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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妈


--作者:陆建德


1954年春节过后不久,母亲要临盆了,近十五足岁的大哥宜山跑到庆春街燕子弄口叫接生婆。当天我生在建德村甲种十二号楼上朝南房间。母亲生下我以后,奶水不足,请了一位奶妈。她叫吴小球,二十七八岁,义乌人。她来我家,在木板楼梯下搭了一个铺,属于她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有一扇朝北的小窗。奶妈不说杭州话,我一直到现在都叫她“Na Mo”,想必是在我学语的时候,她教过我一点义乌方言。奶妈如何哺育我,还是在长大之后听母亲说的。


等我三四岁有了记忆,奶妈已经离开我家,不过时间不长。以后,每逢春节她都来建德村拜年,还没走到我家门口,就叫建德,建德,声音里是满心的喜悦。她进门就会拉着我的手说:建德,我每年都要来看你,一直到你二十岁。奶妈比我母亲略微高一点,偏瘦,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稍长的脸上不仅有着劳动人民的好气色,还带几分妩媚。她每次来我家,除了带上家乡特产,比如掺有芝麻的番薯片,还会在刀茅巷口对面的糕饼店买一包枇杷梗。她说,那是我小时候特别喜爱的点心。


奶妈的住处离建德村不远,同在下城区潮鸣街道辖区之内,就在迴龙庙旁边,房子矮,地势低,台风季节,容易积水。她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昌山,女儿叫素贞。昌山比我大七八岁,是我姐姐黄肉巷小学同学,在班里闷声不响,没跟姐姐说过一句话。素贞上不上学,姐姐答不上来。我经常在城河边观察小鱼小虾的游泳动作,有时看到昌山在钓鱼,他总是卷起裤腿站在水里,见到我就笑笑。现在我才明白,昌山一心钓深处的鱼,是念想着家里的荤菜。昌山和素贞大概在五十年代最后一两年离开杭州,回到义乌务农。


有一件事最让奶妈难过。一天奶妈接到通知,要她去潮鸣街道派出所,不许请假。母亲不在家,读高二的大哥宜山拉她去买皮鞋了,奶妈就抱着我去开会。派出所就在潮鸣寺巷巷口,靠近建国北路。那栋二层带阁楼的大房子砖木结构,是所谓的敌产。奶妈到了派出所,就跟着与她同一类别的人员走进楼中。她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石榴,让我独自在朝南的门廊上玩耍。门廊长约十三四米,高出花园地面半米多,只有中间一段有台阶与小花园相连。我一不当心,石榴掉落到门廊外的地上,我急着把它捡起来,不懂走台阶才是正道,一头往石榴扑过去,结果额头跌破,伤得不轻。奶妈听到我哭声就冲出来,见我满脸是血,有点慌乱,抱起我奔回家--那是一段通常要走二十分钟的路程。幼儿额头上多肉,路人看到破裂翻卷的伤口,还以为脑壳破裂后脑浆流出,都说这个小伢儿性命难保,大表同情,奶妈听了更是绝望。她赶回到建德村,母亲已经买了大哥的皮鞋在家休息,她丝毫没有责怪奶妈的意思,立即让奶妈抱着我一起去刀茅巷里的红十字会医院急救。医生给我缝了几针,平安无事。从此我靠近前额发际线的地方,添了一条疤痕。年岁渐长,原来有点凹凸的地方,居然变得平整了。这事发生在1956年春节(212日)前几天,也是我近两周岁的时候。二哥湄江那天也在家里,目睹奶妈痛不欲生的情形。过了春节,湄江到南昌去读航空技校了。


奶妈救了我的命,我长大后她却一次次对我说,那次如果我活不下来,她就没脸做人了,只好去寻死,好像是我救了她的命。


潮鸣街道派出所那栋楼房还真和我有缘。1971年年初到1973年春,我以因病留城的待业青年身份在那里整理、汇编敌伪档案,临时工待遇,五毛钱一天。那段工作经历远胜当时能得到的所有正规教育,虽然至今未计入工龄,我还是心怀感激。想一想,没叫一声芝麻开门,装满卷宗的宝库自行洞开--装订成册的审讯记录、零零散散的检举信和写了又写、永远写不完的回忆材料。但是在那段时期,我不会想到派出所二楼朝北档案室可能裹夹了奶妈半条命。


