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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知青的爱情传说


--作者:陈幼民


陈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文革中毕业于北京第十三中学。1969年赴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1971年底进延安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3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回北京,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后任副总编辑。2011年退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家生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绘画、摄影、文学等方面的创作。



当年根据地有歌唱道:三八枪,带盖盖,谁说八路军没太太。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看来女学生也是革命目标之一。革命终于成功了,也真的有数不清的女学生嫁给了八路军。这些都是早年间的事,为血与火的斗争历史增添了些许的浪漫色彩,已被许多作家写成了感人至深的作品,不须再论。只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又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女学生,所以,关于她们的故事注定还要继续下去,好像这也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我要讲的,不光是女学生,还有男学生……


1


小晴的故事


黑豆低来桃黍高,有婆姨的人儿不可交。

有婆姨的人儿交下了,众人的言语杀人刀。

《陕北民歌》


小晴插队的村子,在两条沟相交的平滩地上,村前有一棵百年生的大槐树,足有几搂粗,树高十丈,长得枝繁叶茂,几里路之外就能看得见,成为村庄的标志,人们管这村子叫槐湾儿。


槐湾儿依水靠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对好一点,所以上边就把五个女生安排到这个村。女生扎堆儿,引人注目,人们戏称她们是槐湾儿五朵花


五朵花里小晴最小,插队时年方二八,长得白净,可也最傻。


说起北京女学生的傻,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尤其那些从机关大院里出来的女孩子,说是五谷不分那还是好听的,有些生活的基本常识她们也不知道。


农村里不讲阳历讲阴历,不讲岁数讲辈份讲属相,小晴就不知道属相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属什么,看到别人这个属羊,那个属牛,觉得自己没了着落,就跑去问二尕。那二尕使坏,问了她的出生年月,装模作样地掐指头算了一阵,然后告诉她说,你是属驴的。


小晴认了真,她虽然不太喜欢这个属相,可也算有了个说法。别人再问起,她便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属驴。惹得旁人笑成一团,她还不知是为了什么。


倒是二尕妈看不下去了,打了二尕一巴掌骂道:造孽啦!人家花儿似的女子叫你们这样糟蹋!转过头对小晴说,别听他们胡说。又请二尕他三大重新算了一遍,从此,小晴才知道了自己的属相,是龙。


龙作为属相是比驴好听,可在陕北农村里,驴却比龙要有用得多。人们驮水运肥,推碾子拉磨,都得靠它。小晴在北京城里没见过牲口,初到村里,每次见驴过来,总是躲得远远的,怕叫它给踢上。时间长了,觉得驴没那么可怕,也敢使唤了。一日,小晴见一头驴肚子下垂下黑黑粗粗的一条,不知是什么东西,以为驴生病了,急着去找饲养员老郭头,老郭头还当出了什么大事,忙跟她跑去看,不看则已,一看,老郭头笑得差点岔过气去,身为长辈,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正尴尬间,那驴也不争气,不顾有人在场,突然性起,骑到一头母驴的背上,吭吭地使劲,那头母驴直尥蹶子,也摆脱不开。小晴大惊,拽着老郭头喊:它们打架了,你还不把它们拉开!同学看到了,没去拉驴,反把小晴拉跑了。


由此,小晴的傻便出了名。傻归傻,可大家依然喜欢她。小晴长得秀气,性格温顺,小鸟依人,谁见谁怜。虽说身弱力薄,却从不偷奸耍滑,不论是同学老乡,都尽力帮助她。


可好景不长,没过几个月,五朵花里的大姐,被检查出患了肝炎,她因祸得福,病退回了北京。二姐家里有关系,送她走后门当了兵。随后,三姐四姐陆续进了三线工厂,槐湾儿的知青就剩了小晴一个人。


小晴家里没关系,她的父亲文革初死了,母亲还在接受审查,所以几次招工,她的政审都没通过。


虽然村里老乡依然照顾着小晴,每天轮着拉她到家里去吃饭,隔三差五地给她送柴草,邻居家担水,也经常往她的缸里倒上一桶。可是一个女孩子,独自生活在穷苦的山村,寂寞和艰难可想而知。尤其到了每天晚上,她面对着孤灯,想着原先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的日子,那心情真像民歌《盼五更》里唱的:有心脱衣无心睡,两个枕头我一个人。


队里考虑到小晴的情况,不让她干农活了,安排她到村办小学去教书。想不到,老乡们善心的举动,却使小晴卷入了一场命运的危机。


小学里还有一位男教师,名叫顺生,是本地毕生的高中生,已经结婚了,家在离槐湾儿十里外的后沟。他平时就住在学校里,寒暑假和农忙时才回家。


顺生是个俊后生,高挑个子,也是文文气气。他在县中学是个高材生,所以课教得不错。他还会拉四胡,唱一口好道情,村上人自娱自乐时,少不了他的身影,惹得婆姨女子们围着看。


顺生也巧,做得一手好饭,蒸馍馍,擀面条,样样拿得出手,一碗杂面条,放上点葱花,调上点醋,竟也香味扑鼻,并不输给婆姨。每到吃饭时,顺生就有意多做上一点,拉着小晴一块吃,时间长了,小晴觉得光吃顺生的不合适,就把自己的粮食也拿了过来,俩人搭伙一块做。


