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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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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纪念碑


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鲜有纪念碑。清华一教附近、河水绿草旁安立着一块王静安先生的纪念碑。


那年,蓝棣之先生带着客人、还有我们两个学生游走了整个校园,在静安先生的纪念碑前停驻良久。如果不是特别留意,它很容易略过。


清华没有为一个自杀教授立碑的,静安先生是一个孤例。


1927年夏的一天,王国维一如往常到国学院,他处理完一些事务,和一个同事借了点钱,雇车到颐和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不久就跳湖。静安先生辞世年仅五十。他的遗书写得颇悲切: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遗书是写给他的儿子的。 


静安先生的学问,今日鲜有人知。他的学问世界,今人看来仿若海市蜃楼般飘渺、遥远。其实,在先生生活的二十时代,他的知己就已经很稀少。胡适先生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静安先生精通英、法、德文,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静安先生埋首中国古文献,仅批校的古籍就有200多种。他的研究涉猎范围极广: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甲骨金文、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殷周秦汉古史、蒙古史、宋元戏曲等。先生企图从多个维度走进中国的古文化,这些维度彼此相关、交错,他想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中国古文化的全景。鲁迅先生说他老实得像一根火腿,梁启超说他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王国维先生对待学术是极其老实的,也是极其虔诚的,他的虔诚里没有笨拙,而是独有的,这也是静安先生凌越于同代学人之处。陈寅恪说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些方法使他发前人所未发,每每都有新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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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先生在他五十之年了断生命,对中国学术界无疑是一桩无法估量的损失。顾颉刚先生曾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


静安先生身处动荡的乱世,中国面临着抉择的方向。先生躬身耕作的旧学日益凋敝,尽管他用西学的方法为旧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他的学术成果不仅为国内、甚至国外学界所瞩目,但是他已经感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的。传统文化的消失,或者说那个曾延续了几千年灿烂古文明的消失对他而言,实在是一种侮辱,这是一个巨大的世变。他能选择的,就是与他挚爱的古文化同归于尽。静安先生是视古文化研究为生命的人,古文化不存,他将焉附?


先生对未来社会不是不敏感,而是有预知的。未来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势将没落,代之以西方的各种专业技术。他有五子二女,虽然自己在国学上的造诣极高,但他没有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衣钵,而是让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这样可以谋得一个饭碗。时间过去了不到百年,现在看来,先生的预见是千真万确的,人愈来愈成为一个技术工具,而不是健全的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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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


先生的自尽,让我想到了远在西方的茨威格。茨威格1881年出生于奥地利一个上层社会的家庭,他只比静安先生小四岁。19岁开始,他在维也纳和柏林专攻文学和哲学,24岁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之后便去西欧、北非、印度、美洲等地游历。他认同自己是一个欧洲人,欧洲有着和古老中国相媲美的历史、文化,那是他生存的世界。可是二战后,这一切都毁灭了,茨威格称欧洲已为昨日的世界。他虽为一个犹太人,但是并没有受到冲击,他逃难到巴西,受到国宾般的待遇,可是他还是在写完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后,与妻子双双自杀了。或许他的所想,和静安先生一样,面对一个他们挚爱世界的消失,觉得没有必要再活下去,接受凌辱了。


静安先生的纪念碑设计极简约、雅致,很契合先生学问的庄重、大气。设计者是梁思成先生,一位与先生有同好的建筑家,也是先生老友梁启超的长子。碑文是先生的密友陈寅恪所写: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成怀恩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金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这段碑文流传极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几代学人的诉求。我始终觉得这段碑文是陈寅恪先生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陈寅恪先生与静安先生是至交,他们都学贯中西,尤钟情于中国古文化,他们是那个时代寥寥可数的同行者,然而他们又那样不同。静安先生随着学问研究日益弥深,他也日益感到他所研究的这些宝贝终有一天会像行驶在海上的巨舰难逃倾覆的厄运。面对这样的大势,众人纷纷择路而逃,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这里就有些悲壮的味道。时局的动荡加大了他的惊恐,他对五四运动后激进主义的勃兴忧心忡忡,他在1919年写给罗振玉的信中预言:俄德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未必不泊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害,亦未必后于西洋。中国传统文化的灭绝才是静安先生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慌,这一点足可以要了他的命。陈寅恪先生内心虽然有过这样的忧虑,但还没有静安先生致命的恐慌。他想学问依然可以做下去,不会有终结的一天,他最大的忧虑是怕失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对陈寅恪先生来说,才是致命的。


现在,距静安先生谢世不足百年,我们已经身处他内心深处最惶恐的时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已与我们渐行渐远,甚至不在我们日常生活之内。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大多数的我们,只是一个空有其壳的概念或符号。现在有几个年轻人能不费力地读懂不加句读的文言?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宇宙观、价值观、人伦观等早已灰飞烟灭。西方的实用功利侵入社会和每个人生活的肌体,虽然我们在物质上空前的富有了,但是精神却堕入深渊。



转自《湖边闲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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