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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唐山战地救护


--口述:杨涵铭 整理:金大陆 戴润明 张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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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76728日那天下午,上海的天气格外晴朗。我正在华山医院脑外科看门诊,突然接到医院党委办公室的通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们要去前线参加抗震救灾。


当天,我们医院紧急组织了三支抗震救灾医疗队,每支队伍15人。那年我37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我当时只穿着白大褂和短裤,下面一双塑料凉鞋,就问能不能回家换身衣服,得到的答复是情况紧急,马上会有飞机来接大家,让我们不要离开。后来考虑到口袋里没有钱,我还是回去拿了10元。我们医院有个党委副书记是从沙家浜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里出来的,他说当年打游击的时候都配鞋子,所以给我们每个人都配了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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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办公室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原来准备载我们去唐山的飞机机翼撞到房子坏掉了,恰巧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回不去了,我们就改坐这趟火车赶赴唐山。


当时每个医疗队配备辆大卡车,车上插了很大的红十字旗帜。几十辆卡车集结在上海人民广场,车上密密麻麻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车队浩浩荡荡,从人民广场出发,开往老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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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瘫痪,陈永贵副总理安排送我们进丰南


火车上有电风扇,但还是很热。那个晚上,大家都迷迷糊糊没有睡。第二天凌晨,火车到了天津的杨村,路就不通了,我们便在旁边的杨村机场待命。


救援队里有军宣队员和工宣队员,军宣队员的联络沟通能力比较强,跟杨村机场的军人说明了情况,机场的军人有经验,说最要紧的是盐,于是每个小组各买了三斤盐,买了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每人还买了顶草帽。当时是盛夏,太阳暴晒,机场开阔,我们没有地方去,就都躲在飞机下面。一会儿就有驾驶员过来说:老乡,我们飞机要飞了。我们就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下面去。另一架飞机又要起飞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转移。


下午,终于来了两架运八飞机。我们每个医务救援人员都带了很多东西。我作为脑外科大夫,带了必需的手术器械、B超仪器、盐水包等,后面背得像山一样。但是我们精神振奋,力气也变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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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里面什么都没有,地板上空荡荡的。我们把东西堆放在当中,大家围坐在地板上。飞机起飞后,飞得很低。一出杨村机场,我们就看到下面的村庄化为了一片废墟。其实,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包括北京通县、天津郊区也都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我们在飞机里感到闷热,就跑到了驾驶室.驾驶室里的飞行员都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我们问有没有水喝,他们说没有水,只有牛奶,我们就喝了一点牛奶。


飞机降落在唐山机场。唐山机场很乱,塔台也垮了,是人拿着报话机和红灯来指挥飞机降落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到任务,就在原地休息。北京的消防车送水来了,我们就去取水。喝完后用塑料袋把水扎起来存着。


天亮以后,指挥部派人来通知:你们的任务在丰南,那里是震中。但是现在铁路不通,北京方向不通,东北方向也不通,桥梁也拆了,唐山火车站也毁了。只能用汽车送你们过去,但是也不知道路上是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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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筹莫展之际,我们看到旁边有解放军驻守的大帐篷,猜想应该是抗震救灾指挥部,就去那里找领导。我们身佩红十字标志,一路通行无阻,解放军对我们也很客气。抗震救灾中央指挥组成员、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杨富珍听见乡音,出现在大家面前,用上海话对我们表示欢迎。她询问我们的情况,我们向她作了汇报。她告诉大家,陈永贵副总理也在这里,他是抗震救灾总指挥。通过她的引见,陈永贵接见了我们上海医疗队。他一身北方老农装束,沉重地向大家介绍了唐山的灾情,也对我们表示了欢迎。


在陈永贵的安排下,我们医疗队乘坐直升飞机赶赴丰南地区。飞机上没有空调,也没有地面指挥,驾驶员也都是光着膀子,短裤赤脚。座位全部拆除,大家坐在两边的地板上,中间放着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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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丰南机场,驾驶员关照我们,下了飞机以后背着东西赶紧往后跑,不要向前跑。因为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围着飞机往上送伤员。对那些还没有送上飞机就已经死去的伤员,他们也没有力气再送回去,就把尸体放置在机场边上。我们这些人做了十几年的医生倒没什么,一些刚毕业的医学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心里难免害怕。我们就安慰他们,还把他们护在身后。


我们先到了丰南中学。地震发生后,交通、通信全断,县城已经与外界隔绝三天了。丰南县城是不能住的,余震不断,非常危险,我们就乘拖拉机到了胥各庄,在大片菜园子旁边支起帐篷,插上旗帜。我们自己带了一顶帐篷,杨村机场送了我们一顶。拉帐篷是平时的专业训练,我们都很习惯。两顶帐篷,大的用来睡觉,小的用来存放医疗器械。