俩人在一起工作,在一个锅里吃饭,日久生情,好像也是必然的事。


终于在一个雨夜,小晴留在了顺生的窑里。


小晴几乎是在不能自持的狂热中完成一切的,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情感的潮水,一旦冲破堤坝,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她的寂寞,苦闷,在顺生的爱抚当中,渐渐的融化了,此刻她才明白,这种感觉,在她的梦里,已经渴望了很久很久。


以至于在结束的时候,小晴满脸都是泪水,不是羞愧,而是感激。


那夜的雨,淅淅沥沥,一直下到了天亮。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夜的欢娱,竟使两人吞下了难咽的苦果。


不久,小晴发觉自己的例假没来,小腹也隐隐作痛,她本来就有痛经的毛病,所以也没太在意,吃了些药,以为就能过去。谁知肚子越来越疼,终于有一天,连炕都下不来了。


也是小晴命大,那日北京带队干部老刘,正好来到槐湾儿,见到了正在炕上打滚的小晴,她脸色惨白,头上的汗把床单都湿了一片。问起,只说是肚子疼。老刘忙叫人用架子车把她拉到公社卫生院。那儿的医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便推测是阑尾炎。老刘一听急了,找了一辆拖拉机,又赶到县医院。到底县上的医生比公社的水平高,人家仔细一检查,说小晴得的不是阑尾炎,而是宫外孕。老刘一听,头都大了,生病谁都难免,可这病性质不同。他一边向上汇报,一边联系住院的事。可医生说,小晴的情况得立即动手术,但县医院条件不行,结果又惊动了县政府,找车连夜往延安送。


话分两头,且不说因抢救及时,手术成功,小晴终于保住了性命。这一事件,虽然老刘尽量保密,缩小影响,但毕竟惊动了上级。一个女知青,未婚先孕,不处理是不行了。各方一介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事儿迅速升格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事件。人家根本不相信小晴说是自愿的话,顺生很快被抓了起来,判了三年,押到黄龙山农场去劳改。


小晴出院后,老刘没让她回槐湾儿,把她调到了另一个知青点。又过了半年,宝鸡那边的厂子来招工,公社就把她推荐去了。


从此,我们谁都没再见过小晴。多年后,同学们陆陆续续回到了北京,每逢聚会,也不见她的身影。偶尔有问起的,却都说不知道。那顺生呢,听说刑满释放后,回村去种了地,不再当教师。


2


北秧的故事


骑骡子不如骑马快,交朋友不如挖苦菜。

挖了苦菜度年馑,交了朋友坏名声。

《陕北民歌》


北秧的名字有点费解,后来我才知道,她母亲当年是扭着秧歌进北京城的,所以给她取了这么个名字。别说,念着还挺好听。


可我不太喜欢北秧,她整天一脸的严肃,尤其是在男生面前,眼光总是冷冷的,问她三句话也回不了一句。虽说我们在北京时是男女分校,很少有机会与异性交往,可现在大家都当了农民,还搞那男女界限有什么意思呢。看她矜持的样子,好像时时在提防别人占她的便宜。我们几个男生没少在背地里挤兑她,说她是一辈子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谁也没想到,北秧日后闹出的动静,比谁都大。


她们队里有个后生,叫二旦,普普通通,貌不惊人,少言寡语,只知道埋头干活,和知青之间也很少有来往。谁知命运时常会捉弄人,老天乱点鸳鸯谱,硬要把他和北秧往一块儿拉。


陕北的路边地畔上,经常可以看到有许多小窑洞,这洞可不是人们随便掏着玩的,它的作用一是可以存放农具,二是可以避雨。夏天的山里,常有雷阵雨,人们不论走路干活,突然遇上了,就能钻到里边避一避。只不过这洞都很小,顶多能藏一两个人。


一天午后,北秧和老乡们在山上锄谷子,突然一阵风把片云吹到头顶上,哗啦啦地下起雨来,人们四散奔跑,寻找着躲雨的地方。北秧就近找到个洞子钻了进去,还没坐稳,洞口又窜进个人,结结实实地撞在北秧身上。北秧一声怪叫,声音凄厉而恐怖,倒把那人给吓了一跳。那人看了看北秧,什么话都没说,返身又钻回到雨里。


那人正是二旦。事后北秧有些后悔,人家也是来避雨的,自己何必那么大惊小怪,害得那天二旦浑身都淋湿了。不过她也感觉到,二旦是个老实人。


二旦并没有怪北秧,谁叫自己吓着人家了呢。可不久,北秧就真的遇上了更可怕的事。


北秧的村子,临着一条大沟,队里的地,大部分都在沟对岸的东山上,人们干活出行,来来回回,总要穿沟而过。这沟里平时水很少,也很浅,人们在水中垫上几块大石头,几步就跨过去了。所以在知青们的眼里,这干河床只是条路,从来没有想到它还会有危险存在。


那是一个夏日,炎热的空气中突然有了一丝凉意,有经验的老乡说,一定是周围什么地方下了雨,风把水气吹了来。


收工的时候,人们陆续过了沟,回到岸上的村子,只有北秧在水边停了下来,找了块石头,蹲在那里,蘸着水,打磨她的锄头。说起她那把锄,也真够丢人的,满是黑锈,连刃上都没一点光亮,想必用起来,沾泥挂土,十分吃力。她干活时吃了亏,就想利用休息时,好好把锄头收拾一下,省得再让人笑话。


