我就去了这家陆军医院。上班第一天,白天去的,晚上重庆就解放了。后来这家陆军医院被共产党接管。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稳定下来,父亲在临走前对我说:现在家里钱也不多,能节约一个人的回家路费,就节省一点。于是叫我先留在医院,于是我便开始了工作。父亲说:以后有了钱,再接你回武汉。父亲和我的弟弟妹妹回了武汉,我留在了重庆。


参加解放军 他们很文明


195055日医院整编入伍,我就算入伍了,成了军人,算是参加革命吧。


其实父亲走的时候,还交代我:你不要参加什么活动,不要冒险,也不要搞什么运动,老老实实过日子。我这一辈子就是,参加了国民党怕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怕国民党,你就不要随便加入什么党派。那时我才20岁,思想很活跃,尤其对解放军,我很有好感,感觉他们很文明,喜欢看书。当时,我就在心里想,原来在学校读书时,国民党那些兵和现在的解放军,截然不同。尤其在后来,解放军接管医院后,进行整编,对一些不需要的人,就要退掉。这一整编,医院里走了很多人,走的大多是勤杂人员。这样一来,医院的后勤工作就比较难做了。可解放军同志每天都很早起床,帮我们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干所有的事物。就这样他们给我的印象蛮好,于是我很快转变观念,并在医院加入了解放军。


丈夫当了两个月国民党兵


我的丈夫刘根孝,老家在山西阎锡山境内。阎锡山抓壮丁,本来要抓他哥哥,可因为家里靠这个哥哥养活,于是就要他顶,那时候他才17岁,被迫抓去当壮丁。他到了战场,既有阎锡山的兵,又有共产党的兵,当兵的只能被挨打,他跟我说没有不被挨打的兵。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从阎锡山那边逃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他是1940年当兵,1945年入党。


因为是1940年当兵,比较早,所以他参加过解放军。那时候应该是叫新四军,1938年以后就叫八路军了。他也是抗日的干部。他在部队先是施号员,后来当抗洪员,也就是现在说的卫生兵,那个时候是叫抗洪员。以后慢慢的就当上了护士长、医生等等。


重庆解放后,他就去了卫生厅,现在叫卫生局。他到这个卫生厅以前,还到过检察院,当过检查员。


我和丈夫相识在1952年,那时他在卫生系统,我们医院是其下属单位,他们经常带着我们参加复原军人的转业,这样我就认识了他。1953年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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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旧借机改名


我以前叫周慧珍,为什么要改呢?因为我在读护校以前,妹妹叫周惠珍,我叫周素珍。上学时,老师给我报名时弄错了,报了我妹妹的名,所以我家里就有了两个惠珍。那时不敢改,只能这样叫,怎么区分呢?家里人叫我大惠珍,妹妹小惠珍


文化大革命时,什么都可以干,也可以改名。那些人无所谓,我就去申请,理由是破四旧,周慧珍这个名字俗气。我说我当过兵,想改名叫周兵,就这样改了。那时只要写了申请就可以改,不要什么手续,就这么容易。


我当时就觉得破四旧可以解放我,我就可以不叫周慧珍了。我还赶紧叫妹妹也改名字,可她老实,不敢改。


当时改名,我丈夫还笑话我,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我就跟他说:我原来叫周慧珍。他也就一直叫我慧珍。


文革国民党太太被揪斗


1966年上半年,我和老伴转业到了南昌,在南昌过了不到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时凡是成分好的人都是造反派。我因为父亲的问题,再加上爱人的问题,虽然爱人是共产党,但被划为走资派,所以造反派我们是不能参加,保守派也参加不了,于是就把我们弄到食堂里去,当个管理员,那时候我就天天早上去买菜,做这些事情。


那时候斗走资派,斗领导干部,那个时候不叫什么称呼,直接叫名字。听我老伴讲:刘根孝,出来。什么时候听到,就得马上出去,跟着造反派走,也不跟被斗人讲,走到哪里去也不晓得,怎么样了,多少天了,也不能打听,不能问,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时整个社会都这样,红卫兵那时好厉害的,到处都是打啊,闹啊,好凶。我们当时只能工作,但是思想上想不通,对这个问题、这种现象不理解,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就是看到大字报一张张贴出来,什么人是走资派,要打倒什么什么的。


1968年的一天,我早上刚起床,那时我还叫周慧珍。造反派说周慧珍要叫到,国民党的太太(指周兵)出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揪我了,说我是特务,说我是国民党的太太


因父亲特务身份被下放


在我入团的时候,我给组织交过一份材料,上面交代过我帮父亲保留过一个通行证。于是他们针对这件事把我说成是国民党的特务。那时被冤枉,还不能申辩,不能吭气,也不能发牢骚,不能大闹。我说:都过去了20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个什么通行证,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反驳我:你不是国民党,不是1949年的特务组织,怎么能够保管你父亲的东西?你们全家人,怎么可以坐一辆车跟着国民党一起走?这件事我确实说不出来,但是我又交代不了,解释不清。他们就耐心地劝解我,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爱人,我们帮你做工作,不要有包袱,就是要老实交代。但是我确实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以后就把我给下放了。


40封入党申请 证明我不是特务


下放以后,我不管在哪,都会继续写入党申请书。我是1953年开始写入党申请书的,直到1985年,30年后,我才入了党,一共写了40多封入党申请书。


当时我想争取入党,我想用入党的忠心表示我不是一个坏人。当时,我激情很高,并不像有些人,遇到挫折就说看破红尘,退缩。我就是坚持要入党。


我被下放在乡下,隔一段时间我就写一封申请书,其实也没有什么内容,但是我就要坚持写。换一个地方我又写,先在村里,后来调到县医院。调到县医院我继续写,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后来又把我调到地区医院来,我是1979年调到地区医院,我还坚持写申请书,我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不是特务


这一写就是三十年,40多封,直到邓小平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五中全会后才解决,1985年我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时间的过去,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也慢慢往上调,现在回想起来,会很难过,但是这种难过不是说很沉闷的,就像一个阴影在我心里难过,但这个阴影不影响我的前途,也不影响我的思想,更不影响我现在的生活。



转自《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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