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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北京, 红卫兵, 文革


文革时的思想改造:要当红卫兵  先学骂脏话


--作者:刘索拉


刘索拉,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83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发表代表作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随后发表中篇小说《蓝天绿海》、《寻找歌王》等。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近年出版有长篇小说《女贞汤》、《迷恋·咒》。1988年后旅居英国,现定居纽约。于1997年在纽约成立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致力于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象进入世界音乐界。主要音乐作品有《蓝调在东方》《中国拼贴》《缠》《六月雪》等。



原刊导读:刘索拉以第一人称,讲一个11岁的小女生--我们不妨叫她拉拉--为了加入红卫兵苦练骂人本领的故事。



无耻带来解放


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于是,她在家里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八一八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报名。一个五年级的小男孩问她们会不会说他妈的,拉拉和汀汀都张不开嘴。男孩又问她们敢不敢打人--敢不敢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她们又都卡了壳。


在考官们的讥笑声中,她们逃到操场上。怎么办?一个字,练!二人来到墙角,汀汀先说,拉拉跟着学,比赛看谁说得好。二人循序渐进:


他妈的——你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蛋——你他妈的混蛋——滚你妈了个蛋——你他妈的王八蛋!——


当骂到最高级的时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气,小声地:你妈——BI——拉拉跟着学,只说了你妈,就说不下去了。汀汀给她做榜样,两腿叉开,大笑着冲操场运气,像是准备跳水。”“你妈——你妈——你妈——BI——I——最后一个字像炸弹一样,把八一八司令部的小男生们都吓得伸出脑袋往窗外看。


拉拉不甘落后,回家插上卫生间的门,对着镜子,从他妈的练起,一直练到。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敢大声说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练了半天,竟不知道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终于,在她哥哥烧邮票的时候,她恰当地了一回。哥哥大为赞赏,奖励了她一件茧绸男式军装。


学骂中还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反应:汀汀从小声地说你妈BI”,到大笑,到冲着操场大声喊。拉拉对着镜子练习骂人时,脸红了,出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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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四四派头头,原北京2566届高中毕业生李冬民,在文革发动四十年后,讲了当年小女生们学骂人的事——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十三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他妈的。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他妈的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的、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妈的,那个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但是还要骂。


在她们原有的观念中,骂人是可耻的。但是,革命打倒了旧道德,骂人不再可耻。革命建立了新道德,骂人成了一种资格和光荣。当汀汀大声喊出来你妈BI”的时候,当拉拉脱口而出的时候,她们没有了羞耻心。


无耻是什么感觉?是一种解放感。它使我们挣脱了道德的枷锁,扔掉了规矩、习俗、舆论合制的紧身衣。因此,她们体会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品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这种奇异而美妙的感觉,在叶维丽的回忆中隐约可见——


我还跟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来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这个无形的禁锢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规范。它来自父母长辈,来自街坊邻居,来自老师课堂。它,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在人心中筑成了一道堤坝。使人们有了羞耻心,知道了好坏、美丑、善恶。


史无前例来了,它用与原来相反的道德,摧毁了这个堤坝。于是,解放感油然而生--我们终于大声唱出脏话,觉得挺好玩,挺痛快。这是北京著名女子中学一群祖国的花朵的感受。


粗口与小资情调


思想革命化,就要拿自己开刀,揭批的重点就是检讨自己身上的小资情调。


最常见的小资情调是多愁善感、温情主义。当年好多中学生为此做检讨,尤以女生为最。北京女八中的马笑冬就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有个电影叫《党的女儿》,里面有个叛徒叫马家辉,他成为叛徒后良心受到谴责,很痛苦。我一开始还挺同情马家辉的,后来把这个电影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美化叛徒,我就马上批自己,要狠下心来,要爱憎分明。要革命就要讲立场,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在那边,没有中间路线。我脑子里一有点儿柔情的东西,就想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常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情调一冒头,我就使劲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老批判自己。


这种逻辑早就在延安存在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艺整风中,好多文艺家都为它挨过批判,做过检查。1951年,喜剧导演吕班就把喜欢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一类的诗词歌赋,写到检查里,为自己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沉痛万分。