北秧干得起劲儿,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周围环境有什么变化。


二旦收工后,又揽了几把柴,所以落在了最后,待他来到沟边的坡上时,沟里就只剩了北秧一个人。


他正要下沟,突然感觉有什么不对,空气中隐隐嗅到一股土腥的味道,脚下的土地发出微微的颤动,耳边似听到低沉的隆隆声。抬眼望去,山沟上游的坡上,腾起了阵阵黄尘。


不好!山水下来了!二旦撒腿就往沟下跑,一边还在招呼北秧。北秧背对着二旦,打磨锄头的响动,使她听不清二旦的呼喊。二旦扭头一看,那黄尘已笼罩了不远处的沟底,洪水瞬间就要吞没这个地方。他跑到北秧的身后,扔掉柴禾,也来不及解释,一把抱住了北秧的腰,夹起她,向着对岸狂奔。


北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是谁的恶作剧,她拼命叫喊,手舞足蹈地在二旦臂中挣扎。二旦也顾不得许多,拼了气力,几步就跨到对岸的坡上,扑倒在地。此时,几丈高的水头从他们脚下呼啸而过。


北秧扭头一看,顿时吓傻了,她刚才呆的地方,已被淹没在滔滔的洪水之中,原本干涸的山沟,此时浊浪翻滚,急速地向下游奔流,裹挟着的柴草、秸杆甚至牛羊,在浪中沉浮,瞬时就看不见了。


两个人伏在岸边,半天一动不动,任脚下的浊浪把泥点子拍到他们身上。二旦的手仍紧紧地抱着北秧的腰,好像还怕她被水卷走。北秧靠着二旦的身子,心里没有一点想要摆脱的意思,她明白,二旦救了她一条命。


倒是二旦回过神来,迅速松了手,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二旦丢了柴,北秧没了锄,俩人四手空空,一前一后回了村。


二旦救了人,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村里人也都认为是应该的,可北秧却感激非常。公社及时抓住了这个事情,把它列为知青教育的典型。不仅表扬了二旦,还让北秧写了体会,在全公社广播。一来二去,话说得多了,北秧就觉得,自己和二旦之间,好像应该有种什么关系。


说是冷娃难动感情,可一旦动起心思来,三匹马都拉不住。北秧想了一夜,第二天找到二旦,说要嫁给他做婆姨。这倒把二旦吓坏了,农村里的婚姻都要靠媒人说和,还没见过哪个女孩子自己找上门来。二旦木讷,没了主意,便去问妈。二旦父亲死得早,家里贫穷,老妈正为儿子的婚事发愁,见有人主动上门,又可以省掉一笔彩礼钱,自然欢喜。


但北秧的决定却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那时的宣传都是要知青们扎根农村,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但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却不那么简单。北秧遭到了方方面面的抗拒。


首先,北秧的家里来信,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她母亲劝她不要头脑发热,要考虑长远。她哥哥话说得更绝,说她如果嫁了农民,以后就不要再回北京了,只当家里没她这个人。


她的同学们一致认为北秧的脑子出了问题,她们说,婚姻的基础是爱情,二旦虽说救了你,但你对他是感激,而不是爱情。二旦窝窝囊囊的,哪里配得上你。她们甚至成天看着北秧,不让她和二旦见面。


二旦的亲戚们也不同意,他们说,酒肉的朋友,米面的夫妻。娶婆姨摆着好看没用,是要过日子的。北秧那么瘦,干不动活也不是能生娃的相,再说,人家是北京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上边政策一变,拍拍屁股就走了,到那会儿,你娃哭都来不及,还是找个本乡的女子实在。


最后,还是北秧的母亲出面把事情摆平了。人家不愧是当干部的,善于从政治角度分析问题。她千里迢迢从北京赶了来,找到大队支书和北京带队干部,说我们并不反对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可二旦家是上中农,只是团结的对象,北秧如果和二旦结婚,岂不是从大方向上就错了。再有,知识青年到农村,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观,孩子还小,应该把精力多放在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上,动不动就谈婚论嫁,这是把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给庸俗化了。


最后她还提请大家注意,研究分析一下二旦接近知识青年的动机。


什么叫有理有力有节,北秧母亲的一席话,软中带硬,句句不离原则,几顶帽子一戴,严丝合缝,别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一致同意做双方的工作。就连北秧自己也有点糊涂了,如果真是大方向出了问题,还真得重新考虑了。


倒霉的是二旦,救了人,反倒惹上了一身的不是,还被人怀疑动机有问题。他本来就不善言词,更不明白什么叫干扰大方向。自此,他见北秧像老鼠见了猫,躲得远远的。


北京干部也怕出事,说心里话,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孩子们真在农村过一辈子,可要表示反对,又怕人说动摇知青扎根的信念。北秧母亲的出马,给了他们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他们对北秧说,这事还是要尊重家长的意见,把北秧说得没了词。正好这时,三线工厂来招人,他们第一个就把北秧推荐了去。


