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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


--作者:沈宁


我初中时候有个好朋友,名叫周守正,他家是天主教徒。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父母的事情,只知道他跟舅舅舅妈住一起。那个时代,我们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聚在一起,绝对不会讲各自的家庭背景。周守正的舅舅过去是北京西什库教堂的钢琴师,舅妈是教堂唱诗班的歌手。后来中国大陆政府消灭宗教,他们就都失业了,只能做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活命。这样家庭的孩子,天生热爱音乐,周守正从小会拉小提琴,会吹法国号,他最拿手的是弹钢琴,弹得好极了,我们都叫他钢琴家。


天主教徒们通常都住在教堂附近,在西安门一带。我家从上海搬到北京,好几年住在西四,离他家不远,所以我们上同一间中学。而且我也会拉小提琴,虽然赶不上他弹钢琴的水平,总也算爱好相同,所以有空常到他家去,听他弹琴,跟他聊天,也听他家的各种唱片。有一次,在他家听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他听得太激动了,突然昏倒,喘不上气,我们急忙把他送到府右街的北大医院,才抢救过来。


周守正模样平常,长长面孔,戴个黄框近视眼镜,平常脸色蜡白,有时会发些灰,只有弹琴的时候,或者听交响曲的时候,如醉如痴,脸上才放出光彩来。他的身材也中等,比我矮半头,而且瘦瘦小小,十分单薄,除了弹琴,平时动作缓缓慢慢,因为他天生有心脏病,心尖瓣闭合不全,所以不能激烈运动,也不能过于激动。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琴艺惊人,成绩突出,立刻考上了。可是学院再三考虑他的身体,最后没有录取他,怕他练琴或者演出,一时激动,伤了性命,学校担不起责任,所以他又回来读一所普通高中。


我问他没上成音乐学院,是不是很难过?


他说:刚一开始,当然挺难过的,后来想想,其实也没什么。莫扎特贝多芬都没有上过音乐学院,照样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不是吗?上音院,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整天练琴,用不着上数学几何课,也用不着做化学物理作业,更用不着背政治历史问答题。现在上不了音院,只要能弹琴,在哪儿还不是一样。


你真的不愤怒?我问他。


在音乐里,只有美丽,只有爱,只有和平,没有丑恶,没有愤怒,没有仇恨,他回答我。


周守正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音乐和钢琴,对他来说,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他与世无争,他对生活充满向往和热爱,他是个很纯粹的人。


我说:从今往后,每天作业你就抄我的,用不着你自己做,空出时间来练琴,将来你得了肖邦大赛第一名,也有我对世界音乐事业的这么一点贡献。


他笑了,说:考试怎么办?我都不会,考零蛋。


我说:考试我坐你旁边,你还是抄我的,就得了。


他说:监考老师看见怎么办?


我说:管他呢,到时候再说﹐现在操那些闲心干什么。


他又笑了,说:也没什么,反正我又没想上大学,考零分就考零分,弹琴比考文化课要紧多了,也有意思多了。


这么着,每天放学,我到他家去,他弹琴,我做作业。做完了给他抄,他就放一张唱片给我听。能够每天听他练琴,真是享受,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李斯特,柴可夫斯基,他弹得都很好,有时候一边弹,还一边给我讲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


没想到,我们还真是用不着操那份闲心,学校得多少分都没关系了。那年没到期末大考,六月初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时间,整个中国大陆,妖风骤起,狼烟遍地,魑魅魍魉,横行霸道。学校全都不上课,学生都忙着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批斗校长老师,当然就没有考试一说了。


北京市各个中学的红卫兵都成立起来,两个月后到天安门接受检阅。伟大领袖穿上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做了红卫兵的总司令。于是红卫兵们更加精神抖擞,走上街头,煽风点火闹革命。


天主教不信仰马列主义,当然就是反革命,必须彻底打倒。于是红卫兵们跑到西什库教堂,一边高呼语录,一边打砸抢。他们爬到屋顶上,把高耸的十字架拉倒,又拿砖头把教堂窗上镶的彩色玻璃一块块打碎,还把立在教堂里的各种圣像都打翻捣毁,用红漆涂满了所有的墙壁。如果他们有大炮,恐怕就把教堂轰塌了。


突然从一个角落里,传出一阵琴声,红卫兵们愣了,纷纷围拢过去。


原来那个角落里,藏着一架三角钢琴,上面蒙着琴布。红卫兵们原本不知道天主教堂里都设有唱诗班,还有钢琴伴奏,没想到要找一找,现在发现已经太晚,钢琴上演奏的乐曲是《东方红》,没人敢上前去阻止,更不敢去砸钢琴。


