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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下)


作者: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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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  冯亦代 傅惟慈 陆谷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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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忙的信号,开放与拒绝的信号。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往往扑空,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


《世界文学》要复刊了,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冯伯伯喜形于色,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发在复刊号上。但毕竟手艺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他最后想出个高招,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也包括我。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一连好几个周末,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好像过节一样。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后说:让我再想想。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最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让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冯伯伯在百忙中并没忘掉我,他把我介绍给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阎明复。我参加了翻译资格考试,居然考中了,但最终还是没调成。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试用了一阵,我成了文艺组的编辑。


197812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The Moment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27年前的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尽管《读书》和《今天》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它们却来自同一历史转折点。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旋涡中。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197910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星星画展事件写的文章,慷慨陈词,伸张正义。在1989年早春的风雨飘摇中,我为要事赶到冯伯伯家。记得他表情严肃,非但没有拒绝我的请求,而且说:做得好。我骄傲地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点点头,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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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杂志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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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多年,常从我父亲那儿得到冯伯伯的消息。1993年得知冯妈妈过世的消息,我很难过,同时也为冯伯伯的孤单而担忧,后来听说他和黄宗英结为伴侣,转忧为喜。96年春天,我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叮嘱我一定给冯伯伯打个电话,说他中风后刚恢复,想跟我说说话。拨通号码,听见冯伯伯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声音苍老颤抖,断断续续。他问到我在海外的情况。我纵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呐呐地说。后来又给冯伯伯打过两三次电话,都说不了什么,只是问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说时差拆解了此刻,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2001年冬天,我因父亲病重回到北京。离开故乡13年,说实话,连家门都找不到了。我马上请保嘉帮我打听冯伯伯下落。她和黄宗英联系上了,说冯伯伯住在医院。那是个寒冷的早上,街头堆着积雪。由保嘉开车,先去小西天接上黄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认识黄阿姨,当时我在北京处境不好,曾有心调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儿办公司。记得我们在她下榻的旅馆门外一直谈到深夜,她最后感叹道:你的问题太复杂,而我无权无势,帮不了你这个忙。二十多年过去了,黄阿姨身体远不及当年,腿脚不便。在我们护驾下,总算上了车,开到中日友好医院。


所有病房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冰窖,连护士的动作都变得迟缓,好像也准备一起进入冬眠。一见冯伯伯平躺着的姿势,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摆布的姿势。听说他已中风七次,这是第八次。是什么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黄阿姨抚摸着冯伯伯的额头,亲昵地呼唤:二哥,我来了。冯伯伯慢吞吞睁开眼,目光痴呆,渐渐有了一点儿生气,好像从寒冬中苏醒。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头,叫了声冯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这下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引起中风,慌忙退出他的视野。周围的人纷纷劝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从床单下露出来的赤脚,那么孤立无援。


我们在病房总共呆了十分钟,就离开了。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今生今世。在门口,我最后回望了他一眼,默默为他祈祷。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而他对于黑的认识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亲在生下他一个多月后就患产褥热死去。他后来如是说:有母亲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时他们并不稀罕,视为应得;可是作为一个从小死去母亲的人来说,母爱对他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他盼望有母爱,他却得不到;他的幼小心灵,从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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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与黄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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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得知冯伯伯的死讯并未特别悲伤。他生活过,爱过,信仰过,失落过,写过,译过,干过几件大事。如此人生,足矣。我想起他那孤立无援的赤脚。它们是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是通过行走来书写的,是通过书写来诉说的,是通过诉说来聆听的。是的,听大地风声。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我此刻又回到197610月的那个晚上。我怀着秘密,一个让我惊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从家出来,在黑暗中(楼里的灯泡都坏了)下楼梯,沿着红砖路和黑黝黝的楼影向前。那夜无风,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尽头,拾阶而上,在黑暗中敲向听风楼的门。



转自《此刻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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