北秧后来上了大学,毕业回了北京。二旦也娶了本地的婆姨,这事像一阵风似的刮了过去,再没有人提起。


3


老单的故事


东山的核桃西山的枣,三哥哥好像杨宗保。

 西山的大蒜东山的葱,四妹子好像穆桂英。

《陕北民歌》


老单不是名字,而是外号,我这同学会些拳脚,在京时和人打架,只用一只手就把人家打败了,所以人称老单,这个字,不能读作


老单其实比我年纪还小,在我们队里可是个人物。我总结他有三大特点,一是能吃苦,干活不惜力,学什么都快,没少得老乡们的夸奖。二是嘴贫,尤其是和那些年轻的婆姨女子在一块儿,俏皮话一串接一串,引得身边笑声不断。三是好干净。衣服总是整整齐齐,从不糟贱自己。再加上他还有好酒量,因此,他在村里,很得人缘,老乡们成天价老单长老单短的,闹得我们好生嫉妒。


后来我们都招工走了,只留下老单一个知青在村里。他依然过得快乐,不久,还闹出一段姻缘来。


那时农村都在学大寨,农闲时,就要从各队抽调一群男男女女,组成基建队,平整土地,修梯田。陕北风俗,颇为开放,男女之间,没那么多禁忌。言语调情,甚至动手动脚,都数平常。那工地上不仅劳动热火朝天,儿话俏语,也是你来我往,互不服输。老单的贫嘴,在这里可是派上了用场,经常是舌战八方,乐此不疲。


四队来的人里,有一个女孩子头儿,名叫巧玲,人长得白净,灵牙利齿,最好和老单抬杠。一来二去,俩人斗嘴斗上了瘾,若是哪个一天没来,另一个就觉得憋闷得没话说。渐渐的,老单对巧玲就有了想法。


晌午休息的时候,小伙子们也不闲着,经常摆开擂台,比赛摔跤,老单是个会家子,那天连赢了两场,却惹恼了边儿上的一个人。蹿上场要和老单较量,他正是巧玲的哥冬生,生得膀大腰圆,有一股子蛮力。老单使坏,对他说:咱俩比赛得有个说法,


冬生问:你说咋着?


老单说:我要是赢了,让你妹子给我当婆姨。


你要是输了呢?


那我给你家当女婿。


那蛮牛叫老单给绕了进去,想也没想就说:行!


巧玲在一旁可不干了,骂她哥道:你这笨怂,咋便宜都叫别人占了!


冬生扑了上来,要抓老单的胳膊,老单哪肯就范,轻挪几步,抓住他的手腕,往前一带,脚下使了一个绊子,那冬生轰的就摔倒在地。


这下可不得了,没人理会冬生,全都围着巧玲哄开了,巧玲有口难辩,脸臊得通红,低下头,一溜烟地跑了。


谁都能看出,打这以后,俩人的关系就起了变化,巧玲再不和老单斗嘴,眼睛可一直在他身上转。老单若是和别人斗嘴占了便宜,那吃了亏的人就会扭头冲着巧玲喊:你咋不管管你们家老汉!把巧玲弄得哭笑不得,嘴上虽硬,可心里却热乎乎的,总想着老单。


有一次老单在场上干活,手让脱粒机给打了,血肉模糊,乡亲们急忙把他送到了县医院。那一次伤得很重,两个手指都露出了骨头。巧玲心里急,想到医院去看看老单,又怕人说闲话,一个人躲在窑里,偷偷哭了好几回。


老单出院了,回村找到巧玲。巧玲看他的手,虽然皮肉长好了,但留下了几条大伤疤,心疼的直要流泪。老单却乐呵呵地问她:你说咱俩儿的事儿咋办呢?


巧玲故意装糊涂:咱俩儿有啥事儿啊?


老单说:你给我当婆姨的事呗!


巧玲说:呸,美得你!山里的话,撂在脚巴巴。你咋就当了真!


老单说:别人当不当真我不管,反正我是看上你了。


巧玲低着头不说话。


老单说:你要是心里有别人,就当我没说。


巧玲被老单一激,脱口道:谁说俄心里有别人!


老单一笑:没别人就是有我了?


巧玲被老单绕得把实话说出了口,也收不回去,只得低声道:你去问俄大俄妈,他们要是同意了,俄没意见。


老单讨得了巧玲的准话,乐滋滋地去找村上的老者做媒。听说是给老单说亲,许多人都争着去。巧玲她大早就认识老单,满口答应。冬生是自己把妹子输给了老单,自然无话可说,反倒跑到巧玲跟前买好,说是他给巧玲寻下的女婿。巧玲心里高兴,嘴上还是把她哥骂了一顿。


老单备了几瓶酒几条烟,请巧玲的父母和村里的老者吃了一桌饭,就算把亲事定了下来。


好事多磨,就在老单和巧玲定婚不久,县上推荐老单上了咸阳农校,一去三年。这下可把巧玲给急坏了,生怕老单在外边变了心,看上别人。周围也有人议论,说本乡本土的人进了城,还有把婆姨给离了的,那北京学生就更靠不住了,说得巧玲心里猫抓似的。老单怕巧玲着急,隔三差五地给巧玲去信,写些什么咱不清楚,贫嘴的老单肯定少不了甜言蜜语。


那段时间,老单的来信似乎成了全村人的一件事,人们见到巧玲,第一句话就会问:老单来信了吗?要知道,那时的农村,男人们几年也未必能接到一封信,更何况一个女子。三年老单给巧玲写了多少信,没人能数得清,反正乡邮递员比巧玲家的亲戚还来得勤。