马上就有伤员送来,我们当即投入了抢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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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老白干消毒,在露天做手术


唐山地震的伤亡是很惨重的。第一批送来的多是截瘫病人,伤情常常使随队的医学生害怕得叫出声来。很多截瘫病人有尿潴留,小便尿不出来,导尿管用完了,我们就剪下倒塌房屋的电线,抽出铜芯,再用二锅头消毒,当导尿管用,解决了很多尿潴留的问题。病人如果生命体征稳定的话,就暂时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有些危重病人需要开刀抢救,手术包括脑外科、骨科等。当时根本没有适合开刀的外部条件,余震不停,没有人敢进房子,只能在露天开刀。消毒物资也很紧缺,我们就去问生产大队有没有酒,他们很慷慨地给了我们,我们就把老北京二锅头和当地老白干当作消毒酒精用。我们还将装肥田粉的塑料袋子洗干净,剪三个洞,消毒后套在身上当手术衣。天气炎热,动手术时护士就在身后擦汗打扇降温。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医疗队共做了五六台脑外科手术和几十台外科手术。在上海做此类手术时还有感染的情况,但在唐山做的手术却没有发生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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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伤病员很多,大家深知抢救时机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所以从早忙到晚不停息地工作,工作强度非常大。另一些队员则冒着酷暑,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巡回,轻伤员当场治疗,重症病人则拉回医疗队治疗。


丰南没有平坦通畅的马路,路上都是一堆堆的瓦砾,救护车只得在瓦砾上开,我们也只得在瓦砾上走,不晓得地震前这里是马路是田地还是人家,反正认准方向往前走就是了,根本看不见路,高高低低像爬山一样。


上厕所是个大问题。刚好我们驻地旁边有一个菜园子,我们就自己动手在菜园子旁边挖厕所。睡觉也成问题,男男女女挤在一个大帐篷里怎么行?我们就想办法,将男女分开,中间用行李隔开。酷暑难熬,洗澡更成了大问题。男同志不要紧,晚上黑灯瞎火,弄点水来洗洗就可以了,女同志怎么办?我们也不放心女同志独自外出洗澡。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男同志背对女同志在外面围一圈,女同志自己在里面围一圈,一个接一个在中间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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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方面,一开始我们是吃压缩饼干,自己煮水喝。我们这支医疗队吃蔬菜是没问题的,因为旁边就是菜园子,茄子、长豇豆之类的蔬菜都有。考虑到我们平时工作量特别大,当地老百姓就拿来了锅,帮我们做饭。三天以后通电了,可以打水了。老百姓派一个小同志每天骑着毛驴来给我们送水。


不久,电话也通了,公路也通了,我们可以直接将截瘫、脑外伤等危重病人送火车站转运,就联系了解放军。解放军对我们很好,时常给我们送来大米、盐,还有筷子、铁锅等生活物资,缺什么都尽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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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派来了两部车子,把重伤员送到火车站,男同志随着去送伤员。由于地震,唐山站三个大字都掉落在了地上。火车站旁边的房子倒塌了,挡住了轨道,我们就帮着清理了一个晚上。当晚突遇狂风暴雨,没有人敢进房,只得在露天用四个棍子支一块塑料布,在下面待着。因为又冷又湿又饿,到处都是哭声。那段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我们找到火车站解放军指挥部,说明了情况,并说午饭和晚饭都没吃,解放军就送来一大箱饼干,我们边吃饼干边用军用水壶喝水。天亮后,火车通了。我们出来这么久,一直没办法和家里联系,趁着这个机会,都抓紧时间写家信。信封好,和邮资一起给了火车上的解放军工作人员。等以后回到家才发现,这些信都是从哈尔滨寄出的,因为当时唐山火车只能通往东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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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医疗队,发现我们自己的帐篷也在头天晚上的狂风暴雨中毁坏了。天放晴后,我们重新把帐篷支了起来。


我在送病人的过程中,看到一座六层楼被地震摧毁,像一座山一样堆着。北京方面的解放军开来了很多吊车,把尸体从废墟中一个接一个吊出,简单地包一包,放在卡车上。当时处理尸体很简单,包好后,挖个坑,把尸体放进去,埋点石灰,打上消毒药水。尸体就是这样一批一批处理的。后来发现这种方法不对,许多年以后大量尸体在地下不会腐烂怎么办?于是就把尸体挖出来重新处理。上海运来了一批尸体袋,可把尸体放进去慢慢腐烂。


这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抢救伤员,护送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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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震不断,给10万个单位的人打破伤风针


第二个阶段就是预防传染病。地震过后,疫病很有可能流行,有时候死于疫病的人数比死于地震的还多。针对这种情况,唐山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用农用飞机喷洒敌敌畏。喷洒之前会通知民众,把饮用水等东西盖好。但飞机喷洒难以全面覆盖灾区,于是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在汽车后面装一个水兜,像洒水车一样沿着马路喷洒。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打预防针,这种方法是最彻底的。


