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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党报, 延安


从延安走出的人民日报前辈报人


--作者:祝华新


八百里秦川,曾是中华文明和中国革命的核心地带。80年代的人民日报老社长秦川,年轻时曾在这里战斗过,并取了这样的名字,听上去自有一种黄土地上吞吐八荒的气概。


人民日报至少有6位老同志,年轻时曾在延安,中共中央身边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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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贵州赤水人,1936年参加北平左联,主编过《榴火文艺》,同年入团、入党。老秦退休后,曾给我看过他当年的诗作,文笔有些青年人的稚嫩,但热情似火。19372月,这个文学青年投奔延安,入延安抗大、中央党校学习,17岁就参加党刊编委会,还当过米脂县委书记。1939年到延安的另一位人民日报老同志胡绩伟回忆,秦川当时身强力壮,英俊豪爽,有说有笑,据说工作中常遇女性主动追求。胡绩伟在延安做《边区群众报》总编时,秦川代表边区党委宣传部,从人员调配、经费筹措、社址安排、物资供应,给予多方支持协助。胡绩伟要求报纸让粗通文字者一读就懂,不识字者一听就明白,《边区群众报》常用字仅四百。两人配合,《边区群众报》发行约1万份,很好地完成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创办大众读物的设想。


在康生实施的延安抢救运动中,胡绩伟等人曾经遭受怀疑,秦川向边区党委宣传部李卓然部长建议,《边区群众报》深受群众欢迎,从创刊到现在,一期未停过,如果胡绩伟等人都当成红旗党来整,报纸就无人来编了。这才保障胡绩伟安然过关。


解放后,两人在西安再度相逢,秦川做过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长,胡绩伟任西北局《群众日报》总编辑。第一届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召开时,如何报道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原国民党军政人物,报纸颇费斟酌。胡绩伟和秦川仔细研究,既要客观地肯定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又要防止过分吹捧。稿子改好后,才送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审定。不久,两人相继奉调进京,胡绩伟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副处长。该处成员有龚育之、郑必坚、何祚庥,同级干部则有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文艺处副处长丁玲、电影处副处长江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人再度携手,胡绩伟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做常务副总编辑。胡绩伟辞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后,秦川接任。这对延安走出的老战友,心心相印,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指引下,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倡导包产到户,成为新时期的弄潮儿。197710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全国震动,揭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一个月内,报社收到了一万多件群众来信,包括中组部老同志对康生留下的时任组织部部长的意见。秦川带领读者来信部和国内政治部的同事,日夜加班处理这些来信,编出内参《情况汇编》报送中央。秦川带着记者当面向耀邦汇报。人民日报所反映的党内外呼声,直接推动了中组部的改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聚拢党心民意,带领中国这艘大船驶向改革开放新航道。


197811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等人的报道,痛心地指出:陕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发展缓慢,一些地区人民生活存在着困难。”“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许多地方没收了自留地,粮食征购过重,社员口粮低,生活困难。地越种越瘦,人越弄越穷,水土流失严重……”同一篇报道提到,文革后出任陕西省委书记的王任重,为改变陕北老区落后面貌,主张放弃以粮为纲,以牧业或林业为主。作物种植计划由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自主决定,不准层层打电话催报生产进度、施肥量和各类苗的比例。王任重表态说:今后如果省委打电话给地委催报这些数字,地委可以回答说:不知道。县委对地委也是这样。


文革后一大批党内老干部痛定思痛,秉承思想解放精神,大胆冲破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掀起了蔚为大观的改革开放历史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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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个性倔强,冲锋陷阵但常惹麻烦。而秦川,读书不多(陆定一语),爱讲牢骚话(胡耀邦语),一贯的调皮(西路军将领李卓然语),但大事不糊涂,党内人缘深厚,常做报道善后工作。


20031月,秦川突发脑溢血,陷入深度昏迷。老胡闻讯赶到北京医院,老泪纵横。老胡为老秦的八十大寿写过这样的祝寿诗句:暴雨狂风幸同船,搀扶护卫六十年……”


19381月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的,还有后来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知名学者李银河的母亲。据钱江考证,这位河南姑娘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之旅颇费周折,在表姐帮助下先到陕西渭南,为解决下一步的盘缠,不得不在一家农校当了代课教师。有一张19371130日摄于渭河边的照片被保留了下来,照片上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李克林,旁边有一个似乎正在低头吸烟的外国小伙子,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也许是个俄国人。因为照片背后有李克林的笔迹:我不会吸您苏联的纸烟,但我却会记着这个难得的相会。下面是她的签名:李荧(李克林上中学时用的名字)。老一辈的浪漫和理想主义,恐怕比今天的佛系年轻人更胜一筹。来延安一个月后,李克林入了党。我从小也没个家,从此我有了温暖的家,在革命队伍里我感到无限的温暖。


193812月,李克林与同学们一道离开延安,到华北敌后工作。1946年加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成为这份党中央机关报源头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为数不多的创刊女编辑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李克林成为人民日报专门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长驻中央农村工作部做联络员,与党内主张农村务实发展的邓子恢、杜润生结下深厚情谊,在文革后推动包产到户。她认同邓子恢的一个思想:一切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情况出发,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不可强迫农民办他们还不愿意办的事情。80年代有个说法:农村改革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在上层靠中央,也靠人民日报;在人民日报,一半靠编委会,一半靠李克林。而李克林与几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血乳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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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同事传诵着李克林下乡采访的段子。据吴长生回忆,某次下乡采访,她照例不打招呼、不叫人陪地直接下到乡村,走进农户。盘腿坐在农家炕头,戴上老花镜,摊开采访本,她就和农民平和地唠起了家常。村里来了记者的消息,引来了围观的乡亲,也惊动了村队干部;干部就报告给公社,公社又报告到县。县领导连忙驱车赶来。在窗外探看屋里情景的老乡诧异地议论说:嘿!你看,那老婆儿还识字哩!县领导闻言接了下茬:你以为那是不认字的农村老婆?!人家是北京来的大记者,级别比咱们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还高呐!