老单学成归来,分到县农业局当了干部,没过多久,就和巧玲办了婚事,还把她接到县上去住。老乡们都说老单侠义,是条汉子,还说巧玲有福气,有眼力。


老单官运不错,不久就当上了公社主任,后来到县上当了副局长,他把巧玲也转成了城镇户口。巧玲为他生了一儿一女,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在县上过着日子。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同学们相继调回了北京,可老单不走,他觉得在县上生活挺好,他不喜欢人家说只要能回北京,哪怕扫大街都行的话,回北京的日子未必有在县上好。不过,他还是依照政策,把孩子的户口办回了北京。


我理解老单,由于家庭的原因,他少年时在北京,生活得很艰难。我们童年时享受到的很多东西,比如父母的呵护,家庭的温暖,他都没有得到。反倒在陕北,有人器重他,有人爱他,他还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按现在时髦的话说,陕北能够体现他的人生价值。


老单刚过五十,就办了退休,带着巧玲回到北京。不是他不恋陕北,因为他的女儿在北京上学,儿子也应聘在京城的一个大企业,所以一家人选择了在北京团聚。


老单依然嘴贫,有时同学们聚会,问起当年他和巧玲的事,他也毫不隐瞒,一五一十,全盘道来。众人笑骂道,你小子真行,靠摔跤就赢了个婆姨!只不过有一次巧玲在座,我刚要开他的玩笑,他急忙上前捂我的嘴,小声道:可不敢当着巧玲面说,不然她又该说我的嘴是漏勺了。


我由此很羡慕老单,在婚变如常的社会里,老单依然在乎着巧玲,守着靠摔跤赢得的爱情。知足者常乐这句话,在老单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不论在什么环境中,老单总是踏踏实实地生活,他不和别人攀比,也不参与插队是与非的讨论,好像知青身份与他无关。只不过,他经常谈起陕北,谈村里的老乡。


老单现在既不抽烟,也很少饮酒,和年轻时大不相同,我疑心是巧玲管教的结果。


4


孟娅的故事


荞麦疙瘩羊肉汤,死死活活相跟上。

树叶叶落在树根底,挨打受气全为你。

《陕北民歌》


孟娅不是我们队里的知青,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前两个,是老公和前妻生的。她自己的,一个拉着,一个抱着,还在吃奶。孩子脏不兮兮的,衣服也七长八短,破破烂烂。再看孟娅,就知道孩子为何这副模样,她头发蓬乱,衣服皱皱巴巴,前襟掉了两个扣子,也没有缀上,下摆裂着,露出了裤腰带。若不是鼻梁上还架了一副眼镜,整个就是邋遢婆姨的形象,哪里还能看出一点北京知青的影子。


孟娅原本可不是这个样子,和我一起到她队上的肖开益,是孟娅的中学同学,他说,当年在学校时,孟娅还是班上的卫生委员,好干净出了名。她父母都在大学里工作,也算书香门第,她虽然长得不算漂亮,可举止文雅,挺受老师同学们喜欢。


我此时早已离开农村,在省里一个杂志当编辑,为采访一个知青的专题,拉着同事肖开益故地重游,来到他插队的村子--寺湾儿。路上,肖开益向我讲起了孟娅的事。


说实在的,虽然肖开益事前的介绍,已使我对孟娅产生了一些印象,可见到她本人,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一个北京名校的高材生,如今的样子,放到村里婆姨堆儿里也算是差的。别看陕北穷,人们生活可不马虎,那些勤快的婆姨经常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就着一点水,也会将灶台瓦瓮擦得锃明瓦亮的。衣服虽旧,但也要补得整整齐齐,不让人笑话。真不知道孟娅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肖开益还说,孟娅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全怪成莉莉。


成莉莉和孟娅,好得像一对姐妹。在学校时就形影不离,插队自然也在一起。不知为什么,成莉莉偏偏看上了队里的老男人十六。这是我们都不能理解的事,因为十六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他貌不惊人,本事平常,婆姨前年病故,留下了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要说知青和老乡结婚,在当时也有先例,可把全村的男人排个队,怎么也不应该轮到十六的头上。知青们自然反对,成莉莉的妈妈更是着了急,她通过关系,把成莉莉送去当了兵。


本来这事到此就了了,可千不该万不该,成莉莉临走前向孟娅留了话,让她好好照顾十六。孟娅这人实在,把好友的嘱托当了真,三天两头地往十六家跑,帮他家洗衣服做饭,一来二去,孟娅取代了成莉莉的角色,和十六的感情慢慢地起了变化。


我们做过一件很对不起孟娅的事,肖开益说。


眼看着孟娅和十六越走越近,知青们心里都很着急,他们实在不理解,孟娅为什么要和连老乡们都看不上的人相好。他们把能想到的话都向她说了,可孟娅一句都听不进去。为了挽救她,有人出了个下策,跑到公社告了一状,说十六勾引女知青。


这在当时可算作重罪,扣得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帽子。公社自然十分重视,派了一个武装干事,让他把十六带来问话。


知青们得知公社要来人,便把孟娅反锁在窑洞里,不让她和十六见面。


那个武装干事带了两个人来到寺湾儿,找到十六,不容分说,一条绳子,绑了就走。十六哪见过这阵势,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正在这时,孟娅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她浑身是土,衣服都扯破了,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五官都气得变了形。她一把抱住了十六,朝着公社干部吼道:你们凭什么抓人,十六他犯了哪条法了?谈恋爱也犯法吗,哪个文件说知识青年不许和贫下中农结婚呢,你们拿出来,你们拿出来!我就是要嫁给他,你们管得着吗!


