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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民庆胜利敬酒,我醉了三天


--温爱亭/口述 苏培英/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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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爱亭老人摄于兰州中山铁桥,这是三军七师战斗过的地方。


我叫温爱亭,老家是山西省原平市东社镇城头村的。


十七岁参军以前我主要是在家务农,小时候没怎么念过书。那时候日本人在了,我念了不到一本书,就种地了。虽然已经会写名字了,但是大部分字是在部队学会的。我家的成分是贫农,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父亲偶尔会出去倒卖水果、麻之类的农产品,补贴家用。


我们村1947年土改,1948年动员我们参军。那时候我们同川是八区,整个八区走了一个连,大的村子招兵四个,小一点的村子招兵两到三个。我们家有弟兄三个,必须走一个,那时候我哥还在太原,被阎锡山控制住了,我是老二,十七岁,比老三大八岁,所以只能我去,家里人都很伤心,为我担忧。当时村里跟我一起参军的有四个,大家都不太愿意去。毕竟那时候当兵就是把脑袋别在裤带上,生死难料,连去抬担架的农民都死了好多,十块白洋都很难再雇一个人了。我还听说当时有人害怕当兵,把指头切除了一段,还有人搬起小磨把腿砸断了,甚至有人把眼睛扎瞎了。


我们几个先是到了邻近的朱东社村,然后去了下薛孤,训练了一个月。下薛孤的人就比较多了,全县的新兵都集合过来了,我在里面算年龄小的。一个月里开始是简单训练:出操、锻炼、跑步,后来慢慢地就教我们打枪,扔手榴弹。训练一个月后部队就带我们走了,有的去了华北,我们去了西北,归入西北第一野战军。因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们一个连差不多都被分到了三军七师的司令部,不用直接上前线。我去了通讯连,当了一名守机员,负责转接电话。开战以后门口还有站岗的,不让随便出去,毕竟打坏通讯员就没人接电话了,战场上通讯联络是很重要的。接电话需要眼疾手快,比如师长有电话了我就要赶紧转接过去;还需要有良好的记忆力,比如我跟某个人见过一次面,下次他打电话我就要听出来他是谁。一个连里电话班就有三个,一个班负责一个团的架线,如果线被打断了,我就要赶紧告诉他们去哪儿接线。


解放战争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放兰州,我们打了七天七夜,先开始是四军上去攻打狗娃山的国民党阵地,他们的侦察员没有侦察清楚,马鸿逵、马步芳在山上挖了地道,藏在地道里。我们的部队冲到半山腰时,他们突然出现了,哗哗,机枪手榴弹轮番上阵,四军伤亡惨重,都没办法转移。我们三军上去才把兰州打下来。我后来还专门去兰州看了下当时战场的地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在甘肃张掖高台县担任剿匪任务,五二年六月三军与一军合并,三军的番号就撤销了。我就成了一军七师通讯连的一名守机员。195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从张掖出发,出发之前并没有被告知要去朝鲜,而是说要去东北换重装武器,武器从桥上过不来,所以要去东北。我们坐上卡车路过武威,住了一晚,就被送到兰州坐火车。当时的火车只通到兰州,我们坐的是那种闷葫芦车,拉货车,车厢里铺着干草,睡觉、上厕所都在车上解决。到西安下车吃饭的时候,党员在火车站站满了,怕你逃跑。到张家口的时候,连长居然逃跑了。就这样我们最后去了东北的丹东,到东北以后才知道要去朝鲜了,于是我赶紧写了一封信告诉家人。我们在东北集训了一个月,不管你是伙夫还是马夫,都要学会使用武器。当时的武器基本上都是苏联的,我那时随身带着的武器是步枪。


入朝的时候天气已经冷了,我们穿上了棉袄。军装上、交换机上,各种能代表中国的东西都被拿了下来,我们要伪装成朝鲜人,甚至连绑带也不能打了,因为朝鲜人不打绑带。每个连里都有一个翻译,他教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朝鲜语,比如问路,那个地点到这有多远?我现在还记得怎么说。