母亲也对奶妈失望过。我经常哭闹,母亲多了一个心眼,乘奶妈喂奶的时候,在旁边听着,发现我吮吸得很吃力,原来奶妈也是奶水不足。于是妈妈意识到,奶妈应聘时跟她说的话,不全是真实的。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她们之间的一问一答如何进行?妈妈后来对我说的无非是奶妈家太苦,不忍心换人,就让我再补吃一点牛奶。奶妈哺乳我的时间不长,断奶后妈妈没让她回家,留她做帮工,还不断送给她各种物品。这应该是我懂事后奶妈不断说我母亲良心好的原因。大哥19578月去合肥工业大学读书,奶妈就是在那段时间离开我家的,我已经三岁半了。


奶妈几经转折,进了位于拱宸区的红雷丝织厂当纺织工,还学了一点文化。为了上班方便,她搬到拱宸桥一带居住。对当时的杭州人而言,拱宸桥是个偏远的地方。大概在1974年或1975年的一个星期天,亦即我满二十足岁以后,我到延龄路胜利剧院门口搭上了一直往北的一路电车去看她。我家保存的奶妈手写住处是红雷丝织厂旁,没有详细地址,好在并不难找,吴小球的名字还不是一问三不知的。奶妈住平房(那时杭州还没有棚户的概念),单间,单薄的木板上糊了花纸,门外放着煤炉。她看到是我,一脸的灿烂,喜气洋洋地带着我问候周围的邻居,然后跟我说定留下来吃饭就忙开了。那几间披屋大概属违章建筑,上不了门牌。我在1978年参加高考之前,拱宸桥地区就去过这么一次。原红雷丝织厂的厂址现在翻建为工艺美术展览馆,地处当今名声很大的拱宸桥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下次回杭州,一定去参观。


九十年代头两年,我从北京回杭州探亲。有一天外出回建德村,哥哥临安告诉我,奶妈和女儿一起住在环城东路的庆春新村,她们来过,还留下了门牌号码。我转身就去看奶妈,开门的是奶妈的小女儿。她比我大几天,奶妈生下她的时候没有分文收入,不得已回义乌乡下把她送人。改革开放后女儿找到奶妈,恢复母女关系。她比哥哥姐姐能干,做了几年小生意就报进杭州户口,从房管所分到建于七十年代的庆春新村一个小套。再给她一些时日,她肯定会看中设施更好的商品房楼盘,更大的户型,续写新义乌人的成功故事。


房间里笑语盈盈,奶妈把我拉到一位坐着的老人身边,大声说:这就是建德。我突然意识到,这位有点耳背的和善长者是她的丈夫!


此前我从未见过他,也没有在任何时候想到他,说起他。我父母当年不可能对他一无所知,但他在我家确是一个掩埋起来的话题。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仍然不能回答,凭我这点与年龄相称的理解力,为什么我会多年习惯性地忘记昌山、素贞是有父亲的。奶妈觉察到我的恍惚,用最快的速度告诉我一条好消息:她丈夫加入国民党军队,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按照新的政策,他就属于抗战老兵,非但领有一份工资,还能享受医疗待遇。


那天回家,我立即打听一切关于奶妈丈夫的消息。


原来他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姓王(黄?),不知是在哪里被拉去当兵的。五十年代初期。第一波镇反运动之后,大约在1953年下半年,奶妈丈夫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了刑,当时奶妈已经怀上了第三个孩子。母亲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聘用了她,纯属偶然,奶妈就凭着那点微薄的工资养活了她的孩子。我则觉得我家是亏欠她的,雇佣一位哺乳期的妇女,侵害了她最基本的权利。奶妈喂养了我,自己的女儿就只好到乡下吃苦。回想起来,1956年我跌破头皮的那天,奶妈是作为敌伪人员家属去潮鸣派出所接受春节前安全训导的。她半途离开,必定得到了批准,日后还会补课。


庆春新村和建德村都已在世纪之交拆掉了,当时普通人家还没有电话和手机,从此之后我与奶妈失去了联系,所保存的,只有她在我记忆里的美丽笑容。奶妈不是什么女汉子,但是用海明威的话来说,她有着压力下的风度



转自《文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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