孟娅跳着脚地骂,声音嘶裂,尖得刺耳,不管不顾地叫喊,还上手撕扯押着十六的人。同学们全吓傻了,他们从没有见过孟娅这幅疯狂的模样,公社干部也被镇住了,这是谁勾引谁还不好说呢!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得挥挥手,让人给十六送了绑,悻悻地走了。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再没有人说反对的话。孟娅大摇大摆地拉着十六去公社开了结婚证,把自己的行李往十六的窑里一搬,就算成亲了。


真是事与愿违,本打算棒打鸳鸯,反倒促成了他们。后来才知道,孟娅听到了些响动,情急之下,竟然从窑面上方的小窗子爬出,赶到了村口,救出了十六。


知青们集体把孟娅给得罪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孟娅和知青们断了来往,见面连话也不说。


北京那边,孟娅的家里可炸开了锅。她的父母痛不欲生,她的兄弟们则说,孟娅要敢回家,就打断她的腿。


过了一年,孟娅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知青们忙着送东西,关系总算缓和了一些。


知青们在关庄办了个医疗站,又在北京联系了一批捐赠的药物。公社找了辆汽车,要去北京拉货。知青们逮着这个机会,纷纷搭车回北京。孟娅也想回去。


肖开益说,可谁敢带她回去呢,万一家里人真打了她,谁又能负的了责。知青们骗她说,一定带她走,背地里却在商量,怎么甩掉她。


那天,孟娅和十六一早就来到医疗站门口等候。孟娅背着她的娃,十六则提着一袋红枣,一袋小米。十六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卡机布制服,头上没系羊肚子手巾,换成了黑呢子干部帽,却依旧佝偻着腰,看上去那么不协调。这可能是十六第一次出远门,他规规矩矩地跟在孟娅身后,显得跼促而紧张。


等了半天,汽车终于从医疗站里开了出来,孟娅把孩子抱到胸前,十六把袋子扛到了肩上,正准备上车,谁知那车开到他们身边,却突然加速,扬起了漫天黄尘,一眨眼的功夫,就跑得没了影。


孟娅愣住了,一家三口像一组雕塑,半天一动不动,任凭尘土从他们头上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洒满了全身。孟娅的头发变黄了,十六的呢帽也不见了黑色,他们甚至都没有掸一下。许久,许久,孟娅好像明白了什么,眼中涌出了泪水,她紧咬着嘴唇,没有向别人发问,默默地拉着十六,蹒跚地走了。


这一幕,使在场的人都非常尴尬,看着孟娅,无言以对,因为大家都是这场骗局的参与者,而没想到结果却使孟娅如此的悲伤。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孟娅绝望的眼神,那个悲伤的背影。我虽然不是这场恶作剧的制造者,也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可我总觉得,这样对待孟娅是不是太过分了,肖开益说。孟娅并没有得罪任何人,她只不过是自主选择了生活的道路,尽管不为伙伴们所认同,但这是她的权力。我们没能帮助她,起码也不应该伤害她。


后来的日子,孟娅过得很苦。知青们陆续离开了寺湾儿,虽说在一起的时候发生过一些磕绊,但毕竟是多年的同学,感情还是有的。现在,孟娅连个说北京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听了肖开益的叙述,我执意要到孟娅的家里去看一下。


那是在村边边上一座有三孔土窑的小院子,院墙塌了一半,用柴草秸杆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座快散了的朽木架子上,挂了几辫玉米和辣椒,鸡和猪在院里随意跑着,一切都显得零乱,不像会过日子的庄户人的样子。


孟娅一家正在吃饭,小小的窑洞里面黑黢黢的,十六和他的父母坐在炕上,孟娅则在灶台忙活。他们吃的是小米搀了洋芋块煮的稠粥。炕上摆着一个木盘,里面是一小碟盐,一碟辣椒面,还有切成条的腌酸菜。孩子们捧了碗就跑出去了,两个老人坐在那里,像两座木雕,没有表情,也不说话,只等着孟娅把碗递到他们手上,十六捧着碗,稀里呼噜吃得山响,孟娅在炕下伺候着,询问谁还添饭,她一口地道的陕北话,已和当地人无异。


孟娅没留我们在她家吃饭,也许是饭根本不够,也许是她怕我们已不习惯了庄户人的饭食。还有可能,是她不想向我们展示她的生活状况。


我和肖开益离开寺湾的那天,孟娅一个人来送我们,那条路在一个长长的山梁上,一直通向公社的大路边。我原以为孟娅要借机和我们说一些话,可是她却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走着。到了山梁的尽头,眼见到通往县城的大路,她挥了挥手,算是和我们告别了。我和肖开益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扭身往下走。


下了坡,站在公路边,我们回头望去,孟娅还站在山梁上,一动不动,风吹起了她的头发,遮住了她的半边脸,我们也看不清她的表情。突然,她向我们伸出了手臂,高高地举过头顶,慢慢地挥动了几下,然后,扭身走了,头也不回。


回去的路上,肖开益半天都没有说话,许久,才叹口气道,我们走来走去,像放个屁那么容易,而孟娅要想离开这儿,可就难了。我们班到这个公社插队的有十二个人,都走了,只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想想,心里头真不是滋味。