周守正坐在钢琴前,一本正经地弹奏,弹了一遍又一遍,一口气不歇,不给红卫兵们留一点施展暴力的空间,弹了将近一个钟头。《东方红》本来非常枯燥和单调,听得多了,人免不了要打瞌睡,红卫兵们终于熬不住了,只好出了门,上了锁,贴了封条,禁止人们进教堂,然后离开了。周守正手不停,继续弹琴,直到晚饭时间,确定红卫兵们彻底走干净,都跑得无影无踪,他才打开一扇窗,爬出来,笨手笨脚的,摔下窗台,伤了腿脚。


我听说他受了伤,急忙跑去他家,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没事,爬窗户摔了一跤,破了点皮,崴了脚。


没事你爬窗户干什么?我问他。


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我教堂事件的前前后后,自豪地说:总而言之,我把钢琴保护下来了,他们没砸成。


我说:那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东方红》,打败他们红卫兵。


周守正说:教堂的门被他们封死了,谁也进不去。可是我知道哪个窗户能打开,我可以爬进去。


我赶紧劝告他:你可不敢随便进去弹琴,要是被红卫兵发现,非把你打死不可。就算让邻居们听见,一报告,你也得完蛋,还得把钢琴砸了。现在最好就是悄悄的,让大家把教堂和钢琴都忘了,过几年也许这事就过去了。


他听了,低头想想,觉得有理,便答应下来,表示绝不惦记着那架钢琴。


周守正保卫了教堂里的钢琴,却没有能够保护住自己家里的钢琴。那天他没在家,红卫兵们突然跑到他家,捉走了他的舅舅舅妈,关进私牢。对红卫兵们来说,天主教徒都是反革命,没有好人。红卫兵们还砸烂了他家的所有东西,钢琴,提琴,圆号,乐谱,一件不留,全部毁成废墟。周守正回到家,抱着那些乐器残片,痛哭了一夜,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的悲伤,真好像是世界末日到了。


我安慰说,他可以每天到我家去。我爸被关了牛棚,我妈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可是附近的中学生们都还不知道,所以还没有到我家来抄家,我的提琴还在,他可以到我家来拉琴。我不敢把琴拿到他家去,小提琴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手里拿个小提琴,走在大街上,被红卫兵揪住,人挨一顿打事小,把琴摔碎了事大。所以只能他到我家来拉琴,而且还得把窗户都蒙起来,琴上安弱音器,不能让邻居们听见。


这么一说,他就当真了,每天磨在我家里拉琴。好在学校不上课,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就一块练琴呗。


我们有时候也到处跑着去找乐谱,找来了就赶紧手抄,保存下来。他家的乐谱都被红卫兵烧毁了,我家里本来没有很多乐谱,也没有钢琴谱子,不够他看。有一阵子,我们时不时到缸瓦市的破烂收购店去,跟店里的人求爷爷告奶奶,把别人当废纸卖破烂的乐谱赏给我们,或者换给我们。周守正看见乐谱,不肯撒手,就拿家里东西跟他们换,衣服鞋子,吃饭家伙,随便什么,对他来说,什么都没乐谱重要。


有两次我们看见店里有旧唱片,收破烂的不稀罕,收到了就往墙角里一扔,摔得粉碎,那些唱片反正也是要回炉的。周守正蹲在那里,一片一片的拼起来看,嘴里数着:威尔第《茶花女》,普契尼《蝴蝶夫人》,比才《卡门》,罗西尼《塞尔维亚理发师》,一边说着,眼里冒出泪来,滴落在唱片的碎片上。即使那些唱片都还完好无缺,他也不能拿回家去,他家的唱机早被红卫兵砸坏了,而且就算他想拿回家去,我也绝对不准他听,要是被人知道他还保存西洋古典音乐唱片,那他绝对没有活路了。


那些年里,整个中国就是一片白茫茫的文化荒原,男女老少除了背语录,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别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音乐。可是完全没有音乐,周守正活不了,他只好想方设法,在令人窒息的沙漠里,寻找点滴音乐的清泉。


也别说,功夫不亏有心人,还真被他找到了。那时候中国电影院别的电影不能放,只可以放一部苏联革命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周守正发现,那部电影里有一组镜头,是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天鹅湖》。所以每次放这个电影,他就去看。后来算出来,电影开演之后第十八分钟,就到《天鹅湖》的镜头。于是他每次都是电影开演十五分钟之后,到电影院去,也不找座位,站在后面,看五分钟,那组镜头一完,他就走了。他不愿意看见列宁,也不想看见苏联红军,他只想听《天鹅湖》的音乐。


他跟我说:他最痛恨的,就是苏联红军军官上台,打断演出,宣布列宁下令,杀死沙皇。他说:你说你什么时候宣布不行,非得在《天鹅湖》演出上宣布。那么美丽的音乐和芭蕾做背景,你去说杀人的事,整个的灭绝人性。


