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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述事:青春梦魇如何成为青春梦想


--作者:雷颐


青春无悔,是现在广泛流行的一句关于知青的概括,对绝大多数知青而言,此话根本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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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才有不悔的权利;对自己根本无权选择、被迫接受的事实,也就根本没有不悔的权利。


然而,在主流话语的形塑过程中,一代知青被迫接受的的事实,却变成是一代知青的主动选择。这简简单单四个字,却包含着集体记忆的形成、国家话语的控制。


米兰. 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即回归的不存在:


这样,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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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的时候,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


的确,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但是,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而这些抽象字符背后所凝缩的生离死别、血泪生命,则是后人所难以体会的。


              

近年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


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因此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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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近十年的历史中把数千万青年从城市到农村,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在当时,这无疑是不得不为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因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当时的经济已濒于崩溃,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虽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此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被迫到农村去的,甚至连选择插队地点的自由都几乎没有。这种强制性政策异乎寻常地严厉,反对、抵触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罪可入狱;若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有杀身之祸。对涉及到自己终身命运的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选择权就这样被残酷地彻底剥夺。因此,这也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这一运动改变了无数青年本应光明顺直的人生道路,牵涉到千家万户,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胜数……只有根据这方方面面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不是根据某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内容抽空,才能对这一运动作出正准的定位与评价,才可能使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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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不少文章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热烈地讴歌当年的所谓理想火热的场面,大谈青春无悔青春的梦想”……其实,离城前诸如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火热场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亲人间生离死别般哭成一片。而且也并非后来回城时才你争我抢,开始,每届毕业下乡前还都有百分之几的留城或参军名额,为争这微乎其微的名额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白热化程度。当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争斗的资格。后来为了好做工作,除少数参军者外干脆一片红,一锅揣全下乡。下乡后,生活十分艰苦,精神普遍空虚苦闷,回城的争斗当然更加残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惨遭权势者凌辱。凡此种种,简直不堪回首。这不是青春的梦想,而是青春的梦魇。

  

然而重要的是,梦魇如何变成梦想了呢?


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


恕我多说一句,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的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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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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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也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自己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不能不选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认识,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近在眼前的当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说得清,道得白?这样,我们不能不追问: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之史学的根基何在,这果真是求得到的么?那么,真、假、善、恶在历史中还有区别吗?再进一步说,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说,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而且,实际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场景没有也很难有文献记录,所以仅有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因此,写出真实的经历,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每个过来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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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


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西方乐圣贝多芬的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中国先哲孟子的名言。


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者,往往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沈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


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毕竟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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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苦难崇拜在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得最为丰富。《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坚持睡带钉的床板,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性,毅然决然跨进痛苦之门永不反悔。自觉自愿迎着暴风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不过,他们虽然崇拜苦难,但崇拜的是受难者而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更不会因为苦难使人百炼成钢而昏头昏脑、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这类苦难制造者大唱赞歌,曲意逢迎。同样,中国的革命前辈也以爬雪山、过草地、钉竹签等等自豪。正是在这炼狱般的考验中,他们成为一代风流。但他们在怀念、讴歌那一段岁月和经历的时候,决不会以这种辉煌来美化、颂扬长征的围剿者、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及监狱的打手和狱卒。


因为他们崇拜苦难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使人对此永远保持警惕,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牟利而拍卖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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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为了拍卖苦难,才会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利令智昏地歪曲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的悲欢离合于不顾,费尽心机地以受难者历经磨炼后的辉煌来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涮罪恶、无耻献媚,使人们忘记苦难、忘记苦难的制造者,从而为自己获得一张拍卖执照。好一两两、一斤斤、一篇篇、一本本、一集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苦难当作流行来拍卖。既显示了自己的所谓辉煌,又牟取了实实在在的厚利。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亵渎了苦难,背叛、亵渎了历史,背叛、亵渎了千百万受难者,也背叛、亵渎了自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这里,不能不使人想起邓拓先生当年所说的要专治健忘症’”,确实大有远见,大有深意。为了与遗忘作斗争,他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


为了死者,更是为了生者,请记住人类、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难与罪过……



转自《雷颐游走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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