人民日报另一位老记者宋琤说起,李克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去报社附近商店买东西。她指着柜台后墙上的招贴讲些什么。营业员带着几分惊奇地说:老太太不简单,还识字呢?克林笑答:识不多,斗大的字认得几箩筐。在营业员看来,这位人民日报离休干部俨然一个文盲老太。中央党报记者做到这个份儿上,身在魏阙,与江湖草根阶层外形相似、气质相通,也是一种境界。


2003年,李老太临终前,本报老记者蒋涵箴问道:您认为当一名记者的首要条件是什么?李老太回答:是良知,人的良知。良知包括人的理性、良心、本性、品格,如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等等,起码应该是个诚实、正直的人。


人民日报另一位奇女子刘衡,1939年在湖北恩施屯堡女中读高中时入党,1941年到达延安,在边区从事宣传教育,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解放后成为人民日报记者,1957年不幸被打成右派。她坚持不认罪,对她的处分一路升级,从撤职留用,下放劳动锻炼,直到监督劳动,丈夫离婚。文革中的一天深夜,造反派用绳子捆绑她,推着她往野地里走,做出要活埋的样子。到了一处地方,有人开始挖土,挖一下问一声:你是不是右派分子?刘衡说:你们这种做法叫做逼供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反对过的。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曾想追查此事,没想到刘衡轻描淡写地说道:那几个人也不过吓吓我而已,他们不敢活埋的。竟然一口原谅了当初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


本报老同志安子贞感叹:这是个固执而善良的人。小说《红岩》中,有个善于与敌人作韧性斗争的华子良,现时生活中有一个善于在党内作韧性斗争的华子良,她的名字叫刘衡。


刘衡在22年的磨难中坚强地站了起来,顾不上抚伤舔痕,就一头扎入基层的采访。在中国鄂州网上,这样描述刘衡文革后重见天日第一次到家乡采访的情形:一位衣着朴素、行走不十分方便的五六十岁的老太太,竟然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每个接待的人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最初印象。跟当地老百姓没完没了地拉家常,没有床,晚上就在一张桌子上将就着睡,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永远是亲切的回忆和由衷的敬佩。


 等到改正的那一年,她已57岁。19831212日人民日报刊出刘衡复出后的一篇口述新闻《妈妈教我放鸭子》,让我这代媒体人耳目一新。报道写的是她湖北家乡18鸭姑娘陈惠容的谈话,通篇都是这位全国最小的三八红旗手和未出场母亲的快言快语。鸭姑娘初中毕业,妈妈说:现在党的政策好,不割尾巴,不消灭海(鸭)陆(鸡)空(鸽),你跟着我养鸭吧!女儿说:姑娘伢跟着鸭屁股转,人家笑话!妈妈说:谁会笑话?我8岁就甩鸭篙子了。我说:你那是旧社会,饿得没法,就去放鸭!妈妈叹气了:咱们家,吃的多,做的少,么时候才能不吃国家救济啊?我见妈妈伤心了,赶紧说:妈,我跟你去,我不怕丑了!陈慧容从最初在荒湖野地见到同学赶紧往草堆里躲,到坦然告诉围观的妇女代表:我怎么会寂寞,害怕呢?我又不是光杆司令,我有一千多名鸭兵!我爱它们,它们也拥护我。刘衡首创的口述体新闻,表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国富民的好政策,奖勤罚懒,带有鲜活清香的草根味道。很难想象本文作者已经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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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人民日报社有三位女性名记者,即金凤、柏生、刘衡。金凤落笔犀利,柏生文字温婉,而刘衡则是湖北九头鸟的耿直和爽快。刘衡晚年以74岁高龄学会电脑写作,81岁学会了电脑上网,创办了个人网站独立行走的水。她写道我是一块瀑布,有着奔腾的水势,我要流,我要响,谁也阻挡不住。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又不愿一天天干枯,我生命的长河要流,一泻而成瀑布。


人民日报老同志中,三四十年代曾在延安工作或访问延安的,还有:


——范长江,50年代初曾任人民日报社长。西安事变后作为大公报记者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促膝长谈。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


——吴冷西,1957年到文革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在延安《解放日报》做过国际部主任。


——王揖,新中国成立之初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曾任延安《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编辑。文革后在中国记协提出,把延安《解放日报》等党报的报史研究会成立起来,趁我们党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大都还健在,把资料搜集充分,将历史经验总结好,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


作为后辈,80年代得以仰望过这些革命前辈的风采,是历史给予我这代媒体人丰厚的馈赠。据吴长生回忆,80年代中期到西部某县采访,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人民日报就是人民日报啊!原来前些天胡绩伟也来这里访问了两三天;走后不久,老人得知随行人员忘记向招待所交伙食费和粮票了,不仅批评了那位同志,还立即让人专程送来钱和粮票,按标准结清了在招待所用客饭的费用。


李克林到基层采访,很少吃招待饭,经常在路边店吃饭,站在小摊前,随便买点小吃填肚子也是常事。别人担心不卫生,她总不以为然地说:那么多老百姓能吃,我为啥不能吃?也从来没吃出毛病啊。


秦川晚年,我经常到他木樨地寓所陪老人聊天,见他屋内挂着一幅朋友送的对联:茶为临泉试,松宜带雪看。我想,这是人民日报老前辈光风霁月、洒脱不羁的人生写照。



转自《党报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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