打预防针,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针筒和针头。我们找当地医院,他们说有,但是医院的断壁残垣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没人敢进去拿。我们医疗队员组成了敢死队,一个接一个,憋住一口气冲到预定地点,拿到了东西就赶紧往外跑。场面真是惊心动魄。大家也没有考虑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就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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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老百姓也很配合。以前打预防针要每家每户动员,有时候还会出现骂人打架的情况,这次,经过前期动员,老百姓都自觉地排队。大概用了个星期,打完了预防针。


经过努力,这次地震后,整个夏天都没有因疫病死人。这样,第二个阶段也结束了。


之后,我们从丰南搬到唐山师范学校。那时天气已经冷了,当地造起了简易房。稻草房顶,四面墙内是空的,门口烧火,热气从另一个口中冒出来,这就是火墙。老百姓每家就是一个大炕,家里有几代人的话,就用一块布隔开。这种火炕睡时很热,不能穿衣服,否则浑身都是汗,但天亮就冷了。


我们住不惯炕,就改烧煤取暖。一开始给的北京鑫龙煤烧不着,后来给的开滦煤就很好,像汽油样,拿张纸引着,就冒出了蓝色的火焰,等开滦煤烧旺了以后,再把鑫龙煤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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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温度实在太低,我下面铺了几层棉毯,上面盖了三层,还压了两件衣服,才勉强挺得住。因为卫生条件差,我们身上都长出了跳蚤,需要天天晒被子,晒太阳。后来上海送来了很多樟脑丸,我们就把樟脑丸放在床上,跳蚤少了许多。


在吃的方面,后来有大师傅来给我们烧饭,主要吃馒头、面条和油条等。虽然条件仍然艰苦,跟上海家中不可比,但是大家苦中有乐,还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体会,打仗最要紧的是吃饱,后勤保障是不可少的。


唐山的余震很多。我们在房上挂了马口铁,地震的时候马口铁会铛铛作响,一天会响很多次。有时候人在上厕所时,地震就发生了,都来不及提裤子就从厕所跑出来,然后抓牢一件物体,保持身体平衡。晚上有时也发生余震,大家穿着棉毛衫、棉毛裤从房子里面跑出来,外面又特别冷,短时间内也不敢回去睡觉,只得在风中挨冷受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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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过的最厉害的一次余震,是在广场看电影时。突然间,好像有几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飞过,发出很响很闷的嗡嗡声。人和石头都被震得跳了起来,感觉眼前所有东西都在动,人根本站不住。震后一分钟,周围没有一点声音,一片死寂。大家都吓蒙了。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尖叫、哭喊起来。后来听人说,这次余震很厉害。这也是我人生中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地震。


当地的医院基本上垮了,我们就在唐山师范学校里面建了一座抗震救灾医院。这是以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为主、上海多家医院联合建成的。很长一段时间,唐山的医疗就靠我们在那里撑着。为了避免频繁的余震造成伤害,我们用原木搭了房子。从倒塌的医院中,我们还找到了一台X光机。医院各个部门都有了病房,复杂的手术都可以做了。中山医院的医生做了心脏两尖瓣方面的手术,我也做了脑血管造影、脑瘤等手术。这些手术都是三级医院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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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治疗破伤风。当时破伤风的情况很严重,整个大礼堂都是破伤风病人,骨科和传染科医生奋战在第一线。我们要给10万个单位的人员打破伤风针,分配给我的1500个单位都不止。针药的用量很大,全院的医务人员都被动员起来,一天到晚都在锯安瓿。


在抗震救灾的日子里,基本上天天都有外地来的直升机,扔下《人民日报》、各种通告、整包的衣服、大饼等东西。一次飞机来的时候,我们队里有个骨科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飞机扔下一包大饼,打开一摸,大饼还是热的,听说都是山东做的。上海方面对唐山的支援也是很多的,每天都有飞机飞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每人还都可以分到个苹果。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在唐山。消息传来,大家都哭了。我们医疗队和县上的百姓起,参加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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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我曾回上海短暂休假,其他的医疗队员还在当地坚持着。四人帮被打倒后的一天,单位党委书记突然来我家,说有事情需要我赶回到唐山。他说,在唐山的医疗队需要对打倒四人帮表态,他们情况不明,消息不通,不知道应该怎么表态。他要我下午就动身去唐山,传达中央文件。但文件只能用脑子记,不能写下来。


我们华山医院轮流派去的医疗队在唐山工作了三年。我也在唐山工作了一年后才回来。


医疗队撤回上海后,唐山派了两名医生来上海进修,其中一个是唐山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他曾在地震中受伤,被送到外地治疗。来上海进修时,他和我住在一起。他感叹,唐山救援,就是一场没有枪炮和硝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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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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