入朝以后条件很艰苦,过了鸭绿江以后我们就一路步行。在到达轮换的阵地之前,我们只能睡在山里或者树林里,不敢在村里住。村里有许多朝鲜特务,他们一告密,敌人的飞机就来了,飞机轰炸很危险,有的炸弹下来都能把地下水炸出来。有的炸弹坑里一个连的人埋伏进去,都不容易被发现,你可以想象炸弹有多大。后来敌人为了对付我们,甚至还用上了细菌弹。


接替了四十七军的阵地之后,我们司令部条件还算可以。住在打好的坑道里,点着大油灯来照明,从山上砍柴做成床。吃的穿的都是从我们国内运过来的,主食是馒头米饭,还能吃上带鱼、海带、鸡蛋粉、压缩饼干之类的食物,甚至还有我们郭县的萝卜丝,当然这些食品大部分是干制的。我们司令部在后方,伤亡率也比较低,普通士兵们牺牲的很多。伤亡惨重的时候死人是人摞人,只能用白布一裹,草草埋葬,连棺材也没有。有的尸首在敌人那方,就没办法找回来,战争结束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们打仗一般是晚上打,趁敌人不备,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打仗之前的侦察工作十分重要。我们的侦察员经常伪装成朝鲜人,在敌军那边唱戏或者放电影的时候,混进去,然后看哪个是首长,跟上他。一解散,口袋里的刀子一扎他,他就不能说话了,刀子上有麻药,那个人就只能走路,不能说话。然后走到没人的地方,一审问,就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有多少人,有什么武器,这样的话,我们打仗就心中有数,而不是瞎打。有时候我们也会政治瓦解敌人,在他们的铁丝网上挂上手表,或者是放上罐头,让他们拿,然后提供情报。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干,后来这样做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朝鲜那时候是九女守一男,男的很少,够年龄的都去当兵,年轻的女的也要抬担架,看护病号。停战以前我没怎么跟他们接触过,停战后接触的相对较多了。我们还跟老百姓一起喝酒庆祝过,我们喝的是装在茶壶里的啤酒。我不爱喝酒,但是朝鲜的老百姓很热情,一杯接一杯地给我敬酒,硬是把我灌醉了,后来难受得我三天三夜都没吃饭。


来到朝鲜逐渐习惯以后,我就不再想其他了,想着咱这个命牺牲到这里也算是为国捐躯,所以就得好好干,听从毛主席指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后来因为工作积极,表现突出,195489日那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就是1954年的时候朱总司令亲自带领一个慰问团来朝鲜慰问我们,给我们赠送了一些东西,我记得有茶缸,笔记本和一块小手绢,遗憾的是我没有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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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爱亭老人的复员军人证明书。


1953年签订停战协议以后,战争并没有彻底结束,而是打一打,停一停。不过毕竟打得少了,所以主要工作成了加紧防御,我们还盖了一些木头房子,这样条件就比之前好多了。五五年实行军衔制以后,有了新政策,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军,连长以下级别的,一律回国,因此我就回国了。我们一个师里一共回来一个团的人,都回到山西复员了,每人给了三百六十块的安家费。当时正赶上农业合作化,号召我们帮助农村,于是我终于回到了离开八年之久的家乡。


访谈后记


与温爱亭老人交谈的过程,最让我敬佩的是他积极乐观的心态,老人家身体健康,走起路来连我这个走路不算慢的年轻人都有点赶不上。他每年还会出去旅游,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甚至还去过韩国。老人平时很喜欢看关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书籍。他的笔记本也让我印象深刻,除了记录有一些养生贴士和老人的个人经历外,上面还分别整理了山西省、原平市以及同川的将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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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苏培英与温爱亭老人合影。



转自《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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