我说:那是苏联拍电影的人专门制作的,明摆着就是贯彻列宁的文艺理论,用政治消灭艺术。


不过,每次看过一遍这电影,周守正就会高兴一整天,不停的说:我听了柴可夫斯基,我听了柴可夫斯基。


有一天他跑来告诉我,他要去连夜排队,第二天早上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票。当时中国,好几亿人民,每年三百多天,总共只有江青主持的八个样板戏可以看。周守正说:六个京戏他听不懂,芭蕾舞《白毛女》惨不忍睹,只有《红色娘子军》还可以听听,就当参加一场小学生文艺会演。坐在场子里,闭住眼睛,别看那些红军男男女女瞎蹦达,就能凑合,总比什么都没有稍微强那么一点。那天晚上,我舍命陪君子,跟他一块去排队,让他回家睡一会觉。他那身子,万一累坏了,世界上失去一个伟大钢琴家,可不得了。


没几天,好日子就到头了,我家也没保住,被红卫兵抄了,我的小提琴被摔碎,乐谱也都被烧光,连手抄的也没幸存,于是我和周守正都无琴可拉,没谱可读了,十分丧气。然后就再次到处跑废品站,去找人家卖破烂的乐谱,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花,功夫不废苦心人,慢慢的我们也还是收集到了一些古典音乐大师的谱子。


又过了些时,有一天周守正神神秘秘地邀请我到他家去,听他弹琴。到了他家,他拿出一把琴来。他说前两天他在一个旧货店的后门边,捡到一个吉他琴的琴把,就拿回家,用个书桌的木抽屉,上面蒙了块板,挖了两个琴孔,把那个捡来的琴把装上,安个码子,绷六根弦,做成了一把吉他。他笑瞇瞇地弹起来,虽然声音不是很好,但总算是有了音乐,他便重新有了生命和灵魂。


既然他会弹钢琴,当然对和声了如指掌,所以他可以拿出从废品站求到的任何一种乐器的乐谱,稍一琢磨,便能够在自制的吉他琴上弹奏出来,而且相当动听。于是那之后的很多日子,我们就在他家里,弹琴唱歌,自得其乐。我让他再做一把琴,我可以跟他学弹吉他。抽屉好弄,吉他琴把却怎么也捡不到,所以到底他没有能够为我做一把吉他琴,我也没有能够跟他学会弹吉他。


但是光能弹弹吉他,实在满足不了他对音乐的痴迷,他需要弹钢琴,他是钢琴家。我到他家,常见他安安静静地坐着,一行一行地读钢琴谱,手指头在桌边弹奏,嘴里哼唱着曲调。后来他把几张白纸连接起来,贴在一块硬纸板上,在上面照着尺寸,仔仔细细画了五十二个琴键,还有半音黑键,规规矩矩的。他会在那个琴键纸上认认真真地弹奏,嘴里唱着旋律与和声。


他对我说:贝多芬写交响曲的时候,耳朵已经越来越聋,听不见音响了。他弹琴的感觉,大概跟我现在一样,听不见,只能用心去感受。贝多芬指挥第九交响曲首场演出,因为听不见,他的手势跟乐队差了几拍,可那不影响贝九的伟大成功。演奏结束,全场起立鼓掌,经久不息,贝多芬听不见,直到他转过身,才看见观众的热烈场面。那情景真是太感人,太伟大了。


我知道他讲这些,是给他自己鼓劲,否则他怎么活下去呢。周守正那样的人,是不能没有音乐的。有的时候,他在纸上弹琴,弹得高兴,会得意忘形,如醉如痴。有的时候,弹着弹着,他会突然停止下来,垂着头,默默流泪。纸上弹琴,到底无法满足他对音乐的伟大梦想,他失落,他悲伤。


我真想念我的钢琴,他说。


看见他那个神情,我也忍不住鼻头发紧,眼睛发酸。这个世道,为什么非要如此残酷地迫害这么一个纯真的音乐人呢。


周守正越来越瘦弱,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独。离开音乐的滋润,他枯萎了。我很担心,他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鲜血说不定哪天就要喷发出来。


一连几天没有看到他,我去他家两次,也没有找到他。然后一天,听说西什库教堂里发现了一具死尸,紧紧地抱着钢琴的脚,坐在地板上。我一听就知道,那是钢琴家周守正,只有他知道从哪个窗爬进教堂去。


我跑到教堂的时候,他的尸体已经被搬走了,泪水迷蒙的眼前,只有冥冥之中他的恍惚身影,他在钢琴前面那跳荡的心,澎湃的激情,神往的面容,和洒满琴键的无数辛酸泪。


住在附近的邻居们说,那个晚上,教堂里忽然传出钢琴声,一曲一曲,终夜未停,就像天上飘落下来的美妙神音,好听极了。

 


转自《虚构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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