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市政府有了新规定,允许知青回京,家里头纷纷为游子们找单位,开假证明。孟娅还算本事大,把老公连同四个孩子都办回了北京,她在一所小学教书,四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老公没文化,孟娅的一个同学当了公司老总,通过他的安排,让十六去看大门,虽然钱不多,也能贴补家用。只不过十六陕北旧习不改,回了家,依然要盘腿坐在床上,等着婆姨把饭给端上来。



陶蕾和建国的故事


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四十里山路瞭也瞭不见个人。

牵牛花开红通通,露水夫妻一场空。

《陕北民歌》


陶蕾调回北京的时候,她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喜还是忧。喜的是,终于可以回到母亲身边,从此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不挣工分挣工资,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土里刨食吃了。忧的是,她走了,她的可怎么办呢。


文革后期,北京的中学奇缺教师,于是政府决定,从知青的高中毕业生里选调一批补充教师队伍,陶蕾有幸入选,一切手续办完,马上就可返京。这如同天上掉馅饼,做梦都想不到的喜事,陶蕾的母亲听说这事,都快乐疯了,但当她看到同院张大妈的脸,便硬把那笑声给咽了回去。


谁都知道,张大妈的儿子建国,陪陶蕾一同去的陕北。


张陶两家共住一院,陶家原是房主,张家是租户。后来房子都归了房管局,也就没了主客之分。照理说房客和东家之间,总要闹些矛盾,可这两家却相处甚好,胜似亲戚。陶蕾父亲死得早,她妈就守着个宝贝闺女。张大妈有两个儿子,老二建国大陶蕾两岁,自小就把她当妹妹看,处处护着。建国功课一般,初中毕业就上了商校中专。陶蕾却是个读书的料,后来考的是北京著名的女中。上了三年,还没毕业,就赶上了文革。


文革闹了几年,插队之风骤起,陶蕾被分派到了陕北。陶大妈死活不愿放闺女走,但架不住学校和街道三天两头地上门催促,她哪里挡得住。眼看出发日期临近,陶大妈只得每日以泪洗面,气喘的老毛病犯得更重了。


看着陶大妈无助的样子,建国动了爷们的义气,他提出要陪同陶蕾一起去陕北。一是想让陶大妈减少些痛苦,二呢,他也实在不放心陶蕾一个人跑到那么偏僻荒凉的地方。他还想像上学时那样,尽一己之力,护佑这个妹妹。虽然两家老人从没有把事情说透,可在心底里都认为,建国和陶蕾,将来肯定是一家子。


能有建国陪伴,陶大妈当然乐意,可张家却要送别一个儿子,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轮到张大妈犯难了。在她心里,陶蕾如同自己的亲闺女,又是未来的儿媳妇,一个人出去,她也不放心,但让建国离开自己,她又舍不得。


其实那时建国已从商校毕业,分在西单的一个大商场当售货员,不属于下乡人员之列。他对母亲说,咱家里还有大哥照顾,陶蕾一个人出去,世道又这么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陶大妈怎么受得了。我跟她去,多少能有个照应。


建国从小就有主意,张大妈也说不过他,只好随了他去。


建国马上开始了行动。他向单位申请,说要去支援西部建设,那时社会正在提倡到艰苦的地方去,自然很快获得批准。单位并为他联系了陶蕾下乡那个县的商业局,对方也欢迎他去。建国拿着手续去派出所转户口,出京容易进京难,不到五分钟,一张小纸片扔出来,建国就不是北京市民了。


两家共同为他们做着准备,能想到的东西装了几箱子。两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该说的话都说尽了。


尽管如此,临别的那天,两位母亲还是哭成了泪人。从此,陕北那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县,就成了两家人共同的心病。


一路风尘,下了火车换汽车,才进陕北地面,有的知青就哭了起来,那荒凉的景色一下子就让人的心凉了半截。陶蕾却相对平静,建国在她身边,起码分担了她一半的痛苦与不安。在颠簸的卡车上,建国用棉大衣紧紧地搂着她,遮挡着风寒,使她的心里,充满了比别人多一份的温暖。


到了地方,建国先把陶蕾送到村里,帮助知青们收拾窑洞,整理灶具,一切弄停当了,才到县里去报到。商业局把他安排到供销社去卖货,并分给他一间小小的窑洞作宿舍。建国心细,换了窗户纸,找来石灰抹了墙,沿着炕边钉了一溜床单子布,充当炕围子。七弄八弄,把个小窑洞收拾得整整齐齐,舒舒服服。


建国和陶蕾就这样安顿了下来,幸运的是,陶蕾插队的村子离县城并不远,只有七里路,所以叫七里铺。县上逢五是集,陶蕾便趁赶集之机,到建国的小窝里,俩人像过家家一样的,起火做饭。建国怕陶蕾在乡下受委屈,每次她来,总要割上点肉,买几个鸡蛋,让她补补身子。他那一点点工资,除了自己吃饭,几乎全用在了陶蕾身上。


两个人的世界,就像小小的港湾,使他们暂时忘却了世间的风雨,片刻的欢娱,多少补偿着受伤的心灵。而每次,建国都要把陶蕾送回去。这七里路,正好在延河的边上,曲曲弯弯,绕着山边,虽说风景平常,但在陶蕾眼中,强似北京护城河。他们也不避讳人,手拉手的,不知走了多少回。