1952年,苏联红旗歌舞团到济南演出,歌唱家尼基丁演唱了陕北民歌《二月里来》,《大众日报》的副刊主编孔孚听了大为动情。写了一首诗《给尼基丁》,其中有一句我的眼睛湿湿,受到严厉批判。六位记者联名写文章,斥责他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社里的《业务学习》还专门出了一期批判文章专辑,并由一编委主持召开批判会。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不会流眼泪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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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有这样两件逸事。文革初,他听说,有些干部子女跑到彭真家里去造反,斗彭真,让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在地上爬。他心里特别难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当他率领西城纠察队在北京站维持秩序时,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扫地出门,遣送回家。他又难受起来:他们什么也没有,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感呢?他分析,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如果红卫兵们知道陈小鲁如此小资,会不会砸烂他的狗头?如果他们下不去手,他们的狗头是不是也该砸烂?


李书磊在一本谈文化变迁的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评议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红领巾》一课的观摩教学时,尖锐地批评了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少而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教师常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郑也夫在摘引了上述文字之后评论道:苏联专家其实是希望思想政治向语文教学渗透的……但就是这样的专家,批判我们的语文课成了政治课,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走到了何种田地。


然而,很多人对这种田地仍大不满。1957年,江西省长邵式平给周恩来写信,对中学语文教材提出批评:古典文学太多,解放后的作品太少,反映革命传统教育、劳动教育的也太少。这位当年北师大史地系的高材生,忧心忡忡地告诉总理,柳永的《雨霖铃》、《八声甘州》文辞很美,但内容上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愁善感的情调。这同我们今天教育青少年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人生观、自觉的革命纪律性,准备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去的要求相差多么远啊!因此,他强烈要求将毛主席著作收入教材。


此后的十年中,语言教育成了政治教育的一个分支。多愁善感的古人远离了中学生,远离了天生就心软且温情的女孩子们。


不美就是美


198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作者张蔓菱,写的是她插队的经历。主人公反思道:人们曾经用一种不美就是美的理论教育我们,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反复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显得陈旧些……”


循着工农化的足迹,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逻辑链条:工农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青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要将后者改造成无产阶级,就必须将他们工农化。以不美为美的教育,就是思想革命化运动中深入人心的。


爱美是资产阶级,不爱美是无产阶级。爱美往往与讲卫生连在一起,讲卫生就要远离肮脏,而工农是不怕脏的,于是怕脏就被纳入小资的骄娇二气之中,饱受鞭笞。与此同时,优雅和礼貌也因为不够工农化而被抛弃。于是,讲卫生与优雅礼貌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标志,不讲卫生与粗俗、粗野成了无产阶级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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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毕业的张连起清楚地记得,1964731日,北京高校和中专毕业生五万多人,在体育场聆听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的讲话。彭真告诫大学生们,要会劳动,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他还批评知识分子嫌农民不刷牙不讲卫生。可他们拼命劳动创造世界,也养活讲卫生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吕大渝谈到,在密云四清的时候,她最怕上厕所。房东二嫂家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既要忍着一团团的绿头苍蝇,更要时时提防着拱上来的小猪。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满地的屎尿和泥浆混在一起,更是难以下脚。有的厕所虽然挖了坑,但白蛆和屎尿混在一起,也是恶心之极。但是,四清工作队员绝不能流露出对农村厕所的丝毫畏惧,连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说成是长了革命虫


原《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刘衡讲过这样一件事,195848日,她和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走到四分场的场部,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场部给他们每人发一个新买的大碗,带他们去吃饭。刘衡发现,那大碗的底上有一层灰尘,她本想洗洗碗再盛饭,转念一想,这是我脱胎换骨改造的开始呀,不能再资产阶级了,就盛上大米饭,和着灰尘吃起来。


文革中,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音乐家马思聪被打,家被抄,人被关进牛棚。其妻王慕理带着儿女逃到南京的妹妹家躲避。一日,留在北京关照马思聪的厨师贾俊山传来消息,马思聪可能想自杀。王慕理急忙带女儿回北京。在火车上受到红卫兵的盘问,幸亏女儿马瑞雪做出粗鲁的样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动作粗俗,这才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动者的农村妇女。


审美观也好,卫生观也罢,都是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习惯于脏服乱发的人,恐怕也不会把”“谢谢挂在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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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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