周围的同学,很羡慕陶蕾有这样一个,他俩的事,也在全县知青中传为美谈。我们都佩服建国为人义气,为而两肋插刀。所以我们一到县城赶集,总要去供销社看看建国,和他拉拉家乡话。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建国为个女人放弃北京的生活太不值得。还有些人,专门琢磨陶蕾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男人为她而跑到陕北来。


当时我们还年轻,对两性关系无知而好奇,还经常故意表现出不屑一顾。但对建国和陶蕾的相依为命,大都理解甚至羡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在建国心里,对将来的事,只是一种隐隐的默认,一种期待。而陶蕾呢,更多是对兄长的依赖。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反正在陌生艰苦的环境里,她和建国的感情,几乎成了她惟一的精神支柱。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在这个地方成家,但今后的出路如何,却没有人知道。


原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却不料,事情这样快就起了变化。北京抽调教师的通知下来后,陶蕾曾和建国商议过,要不要报名。建国极力主张她去试一把,陶蕾的中学是北京名校,她的学习成绩又不错,入选还是有可能的。


正如建国想的那样,陶蕾的名校身份,她的学识功底,以及她的秀气,很快博得了招考人员的好感,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板上定钉了。


事到如今,陶蕾反倒觉得对不起建国了,人家本来在北京过得好好的,只是为了她,才调到陕北的小县城来。现在她回了北京,却把建国一个人抛在了这里。就像在火车站,那旅客没上车,却把送人的给拉走了一样。陶蕾拿着调令,左右为难。


关键时刻还是哥哥给妹妹拿主意,建国知道陶蕾的犹豫不决,是因为自己,要想打消她的顾虑,自己得有一个姿态。他说,我们不能都窝在这里,能走一个是一个,你放心,我很快就能回北京,和你团聚。建国的话,尽管没有任何的保证,但对于陶蕾说服自己,还是起了宽慰的作用。


临别的那天晚上,陶蕾留在了建国的小窑洞里,她抱着建国嚎啕大哭,泪水打湿了两个人的衣襟。回京的如愿,却要付出离别的代价。此刻她的心情,是伤心,是感激,还是愧疚,她也说不清。她疯狂地和建国做爱,极尽缱绻,似乎这样,心里还能好过一点。她甚至盼望建国说出留住她的话,可建国什么都没说,两人相拥着,直坐到天亮。


建国不是傻子,何尝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在动荡的社会里,事事难料,送走了陶蕾,何时能够相聚,谁也不知道。更要命的是,他不是知青。国家对知青的任何一项安抚政策,比如招工、推荐上学、病退、困退等,都不会落在他的头上。他就像一片飘零的孤叶,独自品尝着命运的艰辛。


陶蕾走后,建国就开始了艰苦的回京之旅。他虽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事情远比他设想的复杂,在职人员要想进京,在当时只有对调这一种方式,可在北京的人,有几个像他那么傻,愿到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来呢,找来找去,一拖就是几年。


看来一步登天是不可能了,建国只好改变策略,想方设法往北京周边调。他好容易找到一个机会,先对调到了河南的安阳,烧了两年锅炉,又进了廊坊,他觉得,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近了。陶蕾也不断来信给他打气,说等他回京就结婚。


就在建国四处飘泊的时候,陶蕾的生活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七六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国家开始步入正轨。一年后,又恢复了高考。陶蕾一直教书,功课自然不陌生,没费劲就考上了。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又留了校,当上大学老师。此时对外交流加强,陶蕾被公派留学,到美国去读书。


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也是老天开眼,建国终于调回了北京。办完手续的那天晚上,建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正是华灯初上时候,十里长街,流光异彩,车流滚滚,一派喧闹的景象。望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建国有些恍惚,十几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好像一场梦,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自己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些年,似乎回京成了生活的惟一目的,他的所有心思,所有精力,所有的收入,全都用在了这一个地方,然而,当他回到了故乡,他最想见到的人,却不在了。


和陶蕾分别后,建国就一直在追赶她,可是越追,距离越远。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掉了车的旅客,正所谓一趟没赶上,趟趟赶不上。


虽然回了京,建国却没能找到好工作,最后,只能在街道办的运输社里蹬板车。


我也是那个时候从西安调回了北京,在新家卸下行李,就跑到西四家具店去买书柜。交了钱,店家找来车送货。我一看那蹬车的师傅,正是建国。一路上,我们聊起过去,我自然问到陶蕾。他说,陶蕾出国后,还给他来过信,表示了不想回来的意思。


那你和她的关系……”我问。


他说:我明白她信里有没说出的话,咱一个蹬板车的,就别扯人家的后腿了,我给她去了封信,骗她说我等不了她,已经找了对象。几年前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和她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除了说点当年的事,就是傻坐着。不如趁早了断,对两个人都有好处。


到了家,他帮我摆好书柜。留他吃饭,他不肯,说还要争取时间多拉几趟。给他运费,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下了。


我曾经想问他是否有悔不当初的念头,犹豫了几次,终没吐口。其实,对与错,悔与不悔,用今天流行的价值观说起来都没有了意义。我至今仍然佩服建国当年的勇气,承认他是条汉子,尽管他的付出与得到那样的不成比例,起码在一个社会整体扭曲的时代,他还保持了做人的良知,他当然低估了社会的复杂与不平,但这不是他的错,因为遭受坎坷的,远不止他一个人。我也能理解陶蕾,谁都不能拒绝命运赐予的机遇,建国都说希望她过得比我好,那我们旁人,又能说什么呢!



转自《陕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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